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状况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成倍翻番，呈现经济起飞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1994年期间，按不变价格，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8%，1994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4.456倍。（《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1页）中国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92年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0%，高收入国家为2.9%， 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6%，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之外）为3.8%。（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64-165页）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增长率，也超过其他不同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从长期增长趋势看，中国自80年代起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即经济起飞阶段。
二是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的时涨时落，呈现宏观经济不稳定。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曲线呈现四起四落的趋势，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周期。1971-1994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最大值 14.5 %（1994年），最小值3.9%（1990年），两者相差10.6个百分点， 经济波动系数为33%。通货膨胀率曲线也大体上经历了四起四落的趋势，每一次通货膨胀率高峰值均高于前一次通货膨胀率高峰值。年通货膨胀率最大值为21.7%（1994年），最小值0.7%（1978年）， 通货膨胀率波动系数为88%。这表明，从短期增长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未能避免经济波动，时常出现高通胀，危及宏观经济稳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以上两点构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趋势的依据。
二、宏观经济不稳定是影响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
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速度不成其为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进国只有相对后进性，即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后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越快；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由经济主体来推动的。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谋求快速发展的欲望十分强烈，因而高速增长有足够的动力；第三，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水平，目前已接近40%，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中国资本存量相当可观，已建立起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经济起飞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五，中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必将从需求方面大大刺激中国经济的起飞。这些因素一旦与改革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会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动，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波动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全民性的，不仅表现出GDP总量增长波动， 而且还有生产波动、投资波动、信贷波动等十大变量；不仅表现出全国GDP 总量增长波动，而且还表现为各地区增长波动。
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的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在经济扩张期，主要是“政治动员冲击”，最典型的是党代会的召开，进行政治发动，引起经济过热，投资膨胀；在经济收缩期，主要是“政治命令冲击”，进行行政干预，导致经济衰退。
因此，减小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顺利实现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
三、宏观调控目标：寻求软着陆
如何评价1993年7月以来中央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呢？ 实施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化，通过“软着陆”和“点刹车”的方式，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践表明，这一目标已经付诸实现。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其中第四个周期始于1991年，到1995年已经历了5年时间，但尚未结束，预计1996 年达到此周期的低谷。从四个经济周期比较看，此次宏观调控有如下特点：一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降低了经济波动系数。预计1991-1995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均高于前三次经济周期GDP年平均增长率（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周期分别为8.0%、10.9%和7.7%）；经济波动系数为19%，均低于前三次经济波动系数（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周期分别为33%、25%和53%）。
二是有效地控制了高通货膨胀率。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高达21.7%，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涨率为24.1%，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率为39.9%，创建国以来通货膨胀率的最高记录。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表明，1995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降至14.8%，比上年回落了6.8 个百分点，实现了1995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即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5%左右。
三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最突出的是从1994年实行新税制，包括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以及工商税制改革，推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中央银行地位，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开办政策性银行；实行外汇汇率并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造。在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以及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
四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着重结构调整。例如加强农业生产，促进粮食增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控制全社会在建规模和投资规模；促进居民住宅建设，限制高档楼建设；抑制泡沫经济，规范金融和证券、房地产交易秩序。
五是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顺利地实现领导人的交替和接班。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压力下调控、在逆境中调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触及了所有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受到那些经济扩张期迅速获得暴利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曾一度被视为“计划经济的回潮”，“恢复中央集权”等等。
舆论与实践表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的职能就是充当经济增长的“稳定器”，避免成为经济波动的“振荡器”。应当说，1993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而为今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看：根据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国内投资率、资本系数、技术进步系数以及劳动力增长）分析，1996-2000年期间，中国GDP增长趋势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预计2000年GDP比1995年增长50%左右，即2000年GDP总量相当于1995年的一倍半（不包括香港、澳门两地的GDP数据）。
从经济增长短期波动看，1996年GDP增长率将达到10%左右， 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到10%左右，进入改革以来第四个周期的低谷点。从1997年开始进入第五个周期扩张期，预计这一周期将持续到2000年或2001年。这表明，在“九五”期间还会出现较明显的经济周期。
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的相互关系看，长期趋势决定了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短期波动反映了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率实际变动曲线。各类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方式决定了经济长期趋势。各类外部因素及其经济系统的内部特性和响应决定了经济短期波动。前者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后者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前者取决于生产要素本身，而后者则取决于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
影响今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政治冲击”，可能引起经济发展的再次“过热”。这些政治冲击因素可能表现为：
1996年：新的五年计划开始第一年；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产生新的中央领导人，香港回归中国；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改革20周年大庆；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
2000年：进入新的一个百年世纪。
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无法预测的其他政治事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些因素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热、投资增长膨胀、货币发行过量、财政开支过大等会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要抵御经济增长的诱惑，排除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实行反周期政策，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进而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顺利地向21世纪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