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人类学研究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人类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人类学是西方新兴起的一门学科，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从而为社会科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50多年来，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研究领域。然而，由于其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所以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它与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相关学科的关系又是如何等问题，一直都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西方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拟根据西方对这门学科的研究现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人类学的诞生是在本世纪40年代，以福蒂斯（Meyer 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出版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作为标志。在该书中，他们提出：“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所研究的社会， 它们没有什么科学的价值……”。 （注：Fortes,Meyer,and Evans —Pritchard,E.E.,eds.1940,AfricanPolitical Syste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所以，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构架来研究政治现象，研究政治不发达的原始社会。这种新的理论构架的创建，标志着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与传统政治学相比较，政治人类学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殊的政治经验和理论，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这只是对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根据著名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的界定，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
（二）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
（三）对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
（四）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
（五）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
（六）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的概括基本上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便意味着政府与国家。而在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中，许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证、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唯独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所以，当政治人类学家宣称他们也是研究“政治”时，他们所使用的“政治”概念的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在政治人类学者看来，狭义地说，并非所有社会都有政府存在，许多社会还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广义地说，所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都存在着政府（政治组织）。尽管在原始社会中找不到任何专门的政府机构或行政机构，但它们透过家族、亲属制、宗教仪式等，起着类似于当今社会中的政府那样的作用。
由于原始社会中不存在政府和国家，政治活动是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仪式等文化制度表现出来的，人们很难把政治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明确地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总是尽力避免给“政治”下定义。此外，人类学家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要经过许多个案的田野调查，然后加以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该问题的定义。因此，对大多数人类学者而言，尽量避免对“政治”下定义并不足为奇。
不过，仍然有一些人不畏艰难，企图给“政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例如，史密斯（M.G.Smith ）断言政治是调节公共事务中权威和权力关系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注：Smith,Michael G,1968,PoliticalAnthropolog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12.P.286.）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 ）在合编的《政治人类学》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全球性现象，是具有公共目的，并且集中于使用权力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团体关系的行为。因此政治研究的对象，乃是团体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注： Swartz,Marc,Turner,Victor,and Tuden,Arthur,eds.1966,Political Anthropology,Chicago:Aldine.P.7.）根据巴兰迪埃（George 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一）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二）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三）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四）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
从这些不同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政治人类学者实际所研究的是国家产生之前社会的权力关系，即原始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同于国家产生之后的权力关系，前者是非正式的，而后者是正式的。在原始社会中，权力关系与亲属制、宗教仪式和社会分层等文化制度相交织，构成一幅生动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图。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处于不发达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就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政治变革的过程作深入的经验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在数量上急剧减少，而且大多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注：Lewellen, Ted
C, 1992,Political 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以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政治人类学可以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简言之，政治人类学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
曾经有人提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政治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注：董建辉：《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在我国所面临的课题》，载陈国强、林加煌主编：《中国人类学的发展》，1996年，上海三联书店，第157～164页。）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欠妥的。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学所研究的是国家社会中的正式权力关系，而政治人类学主要研究没有政府和国家的原始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力关系。在国家社会中，权力往往与一定的职位相联系，谁谋取了某一职位，谁就拥有了与这个职位相关联的一系列合法权力。而在原始社会中，权力通常仅仅是基于个人特殊能力，如知识、技术、财富或感召力等能够“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前者以一定的武力或强制为基础，而后者往往与权威难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前者是“社会赋予”的，后者则是“个人拥有”的。由于在原始社会中不具备像国家社会中那种正式的国家权力，所以政治人类学的分析就不同于政治学的分析。
其次，就研究方法言，由于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较长，所以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就已形成了其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官方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主要特征是没有改变的，即政治学者始终只关注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社会、经济、亲属制、宗教仪式等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而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采用整体性（holistic）的观点，研究小范围的政治活动，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分析，以弥补其研究范围的限制。换言之，它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政治与经济、亲属关系、宗教仪式等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政治的本质特征。
可见，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从而使它更接近于人类学的范围。所以，说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是不恰当的。准确地说，由于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之上，故而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虽然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在理论和研究范围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随着学科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政治人类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又稍有重叠。比如，无论政治人类学或政治学，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感兴趣。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政治学研究从国家论到比较政治学再到政治行为论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门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1940年以前，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都致力于探讨国家的起源及其演化。当时，政治人类学还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尚未从中分化出来。进入40年代后，当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一大批英国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他们和当时的政治学研究一样，把焦点放在政治制度的分类和比较上，对政治结构作静态的同时性考察。到了60年代，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对政治过程，包括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为了促进这种研究，斯沃兹、特纳和图登等人首先给予那些表征政治过程的基本行为模式的概念以明确的定义，以便为学者们研究政治过程提供一套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包括“武力”、“权力”、“势力”、“权威”、“决定”、“支持”、“合法”等等。政治学由于受政治人类学的影响，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的功能研究法，都是广泛借用人类学的观念而建构的政治分析的理论框架。（注：陈少廷：《政治人类学与政治理论的研究》，载《现代政治学的新方向》，1974年， （台）环宇出版社， 第57页。）60年代末，一些政治人类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的活动上，研究这些个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同他人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一理论倾向被人们称作“行为论”，以便同斯沃兹等人的“过程论”区别开来。
从过程论向行为论的转变，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行为论的产生又有它的外部背景，即受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50～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风行欧美，其主要特征是强烈反对传统政治学对国家的起源、国家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性质等研究，认为这带有太浓厚的道德和哲学色彩，主张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政治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实际行为，包括个人的行为和团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在其影响下，一批政治人类学家也主张在人类学的领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权力竞争中个人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行为论的诞生。
政治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同时对政治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它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基础，以广阔的行为及文化系统为依托，以亲身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和方法要比政治学更为精确，所以不仅其发现可补充或修正政治学的观点，而且其理论和方法都值得政治学家借鉴。
三、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的景象，并为其他学科所借鉴。归纳起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形成的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政治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
2.功能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社会与生物体的比较的基础上，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功能，强调各种政治组织在原始社会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而不关心揭示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起源和性质。功能分析法虽然可以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主张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实质权力关系的形式关系，把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视为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注意清理特定社会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建构这个特定社会的整体模式。结构分析注重确定政治体系中内在的结构关系，这种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同时性的分析。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这种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研究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原始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时，遇到许多现代国家和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界定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也为政治人类学者研究政治现象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者力图对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概念作出适合其特殊需要的界说。另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翻译和表述原始社会中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的过程，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注意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动态过程，相信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个人或小团体获取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操作策略，这些个人或小团体在极其有限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权力而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渗透到政治人类学研究中来，系统论、博弈论、行为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 Easton）就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他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
政治人类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原始社会的一般看法，而且促使人类学从传统的结构分析转向对动态过程的解释。目前，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相信随着这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不仅将对文化人类学，而且对政治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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