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焦虑论文,逻辑论文,小说论文,蒋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九十年代的语境内，阅读蒋光慈是我许久以来的愿望。如果说，近年来崛起的女性主义话语给九十年代展现了一个崭新并有广阔前景的话语空间，那么阅读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对我而言，就是发现了避免与权力保持再生关系的一种话语方式，使我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真实地言说自己。
一、向语言世界的逃逸与批评话语的暧昧
黑格尔曾指出，在历史深处存在着异化的力量，“即人们自以为做什么，而实际上却只是在为另一种东西服务的工具。”（注：[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这使我们无法掌握历史的规律。蒋光慈的人生道路及命运仿佛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诡计”味道。据叙述，蒋光慈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就以学生领袖的身分，在安徽芜湖地区揭开与领导了安徽学运的序幕，因此与陈独秀、恽代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深厚友谊。经陈独秀等人的介绍，蒋光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 月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蒋光慈在“五四”期间的表现及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殷望，都预定了他此后的政治家、革命家的生涯，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但蒋光慈在苏留学的成绩却是：“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我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注：《蒋光慈文集》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第256页。）这成为他归国之后的唯一梦想与追求， “他决定‘震动’现代文学”。（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蒋光慈抛却革命家的前程，向文学语言世界的梦幻般逃逸，至今没有足够的资料与研究说明这个令人费解但毕竟又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先生认为，原因在于“蒋光慈生性非常腼腆，他回避任何较大社交活动。”（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其次，蒋光慈对自己的文学天赋极为自负，“把自己的心理描写方法比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方法。他还在别处写道：中国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这里他意指的就是他自己。”（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此外， 蒋的文学家梦想很可能受《三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清廉无私”“既不接受官衔又不接受奉禄”的性格影响。我们还需补充的是，对文学的语言世界的迷恋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最为鲜明的特征。伊格尔顿说过，二十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变化最深刻的是文学替代了传统的没落的宗教，“文学就是现代的道德意识形态。”（注：[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页。）“通过艺术，异化的世界可以在其全部的丰富多样性中交还给我们。”（注：[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亦是如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文学成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利器。蒋光慈对文学的迷恋无疑沾染了这种世纪病——对文学语言世界的幻觉与错觉。但蒋光慈的价值与意义独特性在于，他在自己建构的语言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世界，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劳苦阶级砸碎旧社会枷锁的热烈世界。无产阶级这份革命的强大力量令蒋光慈激动不已，这也正是他曾经验与体验过的，也是他始终梦想与眷念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蒋光慈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玛利安·高利克客观地写道：“假如我们只考虑其本身，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也赞同圣伯甫的这一观点：评价一个批评家之伟大，要视其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学整个系统结构现实的框架里考虑他的活动，我们就不能忽视蒋光慈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作用。”（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一直忽略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生平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考证，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其理论及创作态度的有关特征尚未得到揭示”。（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现代文学研究的盲视，实质上隐喻着当代文艺批评家指出过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跨元批评”现象的尴尬困境。即是说人们一直是用五四文学观念实质上是站在鲁迅、茅盾两人的批评立场上批评不同文学范型的蒋光慈的革命小说，结果导致了批评话语的暧昧与难以深入。“由于强调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及时反映，蒋光慈的作品就具有了强烈的宣扬鼓动性，并特具一种历史沸腾时期昂扬的激情与艺术追求力，但由于缺乏对生活从容的观察思索与充分的形象化，而流于浮面。”（注：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6 页。）这种烂熟的批评话语模式，肯定／否定的价值难定，既不能否定蒋光慈革命小说的价值又无法否定已被权威化的五四文学观念：形象化与真实化，只能是异元冲突间的彼此弥合及价值暧昧。现代文学研究中跨元批评的困境，深刻揭示出存在于二十世纪文学语境中的始终的文化冲突：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仪神往的西方自由主义与在历史情境中已被政治力量权威化的马克思主义间的历史性矛盾冲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指出这种困境的根源而无法深入论述。
二、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
1928年，太阳社、创造社在上海引爆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其间，鲁迅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注：《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二集》第15页。）现在看来，鲁迅先生这句话缺乏历史性，对革命及革命者的认识是非历史主义的。直言之，“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个换喻没有区别出中国传统的革命与现代革命的语义差别。传统革命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自下而上的“官逼民反”都是中国社会传统内部矛盾冲突所致；但现代革命的发生根源却非如此，它实质上是受西方现代影响所致，或者说是中国政治激进分子输入西方“革命意识”的结果。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发现现代革命的这种知识谱系：“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也。”（注：党秀臣编《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页。）陈的话语暗示出中国现代革命源于对西方的模仿，但这种再生产西方的现代革命却因非中国社会传统的欲望被拒斥。因此，现代革命不得不进行叙事，叙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才能把中国社会传统的革命欲望组织起来。蒋光慈的革命小说隐喻着现代革命的这种逻辑性，在其中总能发现“现代革命符码”与“现代革命者”间的这种结构关系。请看下面分类表：
小说本文革命符码革命者
《少年飘泊者》 维嘉先生汪 中
《短裤党》 华月鹃 邢翠英／陈阿兰
《野祭》陈季侠 章淑君
《菊芬》江 霞 菊 芬
《最后的微笑》 沈玉芳 阿 贵
围的月亮》 李尚志 王曼英
《咆哮了李 杰 毛姑
的土地》张进德 何月素等
需要说明的是，蒋光慈小说本文内的这些现代革命符码具有超验的神秘性、创造性，是一种“奇理斯玛”式的人物。 “奇理斯玛”（
charisma）这个语词来自早期基督教，意指有神助的人物；后来，韦伯在界定权威的型态时，用来指称一种原创能力的特殊资质。席尔斯进一步用它意指与最神圣泉源相接触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与实际物体。“‘奇理斯玛’权威的最重要关键是它能够产生秩序——它能够赋予心灵的与社会的秩序。”（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83页。）正是由于这些超验的奇理斯玛式革命符码的存在及叙事，汪中、阿贵等才由劳苦阶级的儿子成长为一个现代革命者，毛姑、刑翠英与陈阿兰这些社会下层的女性具有了反抗意识走向现代革命队伍，章淑君、菊芬与何月素这些出身社会中产阶层的知识女性才能背叛自己的出身！家庭成为现代革命女性；同样，李杰、张进德才能把传统的乡村社会潜在的革命欲望组织起来，为摧毁乡村社会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统治力量而斗争。不仅如此，蒋光慈小说本文还突出了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间的相互欲望关系：汪中写信给不曾相识的维嘉先生向他述说自己的成长历程，淑君、菊芬等女性都对现代革命符码怀有深深的爱恋。更能表现这种欲望关系的是革命者王曼英与革命符码李尚志的结构关系。李尚志对王曼英的欲望自始至终贯穿小说全文，而王曼英对李尚志的欲望则被与柳遇秋的爱情、上海时用性复仇社会的冲动再三悬置与延搁；在小说叙事近结束时，王曼英才找到自己真实的、对李尚志的欲望，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曼英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暗自想道：他们都有伟大的特性”，“她的自尊心因为得着了李尚志的援助，又更加强烈起来了。难道她曼英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女子吗？不是一个意志很坚强，思想很彻底的女子吗？”（注：《蒋光慈文集》2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0—121页。）
叙事学者普罗普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件物，这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在王曼英对李尚志的欲望被延搁中，也暗示着王曼英对现代革命符码的区分与寻找。如果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的矩形”来表示这种区分与寻找，就是：
小说开始时，首先表现的是王曼英对柳遇秋的寻找， 王由家里到H镇寻找军校学生柳遇春。革命失败后，曼英被陈洪运骗至陈家里，小说突出了她对非革命符码也非寻找的陈洪运的鄙弃。只有在她与李尚志的关系里，王曼英的寻找才结束。《少年漂泊者》这篇小说，也表现汪中对现代革命符码的努力寻找。在父母被地主逼迫而死后，汪中决心寻找帮助他复仇的力量，但汪中的寻找之物不断被入匪、做学徒、当工人这些虚假之物所替换、所延搁，直到汪中参加工运、结识了革命符码，汪中的欲求之物才终于找到：入黄埔军校并在战争中献身。黄埔军校及汪中的死亡都具有象征意义，前者象征着汪中实现复仇的真正力量，后者意味着汪中只有完全贡献自己目的才能实现。
革命符码的超验性及奇理斯玛性，革命符码及革命者间的相互欲望，都表明它的非实在性。正是由于它在中国社会传统中缺席，小说本文的叙述者／作者才能随心所欲地在缺席的空洞位置上填充自己的欲望之物。本文认为，蒋光慈等革命小说作者正是意识到叙述话语的权威性、超验性，才能热情地在小说本文里叙述革命符码的神圣性。而且，现代革命符码的这种逻辑性，我们还能在《白毛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一大批叙事本文里发现。现代革命叙事逻辑的再三重复，表明中国现代语境内的受西方影响的政治焦虑仍没有消解与缓解。
三、现代革命叙事的双重本文
现代革命在中国社会传统中的缺席迫使它不得不通过叙事方式组织自己的文化镜像。但在蒋光慈的小说本文中，我们发现叙述主体不是革命符码而是革命者。这种叙述主体的置换或曰本文的诡计非常明显表现在《少年漂泊者》中。革命符码维嘉先生是个外本文的人物，没有参与小说中的故事，仅是故事叙述者的潜在听者。“现在我住在旅馆里，觉得无聊已极，忽然想将以前的经过——飘泊的历史——提笔回述一下。”（注：《蒋光慈文集》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5页。）叙述者汪中的这句话不仅表明维嘉是个听者，而且也说出了本文的叙述语态。“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汪中回述自己漂泊历史的时候，是他参加工人罢工之后、投奔黄埔军校之前，即是说汪中是以“现代革命”的视角讲述往事。因此，叙述者汪中的叙述隐喻着“现代革命符码”的叙述，真正意义的叙述者是后者而非前者，汪中仅是个换喻性的功能结构。叙述主体的置换目的在于自然化／真实化，即将本非叙述者汪中的现代革命欲望以汪中的身分、口吻叙述，将其内在化为汪中的真实欲望，把缺席的现代革命自然化为革命者汪中的欲望。“本文的诡计”体现了现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功能。《菊芬》甚至把现代革命符码视为革命者的创造者，把二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叙述得淋漓尽致：
“我将你的诗集仔细地读了一读，越读越有趣，不禁不自觉地发生了一种新的情感，我的思想也就因之慢慢地变化起来了。江霞同志，你晓得吗？说起来，你倒与我的思想有很深的关系呢。你给了我新的情感，你给了我新的思想，总而言之，我之所以有今日，你实在有很大的功劳呢！江霞同志，我应当感激你，多多地感激你，可不是吗？”（《蒋光慈文集》一卷395页）
因此可以说，汪中、菊芬、淑君、王曼英等的叙事实质上是现代革命符码的叙事。而现代革命叙事首先在社会政治本文中进行，它通过压迫／反抗的革命话语逻辑叙述着受压迫者反抗、革命的自然性、合理性。《少年飘泊者》与《最后的微笑》都体现压迫／反抗的革命话语逻辑。《少年漂泊者》开篇就叙述汪中的父母被地主害死，主人公流浪各地到处受压迫，因而不得不革命；《最后的微笑》中阿贵被工厂开除，阿贵陷入全家面临绝境的内心焦虑中：“父亲五十多岁了，害着痨病，虽然有时推小车子也可以混几个钱，但混的总不多；母亲呢，替人洗洗补补衣服，也混不到几个钱。还有一个五六岁不中用的小妹妹！……一家大半都指望我，可是我现在被厂里开除了，这，这倒怎么办呢！”（注：《蒋光慈文集》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26页。）阿贵因此走上复仇的道路。本文认为，压迫／反抗的叙事逻辑把城市与乡村这两大社会区域内的被剥削阶级的复仇欲望组织了起来，使之达到反抗与革新旧社会结构重建现代社会的政治目的：“从今后没有老婆的他可以娶老婆了，受穷的他可以不再受穷了。”（注：《蒋光慈文集》2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现代政治的乌托邦冲动被压迫／反抗的叙事方式遮掩与真实化了。
现代革命叙事也深入到潜意识世界即性本文系统，把潜意识欲望以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重新组织／叙述。《少年漂泊者》不仅叙述了汪中为父母报仇的欲望，也叙述了他性欲望受压抑而革命的冲动：“王氏子是一个什么东西？他配来占领我的爱人？他配享受这种这样的女子——我的玉梅？”“为什么我没有权利来要求玉梅的父母，使他们允许我同玉梅订婚？”（注：《蒋光慈文集》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第50页。）性权利被剥夺，性欲望被压抑，使主人公陷入性焦虑的痛苦体验中，并萌生反抗的革命力量：“我想来想去，一夜没曾睡眠；只是翻来复去，伏着枕哭。第二天清早，我大着胆子走向玉梅的父母的寝室门外。”（注：《蒋光慈文集》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第51页。）《最后的微笑》叙述了革命者阿贵的另一种性焦虑，即阿贵害怕自己的妹妹因贫困而沦为娼妓。“穷人的女子卖了力还不算，还要卖身子！”“阿贵想到此地，梦中的情形又在他的脑际盘旋了：五十几岁的肥胖的老头子与十四五岁的娇弱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最后变成了他的小妹妹了……阿贵不禁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注：《蒋光慈文集》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46页。）杰姆逊先生说过，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已经渗透到人的潜意识。同样，现代革命也组织了人的潜意识，通过性权利、性欲望的被剥夺制造出潜意识中的性焦虑，使之升华成革命的力量。性本能是人的最重要、最强大的本能，把它升华、组织成强大的现代革命力量，是现代革命叙事本文的诡计。而这种诡计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与《红旗谱》等叙事本文中不断被重复运用。
不仅如此，现代革命叙事还组织了女性的潜意识，以“性倒错”的方式把女性的潜意识组织成革命力量。《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女主人公是典型的例子。叙述开始时，王曼英寻找／爱恋着柳遇秋，把李尚志视为自己的亲近朋友，原因是李尚志没有性魅力：“他的眼睛没有柳遇秋的那般动人，他的口才没有柳遇秋的那般流利！他的表情没有柳遇秋的那般真切。曼英之所以没有爱上他，而爱上了柳遇秋的原故，恐怕就是在于此罢。”（注：《蒋光慈文集》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第29页。）王曼英流落到上海后再遇到李尚志时，才被李的革命坚韧性所感动而爱上他。很显然，王曼英爱李尚志的冲动不是潜意识的真实欲望而是“革命”。王的潜意识冲动倒错成革命冲动，变成和李尚志同等的人了。王曼英的性欲望被革命所阉割、替代，主人公由一个美丽的女性变成没有性感意味的中性形象。“她和其余的女工并没有什么分别。她的美丽减少了，然而她的灵魂却因之充实起来，她觉得她现在不但不愧对李尚志，而且变成和李尚志同等的人了。”（注：《蒋光慈文集》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把女性的潜意识欲望倒错成革命的欲望，在章淑君、何月素、毛姑等女性革命者身上都存在。
四、现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焦虑
蒋光慈的革命小说本文的许多裂痕暴露出现代革命叙事的话语性。除了最受人指责的“浪漫蒂克”风格外，还明显体现在现代革命符码的叙述方面。维嘉先生、陈季侠、江霞、李杰和张进德等这些现代革命符码，所以具有奇理斯玛式的神秘性与创造性，以及对汪中、阿贵、章淑君与菊芬等革命者有着强烈的欲望，都表明他们在中国社会传统中的缺席。因为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欲望所代表的恰恰是实在的缺席，才使主体陷入语言的欲望之网中。再之，在叙事主体的替换诡计中，也可以发现现代革命符码利用革命者作为虚假的叙述者把自我真实化的欲望。现代革命符码的这些话语痕迹，充分揭示了它的意识形态焦虑：即对自我缺席的空洞位置的焦虑。因为正是这种缺席位置，才能够暴露与颠覆它的真实性，从而消解它在中国社会传统内的合法性。
写于1929年4 月的《丽莎的哀怨》更为鲜明揭示了现代革命叙事的话语性及它的意识形态欺骗。这篇小说以俄国贵族女子丽莎为叙述者，叙述了她在波尔雪委克革命后离开祖国在上海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遭遇，表现了对波尔雪委克革命的仇恨。这篇小说无论叙述人的社会位置还是叙述位置，都与《少年漂泊者》等本文截然不同，叙述革命的话语也与后者矛盾。正是这篇本文，威胁与颠覆了现代革命叙事及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也正是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于1930 年10 月20日刊登一篇题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报导，指责“《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注：谌宗恕《左联文学新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总之， 蒋光慈的这些革命小说本文，深刻揭示出二十年代现代革命话语的意识形态焦虑的双重性：在肯定意义方面，它以叙述话语的真实化遮掩其缺席位置的焦虑；在否定的意义上，它压抑、排斥其它叙事话语方式掩盖其叙事话语合理性危机的内在焦虑。
蒋光慈：1901年生于安徽省霍邱县。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领袖身分揭开了芜湖地区的学生运动序幕，并以笔名蒋光赤向《皖江日报》等进步刊物投稿。1921年5月被党派往苏联留学，期间写成诗集《新梦》。归国后，致力于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写作，1928年主持成立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日报》等革命文学刊物。离国赴日休养中，在东京成立太阳社支社。参加左联后，主编《拓荒者》，编辑、出版了《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因对当时党内左倾路线不满，要求退党，1930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31年8月病逝，葬于上海公墓，化名为蒋资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