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新发展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_资本论论文

资本的新发展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_资本论论文

十六大报告对《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基本理论论文,新发展论文,十六大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3)06-0003-06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和向什么方向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不能不涉及如何看待和发展《资本论》及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十六大报告发展了《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概括起来看,十六大报告对《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立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结合当代和中国实际对马克思《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大创新。十六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推进和丰富了这一创新。现在很多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往往凭借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印象,以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有关计划经济的著作,这是不对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它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190.)

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事实上,《资本论》和被很多人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以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将这种市场经济描述成人人平等、自由竞争、没有矛盾冲突、一切和谐的经济。《资本论》则客观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划分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单方控制政府、大多数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之中的。它是一种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环境,进而改变多数劳动者永远贫穷的状况,改变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的分离;改变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局面,建立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资本论》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它在这种分析中建立的一系列范畴和方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和认识工具。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资本论》并没有穷尽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也并没有给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自己承担的任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我们曾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建国以后,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残酷压迫劳动的“血汗制”被废除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焕发了很大的劳动热情,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用计划束缚住了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限制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我国与一些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人民富裕程度不够大的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机制,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可以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崭新探索。

《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六大报告则充分肯定了我国对建设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探索,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大会主题。这一主题,鲜明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坚持和发展《资本论》的理论,继续建设和完善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可以得到保障、广大劳动者都能通过勤劳致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二、尊重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石,它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现在很多只熟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常常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把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以为《资本论》中讲的劳动也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指的仅仅是物发出的一种力,所以经济越发展、科技越进步,越不需要劳动这种力,劳动在经济生活中越没地位、越没用。与这种理解相反,十六大报告继承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经济发展方针,把劳动放在诸种生产要素的首位,充分肯定了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资本论》中讲的劳动,并不是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讲的那样,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而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190.)又说:“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2-253.)

十六大报告在继承《资本论》上述思想的同时,又根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当代现实,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提法,更加强调了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对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过去,我国理论界长期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多人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做了片面的理解,仅把劳动看成体力劳动,否定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进而否定科技和管理劳动等脑力劳动程度高的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的片面理解还导致了实践中的政策偏差,即一味强调人人都要作体力劳动,认为科技工作者不创造价值,是比较次要的劳动者,无需大力培养;将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等同于剥削,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和前苏联等国一样,经济发展都因此而受到了负面影响。

现在又有一种说法,即不承认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是通过劳动才发挥出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将知识、人才和创造都说成是可以和劳动分开的人力资本。按照这种说法,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都不算劳动者,实际上没干什么事,只凭着有知识、才能和创造的资格,就坐享其成地有了他们的事业,得到了较高的收入,是一群只凭资格吃饭的不劳而获者。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有知识、才能和创造能力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也要花费很大的劳动才能做成他们的事业,推动经济发展。

就科技工作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科技成果绝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而是需要冒险攻坚才能得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直至胜利,可以说这是科技成果取得过程的一般规律。因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即真理性,往往被许多假象所掩盖,所以人要发现规律往往要透过现象特别是假象,才能获得对真理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又是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易得到的。由于或者思维方法,或者实验条件,或者计算能力等等的限制,都会造成失败。但是,优秀的科技劳动者面对失败,总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的精神泰然处之。他们总是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坚信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是可以用某种方法解决的。他们可以从失败中找出教训,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法去探索,以百分之一的聪明,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去换得最终的成功。

科技人员这种特有的科技劳动,在很多科技劳动者的劳动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例如,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明知沥青铀矿渣有放射性,但她仍在简陋的工棚里一锅一锅地熬着成吨的矿渣,从几十吨矿渣中才提出0.1克氯化镭,最后患放射病而死。著名的英国女人类学家古道尔从28岁起,就在与世隔绝的非洲原始森林里生活,几十年间成天同猩猩在一起,每时每刻都要冒着野兽侵袭的危险。澳洲动物学家劳仑茨为了研究小鸭是如何认识父母的,他成天混迹于鸭群,摇摇摆摆地学着鸭子走路,嘴里学着鸭子的叫唤,被人们认为是患了神经病。正是科技劳动者的这类艰辛劳动,搭起了改变自然满足人们新需求由此及彼的桥梁。没有他们花费这种创造性劳动,科技成果根本不可能得到,人类社会只能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野蛮、蒙昧时代,经济发展则将无从谈起。

就管理工作来看,要做出成绩也决不是一件无须艰苦劳动的事情。现代人类的生产一般是在有很多劳动者的企业团队里一起进行的。这是因为经验表明,人们在一起通过分工协作可以创造出大于劳动者个人单独创造的财富。但是,人们在一起工作可以创造出更大财富的前提是,人们的工作是互补的或双赢的。在无人亲和和沟通的情况下,由于人们彼此不信任都想“白搭车”,就可能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或者互相拆台的情况,导致企业团队生产的低效率。因此,将人们组织起来并运用亲和沟通劳动使人们彼此信任、取长补短、共谋发展,对于创造财富和促进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在一个企业里,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特长,都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在无人亲和沟通的情况下,劳动者之间很难形成有效分工,他们的特长就很难发挥出来。因为他们都要干许多并非自己所长的事情,结果就会导致生产效率很低,创造的财富很少。如果有一个善于亲和沟通的管理者,情况则会大不一样。这种优秀的管理者倾向于了解所有人的看法,他们是协调者,是调查研究者。他们不喜欢走极端,而是尽力沟通所有团队成员之间的感情,使他们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们能够认识到,其他劳动者可以为提高企业团队绩效做出各种不同的贡献,尽管不同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他们却有能力把他们的劳动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这样的管理者不可能是一种整天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只会指手画脚的人。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被管理者交谈,解答他们的问题,倾听他们的需要,并传达企业的前景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亲自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别人去做。坦诚、开放、面对面的沟通与间接沟通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行动比语言更响亮,管理者还要推动将沟通达成的结果付诸实施,如果管理者传递的隐含信息与正式沟通渠道传递的实际信息相矛盾,那么管理者就会在被管理者中丧失亲和力。其他劳动者会倾听管理者关于企业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的论述,但这些言语必须要得到相应行动的支持才会有效果。管理者要做的这些都使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组织劳动。

而且,要使企业中的多人劳动比他们个人的单个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还需要企业的管理者花费领导决策劳动,这种劳动也使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领导决策劳动可以定义为一种影响群体实际目标的劳动。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管理者必须花费这种劳动去发动变革、寻求机遇。他们要通过大量调查和思考确定未来前景和企业的前进方向,然后他们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其他人交流以求得出更完善的目标,并带领其他人克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对于管理者领导决策劳动在企业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很多学者都做过专门研究,其中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开始时把管理者的领导决策劳动的影响列出了1000多项,最后则归纳出了两大类:称之为目标纬度和关怀纬度。

目标纬度是指管理者要界定自己的和企业的任务,以建立和完善整个企业的目标。它包括设立工作、工作关系和实现目标的行为。具有高目标纬度的管理者要向企业成员分派具体任务,要求员工追求高的工作绩效标准,并强调工作要在适当的最后期限以内完成。

关怀纬度是指管理者要尊重和关怀下属的看法和情感,要建立与下属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具有高关怀纬度的管理者要帮助下属解决个人问题,他友善而平易近人,公平对待每一个下属,并对下属的生活、健康、地位和满意度等问题十分关心。

他们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进行的大量研究发现,具有目标和关怀纬度均高特点具有领导决策力的管理者的劳动,常能使下属取得高工作绩效和高满意度,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注:参阅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2,321-322.)

可见,十六大报告的“四尊重”方针,是在承认人力资本所有者也要劳动的前提下,对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等创造性程度高的劳动的特别强调。这对于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三个代表”内在统一的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

十六大报告通篇贯穿了一条主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了起来,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准确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需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种“三个代表”内在统一的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是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一脉相承的。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资本论》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在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系上,是内在相互割裂和对立的,而在《资本论》里,这三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例如,西方著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说:“企业家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从他的观点看来都处于同等地位。他需要自然力、人力、机器、原材料,所有这些都同等重要,具有同等意义,无法区别这些需要中何者更为重要。”(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30.)他们的理论,把大多数劳动者等同于物,总是试图论证只有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劳动者利益才能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道理。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的工资和消费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的经济体制必然要产生种种引起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部手稿中,曾对当时将劳动等同于物的资本主义体制对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作过如下分析:

生活资料部类的特点是,它的产品中被生产资料部类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部分越大,产品中以剩余产品形式被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本人所消费掉的数量就越小。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消费得小,生活资料部类中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就会停滞。这是“任何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的发展初期”(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8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1、152.)的情况。

“随着资本的积累,剩余产品在数量上和价值上不断增大;因此,它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以奢侈品形式进行再生产或同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进行交换,并且它仍可以有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8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1、152.)。由于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变资本是不断增大的,而可变资本总要相对减小,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在形成追加资本时,转化为可变资本或不再进入非生产消费的那部分生活资料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增长了,但非生产消费量,现存产品量不断增加,转化为不变资本要素的剩余产品量不断增加,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也以同一程度增加,而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即应当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则不断减少。”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本来是“以同一程度”增加的,但由于把劳动当成了可以尽力压低价格的物,劳动者被当成牛马无法分享产出成果,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却不断减少,经济效率必然要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无法协调而遭到损害,其表现是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和危机频繁发生,“因为——部分由于对外贸易,部分由于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比重)发生变化,一总资本在(生产者的)两个部类之间进行分配的一定比例关系,或产品各组成部分在一定地方进入再生产进程时所依据的一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里就产生失调的新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不仅会发生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在再生产它们时),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不变资本各部分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资本和收入之间。”

因此,把劳动等同于物,依靠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分配不公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在这种理论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十六大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上述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它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确立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它又把这种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统一了起来,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

十六大报告的这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大发展,表明了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而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三者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说法,则是违背历史潮流、站不住脚的。例如,按照前面提到的熊彼特的理论,对于现代化至关重要的创新活动,只有企业家一个阶层的人有能力去做,所以,在企业里只要能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并保护好企业家的利益就可以了,工人是和物一样的被动因素,工人的利益压得越低对提高效率越有利,就是不符合实际的。

实际上,不仅很多从事管理活动的企业家,而很多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也具有创新能力,他们的创新能力的发挥,也对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有重要影响。应当承认,现在一些先进的机器通过自动化的程序,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只需要工人做一些程式化的事情去操作,这种工作对创新要求不高,就像竞争不激烈的环境对企业家的管理创新要求不高一样。但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只依靠这类无创新活动,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存活和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不仅是企业家的管理活动,而且是工人的生产活动,都必须含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因素。

工人的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这种活动不是躺在前人的怀抱中做别人指定或做过的事情,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它不仅是阅读别人的专著和论文,了解情报和信息,而且要能够理解和批判它们,要能够多思、多想、提出质疑,避免陷入以往的习惯性思维,陶醉于别人天衣无缝的论述之中。这种科技创新离不开实验、经验,然而不同的人却可以在这些实验和经验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对于实践材料的思维处理,是需要工人具有创新能力的。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丰富的想象;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异想天开。

工人的科技创新成果起源于实践、扎根于思考,凝结于科学抽象之中。没有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就象光有材料而没有建筑设计师一样建立不起科技成果的大厦。人类创新思维的抽象具体可以比动物的感性具体更深刻、内容更丰富,只有运用这种思维才能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自然界是统一和谐的整体,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只有工人科技创新思维的想象才能把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历史上,工人的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的管理创新一样,同样可以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例如,伽利略创立了惯性定律,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凯库勒创立了苯环理论,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摩尔根创立了现代遗传理论,库利奇发明了钨丝白炽灯,贝尔德研制出了电视,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等等。在这些科技成果中,无不凝结着工人的创新劳动。科技创新引导工人们去设计新的实验,发现新的事实,帮助他们把那些分散的材料联结到一块,从而概括出规律,使自然物质有了新的价值,加快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了各国的现代化事业。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民族的事业,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单独依靠哪一个阶级和哪一部分社会力量,都不可能成功。工人阶级也只有在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和全面发展以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十六大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全国人民共同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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