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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行”践行的正是：使慈善成为快乐，使快乐成为慈善。
早在三年前，记者就听说上海有一批眼科专家，去四川、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边远贫困的民族地区，开展白内障复明的光明行。前些日子，记者在青海果洛采访，不期而遇光明行的团队，打算顺带采访。始料不及的是，所见所闻，经历了太多的感动，记者被“俘虏”当了一回志愿者。
有纪律而无组织
始于2006年的光明行，已走过7个年头，却没有一个组织机构，为善而聚，玉成而散。相对固定的眼科专家如营盘，而志愿者如流水，每年有一半新面孔。如此延续，凝聚力何在？
不得不提一个人，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眼科专家张兴儒，他是光明行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主心骨。当初，张兴儒在北大读EMBA，临毕业，同学们建议做一件善事，这就有了光明行的第一站，去甘孜藏区义诊。一念善起，万事花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上海有17家医院的眼科主任参与其中，他们用的是个人休假，再忙不误光明行。
志愿者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海外友人。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跨过万水千山，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某一天汇聚在一个穷乡僻壤。看似一盘散沙的队伍，纪律之严明不亚于军队，因为他们出阵的是最精细的手术。记者身临其境，深有感触。
甫抵果洛当晚，尽管大家从西宁一路颠簸10小时，但张兴儒还是召集开会，一番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既道明选择果洛的理由，又明确分工。63名志愿者，被分成门诊、手术室、病房、医技、术前预检、后勤保障、物流等几个组，都有专人负责，而且实行问责制，出现差错，唯组长是问。末了，张兴儒宣布在高原果洛七天的纪律：一不能洗澡，二不能喝酒，三不能独自外出。
其实，行前每位志愿者都签订了一份《光明行免责书》，“此次慈善活动地处偏远、荒凉，平均海拔4200米，具有一定的风险”，“务必事先告知家属”等等，一切责任自负，没有组织承担。大有行善自愿、生死由命之悲壮。
次日一早，医院门口已聚集着黑压压的藏族民众，一时没法发号，不是说果洛地广人稀嘛，看这架势少说六百多号人。导医组长给了一件白大褂，让记者穿上维持秩序。记者张开双臂和护士拉成围墙，才发了100多个号，不一会儿队伍就被冲垮了。院内各组经过一阵紧张的忙碌，各种设备调试到位，已一切安排妥当，张兴儒发令：放人！于是，记者专司叫号，奇了怪了，嗓子喊哑，叫到号的不来，没号的一个劲地往里拥，场面再次失控。幸好索南吉副州长率卫生局一拨人及时赶到，她说，你喊藏民根本听不懂，只听她叽里呱啦几句话，秩序顿时井然。这位小个子藏族女州长整整一天站在大门口，也做了志愿者。
病人一旦被确定手术，便会套上一件醒目的杏黄色T恤，由志愿者全程陪同做各种检查，直至送进手术室，享受服务类似上海的高档外宾病房。
一如上海，手术前谈话签字必不可少。在医患信任度滑坡的今天，医生的提问少不了出于自我保护。而眼前的藏族同胞，满脸写着对医生的信任，不停地点头，不断地重复着一句“哦也”（好的）。许琰医生感叹道：猛然间，我发现他们患有白内障的眼睛依然清澈，直视我的心底，把潜意识的那个“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按惯例，张兴儒开第一刀，实际是检验手术室能否正常运转。
第一例手术病人出来了，是一位身着绛红色氆氇的老喇嘛，他一只眼睛蒙着白纱布，对围上来的人群连声道：“上海医生好！”记者注意到白内障患者中有不少是喇嘛，问何故？老喇嘛答，高原阳光太刺眼，还有嘛，天天读经用眼厉害。
光明行每次都会留下药品给当地医院，每到一地都会去看望一所学校，赠送一批学习用品，还会给孩子上一堂“保护眼睛”的课。
有爱心而无“成本”
光明行项目全然不同于慈善基金，此话怎讲？慈善基金就像一碗大米，是靠有爱心的个人和单位捐赠米粒，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再把米饭送给需要的人。但捐赠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米粒用在哪里，是否真正让饥饿的人吃了，会不会有损耗或被挪用。而光明行是先找好饥饿的具体人，也就是先有慈善的项目，然后由爱心人士捐赠，把米饭直接喂到饥饿人口中，可以看见爱心落到实处。
光明行的捐赠人就是志愿者本身，并且还要亲力亲为，光出钱不出力不行，想出大钱拿个冠名权扬名更没门。所以光明行至今没有冠名，有的只是冠以地名，比如果洛光明行等等。光明行也拂逆了一些慈善机构的美意，不愿意归之哪家门下，不图名不求利，只想实实在在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
有医生私下对记者坦言：过去也参加过一些慈善机构的活动，他们会付给医生一笔劳务费，也会对医生做些包装。光明行不同，因为医生自己也是志愿者，做手术非但分文不取，有时还需出资。说来令人不信，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慈善本应是简单的，源自人的内心一种美好的东西，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做慈善当然需要成本，光明行的设备由企业无偿提供，人工晶体、药品等耗材多达百项，都由供应商捐赠或购买，吃住行志愿者自理，所有的成本都用在白内障复明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光明行又没有成本，首先没有劳务成本；其次没有运行成本，即便去踩点也花自己的钱；更不可能有拉捐款的“回扣”，每位志愿者都是自愿“拉”自己的款。同样花100元行善，光明行不打折扣，大家的捐赠如同放在透明的玻璃瓶里，隐形成本无处藏匿，众目睽睽之下，彼此所看见的是一颗跳动着的爱心。
虽为免费义诊，但绝不能降低上海的手术标准。光明行带来了现今最好的手术器械和高品质的人工晶体，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当地的医疗条件无法补救，那可是灾难性的。有医生调侃说，从上海到高原开刀，就好比开惯宝马，现在开手扶拖拉机，但照样要开稳开好。
在高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折叠式人工晶体会变硬，志愿者用体温来软化；电力忽高忽低，随时都可能停电，后勤组一刻不敢懈怠。七年光明行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设备、材料都有替代品，以防不测。谁会料到，昂贵的快速消毒锅也会高原反应，98摄氏度就上不去了，而高温消毒要求是135摄氏度。咋办？幸好有备而来，换上普通的压力锅，加一个压力表，管用。
一位其家族曾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首富的千金，已连续4年参加光明行，她谈起终身难忘的一件事。在四川凉山，遇见一位先天失明的男孩曲木依哈，他的父亲，父亲的父亲，来到这个世界就生活在黑暗中。见多了患者，起初并不惊讶。但当曲木的父亲说到家里的孩子都看不见时，大家都跳起来，“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带来？！”可怜的父亲喃喃地说：“没有钱坐车，我借了200块，带最小的儿子来……”一阵短暂沉默，现场所有的志愿者都掏出了钱。年轻的女富豪感慨：有时，哪怕捐出一点点钱，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光明行让我更感受企业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于是，这次果洛光明行，志愿者们又多捐了一笔钱，凡是来自外县的贫困农牧民患者，补助路费200元。这也许是光明行的“捐赠模式”，不需捐多，量体裁衣，但捐到最需要的地方。在甘南那次，医院病床有限，有病人只能打地铺，志愿者陈宇见状二话没说，悄悄地溜出去，自掏腰包，拉回来23张折叠床。
有时，献爱心可以不计成本。光明行在内蒙古草原的最后一天，志愿者顾绵玟接待一位患先天性白内障失明的女孩，据陪她来的姑姑说，孩子的父亲因车祸丧失劳力，母亲是位侏儒，她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小顾细细打量这位花季却瘦小枯干满脸愁容的女孩，心里兀地抽紧了。赶快请医生看，说能治好，但人工晶体用完了。顾绵玟拉着女孩的手，眼泪刷地流下来，突然激动地大喊：“这里如果做不了，我就把她带回上海！”张兴儒闻讯，动员航空资源，从上海急调人工晶体到北京，再派人当夜送达。
有分工而无高低
看不清眼前五指的陈宝大爷，被慢慢除去纱布，先是眼前一亮，继而看见医生缪晚红，老人哽咽了，腿不停地抖着。“不哭，不要哭！”缪医生一再叮咛，泪水易感染手术，但她自己已抑不住流泪了。老人有所不知，上海曙光医院眼科主任是带着护腰为他做完手术。这在光明行是司空见惯的一幕，病人复明的一刻，上海眼科医生泪汪汪。陈大爷说：“你们是天兵天将啊！真没想到，我85岁了，还有这个福气。”
天兵天将不敢当，但上海三甲医院的眼科主任都来了，倒可以说都是国内顶级的眼科专家，平时在上海一周只看半天专家门诊。有人戏言，他们不宜同机，都是国宝，风险太高。
上海新华医院眼科主任赵培泉，人称“赵铁人”，长得熊腰虎背，病人如果能握上他那双厚实的大手，是可以放心了。他在果洛做了几十例手术，不论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都会被雕琢得完美，几乎达到击水为刃、执柳作剑的境界。只是回到旅店，他抱着氧气瓶不放手。
上海五官科医院眼科主任徐建江，平时说话慢声细气，一上手术台大变活人，成了“快枪手”，就听“吱吱吱”没几声，浑浊的白内障被吸得干干净净，快速推入人工晶体，便冒出一句“下一个”。
最长时间工作在新疆，连续手术20小时，张兴儒医生开得手指抽筋。最短的生日在甘南，同伴们捧着蛋糕在手术室门口等贾万程医生，一直候到晚上11点，“寿星”这才探出头来吃块蛋糕，转身又去手术。医生也是人，一样有高原反应。张伟英医生每做完一台手术，就跑去吸氧三分钟；李青松医生一天吃五片止痛药……他们在捍卫医生神圣的使命。
从青藏高原到天山脚下，从内蒙古草原到四川凉山，各路“强人”在光明行“狭路相逢”。他们中不乏权威教授、著名学者、外企精英、民营企业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务高低。翻开光明行通讯录，没有任何头衔，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光明行倡导：慈善面前人人平等，不仅志愿者之间，医患之间亦然。在凉山越西县这个艾滋病和麻风病高发地域，上海医生做检查时拒绝手套和口罩，因为不想阻隔与病人的交流，一个笑容可以给人莫大的慰藉，即便他们看不清。志愿者周平的小腿被划伤出血，面对大家的担忧，他摆摆手：“做好防护，真要有啥，那也是命！”照样乐呵呵地将病人搀进扶出。
记者去手术室“探班”，在门口看见北大教授胡大源，他就像田野上饱满的麦穗，正低垂着睿智的脑袋，弯下腰为病人穿鞋套。这位激扬文字的经济学家，刚来做志愿者时，一连四天给人点眼药水，以至有病人纳闷：怎么有这么老的男护士？
记者这才明白，像我这种新入行的“菜鸟”，得先从杂活做起，胡教授况且如此。慢慢做了几次，而且表现出色，有望“晋升”入病房或手术室做帮手。要做个合格的志愿者，要学的东西可多了，如何做好门诊登记，如何给病人检查视力，什么样的病人应该散瞳，什么样的病人给什么样的眼药水，等等。我在高原站了一天，啥事没做，已累得腰酸背痛。
这次果洛担任医生助手的护士是吴佩宁和王红薇，医生累了可以轮换，但他们却要连轴转，赶紧为下一个医生做助手，而且要和医生高度默契，一干十几个小时。
志愿者的每一项工作都不轻松，就说检查视力，每个病人要示意20个答案，一共检查了1000多人，志愿者在病人与视力表之间来回扭脖子2万次，人均日扭头2500次。收工后，志愿者夏友亮摸着自己的脖子自嘲说：意外收获啊，困扰几十年的颈椎病好像好了。
物资总管“涛哥”竟然是“80后”，他和毛毛、老崔组成“物流铁三角”，机场、火车站、大巴，一路辗转奔波，他们鞍前马后，扛上搬下，整理清点，死死盯紧几十箱物资，喊出“箱在人在”，确保物资“一个都不能少”。
从事企业管理的周平，自我介绍：特别擅长解决问题。这次他出任“伙头军”，一日三餐翻花头，送盒饭的节奏踏准各部门的作息节点，早送饭凉，晚送误餐，他用对讲机频频和前方联系。记者见他整天笑眯眯的，再急的事到他那里，都会安排得稳稳当当。
志愿者的每一次分离，都在期盼下一次的团聚；光明行每一次的圆满结束，都在酝酿下一站的开始。
一个个生命的价值，在光明行中被激活了，从此，他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可以正常生活，可以看见亲人，可以欣赏日出日落。
光明行践行的正是：使慈善成为快乐，使快乐成为慈善。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