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柏平[1]2004年在《艾思奇哲学道路研究》文中指出在新世纪的桥头，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可发觉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所作出的种种艰辛的探索、巨大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艾思奇、毛泽东等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艾思奇可说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艾思奇是国内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上，就理论界、学术界而言，其地位仅次于李达。因此，我们在讲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现代哲学史时，艾思奇这个人是无法绕过去的，他的地位特殊而且重要。研究艾思奇走过的哲学道路，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以艾思奇的哲学活动为线索，以探讨艾思奇的哲学理论贡献为主要内容，对艾思奇哲学发展之路展开了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考察。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可分为叁个时期，即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每个时期，艾思奇的哲学活动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艾思奇成名于上海时期。这一时期，艾思奇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使他名声大震，成为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一是写就《大众哲学》一书，一是批判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的写成，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之路，其社会影响相当巨大。艾思奇是从事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工作最成功，也是最有影响的。他是哲学大众化的先驱和典范。对于叶青哲学的批判，使艾思奇影响扩大，同时也捍卫、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体现出了艾思奇作为战士的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延安，开始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生活。艾思奇成熟于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根据抗战实践的需要，艾思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是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意义十分重大。艾思奇是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这一时期，艾思奇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哲学理论研究活动，他参与了整风运动，对国民党反动哲学展开批判，同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与阐释。延安时期是艾思奇哲学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建国后的北京时期，艾思奇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从
王红梅[2]2015年在《艾思奇哲学道路的形态演变及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艾思奇一生的哲学道路经历了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叁个阶段,依据各阶段的时代需要,他的哲学研究也相应地凸显出大众形态、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叁种态势。从本质上看,这叁种哲学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辩证统一。研究艾思奇哲学道路的形态演变,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邱菲[3]2016年在《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艾思奇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倡导者,他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艾思奇从中国的革命实践出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必要性。其总体思路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紧密结合中国的时代发展现状,深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解决实践问题,推动社会繁荣进步,吸取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体系。论文全面梳理了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总结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内容。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通过梳理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对其思想、内容和历史评价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性,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艾思奇的学术研究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并形成了他思想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进行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郑二菠[4]2012年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指出回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这其中艾思奇尤其具有代表性。艾思奇以其《大众哲学》一书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并在此后长期致力于这一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开启,探讨和总结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途径,对于当前我们继续艾思奇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继续推向前进是大有益处的。本文旨在探讨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创作用,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及其当代启示。文章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涵义、产生的缘由和其自身的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它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以通俗的语言来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完成马克思所倡导的改变世界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点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共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大众化的进程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具有哲学本身所固有的理论特性；其次,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然要求；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还要具有实践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意义,文章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实意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实现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维护和发展人民大众利益的必然要求。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系,主要的内容包括对艾思奇和《大众哲学》的简要介绍,《大众哲学》写作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开创作用。《大众哲学》成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大众哲学》首先在绪论部分介绍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告诉人们哲学并不神秘,紧接着分叁章分别阐述了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大众哲学》一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气息、通俗的形式、深刻的内容。《大众哲学》出版后,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思想被宣传开来。《大众哲学》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写作的思路,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理论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广大哲学理论届的学者纷纷开始创作哲学通俗化的读物供广大群众学习。在随后的五十年里,这类着作的创作多达几十本,这其中韩树英的《通俗哲学》一书影响较大。文章第叁部分总结了艾思奇继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之后,所采取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叁种主要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从事哲学研究和宣传教育。艾思奇的一生大致经历了叁个重要的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文章分别从这叁个时期来探讨了艾思奇从事哲学研究的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积极热情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这些研究为他后来的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上海时期,艾思奇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也颇有研究,他同时还重视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延安时期,是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继续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应当遵循的规律,还进行了社会发展史的宣传和研究。进入北京时期以后,艾思奇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艾思奇于1960年开始担任主编,历时两年编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自己编写的、全国统一发行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后来学术界对这部教材的价值存在一些争议,但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所具有的参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宣传教育是指作为教育家的艾思奇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对艾思奇有一个称呼是艾教员,所体现的就是这个作为教育家的艾思奇。艾思奇作为一名哲学家,他不但潜心从事哲学研究,还亲力亲为,登上讲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事教学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解放初期。建国初期,艾思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中。他曾亲自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系统地讲授社会发展史,并到许多地方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此外,他还在中央党校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除组织教学工作以外,他几乎每个班都去讲过课,科目包括哲学原理、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第二种途径是对毛泽东哲学着作的解读,本文主要选取了艾思奇对《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重要着作的解读来进行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作了许多着名的哲学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动者,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解读,使得人民大众能够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两论”的思想精华,他写作的那些解读“两论”的文章,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向了前进。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发表以后,时任中国哲学学会主席的哲学家李达也对这两论也做了很好的解读,分别发表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本着作来宣传和解读毛泽东的这两本重要的哲学着作。我们看到,李达“两论”“解说”以着作的形式发表,篇幅较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阅读起来多少有些不便,不利于从总体上来把握和认识毛泽东“两论”的精髓。艾思奇对于“两论”的解说是以几篇文章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就以较小的篇幅来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精髓进行了解读和宣传,对于人民大众较为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两论”的重要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叁种途径则是与错误观念的斗争,本文主要提及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哲学的交锋和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的批判。艾思奇所从事的哲学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与反革命思潮的交锋,或者说对反动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上海时期,艾思奇主要进行了与叶青哲学思想的交锋,与反进化论哲学思想的交锋和与中庸哲学思想的交锋。延安时期,艾思奇主要进行了对陈立夫“唯生论”的批判,对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批判,对阎锡山“中”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的批判。本文分别选择了上海时期和延安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进行了探讨。通过上述叁种途径的探讨,文章总结出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对于我们当前继续这一事业的启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同时要抵制各种错误的观点,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简单等同于通俗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其中国化和时代化相割裂,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王梅清[5]2013年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研究那些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过突出贡献并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将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向实证化、具体化。我们研究艾思奇这位对马克思主义“叁化”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学习他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这对于我们反思历史,立足现实,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对于我们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将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课题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艾思奇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过程、艾思奇与他的惊世之作《大众哲学》、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等等,都是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对这些内容进行逐一梳理与深入研究,力求对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迪进行深度的总结和反思。本文共分为绪论和五章内容。绪论主要说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艾思奇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思想历程”,是本文的理论前提。它着重从艾思奇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状况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因素出发,分析了艾思奇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性,探索了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艾思奇从中学时代产生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1925-1926),到两次日本求学期间马克思主义观初步形成(1927-1932),再到上海期间(1932年初—1937.8),其马克思主义观得以迅速发展；延安时期(1937.8—1946年11月),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已日趋成熟,以及他最后抵达北京后的时期(1949年初—1966年3月),其马克思主义观的不断深化,可谓清晰地呈现了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本章的论述将帮助读者正确看待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他的一生并不是仅仅探索大众化的过程,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现实化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过程。第二章“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端”,主要阐释了20世纪早期艾思奇发起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原因(复杂的历史背景、有限的思想传播条件、广泛的群众需求和一定的理论积淀),梳理了20世纪早期及上海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历程,总结了上海时期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主要功绩以及这一时期他在探索中所遇到的困难。第叁章“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义大众化的发展”,主要是沿着艾思奇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推进大众化的思路,来厘清其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章集中强调了艾思奇在延安时期所坚持的“在中国化现实化中推动大众化”的思路与理念,并对这种理念产生的背景、内涵着重进行了分析论证。本章亦从理论教育、思想宣传、文化艺术、党群军群等多个层面对延安时期艾思奇继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历程、探索所采用的多样化途径逐一展开论述,最后对这一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与困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第四章“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集中探索了艾思奇在建国后去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生活的近十八年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的新探索。结合建国后的时代因素、中央领导的重视程度、百姓呼声、思想潮流等因素,对新的历史条件之艾思奇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向深入的条件展开了分析,并围绕艾思奇在北京时期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叁大主要内容(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多时段地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活动、以教学、编写教材、哲学批判和争论等多种形式来开展宣传),阐述了北京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延续。重点论述了艾思奇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指导的思想,具体诠释了他如何结合工农群众、全党工部、高校师生等不同文化层次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如何在很多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1949年初开始到1952年底大体结束的全国范围内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以及思想改造运动；第二个时段是从1952年底至1956年底,全国社会各界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热潮以及对胡适实用主义与梁漱溟的哲学思想的批判活动；第叁个时段是1959年秋至1965年底的全国秀才班的系统培训活动,艾思奇是如何采取教学、编写教材、哲学批判和论争等多种形式来向广大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活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艾思奇在北京时期所做出的叁大历史贡献及其困境进行了阐述,尤其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教育了广大民众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扩大了毛泽东思想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与赞许。第五章“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经验及启示”,主要从理论界所公认的艾思奇一生所经历的叁个主要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北京时期),探讨了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总体特点、有益经验和当代启示。每一部分的内容,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中留给我们的当代启示,笔者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其进行了新的思考和阐释。全文包括绪论在内共六章的内容,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绪论是全文的基础,它为后面章节的展开做好了铺垫。第二、叁、四章则从微观的角度,分别对艾思奇在上海、延安、北京所生活的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上海时期是开端期、延安时期是成熟期、北京时期是深化期,它们共同构成了探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第五章则将这叁个时期的特点、经验进行了总体归纳,并立足于当今实际,展开了时代的探索,凸显了本论文的现实意义,是本文的最终归宿。
张华[6]2011年在《“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报刊书籍资料,参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社会背景,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程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评论。所谓“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的代称。所谓“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在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组织机构,社联成员艾思奇、沈志远等作为核心骨干力量,带动一系列进步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场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战中和建国后一直持续进行。1958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整个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该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学理因素。1927年之后,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并在全国上下推行国民党唯心哲学。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革命的低潮期,工人运动由盛而衰,武装革命遭遇挫折。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决议案》确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大众化路线,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准备迎接革命高潮。而此时的苏联哲学界经过几次斗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体系,中国的学术界在此前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上,吸纳了这个体系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脉络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汇集起来,终于形成一股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潮流,冲破了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中国社联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而艾思奇对推动这场运动走向第一个高潮的贡献最大。在社联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冯定等人。这一时期产生了《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大众哲学作品。随后,日寇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形势的变化迫使大众新哲们离开上海,走向全国,并迎来了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抗战时期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沿着“社联”时期的道路继续前进,涌现了一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人和反映这个时代背景的新作,比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抗战结束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又从中外民族矛盾回复到阶级矛盾。新哲学作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依然需要发挥重大作用。原有的大众化哲学着作仍然在翻印重版,而新的作品也层出不穷。第叁个高潮中的新作更注重新哲学的实际应用,突出了思想方法论和人生观等方面。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新高潮,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结束。这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界、政坛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改造了几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除弁言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一章“导论”,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正名”,辨析了已有的术语,阐释了“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名和义；第叁章“历史背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外因；第四章“思想渊源”,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内因；第五至七章分别是“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第二个高潮：抗战中”和“第叁个高潮：新中国成立前后”,详细解析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作品和特征；第八章“结论”,总结了经验教训,阐发了这场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吴汉全, 宿士颖[7]2011年在《近10年来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综述——纪念艾思奇诞辰100周年》文中认为近10年来,学术界关于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评定了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研究了艾思奇哲学思想发展进程、基本特征及其意义,探讨了《大众哲学》的特点及学术价值,加强了艾思奇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倪艳[8]2012年在《论艾思奇思想的前后转变》文中指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回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发展曾经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怀着崇高理想的仁人志士在寻求民族振兴、救国救民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与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艾思奇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闻名于过内外；作为一名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学习他研究哲学、对待哲学的精神,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秉持历史发展和逻辑脉络相一致的原则,以艾思奇哲学活动的时问、地域、节点做线索,分析探究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程。艾思奇的哲学活动主要分为叁个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他都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了许多符合人民需要的着作,作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然而,通过研究发现,尤其是从上海时期到延安时期的这一阶段,他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转变,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上海时期,艾思奇主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起了重大作用。延安时期,艾思奇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本文即以此为线索,探求艾思奇在上海时期及延安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想,并对其前后的思想变化作出分析、比较和评价,进一步探求这一思想转变给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能提供的思想启示和价值,以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进而推进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本文从四个部分对艾思奇的思想转变历程进行梳理和探索：第一部分论述了艾思奇在上海时期的哲学活动和理论宣传。上海时期,艾思奇主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艾思奇在上海主要写作了《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等重要的着作,成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使一大批中国人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论述了艾思奇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活动和理论贡献。艾思奇到达延安后,其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整风运动及以后的着作,都显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具体表现为他努力阐述党在每一个时期提出的中心任务,努力宣传论述毛泽东思想,努力贯彻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第叁部分通过对前两部分的分析比较,探索艾思奇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即“通俗化、大众化”是“现实化、中国化”的前提和准备,而“现实化、中国化”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大众化”,使更多的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只有通俗化、大众化,才能实现中国化、现实化；另一方而,只有中国化、现实化,才能更加充分地大众化。第四部分是对艾思奇思想的评价。文章通过前叁部分内容的梳理总结,得出艾思奇思想转变的意义及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本文结合中国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探寻其对我们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与价值。
王康康[9]2009年在《艾思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文中提出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通过创作《大众哲学》开始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智慧,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时代对大众化的呼唤两方面背景分析了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探索和实践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艾思奇各个历史时期活动的追踪,梳理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所作的努力。这一历程无疑是独特和富有个性特征的,在目的上体现了实用性的文化心理;方法上采用了常识性的生活事例;形态上展现了民族性的哲学话语。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范围;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架起了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桥梁。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今天,回望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探索与实践的历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芳[10]2011年在《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完善、发展,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如何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理论研究缺乏深厚的学理依据和通俗化的解读；在传播方法方面可行性欠缺；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利益需求相脱节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与理论工作者们需要努力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及其代表作品,他们吸取前人的经验,开拓新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开阔,做出重要贡献。艾思奇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毕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先驱。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24岁的艾思奇在上海工作期间写作了《大众哲学》,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先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探索,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和基础。《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写成于1934—1935年,在1936年正式发表时改名为《大众哲学》,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对此,毛泽东、蒋介石等名人,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对此书的评论颇多,艾思奇自身也作过评价。《大众哲学》和艾思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艾思奇因此被称为“大众哲人”、“人民的哲学家”。后人为了纪念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多次举办了有关于两者的学术会议和研究论坛。艾思奇较早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他信仰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大众哲学》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大众哲学》是较早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作,是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其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化和中国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读了《大众哲学》后,在写作自己的作品时也借鉴了“大众化的形式”,吸取其理论精华。《大众哲学》所体现的哲学与生活、群众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以及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对于我们当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都具有重要启示。《大众哲学》不仅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且指引着一批中国青年走向了革命道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也做出了贡献。当然,《大众哲学》是艾思奇早期的作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艾思奇是一个很谦虚的学者,坦率地接受广大读者的建议,该书经过多次改版,修改不足之处,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白璧微瑕,瑕不掩瑜。《大众哲学》是体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的典型作品。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现实化和中国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今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需要学习和借鉴《大众哲学》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通向中国化的道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更好地指导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需要借鉴《大众哲学》的方法,学习《大众哲学》的成功经验,广大理论工作者要学习艾思奇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命力,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艾思奇哲学道路研究[D]. 缪柏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艾思奇哲学道路的形态演变及当代启示[J]. 王红梅.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研究[D]. 邱菲.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4].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郑二菠.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5].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D]. 王梅清. 武汉大学. 2013
[6].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D]. 张华. 扬州大学. 2011
[7]. 近10年来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综述——纪念艾思奇诞辰100周年[J]. 吴汉全, 宿士颖.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8]. 论艾思奇思想的前后转变[D]. 倪艳.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9]. 艾思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D]. 王康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9
[10]. 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赵芳. 山东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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