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制度改革的微观动力机制———个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供求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渐进式论文,微观论文,制度改革论文,中国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5）01-0005-05
一、知识增长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共同起作用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产生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这种冲突和协调表现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和协调。集体理性的形成则是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适应性进化的过程，人们逐渐“学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规范。或者说是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或价值观、道德理念、伦理规范，这是一切“习惯法”或“不成文法”形成和贯彻执行的基础。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更多地表现为对这种行为规范或“社会共识”变迁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导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一种是以西欧、特别是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模式”为代表，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观念；另一种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集体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在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人们发现，具有内在制度性激励（或激励相容）的制度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的自私动机驱使下的善于发现、协调和利用复杂多样信息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欧、北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其社会历史中自发地演化发展过来的，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较强的效率优势。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都在模仿和学习这种在历史演化中表现相对优越的制度，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次生”的，是从其他国家引进的，如何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系统相协调成为成功与否（学习成本高低）的重要标志。其中成功的学习者以日本为代表，之后是步日本后尘的东亚诸国。
“东亚奇迹”的出现和崛起引起了人们对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式”制度模式——“东亚模式”的认识。东亚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明智政府引导下的、开放的或市场化导向、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先是由查默斯·杰弗逊所命名和倡导的，之后被世界银行注意到，并于1993年出版《东亚奇迹》一书给予总结和宣扬。此后，掀起了一股关于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大讨论。其中，克鲁格曼在1994年《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通过引用阿尔文·杨（Alwyn Young）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认为亚洲奇迹并不存在，其高速增长只是大规模投入引起的粗放增长而已，一旦资源耗尽且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增长很快就会因投入的规模递减而急剧下滑。这种观点被之后的实证研究所证伪——《经济学家》上的一篇论文《亚洲奇迹结束了？》的文章总结了如下几种反对意见：瑞士联合银行（UBS）使用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与阿尔文·杨同样的分析表明，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平均TFP（总和要素生产率或索洛残差）增长率处于被统计的104个国家的前12位，其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对GDP的贡献率不分轩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萨雷尔（Michael Sarel）对东盟国家的研究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78～1996年间的年均TFP增长率为2％～2.5％，远远高于美国同期的0.3％，而且，在20世纪80～90年代，东盟多数成员国的TFP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
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东亚模式再次受到了挑战。虽然斯蒂格利茨辩论说，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共同规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东亚模式。[2]但他的文章因为不能提出更为有力的解释而显得苍白乏力。相反，反对派的观点则坚实有力：迈克尔·波特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日本之所以衰落，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多不正确干预，扰乱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而像刺激需求这样的政府正确干预经济的方法却未被认识到。[3]波特错误地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简单地对立了起来。其实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两种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安排的变化往往由于外部冲击、尤其是在激烈竞争中好奇的人们（和组织）在不断学习中进行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导致了盈利机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趋利避害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对原有制度安排进行创新。[4]可以认为，东亚奇迹的关键是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和市场化制度的逐渐建立，这显然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有力地论证了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但对于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成功的转轨过渡，则几乎什么也没有说。相反地，严格按照主流经济学思想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设计的“大爆炸”激进改革方案，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实验则造成了这些国家强烈的经济震荡和福利恶化。
为了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中的成本动态变化问题，需要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新理论。在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V·W·拉坦和戴维·菲尼分别介绍了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供求模型，可以把制度变迁的各种影响因素放入这个框架进行较好的解释。[5-6]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类，从而使制度变迁的分析扩展到政府推动模式。[7]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重要的试验场，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与世界关心这类重大变革的经济学人一起，通过比较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体制变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不同的研究路线来构建这一新兴经济学科。布罗达和金从轻重工业结构转换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中社会净收益会产生一个“J”型曲线的问题。[8]在此基础上，樊纲用人们的动态利益变化解释了中国改革的“J”型曲线过程，认为由于改革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至少一部分人需要付出改革成本，从整个社会来说，有可能出现改革的净收益出现下降的一个阶段，只有政府进行“让利”和“利益补偿”才能顺利推进改革的深入。[9]林毅夫、蔡昉、李周[10]和林毅夫[11]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渐进与激进改革路线和策略的区分出发，认为只有存量改革才会出现由于产业结构和资本存量调整期的“J”型曲线过程，即有一个社会净收益的下降期。杰弗逊和劳斯基考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在动力，但文章没有给出作用机理。[12]本文试图从企业的改革需求和政府的改革压力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
二、渐进式改革的供求动因
在改革的过程中，改革从何处着手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代表性的大讨论有过两次，一次是以市场环境优先还是企业改革（股份化）优先的争论，一次是竞争重要还是产权重要的争论。最后，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市场化和竞争先行的改革方略，国有企业改革的安排相对靠后。据说，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在中国尚未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在传统的福利制度下，国有企业实际上担负着社会保险的功能，虽然加大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但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可以节约社会成本和改革成本；二是国有企业在担负社会保险功能中履行着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其负担之严重，需要等到在增量改革促进下使体制外经济成份充分成长起来，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下降到足够低的程度，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吸纳就业的市场环境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时机才算到来；三是意识形态的演化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在改革中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激励和信息问题。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强激励的过程、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交流机制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可归因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是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之后对于发展战略和成效的回顾和反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功绩在于，承认需要给予劳动者以激励，才能发挥出其生产积极性。这种激励机制是在两次著名的、自发的“社会实验”中发现的。一次是安徽风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实验，一次是海南建筑工地上实行的加班计件奖励实验。虽然冒着严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风险，两次实验的结果却展现了巨大的激励制度的生产力（在实验者看来，改革的收益超过了政治风险性成本），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推广。领导人的作用表现为作为先进观念的代表而出现，如果没有基层的社会需求，政治家和领导人无论怎样着力推动，恐怕也是推行不了的。因此，制度需求是制度变迁的主动力，制度供给则表现为约束条件。
在本文看来，市场环境的塑造还是企业改革（股份化）、竞争环境的塑造还是产权改革（民营化），不过是放松进入规制的问题。他们都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激励机制的增强和市场需求的释放才是主要原因。因为需求和赢利动机的形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推拉力量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按照制度变迁经济学的观点，习俗作为一种自我执行的、共同信念支持下的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具有强大的惯性，而且，按照莱本斯坦因的观点，惯性的打破需要一定的域值，因而大的变迁成本和初始条件会制约其演化路径和轨迹，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这样，在演化发展的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并非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化。尽管如此，社会制度仍然会在一定条件下逐步发展演化，本文从供求角度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制度变迁的需求角度看，本文依据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沿着诺斯-德姆塞茨的分析思路，认为“改革开放造成的赢利机会的出现，可以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企业和政府自觉地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利益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机制是改革的动力机制之一。
制度变迁的供给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这样，当改革造成的赢利机会出现以后，经济主体的赢利动机产生改革的需求；当竞争加剧以后，政府的税收最大化动机和利润下滑的现实迫使政府增加改革的供给。
1.需求动因
体制变迁的需求主要来源于企业、工人和企业官员的获利动机。企业官员有转移国有资产的动机和说谎动机，这是有损政府和政府要员利益的，因而企业提出的改革要求并不一定会全部得到满足。政府要员有寻租动机和贪污腐败动机，因而会设法在改革过程中寻求经济租金，有阻碍改革进程、保持政府控制权利的动机，并试图使这种进程放慢。
企业官员的效用取决于个人形象和个人财富的组合，但个人形象和个人财富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关系：个人财富越多，说明贪污和转移国家财产越多，个人形象越差；贪污和转移国家财产越少，工作越敬业，越是具备企业家精神，个人形象越好，但按照现行的国家薪资政策，其收入水平越低。这里，我们排除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者。
企业官员这样来考虑：如果监督较严而不能把国有资产转变为个人财产，就使企业利润最大化，从而通过表现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而得到地位的提升；如果可能就尽力转移国有资产。这里，个人财产越多，企业官员的效用水平越高；企业价值越高，企业官员的个人形象越好，从而效用水平也越高。政府的审计监督能力使得企业官员的个人财产和企业价值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政府的监督能力越强，企业官员的行为越靠近纵轴（个人形象的效用高于个人财产的效用）；政府监督能力越弱，企业官员的行为越靠近横轴（个人财产的效用替代个人形象的效用）。企业官员总是试图与政府谈判，通过争取更大的企业控制权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总之，企业及企业官员的获利动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引致动因。这种获利动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企业自主经营权利扩大的要求，以便使企业业绩得以在经营和竞争中改善；一是通过寻租活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转移成为个人财产。
2.供给动因
政府官员的寻租动机和权利控制欲望是制度供给的阻碍因素。但通过“权钱交易”的寻租活动，可以使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行政权利变成可以交易的对象，从而在交易中提高社会的效率。中央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是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他们的利益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中央税收；一是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便继续统治）。
当企业和企业官员提出改革的要求时，政府官员往往出于寻租动机和权利控制欲望而减少相应的制度变迁供给；但由于竞争的激烈化，以及企业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转移国有资产），企业的经营业绩将不断下降，从而导致税收减少和工人福利下降（突出表现为工资拖欠、奖金减少直至消失、乃至大量下岗和失业工人的出现）、甚至企业破产倒闭，这将引起政治家的不满，从而督促官员的制度变迁供给。
单靠利益诱导机制是无法单方面推动改革的，必须考虑制度变迁的供给机制。本文倾向于认为这种制度变迁的供给机制是一种压力机制——即计划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来说是保持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因而不愿意主动改革。但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和企业家为了自身利益和经营自主权试图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进一步的放权让利，但起初，政府和官员一般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权利，但随着企业在竞争中经营业绩的不断下滑，财政税收和下岗压力将迫使政府和官员不得不答应企业的放权让利要求。改革就是在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的。压力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的，特别是财政压力和失业压力机制；另一种是外部的，特别是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压力。
政府官员的考虑是：要么要求高的行政权利，要么通过寻租放弃部分行政权利。政治家考虑的是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和人民的支持率，这是政局稳定的关键。政治家反对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但苦于监督的困难和争取他们的政治支持，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寻租活动的存在。在中国，政治家是指国家最高领导层，而各个部委和省级以下行政机构的官员主要属于行政官僚。为了简化，可以把政府官员与政治家合并考虑，政府官员的寻租、行政权利和政府的税率越高，企业价值越小；政治家的社会支持率越高，企业的价值越大。
三、一个渐进改革的制度变迁供求模型
上述因素中的厂商策略对改革产生需求引致因素，企业业绩大面积下滑及由此导致的大量职工下岗、税收减少等原因引致制度供给增加，这种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运动是改革次序的内在动力机制。
1.制度变迁的需求
企业的赢利动机产生改革的需求。改革的需求（D[，r]）可表示为一个不变的企业业绩或行业平均利润率（r[，0]）与企业实际业绩或利润率（r）的差：D[，r]=r[，0]-r
这样，我们把改革的需求看作是企业利润或业绩的函数。即企业的赢利动机驱动着企业寻求政府的改革。
利润率是企业利润与成本的百分比。在给定的产权组合（B[，0]）的约束下，企业利润π是企业个数（N[，f]）、融资（交易）成本（C[，f]）、市场需求（D[，m]）、企业家的努力程度（E）和改革供给（S[，t]）的函数：
π=f（C[，i],N[，f],D[，m],E，S[，t]）
S.t.B=B[，0]
很显然，
πC[，f]＜0，即融资成本越高，企业利润越少；π/N[，f]＜0，即企业数增加将使企业利润减少；π/D[，m]＜0，即市场需求增加使企业利润相应增加；π/E＜0，即企业家越敬业，企业利润越高；π/s[，t]＜0，即改革可以增强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增加企业利润。
融资成本（C[，f]）或融资的交易成本是企业市场份额（S[，m]）的函数，大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即dC[，f]/dS[，m]＜0。因此，π/S[，m]＞0，即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利润越高。
激励增强、收入提高导致D[，m]增加以后，企业开始增加投资、扩张规模，利润π增加。利润的增加诱使新企业的进入（N[，f]增大），从而加剧了竞争，价格下降，导致利润下滑，r[，0]-r的缺口增大，改革的需求增加。利润下滑有两个作用：一是税收减少，从而增强了改革的压力；二是导致工人下岗人数增加或者工资下降，工人希望工作的稳定性，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改革的阻碍作用，但如前所述，由于搭便车等问题，工人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较高，因而难以真正发挥政治作用。相反，科层人员希望得到较高的流动性，降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对工作的限制，因而会支持改革的发展。
企业和企业官员要求政府改革来提高自己的利益。由于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张，竞争加剧，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企业利润下滑，企业官员发现无论怎样“敬业”地工作也很难提高企业业绩。他要么降低努力程度；要么动用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哄抬自己企业的股票价格，以造成短期内的虚假繁荣和虚假业绩；要么通过寻租转移国有资产。结果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
2.制度变迁供给
改革的供给因素主要有：竞争导致的市场繁荣、国民收入提高与企业经营绩效下滑的矛盾（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表现相互矛盾）；企业经营绩效下滑与“父爱主义”政策的局限导致政府不得不另寻出路（预算软约束的金融风险增加和东亚金融危机的恐惧）；企业经营绩效下滑导致税收下降和失业增加，迫使政府提供改革的供给。
制度变迁的供给可以表示为：
即政府的效用、从而改革的供给（S[，t]）是税收（T）、社会稳定程度（S）和官僚（A）的函数。当税收或社会稳定程度超过必要的界限，或官僚的利益没有被触动时，就会产生改革的供给（S[，t]1），否则就没有改革的供给（S[，t]=0）。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改革的制度变迁供给可以提高税收和社会稳定程度。但行政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行政权利，往往会阻碍这种制度变迁的供给，只有当失业水平足够高或者税收下降足够多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才会被政治形势所逼提供改革的制度变迁供给。
改革是阶段性、波浪式发展的。原因是，企业对改革的需求开始会受到政府官僚的阻碍，他们希望通过行政权利获得更大的满足（包括控制力和寻租）。但这种阻碍作用会受到来自拥有改革抱负的中央领导人、财政税收下降、失业增加等方面的压力，当这种压力表现为财政赤字和失业的政治压力时，改革的供给就会增加。
在图一中，假定存在一个社会承受力的底线，这个底线由政府和通货膨胀压力对赤字的承受力和工人对失业的承受力决定，它们与企业业绩有关，假定它不随时间而变化。企业对改革的需求反应在一个不变的行业长期平均企业业绩与实际企业业绩的差。政府对改革的供给是间断性出现的（表现在图一中的t[，1]、t[，2]、t[，3]等点），当企业业绩降低到社会承受力底线时，改革增加，从而使企业绩上升，这种过程呈现一个波浪形发展过程。
图一 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
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近式改革策略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的渐近式改革策略具有普遍的国际借鉴意义。但以萨克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是由于初始条件的特殊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东亚的成员）。我们承认改革初始条件对改革成败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重大的挑战。因为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前苏联“大爆炸式”改革的困境和中国“渐近式”改革的成功。斯蒂格利茨把这个问题归因于信息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重要原因。但似乎远远不仅如此。
体制变迁经济学强调非正式规则演化对改革成败的影响。进化博弈理论强调社会共同信念的演化发展。演化经济学强调复杂大系统演化中混沌—分形的非线性演化规律。由此看来，人们的行为规范系统的演化规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改写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中国改革的实践将在这一方面提供重要的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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