世纪之交的哲学探索（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20世纪的帷幕将要落下，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时刻，探索世界观和人生观、追求人生自由与价值、关注人类终极关怀的哲学，将走向何处？这是哲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山东大学哲学系今年暑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摘录几篇论文刊发，期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哲学走向
探索新时代哲学的走向，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时代要求进一步实现哲学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哲学要求得发展，就必须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破除从某种原则出发进行纯粹逻辑思辨抽象化研究态度，把哲学的立脚点真正转移到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以富有时代特色的求实精神和开拓精神，直接切入人的生活世界。应该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矛盾的实际理解和深入思考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提升为哲学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作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应该更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当然哲学又必须勇于保持自我，锤炼自己的理论武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审视和反思历史与现实。
第二，对于哲学走向的思考，必须放在人类正在进入真正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在时代的大视野中，以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和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为根本导向。人类的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又不断粉碎理想与幻想的时代。20世纪科技与经济的巨大成就，曾经掩盖了不断增长的种种缺陷和灾难。当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世界出了问题时，面对的是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危机和困境。金钱崇拜、权力至上、享乐主义等反文化意识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地腐蚀，导致社会腐败和暴力的滋长。面对这种危机和困境，迫使人类不得不严肃思考是否需要根本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根本改变自己的习惯、传统和观念。70年代以来，人们正通过对20世纪社会生活的反思，寻求新的信念，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实现新的文化自觉。我们的现代化刚刚起步，市场经济和科技——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也才刚刚显露，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推动现代化进程迅速前进的同时，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困难也在不断出现。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努力汲取人类文明和哲学思想发展的积极成果以及经验，实现我们民族的“主体自觉”，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
第三，对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矛盾的理论反思和创造性研究，是哲学的时代性课题。当代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1.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探索。2.科学技术革命及发展道路、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导向。3.文化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多种文化的融合。4.人的个性发展，人的社会交往和人的主体建构等等。人们最关注的时代性主题是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寻求求实的科学精神与崇高的人文价值精神的统一。当代哲学的根本特质，应该是这种体现着时代发展的本质和趋势的时代性特质。哲学也只有以这种科学与人文的整合统一为基本尺度，才能对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高瞻远瞩的见解。
第四，哲学的发展与存在方式，将进一步突破封闭的狭小的纯粹理论思辨的学术圈子，以大文化的视野和强烈的现实感，进入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但是哲学不会变成各种所谓“应用哲学”，不会企图代替具体科学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哲学根本上是一种理论反思和批判活动，它以对人类实践和生活世界的深切认识与领悟为基准和思维指向，深入揭示现实生活和人们思想中的矛盾与困惑，并把它放在生活世界的整体关系中思考和把握。现时代要求哲学具有更强的理论批判力量，穷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赖以建立的前提和根据，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新时代的哲学必须有更活跃的理论探索和独创的精神。新时代人们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面性、深刻性，需要更高的哲学智慧，需要独特的哲学思考，需要更多的富有启发性的哲学思想。哲学将呈现出各种有个性的新创造、多元并立的景观。
第五，在时代的发展中，创造和建设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这也许要有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但这是负载着几千年丰富的哲学文化传统，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哲学的跨世纪使命：文化整合与自我拯救
文化的分裂与冲突，大概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最引人注目且耐人寻味的历史景观。人类在当代所遇到的一切困惑和危机，仿佛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的确，对于人及其存在来说带有本体意味的文化，以其直观的方式显化为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话题。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科学文化—人文文化……这一切并不能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掉的二元对立，真实地存在于人类的当下处境之中。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S·P·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D ·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观，以及“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问题的提出，乃至古今中外文化碰撞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难以打开的文化情结，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人类正步入一个全球性文化自觉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展开的。人类交往的最原始动机掩盖了交往本身的文化意味。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黄金梦”驱使的结果。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进一步深化，使人类冲突由经济层面过渡到政治层面。大规模的战争是其主要表现。当代文化问题的凸显，标志着人类交往已进入文化层面。
文化意识的觉醒对哲学的期待，为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定位提供了历史坐标。文化即人化。它构成人之为人的终极判据。文化对于人的本体意味，在于为人及其存在预设自我同一性的先验基础。文化的分裂对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消解，导致了人的自性迷失。这是20世纪人类面临的最深刻危机之所在。哲学以外的一切可能的文化形式，作为人的存在的直接而具体的表征，都以发散的方式拆解、分裂着文化母体。这固然是文化的创造之源，但同时也危及着文化的有机整合。这一特点在当代表现尤为突出。由于非哲学的文化形式都是相对的，从而缺乏绝对性，它们不可能担当起文化整合的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只有诉诸哲学。因为唯独以追寻绝对、无限、永恒为己任的哲学，才能为人及其存在本身设置终极坐标，重建人的自我同一性，从而回归到人的存在的大全。
21世纪应当是一个文化整合的时代。新的时代精神赋予哲学以充分的合法性。在反思层面上实现对人的自我中心化的辩证扬弃，以便为文化整合奠定形而上学基础，乃是世纪之交的哲学面临的迫切使命。人的自我中心化导致了人在与自然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两个维度上的独断立场。这是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立场使人们把有限的和相对的视野绝对化，从而拒斥其他可能而必要的视野。如此一来，当不同视野相遇时，便无法形成一种互补相济的整合关系，而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机械的外部冲突和相互排斥。虽然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已初步确立，“主体间性”、“对话”、“交往理性”等问题也日益成为哲学的热门话题，但逻辑地扬弃人的自我中心化却有待哲学最后完成。文化的分裂归根到底来自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结构，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乃是这种二重化结构的直接体现。理性和价值一旦陷入独断化，就无法充分地表征人的完整存在，无法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哲学要完成文化整合的使命，首先必须通过扬弃人的自我中心化来实现理性与价值的整合。
当代哲学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哲学因自我解构而走向“终结”；二是哲学因社会的世俗化而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因此，哲学已经到了为自身的存在作辩护的时候了。
西方的“后哲学”思潮奢谈所谓“哲学的终结”，试图取消传统哲学的合法性。这种虚无态度不啻是对哲学使命和责任的消极逃避。“哲学终结”的虚妄性在于：首先，它无视形而上学乃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文化本能这一基本事实。哲学的重兴，不过是对人性本身解蔽的结果。消解哲学，其命运将类似于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所曾遭遇的尴尬。其次，从哲学所朗显的绝对性来说，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确立的哲学提问方式就已经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这种绝对性质使一切所谓“后”（post—）丧失可能。因此，谈论“哲学的终结”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当代人类文化的危机，在观念上源于对哲学的疏远和遮蔽。哲学的自我拯救，唯一可能的路途乃是回到自身，而非自我解构。所谓回到自身，即真正复归于形而上学，恢复并保持自己的睿智。哲学的边缘化使哲学产生一种重返中心的渴望和焦虑。深深的失落感使人们急于追问“哲学是否有用？”“哲学怎样才能有用？”然而，正是这类担忧隐含着一种功利态度，潜在着导致哲学庸俗化的危险。拯救哲学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但作为一切可能的拯救之根本前提的乃是哲学的自由精神。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2页）。这种自由首先是内在的心灵自由， 即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外力所羁的自律状态。只有达到这一境界，哲学才有可能在与经济、政治、科学等一切非哲学的文化方式和现实存在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不为外在尺度所同化，才有可能经得起世俗化的冲击和诱惑，而获得免疫力。值得注意的是，对哲学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所作的那种肤浅而直观的理解，使得哲学远离智慧，而堕落为一种操作策略。这恰恰意味着放弃哲学的当然责任。这类哲学究竟还能否称之为哲学都大可怀疑。
从历史上看，哲学只有清醒而自觉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才能以大无畏的批判姿态，充当人类文化赖以整合的基础，而不至沦为政治的婢女、经济的附庸、科学的工具。马克思指出：“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又该由谁来决定呢？”（同上书第1卷，第112页）同样地，哲学研究的界限应当由也只能由哲学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尺度来确定，而不应是由外部赋予和强加的。因此，马克思说：“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同上，第116页）。这既是哲学自由精神的前提，又是哲学自由的实现。
文化哲学与人的主体自觉
21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将预示着人类文化观念的大整合。人类将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我认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树立全球视野。这里笔者强调哲学研究的全球视野，有两层含义：首先，要有一种全球性发展意识。本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世界文化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应该是有个性的创造性过程。但是就时代精神水平看，弘扬民族文化个性决非是一种文化自我封闭，随着“世界市场”（马克思语）的开辟和人类信息一体化的形成，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落”，每个民族的发展客观上都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民族的文化实践都需在世界意识的观照下进行，以真正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说得更明确些，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只有在全球性发展意识的观照下展开，才能真正创造出有个性的民族文化。其次，我们的哲学要注重研究一些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在当今时代唯有全人类通力合作才能克服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客观结果往往具有着全球性影响，如随着全球大工业拓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两极分化、核战危险等，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意识层面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立，等等，事实表明，上述全球性问题能否有一个合理的阐释和解决，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第二，强化建设意识。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要强化建设意识，回首建国以来我们的哲学发展我们会感到，各种非哲学的批判与破坏因素严重地损坏了哲学的声誉，以致在大众文化层面人们本能地将哲学等同于“政治”，辩证法被视为“变戏法”。由此造成的直接结果则是：哲学研究失却了哲学个性，这自然也难以产生真正的哲学家，更严重的恶果则是我们诸多有特色的中国哲学与文化遗产的流失。马克思讲“辩证法在本质上讲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是这里“批判”和“革命”的科学内涵只能是富有建设的哲学创新。简单地否定一种哲学探索也许是很省力很容易的，然而这却无助于哲学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哲学进步，不能不归功于思想解放氛围下那些勇于探索、献身哲学的人们。笔者认为，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呼唤一种思想文化的卓有成效的、真正的发展。这要求哲学家们把工作重心转变到建设上来，而不是做那种落伍于时代的人云亦云的“一招鲜”的哲学投机。着眼于哲学建设，我们既要在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中光大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又要注意追踪当代中国人实践的脉搏，不断总结提炼现实精神文化成果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生活。
第三，面向现实文化。现实文化与人生永远是哲学无法回避的精神关怀，唯如此哲学才能显示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未来哲学研究尤其应当对时代人类生活情势和历史命运予以热切关注，哲学不可能从过去而只能从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发展与创新的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哲学凸现了人类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人的异化、人的价值、人的社会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而面向21世纪，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人类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将使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越来越具有新的性质和特点，无论就人类实践的深度还是广度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就中国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将引发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文化变革，这将为哲学提供诸多反思的课题。总之，紧密关注现实文化生活，我们的哲学就永远不会寂寞，将获得发展和深化的源头活水。
“后现代”及“西方哲学”走向
“西方哲学”一词本应指某种共同的东西，或至少能刻画或描述出西方诸国领先哲学家研究工作的某些共同的特征或“气质”。但在目前，我们难以找到这种共同的东西。今日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彼此根本就不同。应该说对当前西方哲学来讲，“哲学”的共同空间和共同话语已经断离，不同的“哲学”是彼此不可通约和不可交流的。不存在“哲学家共同体”，作为哲学家的“我们”是不存在的。自本世纪初以来，哲学已与自身相分裂，其边界不确定，不可预期。就在许多人盛赞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时，它的文化精神（特别是哲学精神）却严重分裂。完整的哲学图景已被各种断裂之线分割成碎片状。尽管人们用“后现代哲学”、“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等语词来表述当前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但这并无助于深入研究和把握诸如德里达、福柯、莱奥塔尔、德鲁兹、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戴维森和罗蒂等人的思想，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我们在此使用“西方哲学”这一术语，全因习惯和方便而已。
如何看待目前西方哲学精神的这种“断裂”？最好先看它与“传统”的关系。虽然英美的正牌分析哲学（这是一种最封闭、最自以为是的哲学）不注重与历史的关联，但“后尼采学派”的哲学家却不时想回到历史的某个源头，这主要是受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影响之故。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思维在目前的目的，是使我们从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语言中摆脱出来，使我们领悟到这种语言并非“人类理性”之物，而是过去思想家（具有许多怪癖的天才、诗人等）的创造。这些思想家是“存在的诗人”，是存在之诗的记录者，我们应回忆和感受这些天才的隐喻性话语的独特之处。思想家的隐喻如同照亮黑夜中山间小径的闪电，照亮了思想之路。所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必须是重新倾听那不再能被听到的东西，而不是说些不曾说过的东西。“听”比“说”更重要。然而，柏拉图以后的传统哲学却不过是一些“陈腐的诗”，由于其拙劣和乏味而贬低了一种真正的“哲学”风格（genre），这一风格本来是很难把握的，但在传统哲学那里却成了一种易做之游戏，任何一个愚材都可以去做。因此，我们应倾听的是历史上少数天才思想家而非多数平庸之辈所言（海德格尔喜欢抒情的风格，因而荷尔德林就成了他的英雄）。这种“倾听”须是“非还原的”（非科学主义式的）和“非年代错置的”（弄清隐喻的历史真实）。所以，所谓后现代哲学并不是与历史和传统的疏远，而是一种自觉的接近，一种向诗人“趋近”而“听”。
但这种“倾听”并非对某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后现代哲学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没有人在遵循着一种“传统”或存在于一个“学派”之中。他们对许多的“传统”抱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传统”进行了无保留的质疑和再评价。他们是一个“断裂时代”的思想家。这是一个“世界观”消失、主体形而上学名誉扫地、对任何确定性进行批判和解构的时代。
另外，在今日西方社会，哲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也与过去不同。形而上学已失去其建设性的力量，成了无用的东西，它们当然就无权凌架于众文化之上。断言哲学已经“过时”或已经“死亡”，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人们普遍地对“元叙述（Metananative）的不信任，却是事实。哲学不再是文化之“王”，它自甘沦为一介“平民”，与其他文化分支处在同一层次上，因而所谓“文化的哲学”就是多余的。具有“上帝的眼光”（普特南语）的哲学家已不存在，“分析的语句”与“叙述的语句”之间的差异已消失。例如，福柯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莱奥塔尔是政治学家还是哲学家？在此，区分就是多余的。
与此相关，哲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似乎更令人悲观。正如罗蒂所说，本世纪下半叶的哲学并没有扩大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它在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表现得远不如上个世纪末的M ·韦伯和这个世纪上半叶的杜威等人的哲学好，也不比同期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做得好。原因何在？“这并非因为哲学教授们陷入了枝节问题，或者因为他们的懦弱或不负责任，而是因为人类错误地进入的那个环境的彻底抗拒”。说“人类”错误地进入的那个环境改成“西方”更恰当一些（西方人常常自命是人类的代表）但罗蒂在这里也确实触及到了后现代哲学兴起的原因和实质。这个时代的人不再对未来充满幻想，不再确信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相信的是“当下”和“有用”，因而对能使人“做梦”的哲学置之不理，就不足为奇。如何能重新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想象，这是本世纪盛行的科学主义哲学（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所无能为力的。那么，人们不向哲学家求助又向谁求助呢？罗蒂认为可以向诗人和社会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求助。诗人的想象力加上工程师的求实与精明，或许能创造出惊人的社会改造的新方案。果真如此的话，哲学家要么消失，要么也成为诗人或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者”（尼采、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后现代哲学就是一种恢复“诗意哲学”的活动。这似乎是浪漫主义的，却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
“后现代哲学”这股汹涌的潮水肯定会奔向下个世纪，至于它会持续多久，结果如何，我们基本无从知晓。但在这种背景下，中西哲学的对话却颇令人感兴趣。自从海德格尔力倡东西方哲学“对话”以来，西方哲学家搞比较研究的明显地多起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我们更了解西方的哲学研究。对我们来讲，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受“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等预设的束缚，因而总不忘那个“体”。这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一个“中心”，一个“基础”。如果抱着这种想法去与当今的西方哲学家对话，那我们定会发现，对话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话的语境”难以设立。最多只能做到表面的“比较”，难以深入下去。因此，我认为在目前中西哲学的对话中，应持一种“中学西学皆为用”的态度，把对“体”的要求“悬置”起来，对任何“元叙述”皆来一番“删除”。这样，对话才能被激活。这一去“体”的功夫，就是去除一切“中心”和偶像。而“为用”并不是要迎合商业社会的需求，而是要对激发人们的精神、增强人们的想象力有用。由于这涉及哲学研究中的“精神的重新定向”，所以这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
世纪之交的哲学关注点
20世纪的帷幕即将落下，21世纪的曙光即将到来。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时刻，作为探索人生世界观、人类自由与价值、以形而上为主要内容的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侈谈抽象思辨的逻辑体系，再也不是21世纪哲学发展的关注点。发展、文化和环境，已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必须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主题有所概括和升华，这便构成了世纪之交的哲学关注点。
哲学关注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和基本特点。西方现代化国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对和平时期，迅速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使现代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抓住和平环境的有利时机，借鉴早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在充分考虑本国、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逐步走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和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发展也不单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的关注点，而是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的关注焦点之一。哲学从抽象思辨、奢谈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的藩篱中走出来，迈入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地，哲学便获得了新生，由此形成了发展哲学。从哲学和人类文化的高度，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和社会发展进行检讨和探索，是发展哲学的主要任务。由于发展哲学远离抽象思辨，而植根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沃土之中，因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并成为哲学——这棵人类智慧古老之树的粗壮新枝。
哲学关注着生态环境。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如果追溯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到今天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不可否认，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也给人类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森林绿地面积大幅度锐减，淡水供求高度紧张，水质污染严重，大气污染空前，噪音、废气、垃圾、工业污水，几乎包围着我们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角落。在某些领域，工业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被极端恶劣的生态环境所取代。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不仅使得一些动植物濒于绝迹，而且严重威胁和损害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重建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全球问题。联合国环境和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几度召开，正是这一关注的积极而集中的反映。从哲学和伦理的视角，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传统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理论观点，确立人与自然的协调的新思路，是生态环境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也是重建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的全球性行动的理论前提。生态环境哲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人类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实践的展开，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
哲学关注着文化交往。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时刻，全球经济发展已进入世界一体化经济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实现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就必须使本国经济成为一体化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和全球性开放意识的增强，文化的交流、选择与碰撞和冲突，也随之突现出来，并构成当代世界的一大文化景观。哲学关注着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交往，并从哲学方法论所特有的睿智视角，探讨着文化的类型、文化的功能、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结构、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于是，哲学大家庭中又增添了新的活力——文化哲学诞生了。尽管其产生的历史尚短，但以其特有的哲学和文化魅力，已向人们昭示：它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的新的哲学关注点。
哲学关注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文化交流，但哲学并没有丧失自身。探索哲学自身的根基，追求人类精神领域的绝对真理和终极关怀，重建形而上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世纪之交的哲学关注焦点之一。
随着20世纪的终结、21世纪的到来，哲学将不单在抽象的形而上的迷宫里漫游，而趋于多元化、现实化和利益主体化。这也是“后哲学”向我们所揭示的基本哲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