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权威的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变动论文,权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威是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权威，社会就失去了稳定，更谈不上发展。对于一个政治体系来说，政党权威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于一个变动的社会而言，政党的权威更是必不可少。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政党权威的合理化，即实现从传统集权式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是许多国家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变动过程之中，建设法治国家、树立法理型权威是我们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渐确立起来的，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传统集权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社会成员和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模式也必须由过去的传统模式向现代的法理型模式转变。只有这样，党才能形成新的权威认同，才能适应和把握社会变化的趋势，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中国共产党传统权威形成的历史根源及其内在缺陷
中国共产党传统权威的模式，正如林尚立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一书所阐述，“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权力”。（注：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这种高度集权的权威模式，以及党长期通过这种权威实现社会整合及社会动员所形成的制度惯性，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富强。为此，许多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各类政治团体提出种种设想、方案，他们或通过改良或通过革命，试图救亡图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其正确的主张、卓越的组织才能，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找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整合的主题，并且以此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共产党把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作为其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要义，表明了其价值体系不仅面向社会底层民众，同时也对其他阶层开放。这就使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资源，进而形成包括众多不同阶级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说，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整合与动员的过程，也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历程。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及共产党人率先垂范、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因而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也为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合法性资源，由此逐渐形成了党高度集权的权威模式。
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整合，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党政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联性和同构性，社会消融在国家之中，党主导国家和社会两个领域，使得党高度集权的权威模式进一步强化。从更深层次分析，这种传统权威模式的延续和强化，有其重要的内在逻辑在起作用。首先，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选择的影响。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力量的推动，而主要是来自政党政治权威的强力推动，即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必然要求较多的运用执政党和国家的力量，对社会资源进行最有效的甚至是强制的方式予以配置。非此方式就很难形成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制度变迁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影响。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象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一路径走下去。同时，这种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最初可以给人们带来利益，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给人们带来利益，也就是说这项制度安排是“报酬递增”的。人们由于从这个制度安排中得益，便积极地学习它，主动地适应它，结果又创造了一些与这个制度安排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其中既有正式规则，也有非正式规则。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更强化了初始的制度变迁方向。所以尽管存在着其他的路径选择，但改变发展路径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已建立的制度也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依靠党的传统权威，达到了社会整合的目的，也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但与此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带来传统权威内在固有的缺陷：(1)权力过于集中，党的决策系统超负荷运转。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始终处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政关系不规范的状态。党组织日益行政化，把原本应由国家政权机关办的事，许多本可以放在企事业、社会单位处理的事情，统统拿到党的领导机关来处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得党的决策系统超负荷运转，进而造成“党委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政策、方针的问题，也没有工夫培养、教育党员去做好党的工作，就必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注：段荣奎、王云琨：《张友渔政治学论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从而导致官僚主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逐步丧失利益表达、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功能。这样不仅有损党的威信，造成党的权威总量的耗损，而且事实上意味着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2)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性。由于党长期以来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使得权力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处于权力的顶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这种权力配置的逻辑必然导致以个人为端点，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终导致国家制度的全面瓦解，“文化大革命”正好说明了这点。(3)核心政治信仰的僵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装。但是由于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及我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片面地认为强调意识形态就是要强调“政治”、强调“阶级斗争”，未能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政治的具体内容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未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因此在实践中，或者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简单地通过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不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使现代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性，造成“大跃进”和“大挫折”，“大民主”和思想强制此起彼伏。(4)政治运作成本过高，社会管理效率低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治活动常常被视为一系列政治市场中的交换，其往往寻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公共目标，将资源引向最佳用途。（注：［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但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得政出多门、重复决策、互相扯皮、资源浪费，权力高度集中和管理机构、干部队伍庞大造成办事效率低，抑制了社会组织机体的活力，增加了政治运作的成本。在面临社会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在处置社会突发事件或危机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决策上的延缓和管理上的不到位。这样不仅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造成社会困顿，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无以为继，而且也导致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滞缓了现代化进程。
诚然，高度集权的传统权威在一定的时期里能迅速确立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聚集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创建。但是这种权威模式，从根本上说具有内在的逆民主本质以及解构自身的特征，蕴含着政治危机的根源。它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利益、秩序等的民主原则相背离，因而随着社会的变动必然发生相应变化。
二、当代变动的社会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重塑权威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根本变化，使党的权威重塑面临着诸多有利因素，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与考验。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模式必须由过去的传统模式向现代的法理型模式转变与重塑，但这一转变与重塑决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放弃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更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首先，变动社会中“两种权威”相对脱节的现实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重塑权威。党的权威的重塑，在当代中国社会变动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的变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权威逐渐消失、新的权威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党的权威弱化的现象。一方面，新旧两种政治权威及其社会基础不仅在相互冲突中削弱对方，而且新旧两种权威在具体的衔接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脱节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变动过程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变更，社会角色的转换，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从过去的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怀疑权威、否定权威，再加上社会失范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地动摇了社会发展所应有的秩序和权威。从世界许多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历程看，都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政治权威发挥其导向功能和组织功能，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版，第377页。）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的发展国家，确立和加强党的新型权威就显得格外迫切。
其次，社会生态环境变动的复杂性与执政党权威能力的冲突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重塑权威。生态环境原是自然科学术语，指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而言。后来社会科学家们援引这一概念，把它用之于社会科学领域，用来指代与自然环境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在这种社会客观存在中，其各个构成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即社会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变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主要体现为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文化世俗化与多样化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无序现象。而执政党的权威能力主要体现在有效的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社会公平的维护、有效的政治资源整合以及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层面。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动过程的复杂性与执政党权威能力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就更加明显。
从社会生态环境变动的过程看：(1)在社会政治系统层面。政治生活系统的日趋复杂，使得党在政策制定方面面临着系统内外的挑战。就系统内而言，由于结构和功能贯彻上的障碍，致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就系统外而言，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动性、复杂性等原因，政治信息输入方面的混乱和失真亦在所难免。(2)在社会经济系统层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得“利益”因素更加凸显，理性的“经济人”为获取更多的利益，都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是，“经济人”拥有的只是有限的价值预见及有限的知识和能力，亦即“有限的理性”，变动社会的复杂局面使其难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事实上在大集体行动中，个人往往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无足轻重，因而对集体行动采取某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称为合乎理性的无知”。（注：［美］曼瑟尔·奥里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8页。）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个人经常产生“搭便车”的现象（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有一种希望别人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的趋向，这种现象即为“搭便车”。）。合乎理性的无知与搭便车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党权威的效果与效率。(3)在社会文化系统层面。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它打破了人们之间在地域、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壁垒，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文化的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都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因此，社会生态环境变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对党的适应能力、整合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要应对社会变动过程中的复杂局面，必须努力增强执政党的权威能力。
第三，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地损害党群关系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重塑权威。腐败被称为世界性“癌症”，正如透明国际在《构建国家廉政体系》一书所言，腐败是跨制度的，也就是说，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之中。塞缪尔·亨廷顿在对几十个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版，第54页。）引述以上两个观点，旨在说明腐败是一种与权力相生相伴的社会现象，而且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四大以来，一方面中央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出台和采取的治本措施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依然呈现增长蔓延趋势，这表明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腐败高发多发期。腐败现象的频繁发生不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极大的危害，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障碍，而且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坏了党的形象，始终是造成人民群众与党离心离德倾向的重要因素。因此腐败问题是构成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的最大政治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否则难以赢得民心。
此外，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严重削弱党的威望和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着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风来认识党的宗旨的。由于党长期执政，党内缺乏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容易产生脱离群众、固步自封甚至是既得利益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作风飘浮、工作不实，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随心所欲、自行一套，心态浮躁、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明哲保身、患得患失，贪图享受、奢侈浪费，以权谋私、与民争利，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等等。（注：参见胡锦涛2004年1月12日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些问题都是同党的宗旨和性质格格不入的，都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格格不入的。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势必削弱党的威信，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势必销蚀党的影响力，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迫切要求我们党实现传统权威的现代转换，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内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权威。
三、“法治”与“德治”：中国共产党权威重塑的逻辑内涵
进入新世纪，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必须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党的传统权威模式向现代法理型模式的转变与重塑。这既向党重塑权威提出了挑战，又为党重塑权威提供了机遇。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的治国理念和思路，笔者认为，这也是党实现由传统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转换的逻辑内涵和基本路径。党的权威的重塑以“法治”为基本点，以“德治”为归宿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权威重塑的最佳效果。
——依法治国，在“法治”的框架内重塑权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表明我们党在治国理念和思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家是否有法律或法律有无人来实施，而在于领导者的意志服从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于领导者的意志。依法治国首先要求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国家权力必须按照法定的原则和要求来运作，执政党只有遵循法治的原则进行活动，才具有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必须带头严格地遵守，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任何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活动违背了宪法和法律，也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公共意志，也就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必然地削弱了党的公信力，降低了党的领导力。与此同时，党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尤其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牢固确立法治的理念，不但懂得如何依法办事，而且善于通过制定法律施加党的影响力，以充分地表达人民的利益和体现人民的意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法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协调利益、服务群众。
——依法规范党政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十六大报告提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其中关键是规范党政关系，这里的“政”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人大、政府和政协等国家政权机关。而且这一规范主要应当是依靠法律来规范，包括规范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等。通过法律规范，解决长期存在的“党在介入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扭曲、削弱和损害了政治运作的法理关系，造成关系混乱，职责不清，进而使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脱离了人民这个主人的控制”（注：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这一问题，既使公共权力运作中授权者和被授权者、立法者和施政者之间的法理关系清晰，又使党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此外，还要自觉地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但这种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政党是政治组织，不是行政组织，党组织与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因此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主要应当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等方式来实现。
——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党第一次把党内民主提到生命的高度。实际上，在社会变动转型时期，发展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活力，保持党的先进性，重塑党的权威的内在诉求。所谓党内民主，就是一个党的全体党员对于党内一切事务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利。党内民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全体党员拥有党内事务最终决策权的运行机制。当前，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为此，应建立健全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以确保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落到实处；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弹劾罢免机制；要健全完善党的委员会的议事决策制度，更好地发挥全委会的作用；要积极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这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民主机制。
——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密切党群关系。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一方面，由于我们党在执政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没能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始终强调阶级性、斗争性，弱化了执政党的整合功能，如今在新形势下显得不适应，需要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调整创新。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得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得以发展。各利益群体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都希望得到更多政治参与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利益的愿望和要求。这些都迫切要求执政党在统筹兼顾方方面面利益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一定的机制，把社会各种力量凝聚、整合在一起，以形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巨大力量。同时，还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动的趋势，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吸纳到政治体系当中来，把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优秀分子都聚集到党的旗帜下，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始终保持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一些道德规范遇到了挑战，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正在建立，因而道德领域容易出现混乱和无所适从的现象。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党的权威的重塑。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道德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教、道德和艺术等取决于生产运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去阐明各种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必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适应，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应把道德规范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体现出层次性，反映出不同层次人们的道德要求；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要符合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公平、竞争、诚信等原则，要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多元竞争相适应；还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道德建设中的文明成果。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道德体系，应是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在市场规则作用下的统一，也即是社会现实道德和社会理想道德的统一，从而使重构后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有利于维持社会生活的有序和稳定。
——提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任何政治系统、政治秩序都不可能脱离道德基础而存在，法律、制度和政策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道德会主动地、经常地通过人们的内心活动规约每个人的行为，同时它还会通过先进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般社会成员。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权威的重塑，尤其处在社会变革时期更是如此。毋庸讳言，目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与公众的心理预期有相当的差距。这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少数腐败官员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相当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双重道德人格现象，导致人们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不信任。为此，应当在加大反腐败力度，严厉惩处党内腐败分子的同时，解决好在领导干部道德教育规范方面的两种倾向。一是把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要求降低到一般社会道德水平，忽略了领导干部是掌握着公共权力的特殊群体，必须具有超出一般社会道德水准的较高道德素质；二是道德意识的高端化倾向，即不断拔高绝对化的道德认识，把道德要求上升到崇高标准，并且把这种崇高标准作为领导干部的现实规范，由于多数人达不到这一要求，必然使崇高的道德要求虚幻化，使领导干部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公开的道德表现往往并非其对道德信念的实践，而只是一种形象塑造的需要，结果造成了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整体下降。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要有新的思路来思考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问题，尽快形成以法治为依托的，既有较高道德素质要求，又有可操作的、规范化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行为评价体系。以利于社会变动转型时期，有效地提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从而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这是实现党的权威重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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