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史料真实性的若干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真实性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史料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研究的科学 性。这里所谓“史料的真实性”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记录是 正确的；其二，对这些记录的理解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中西史学家都高度重视史料的 考证与运用。在中国，产生了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在西方，产生了以兰克为代 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流派。他们把考证的学问发展到极至，甚至不惜陷入琐碎考证的泥沼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史料，主要是如何看待史料的真实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史学 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究竟有哪些 因素影响着史料的真实性。
一般来说，史料主要包括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注：关于史料的分类，尚有其他一些见 解：梁启超先生把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类，详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何忠礼先生把史料分为广义史料和狭义史料两类，详 见《福建论坛》2000年第3期；赵吉惠先生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遗物遗迹和口碑等三 类，详见《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鉴于实物史料的复杂性 和本文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哪些因素影响实物史料的真实性，而专门研究 影响文献史料真实性的因素。
选择性偏差
在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其中，既有王朝 更替、江山易主的撼天之举，也有柴米油盐、妇哭婴啼的些微小事。文献史料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把人类生活的所有事实全部记录下来，而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这种选 择很难保证每个历史文献都能把那些最能影响历史过程、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事实忠实 地记录下来。因此，选择的结果出现或此或彼的偏差甚至谬误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偏 差，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偏差”。
历史过程是由无法数记的具体事实构成的，客观地说，不是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事实都 同等重要。的确有一些事实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另外一些事实则显得微不 足道，撰史者是无力全部记下来的，必须对历史事实作出选择。卡尔·贝克尔把这种选 择概括为“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 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注：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现 代西方历史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我们的问题是：撰史者如 何判断哪些是“有意义的事实”，哪些是“不重要的”应该被“抛弃掉”的事实?判断 的标准何在?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撰史者的主观感受， 即他如何理解“历史事实”?他想通过“历史事实”说明什么?这种判断的结果很可能造 成这样的遗憾：那些对历史发展举足轻重的事实由于被撰史者认为无关紧要而被从历史 记录中剔除出去。
从产生之日起，中国传统史学就发挥着资治和垂训的双重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在史料的选择过程中，撰史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最能提供历史经验和道德训诫的事 件而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其它事实，这就使得文献史料的“选择性偏差”被成倍放大。一 部《资治通鉴》，堪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然而，仍然摆脱不了“选择性偏差”的困 扰。撰者为达到“资治”的目的而在史料的选择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 可为法，恶可为戒”(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 7页。)之事，因而，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略于经济和文化，《通鉴纪事本末 》搜集二百三十九件大事，经济只占两件，至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所占比例比经济更 少。为了实现“资治”的目的，记述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固然重要，但是，升斗小民的 喜怒哀乐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旧史家眼里，似 乎只有唐太宗在玄武门前的一声呐喊才是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而长安街上无名 民妇的一声叹息则与历史无关，因此，平民百姓及其生活状况不入史籍也就顺理成章了 。撰史者的这种选择性偏差为我们全面客观地研究古代历史带来了重重困难。正因为如 此，今天家庭史研究、社区史研究、民俗史研究等微观史学的兴起，以及对普通民众物 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清理与提炼，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文献史料偏重君国大计而 忽视社会底层生活的“选择性偏差”的纠正。
倾向性偏差
文献史料是由人来记录的，记录者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他对史料的记录必然受 到主观目的、政治态度的制约。因而，在不同史家的笔下，即使同一件事也常有截然不 同的记录，这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即使费尽全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 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 那一边。”(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8页。)我们称这种由于记录者的主观故意导致的厚此薄彼式的偏差为“倾向性偏 差”。
很久以前，撰史者就已经注意到了倾向性偏差对史料真实性的影响，并为克服这种影 响做出了巨大努力。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一直提倡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在 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据史直书，不虚美、不 掩恶的“实录”传统，有效地纠正了文献史料在记录过程中的倾向性偏差。遗憾的是， 秉笔直书者在史家中毕竟只占少数，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对不畏强权的董狐们千古传扬 了。较为普遍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记录者必须对历史事件做出或赞成或反对的表 态式处理，为支持自己的表态，他会突出某些细节，而掩饰或略去另外一些与他的主观 表达愿望相反的细节。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别有用心地篡改乃至炮制某些 “历史”，因而，有人还使倾向性偏差变得更为严重，许多《实录》的写作过程就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
《实录》是记载一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加之《实录》多为当代人所修，故其真实性本 不应受到怀疑，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实录》也常有不实之处。例如，在“玄 武门之变”中，唐太宗杀兄逼父，其事昭然。然而，为了让自己的上台看起来更符合儒 家礼法，唐太宗授意监修实录的史官把此事比做“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 而鲁国宁”(注：吴兢：《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第二十八》，四部备要本。)。面 对皇帝的政治高压，史官只有照办而已。又如，北宋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毁誉 参半，异论汹汹，这些政争反映到历史文献的编撰方面，就是《神宗实录》多次重修。 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在他们主持下修撰的《神宗实录》极力抨击新政，贬低王安石等人；绍圣年间哲宗亲政以后，新党得势，在新党主持下《神宗实录》加以重修；南宋高宗时期，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再次对《神宗实录》作了修改。删改《实录》之风，到清代达到了高峰，梁启超就曾评价说“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一朝《实录》竟屡次重修，根本原因在于在《实录》的编撰过程中，权贵们对 自己言行中的卑劣之处有所忌讳，而史官也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故意隐瞒或篡改 某些史实。倾向性偏差，这是我们在治史过程遇到的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它从一个侧 面影响了文献史料的真实性。
总结产生倾向性偏差的原因，政治因素往往是第一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 说明了这一点。自汉唐至明清，一些撰史者一方面标榜遵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 又力图在史料中凸显政治追求。在客观公正与政治追求不可兼得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后者——对政治的过分亲和，使他们笔下文献史料的政治倾向显露无遗。从客观 上说，唐代以后宰相监修国史制度的确立，使得官方意志对史官独立性的侵蚀成为不可 避免，在这种制度下，撰史者不可能脱离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现实情况而独立存在。但 是，对政治的过度参与，必然影响史料的客观性，用以“表态”或“讨好”的史料记载 犹如隐藏在计算机中的病毒，它一旦发作，将使历史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
诠释性偏差
文献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但是，历史研究却不是文献史料的简单堆砌。 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因此，只有对文献史料进行诠释才能把毫无 生气的故纸堆变成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对史料有不同的诠释目的和诠释方法 ，正因为如此，在诠释的过程中，后世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判断常常深深地嵌入史料 之中，从而对史料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我们把后世史家诠释文献史料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称之为“诠释性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价值观。作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史料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层次发挥作用：第 一个层次是史料的存在状态，包括有无、多寡、优劣等等。这个层次从史料产生之日起 就存在，它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个层次是史料的使用状态，主要是指对史料的 理解和解释，这个层次浸润着使用者的主观意识，并且，因时代和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 。
在自然科学界，科学家作为社会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科学研究过程 中，他却应该是超宗教、超意识、超党派的，它的价值观不能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去。史 料运用的第一个层次与自然科学是相同的，也要严守价值中立原则。例如：判断一件器 物的所属年代，需要采用碳十四测定，这纯粹是科学工作，它必须按照严格的科学的程 序进行而与研究者本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无关。但是，在如何看待这件器物的历史价 值，这件器物可以说明哪些问题，即史料运用的第二个层次上，史家的价值观却贯穿研 究过程的始终。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理解史料的过程就是他用自己的心灵触摸过去的过 程。他依据史料重构的过去的世界是建立在他的价值观之上的世界，这个世界深深地打 上了史家自己的理想、价值、信念的烙印，历史学家们用史料建构起来的历史，有时就 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外在折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家认为，一切 历史都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认知水平与社会条件。史家在研究历史文献时必然受到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限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就历史学家个体来说，他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仅仅是 昙花一现，他生活在被偶然规定了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之内，尽他一生所能也无法超越自 己学术水平和认识能力之外去理解史料，而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要求出发，在当 时当地人类所能达到的知识水平之上以及历史学家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认识能力范围内 来研究。因此，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有如此广博的思想可以洞察人类历史的全部，他们做 出的历史诠释，只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一个或多个侧面，而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在这些 有限的诠释，出现失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就历史学家整体来说，在一个相对固定的 历史阶段内，他们的认识能力与学术水平也同样是有限的，他们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而 将自己置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时空中，而只能根据史料透露出的蛛丝马迹，连缀出从理性 和逻辑上看来更加真实的历史——这不是历史学家的自卑，而是历史学家的“自知”。 像一切人文学者一样，历史学家只能无限地接近史料背后的真实，但可能永远无法拥有 真实。
社会条件对史料真实性的制约突出地表现在史学研究手段的进步程度上。具有重大历 史价值的甲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被当作救人创痛的刀伤药而已；到了今天，由于科 学技术的进步，这些甲骨成为推断夏、商、周历史纪年的重要史料依据。如今，各学科 之间的渗透日益加深，除了辨伪、校勘、诠释等传统方法继续应用于史料研究外，结构 人类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新学科的出现，为今天的史料研究提供了 新的手段，开辟了新的领域，而在上个世纪初，这些是不可想象的。
3.情感因素。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们总是希望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史料， 以便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然而，人不是机器，历史学家们研究任何史料，哪怕是研究 与个人利益毫不相关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爱与恨、同情与憎恶、赞成与 反对的情感。只要历史学家们还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情感因素的影响就永远不可 能消除，最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这种情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可能完全克服 情感对研究工作的影响。
由于情感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得到客观的史料，却得不到客观的结论，这在 历史人物评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为表现自己“爱憎分明”，我们 可以反复不断地使用一些史料而对另外一些史料熟视无睹，从而使被评价的人物与事件 贴上研究者主观情感的标签。五十多年来，对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历史评价的涨 涨落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撰写了许多 饱含情感的史学论著。今天，当我们再次以审慎的目光研究这些史著时，发现凝聚其中 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史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史家认为 自己多么冷静客观，无处不在、无人不有的主观情感都必定对他的研究施加不同程度的 影响，因此，绝对的秉笔直书是不存在的。
在研究情感对史料的影响时，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文献史料是用文字记载下 来的，而文字本身则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且，先天性地融入了道德评价和文化批评 因素，中国文字尤其如此。文字的这一特性既为我们理解史料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又增加了正确理解史料的难度。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严格的训练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比其 他社会阶层更加谨慎地使用文字。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 文字系统，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够发明一套新的符号系统来记述史料，这套系统足以剔除 这些情感因素对史料的影响，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情感对理解、利用史料的影响。
以上我们讨论了影响文献史料真实性的三个因素，其中，选择性偏差和倾向性偏差来 自撰史者本身，而诠释性偏差则来自后世史家。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个因素并不是截然 分开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此外，也并非所有文献史料都必然受到 这三个因素的影响，而要结合史料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还有一个问题需要 特别说明：尽管笔者在本文中讨论了影响史料真实性的因素问题，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怀 疑历史学本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恰恰相反，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推进历史学的 发展作为讨论的终极目标。为了历史学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这种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只有经常性地进行反思，仔细推敲著史者的心态、笔法以及后世史家的学术水平、思 想观念乃至个人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映射于文献史料的记述和研究之中，才能尽可能地 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帮助我们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对文献史料的再认识，从 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史料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