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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在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影响日益重要。不过，这个重新崛起的“欧洲巨人”自身也为统一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所困扰，而新纳粹的日益猖獗及其制造的排外暴力事件的迭起，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这不仅引起德国上下的高度关注和警觉，成为科尔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震惊和愤怒。国际舆论深为忧虑地指出，德国新纳粹的猖獗使“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并“让人想起了当年希特勒……曾掌握政权的那场恶梦。这有可能转变为非常危险的倾向”。①
一
在德意志大地上，新纳粹活动并不是从90年代才出现的。70年代起，联邦德国就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新纳粹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光头党”、“社会革命党人党”和“国家革命党人党”等。这些新纳粹组织竭力美化希特勒，极端仇视民主制，妄图在德国“恢复一种类似纳粹国家的政治制度”，即建立“第四帝国”。它们鼓吹，“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榜样和神话，将在千年之内鼓励我们的人民”；声称“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种不能摆脱的迫切任务，要求我们自豪地继承第三帝国元首的事业”。新纳粹势力还继承了希特勒反动的法西斯种族理论，大肆宣扬种族主义，极其仇视犹太人；极力主张排斥和遣返外国人，提出“反对外国人与德国人融合”，“维持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新纳粹也推崇暴力，并为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辩护，以及为希特勒的失败开脱罪责。
在联邦德国，除了新纳粹组织外，还存在着许多极右组织。事实上，极右势力与新纳粹势力有许多相似之处。极右势力也崇拜希特勒，敌视民主制；也主张排斥外来移民和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等。例如，极右政党共和党，其主席弗兰茨·舍恩胡贝尔曾是希特勒党卫军军官，该党“敌视宪法”，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德意志帝国”及“党卫军国家”。极右组织德意志民族民主党，极力鼓吹排外仇外，主张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极右政党德意志人民联盟，其本身就是由一些新纳粹组织和极右派别汇集而成。
联邦德国各种新纳粹及极右组织，不仅经常从事恐怖和暴力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且采取种种措施手段，竭力宣传其政治主张和目标，以及扩大其影响。它们定期出版上百种报刊杂志。它们通过放映希特勒时期的各类影片和自己拍摄影片及录制唱片，来宣传暴力和美化战争。特别是，新纳粹和极右组织还逐渐采取合法手段参加议会竞选。
除了上述以外，从1989年下半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纳粹还利用民主德国政治局势的混乱动荡，将其势力打入进去。他们将各种宣扬其思想主张的出版物偷偷运往民德散发，在民德各地网罗党羽，培养骨干和筹建组织。在联邦德国新纳粹势力策动下，民德的新纳粹分子也经常进行各种恐怖和暴力活动，并公开组织游行，呼喊法西斯口号，散发法西斯宣传品。
二
1990年10日3日德国统一以来，新纳粹及极右势力在德国的活动更是日益猖獗，并且集中地表现在仇外排外方面。根据德国警方的统计数字表明，1990年德国统一那一年，德国发生排外事件200起，1991年猛增至2368起，约为1990年的12倍，1992年更达到6336起。1993年仍在上升，上半年已发生3365起，其中仅6月一个月就发生了1307起。并且，据德国国内安全部门估计，目前，德国各种新纳粹和极右组织已发展到了83个，它们的成员已达到43000多人，而属于最活跃的新纳粹骨干分子有6500人，②其中大部分又为光头党徒，约4000多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统一以来新纳粹日趋猖獗的排外活动中，有着以下明显特点：
其一，在排外活动中，采取暴力行动的趋势在增加，且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令人发指。例如，1992年8月下旬在罗斯托克发生的新纳粹分子袭击罗马尼亚难民营的暴力事件，时间先后持续了一周，参与闹事的新纳粹分子从200人增至上千人。他们不仅用燃烧瓶和石块袭击难民营，还攻击赶来维持治安的上千名当地警察和边防军，致使180多名警察和军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该事件引起举世震惊，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排外事件”。并且，罗斯托克事件还迅速波及德国各地。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一个月内，在东部的莱比锡、爱森伯赫、瑟默达及西部的北威、黑森、巴符等许多地区，几乎每天都有新纳粹袭击外国难民营事件的发生，从而形成了德国统一以来发生的排外事件的高潮。此外，还发生用火焰炸弹焚毁房屋或放火烧房致使多名外国人死亡或受伤。
其二，在德国东部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比西部严重。在最主张使用暴力的4000多名光头党成员中，有1200多人住在西部，近3000人则住在东部，为西部的2倍多。
其三，参与排外事件的新纳粹分子的年龄越来越小，大多数都在20岁以下，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据德国有关部门统计，1991年，作案者的平均年龄是18岁。参与罗斯托克事件的新纳粹分子大多数也是青少年。德国总理科尔1992年12月在一次议会发言中也提到，一大部分排外暴力事件都是由12至20岁的青少年搞起来的。
其四，新纳粹的排外事件日益得到各地许多普通居民的同情。罗斯托克事件也最好说明了这一点。在骚乱发生过程中，当地有数千名居民在旁边围观，其中很多人不仅不制止新纳粹分子的暴行，而且还为之鼓掌喝采，并跟着一起高呼“外国人滚出去”等排外口号。甚至，有的人还向赶来制止暴行的警察投掷石块，向警察高喊，“德国人不打德国人”。
三
德国统一以来，新纳粹势力仇外、排外的暴力事件迭起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
第一，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德国政府难民政策的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纳粹罪行的反省和补赎，在制订的《基本法》第16条款中规定，德国给予遭受政治迫害者以避难权，这便成了全欧洲最宽松的避难法，为外国难民进入德国提供了最合法的途径。两德统一后仍沿用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使以上避难法得以保存下来，而近几年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前南斯拉夫战乱不已等，一股强大的难民潮犹如决堤的洪水，滔滔不绝地涌入被称为“欧洲首富”的德国。1988年，原联邦德国接受的避难人数为10.3万人。德国统一的当年1990年，涌入德国的难民人数达到20万，而1991年猛增至50万。1992年1月至9月已有30多万难民进入德国。由于难民到德国一旦被收容，便被安排住处，领取救济，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并且还有可能被安排工作，从而过上比在家乡富裕得多的生活。因此难民中的大多数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和生活考虑来到德国的。他们中除了东欧人、前苏联人和前南斯拉夫人外，还有不少因国内发生战乱或饥荒而来德国谋生的中东、北非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人。
勿庸置疑，外国难民的大量涌入，给统一后的德国带来各种严重问题。难民成了德国政府的沉重负担。1991年，德国政府仅为安置难民就花费了50亿马克。这对于统一后需重建东部而感到财政拮据的德国来说，日益难以承受。难民的涌入也对德国社会和本国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不少难民或到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行乞、诈骗，或溜门撬锁、偷盗汽车，甚至还参与贩毒等非法活动，从而造成严重的犯罪率，大大影响了德国各地的社会治安。据德国当局公布的有关材料表明，1991年全德国共发生刑事案件530万起，其中的25.9%系外国人所为。
另外，在接受外国难民的问题上，德国政府规定的原则是按各州人口的多少分摊一定比例的难民。据此，德国东部分得20%的难民。但是，同西部人相比较，东部人缺乏同外国人相处的经验，而且东部接受难民的设施也远比西部少得多。因此，难民问题对德国东部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较西部更大。这也是德国东部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较西部严重的原因之一。新纳粹和极右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现状，竭力煽动排外、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制造各种排外事件。
第二，统一后的德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持续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
两德统一后东部的经济转轨使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并且，东部经济一直未摆脱困境，尤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1991年东部失业人数已接近100万。1992年7月底达到118万，失业率高达14.6%，如加上变相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更是达到250万人以上，即东部大约3个人中就有1人失业或半失业。1992年初，东部的工业生产降为统一前1990年初的1/3，GDP仅占全德经济产值的6.9%，人均GDP还不到西部的1/3。1993年，东部失业人数仍继续上升，10月份失业率高达15.3%。
东部经济持续不振，也日益成为西部经济的沉重包袱，影响了西部经济的发展。统一以来，西部连续两年各拨款1500亿马克，以援助东部经济。使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此外，因受东部经济影响，统一以来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通货膨胀率则日益上升，消费不断减少，失业率也逐渐提高。如1992年6月，西部失业人数高达117万，失业率为5.6%。1993年10月，失业人数更升至236万，失业率达到7.6%。
以上这些，自然使东、西部居民都极为不满，给统一后的德国带来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失业的青年人认为其“生活毫无价值，前途渺茫”，他们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并总想寻找机会来发泄一下对现状的不满。其中不少青年人更是带着绝望感和劣等感投向新纳粹势力一边，认为可以在新纳粹那里找到自尊和骄傲；因为新纳粹鼓吹，只要是德国人就是光荣。尤其，这些青年人在新纳粹仇外、排外思想的影响和激励下，把他们的艰难处境及一切困难都归咎于外国难民，认为是外国难民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破坏了他们的好前途，因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严重的排外情绪，且铤而走险，追随新纳粹分子去袭击外国难民。
第三，随着统一后德国完整主权的恢复，“德意志至上”、“日耳曼种族优越”的思想又在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的心目中死灰复燃，而抱有这种思想的群众则成为新纳粹势力的社会基础。
德国统一以来，民族沙文主义明显有所抬头，而新纳粹势力鼓吹的“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外国人全部滚出去”等类似口号，又正好迎合了不少德国人的心理，从而使新纳粹势力获得了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德国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国民中，对希特勒政权表示某种同情的“仍大有人在”，有20%以上的人对新纳粹的排外暴行表示理解，更有10%以上的人认为，现在该是“对外国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有关民意测验还表明，东部人尤其东部青年的排外情绪更为严重。还有不少青年主张搞种族隔离，反对德国人同外国人混居，甚至主张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在德国警察中，也有不少人同情以至追随新纳粹分子。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1992年德国巴登——符登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州的议会选举中，两个极右政党共和党与德国人民联盟的得票率分别比以往上升了6%和10%，并分别以仅次于基民党和社民党的第三大党的身份首次进入州议会。
以上事实无疑充分说明，新纳粹在德国的日益猖獗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
德国统一以来新纳粹制造的接连不断的排外暴行，给德国带来不少严重后果。
首先，德国的经济贸易受到一定损失。德国一些工商界人士指出，国际上的人们日益明显地开始讨厌德国人，人们一提起德国，首先想到的便是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以及新纳粹的排外暴行等，而这些看法会使人们不愿意同德国人打交道和做生意。据德国商会最近估计，如果新纳粹暴力排外的这股浪潮不被制止，德国每年将受到27亿马克的经济损失。除了商业以外，外国人在德国的投资也受到影响。
其次，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损害，以至在外交上也受到一定干扰。由于历史的原因，英、法及西欧其他中小国家本来就对德国的重新统一抱有戒心，而新纳粹的日益猖獗更使它们忧心忡忡，唯恐往日的希特勒纳粹德国会卷土重来。这种忧虑和恐惧，又势必导致西欧各国对德国的外交动机，尤其对德国竭力推行的欧洲联合政策产生怀疑，以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
再次，德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体育交流也受到很大影响。根据德国科学文化交流中心的统计，由于新纳粹排外事件迭起的原因，1992年世界各国到德国留学的人数比往年减少10%，南朝鲜、日本、美国等国申请到德国学习的人数还不到限额的1/3。再如，1994年4月，为避免德国新纳粹借机滋事，英国足联被迫取消了英、德足球队原定于4月20日即希特勒生日这一天在柏林举行的友谊赛。
五
勿庸置疑，新纳粹的日益猖獗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已越来越引起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忧虑。德国当局已逐渐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来防止新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进一步蔓延。德国广大富有正义感的民众也不断展开行动来反动新纳粹的排外暴行。
1991年6月23日，德国总理科尔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一些地方，旧的恶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正在复活，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1992年8月震惊世界的罗斯托克事件发生后，科尔即强烈谴责了这次骚乱，并称之为德国的“耻辱”。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也谴责其为“严重可怕的事件，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联邦政府内阁会议表示，对参与者“决不能心慈手软”。德国一些反法西斯团体、工会、政党等组织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坚决反对新纳粹的排外活动，并呼吁吸取当年希特勒纳粹在德国上台的历史教训。
1992年12月初，联邦政府作出了全面反击新纳粹的决定，并成立了一个由联邦总理府部长弗里德里希·博尔主持的部际工作组，专门负责领导此项斗争。政府各部门也很快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新纳粹势力。联邦宪法保卫局详细调查登记了各地新纳粹和极右组织的活动情况，禁止了其中一些组织的活动，逮捕了它们的头目，没收了它们的财产。警方查抄了一些新纳粹分子的窝巢，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宣传品和纳粹旗帜。司法机构讨论修政了有关法律，把使用纳粹标记、喊“希特勒万岁”等反动法西斯口号，以及演唱或传播鼓吹纳粹主义、宣扬暴力排外和种族仇恨的新纳粹歌曲统统定为犯罪行为。同时，警方和司法部门还随时严厉打击各地出现的新纳粹分子的活动，并对一些被捕获的制造严重暴力排外事件的凶犯处以重刑。例如，制造1992年11月墨尔恩惨案的两名德国青年彼得斯和克里斯蒂森，被德国石荷州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终身监禁和10年徒刑。另外，各州政府还纷纷下令加强对外国人居住区和难民营的安全保护。
1993年以来，德国上下反对新纳粹的浪潮更是不断高涨。是年1月30日，为希特勒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60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在柏林、波恩、汉保、慕尼黑等数十座城市，举行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反对新纳粹的示威游行。在柏林参加游行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还和10万名群众一起，手持蜡烛组成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光链”，并用烛光排成了“决不允许法西斯卷土重来”的巨幅文字图案。
总而言之，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和德国的未来发展，新纳粹的死灰复燃及其日益猖獗的排外暴行，不能不引起德国上下的高度警惕。当然，由于新纳粹及其排外问题在德国并非一日形成，更何况还有不容忽视的各种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因此，要真正做到制止排外事件的发生，以至彻底消除新纳粹势力，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面临的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并持续长久的。（1994年8月稿）
注释：
①〔日〕《朝日新闻》1993年12月26日。
②〔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