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文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政治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前五十年，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大批知识分子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广泛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快速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其中的瞿秋白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尤具复杂性，值得专门探讨。
一、直接翻译：语言优势与文本策略
瞿秋白翻译了大量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述。与同时代、贡献同样巨大的鲁迅、冯雪峰、陈望道等转译者不同，他采用了由俄文直接翻译的方式。
首先，从译介语言来看，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鲁迅、冯雪峰、陈望道、周扬等，大多数从日文、少数从英文或法文转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在翻译“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关系中，属“翻译的翻译”，即二次转译，个别甚至是三度转译，普遍存在扭曲变形，可信度大打折扣。就鲁迅译介普列汉诺夫《艺术论》，梁实秋在1933年7月《新月》杂志发表《论翻译的一封信》一文指出，“鲁迅所译，系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虽然许多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所引用的达尔文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所以达尔文的原文，由英而俄，由俄而日，由日而鲁迅，——经过了这三道转贩，变了原形自是容易有的事”，难免出现翻译变形乃至错误。在当时围绕“硬译”、“复译”、“重译”等展开的几次翻译大讨论中，瞿秋白强调，“既然叫做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倡导“等效论”原则，语言的直接性为其翻译提供效力支持与文本信心。瞿秋白的直接翻译不等于直译，译文质量是有保证的。既不同于赵景深主张的“宁顺而不信”，也好于鲁迅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硬译”，瞿秋白的翻译是“既顺而又信”、“信而且达、并世无两”(鲁迅语)，加上他建构“真正的现代中国话”、“要做绝对的白话文”的语言学译介目的，翻译即传播，本土化即大众化，在这里，“语言表征”关涉“功用撒播”，“文化实践”联系“革命叙事”，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其次，就翻译对象而言，瞿秋白所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俄国学者翻译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的三封信——《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奈斯》，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论文——《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文学理论代表作《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关键段落，高尔基的二十多篇文艺论文，普列汉诺夫四篇著名文章——《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第一讲)，卢那察尔斯基论高尔基的著名论文——《作家与政治家》等。最为关键的是，依据苏联“公谟学院”(即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后并入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科学院)所主办杂志《文学遗产》总第1、2期内容，瞿秋白翻译、编撰的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献，很多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出版，对于多维呈现、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运用，经历过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过程，即从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著作、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述，过渡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在此变化过程中，以上述翻译成果为标志，瞿秋白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对比瞿秋白，除冯雪峰节译列宁名篇《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翻译马克思《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关于艺术的断片》一文，彭康译列宁名作《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托尔斯泰》，亦曾译介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著作之外，鲁迅、冯雪峰、陈望道、林柏修、彭康、何丹仁、朱镜我、许幸之、刘纳鸥、胡秋原等还翻译了弗里契、法捷耶夫、藏原惟人、冈泽秀虎、青野季吉、片上伸等人的大量著述，而这些均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始人原著，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研究者论著，甚至包含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尚有一定距离，作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弗里契，更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观点。但192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坛，却普遍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弗里契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如，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中，冯雪峰便认为弗里契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视其《艺术社会学》为用“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艺术规律的巨作。与之比照，从翻译对象的内容遴选方面，瞿秋白的直接翻译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可谓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第一大步，吹响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号角，并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和具体的理论范式，意义独特而深远。
瞿秋白深具外语研习天赋，他精通俄文，俄译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多次担任重要场合的俄文翻译，为他了解、介绍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积淀了语言优势、创造了时空际遇，“瞿秋白的俄语水平和办杂志的经验，引起了北京晨报社的注意，他因此被其委以记者身份去莫斯科采访”①，加上“当时中国文坛真正懂俄文的人，不过耿济之、瞿秋白、蒋光慈、萧三、韦素园、曹靖华等人而已。除瞿秋白外，其余的人都不搞理论批评，也不能全面观照苏联文艺运动的发展变化”②，使其比较优势愈加明显，也更令人信服，再加上旧学根底雄厚、国文基础扎实，瞿秋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译介与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一人”。鲁迅曾这样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译文质量：“‘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③此处所提到的“现实”即瞿秋白翻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史铁儿”是瞿秋白笔名。事实上，以其内容之要、质量之高、时效之用，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译文产生了重要而长久的影响：在欧阳凡海编译《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读书出版社1939年版)所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四封文艺书信中，即有两封(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采用了瞿秋白译文；戈宝权辑译《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载1941年《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沿用了瞿秋白的部分译文；肖三编译《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上册)一书(北方出版社1949年版)使用了瞿秋白所译《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1940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周扬编校，曹葆华、天蓝译)选用了瞿秋白译文《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除“个别字眼上有所变动”，瞿秋白所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关键段落悉数被采用，并被历次重译所一直沿用。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曾区分两种现代中国政治代表：同情式(representation－by－sympathy)和觉悟式(representation－by－consciousness)，前者基于人类同情心“代表”被压迫者；与人道主义不同，后者萌发于同具的内在觉悟。在瞿秋白的革命之路、理论之旅中，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曾对佛学萌发浓厚兴趣等，使其早期心性深具“同情”情结，但旅俄经历、时代风潮等多种因素推动他由“同情式”转变为“觉悟式”，并直接影响其思想旨趣、理论品格。正基于此，经由译介与传播，由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现实主义思想、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拉普文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批评资源，悉数进入瞿秋白视野而被重点关注，而俄国“探讨文学与人的心灵世界、文学与历史文化关系为基本目的”的历史文化批评(如象征主义、宗教文化批评和历史诗学等)、“强调艺术审美功能、重艺术形式研究”的审美批评(如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等)则基本被遮蔽，瞿秋白对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④。可见，由俄文向中文的直接翻译使瞿秋白“声名显赫”，拥有影响与传播链条上的语言先发优势，这是同时代所不可比拟的。然而，在信服力强、译介经典的光环大旗下，瞿秋白的语义强调抑或逻辑舍弃，使其有意无意地成为量度、勾勒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线条的尺子和画笔之一。时代因缘，风云际会，在波澜壮阔、思想纷争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场域里，个人的气力才情、思想心结之于理论形成、价值呈现的关联度，有时真难以估量。
二、有意撰述：思想资源与语义转移
瞿秋白译介了很多俄苏文学作品，翻译准确、流畅，所译高尔基《海燕》等作品被鲁迅称赞为“信而且达”，至今享有较高声誉。瞿秋白对自己的翻译水平非常自信，曾谦虚地作如是感慨，“假如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⑤。瞿秋白还认为，“翻译是革命的桥梁，文化的桥梁，对中国革命很有好处，我们自己也可丰富知识。所以要像蜜蜂采蜜那样，下苦功夫，认真细致地做，一字一句也不要马虎”⑥。然而，瞿秋白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既有准确、忠实、严谨的“等值”翻译，也有以翻译为外衣、有意增删、故意变形、面目全非的“撰述”，前者如瞿秋白翻译恩格斯、列宁、高尔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著述，后者如瞿秋白撰述《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等论文。
所谓撰述，即编撰、叙述，或按瞿秋白的说法，是“自己编”，它以领会原著为基础，根据主体旨趣、现实需要进行灵活删改与有意增补，以实现思想强调、语义转移等目的。通过大幅增删、编辑、改写俄文原著，瞿秋白以现实主义取代自然主义并为其成功“正名”，有力地批判左拉及其自然主义，为确立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扫清了道路⑦。着眼于当时的中国文坛，批评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撰述色彩突出，针对性强。
在瞿秋白看来，对于文学理论著作，为了“传布这些理论到广大的群众中间去”，“不但要用同样的方法翻译，而且尤其要编纂”⑧，需综合运用翻译与撰述这两种形式：一方面，翻译不能够曲解原文的意思，不要夹杂使用文言白话，中国文法不能同外国文法杂糅使用，而必须使用完全的白话和现代中国语文的文法、词汇，以大众化的方式进行理论翻译，“用浅近的中国白话文编辑许多文艺理论的常识丛书，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书籍，使它们能够成为研究那些翻译过来的理论书籍的初步读本”；另一方面，系统研究、解释批评广大中国民众对于文艺的许多旧观念，发挥文学理论的现实斗争作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实际运用到中国的文艺现象当中，尤其是指导群众的文艺生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在这里，翻译和撰述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斗争策略：对待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文本，瞿秋白坚持“翻译”策略；对待俄国研究者为之撰写的“序言”，瞿秋白采取“撰述”方式；“翻译”工作侧重于传播，注重译文与原著意义内涵的一致性、等值性，是扎实的范式引入与理论建设工作，可用学术标准来衡量；“编撰”工作则接近于鼓动，以动员效果、氛围渲染取胜，难以使用学术规范来考量，服务于革命功利、匹配于现实环境很大程度上成为出发点和旨归点，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⑨。
瞿秋白翻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可信”为标准，强调“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允许以流畅口语改译语言风格，但不可改换其义，不能随意输入个人看法，“对照原文，并比照中央编译局和罗大冈等人的新译本，我们可以发现瞿秋白对经典文献的翻译高度忠实原文，除了技术性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外，没有明显个人改动”，充分体现了瞿秋白扎实的知识功底和认真的研究精神。但瞿秋白撰述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则是以“有用”为标准，通过添加着重号、选择印证材料，坚持“结合中国革命斗争语境对其进行再‘撰述’完全合理和必要”、“学术问题只有在与中国现实的‘文化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之际，才能正当地进入瞿秋白的‘撰述’视野”⑩等主张，大幅删减原文的学术性信息，包括“对西方和苏联马恩文艺理论研究状况的概述”、“恩格斯与《城市姑娘》发行人维藉德莱及其翻译者爱赫哥夫讨论本书的书信”、“左拉文集的版本问题以及对左拉逸文的考证方面征引”、“左拉与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一系列俄国作家的通信”、“拉法格著作的版本，手稿整理和保存情况以及拉法格文集的翻译情况”等学术价值很高的信息，均是采用“撰述”之法。
在这方面，鲁迅却与瞿秋白大不相同。在1928年初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李初梨、成仿吾等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思想武器猛烈攻击鲁迅，自诩为革命文学理论的掌握者，新术语、新概念在他们所撰文章中不断出现。为窥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真谛，取得先进思想武器，鲁迅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11)，注重分辨真伪，强调翻译的准确性，以“硬骨头精神”进行译介，视“信”为第一要求，宁可译文不顺畅甚至艰涩难懂，也要保持原作面貌。鲁迅“横着站”的怀疑主义精神、“同路人”的核心立场、相对较少的具体政治运动介入，使其在援引外国先进思想与理论资源时，将译介主要精力更多地放在求真、求准、求信方面，不同于瞿秋白翻译、撰述兼重与并举的做法。
瞿秋白撰述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力图做到大众化与中国化的统一，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价值。同时，身处政治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场域当中，深受苏联思想资源的直接影响，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外部研究倾向，瞿秋白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撰述”，对中国文坛后来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
首先，撰述兼顾理论可信度、实践针对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早期阶段的现实策略。一方面，它以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苏联先进经验”为对象、外衣，是在此基础上的编撰与叙述，确保了较高的理论可信度，使其快速获得权威性、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以理论运用的中国革命现实与文学理论界为场域、关涉，是此语境内的改写与适用，生成了较强的实践针对性，使它具有适应性、对策性。两者对接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历程。只有前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全盘接受、照搬照抄、主体缺席，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向中国传播的最初阶段；只有后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孕育、自生自长、缺少借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国粹式排斥。在瞿秋白的撰述中，以上两者处于相对和合、平衡、统一之中，体现了瞿秋白“既自信、尚不够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初级状态：既有外域理论资源的输入，强调借鉴先进经验，已超越所处初级阶段，但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成熟形态、建构原创性较强的中国本土理论还有一定距离，学术层面很少考虑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亦有着眼现实社会的调整，关注理论运用的时空条件，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并取得一定成效，已初步生成建构中国化理论的自信心、判断力，正向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统一的理想状态前行。对于建构大众化与本土化并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瞿秋白的这种撰述贡献巨大，涉及文艺的缘起、核心、特性，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载体、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直接助益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其次，在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路的总体框架下，撰述是快速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它发挥了与理论翻译异曲同工的功能，具有意识形态的引导、统率、象征功能，符合中国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客观需求。但受阶级政治、民族政治的双重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历程中，几乎所有思想主张都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文艺应以艺术方式关注现实”、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文艺应以一般意识形态方式关注现实”这两种路径之间摇摆，两极性突出，对立性明显。因此，虽然瞿秋白也重视文艺的审美艺术功能，注重创建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但就整体而言，他更侧重于后者，瞿秋白革命功利的接受图式决定了其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引进、传播、运用视野，那便是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有关党性、政治性、阶级性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性、艺术性、人道主义方面的理论和观点”(12)，建构出的文学理论“政治话语”居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并将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阶级性和政治倾向，客观上助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化色彩。瞿秋白的“撰述”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有：在引述材料、采纳观点的过程中，有时比较随意地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行剪裁与取舍，突出强调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在“政治朝圣”式的时代风潮中，批评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时，瞿秋白的推导逻辑更多建立在政治立场、阶级身份的基础之上，不恰当地放大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贬低了他的文学理论贡献，所得结论有时比较片面，部分评价不够公允；瞿秋白在援用列宁文学理论，批评普列汉诺夫、“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理论时，基于立场、身份的推导逻辑，有时影响了他判断的准确性、评价的公允度；将列宁《党的组织与出版物》中的“出版物”误译为“文学”，漏译列宁把“写作事业”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关系比作“齿轮和螺丝钉”与“机器”关系时，又说“任何比喻都有缺陷”等重要内容，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学的艺术性及其内部规律。
三、语境指涉：俄苏场域与中国问题
在瞿秋白眼中，文学理论译介、传播必须“完全和群众工作以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研究现实的社会现象联系”，他在《“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后记坦言，“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此处所说“关涉”即语境指涉性：不仅指涉理论输出方的俄苏语境，而且指涉理论输入者的中国语境；不但指涉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自身的生成、效用、评价语境，同时指涉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应用语境，旨在处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俄外部环境、译介传播、客观需要的关系，反映了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系的复杂性、整体性、变化性。
一方面，瞿秋白根据当时中国社会语境，策略性引入适合需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注重对其改造，以发挥更大的现实斗争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鲜明的革命实践、社会批判、意识形态属性，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13)，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连在一起”(14)，共同催生了瞿秋白引进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上述特点。自1920年代后期肇始，到1940年代中后期基本结束，以“革命文学”论争、“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讨论、“两个口号”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以思想整合为核心，综合运用制订文艺政策、强化组织领导、进行舆论调控等多种手段，致力于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瞿秋白译介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文学、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和幼稚病等现象的存在，阻碍了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通过援引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接中国语境，瞿秋白综合运用“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等多种策略，初步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15)。瞿秋白“首先关注的是战线而并非文艺，其内在逻辑自然就是现实政治革命”(16)，吻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文化政治革新建构需要的基本规律，诠释了外域经验中国语境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瞿秋白不仅熟谙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生成语境、实际效用，而且密切关注俄苏文坛、理论界、政治界的最新动向，以便迅速了解与准确掌握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具体资源的评价语境，灵活采用消息报道、理论阐释、思想溯源等多种形式，在中国语境框架内进行适当调整。瞿秋白对托洛茨基文学理论的评价，便是这方面的生动反映。
托洛茨基是俄国著名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外交家，在苏俄的声望曾经仅次于列宁，他与列宁肖像一度长期并排悬挂。后在政治斗争中，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打倒而流亡国外。受苏联评价托洛茨基的直接影响，瞿秋白对托洛茨基及其政治理论的判断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高度肯定，后期完全否定。瞿秋白早期著作《赤都心史》曾多次提到托洛茨基，其高大形象可比列宁。1921年7月6日，瞿秋白写作《列宁托洛茨基》一文，“丰采奕奕的杜氏，演说辞以流利的德语，延长到三小时余，……说话时眉宇昂爽，流利倜傥……他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手里一枝短铅笔，因他指划舞弄，突然失手飞去，大家都哄然笑起来了。”1921年11月8日，《赤色十月》一文记叙：“还没来得及静下，演坛上突然又出现杜洛次基的伟影。”此时的瞿秋白视托洛茨基为与列宁并列的革命领袖，评价很高。1923年11月15日，瞿秋白撰文《艺术与人生》介绍苏俄文学情况，依据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的相关内容，他指出在克留耶夫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论争中，“那‘轻裘缓带’的杜洛茨基也就——不是投笔从戎，而是‘投戎从笔’的——出马参战”，引用托洛茨基肯定马雅可夫斯基的两段言论，强调“将来并技术与自然之‘对立’而消灭之；艺术的综合的人生观将广泛至于无涯”，推崇马雅可夫斯基，间接反映瞿秋白认可托洛茨基的文学观及其著名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随后，苏联风潮骤变，瞿秋白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之改变。1923年12月，俄共党内斯大林派开始批斗托洛茨基派。缘于格局尚不明朗、消息传入中国国内的滞后性，1924年6月出版的瞿秋白《赤都心史》中，仍有“列宁托洛茨基”、“赤色十月”等内容，8月他发表文章《艺术与人生》仍多处援引托洛茨基言论。1925年，托洛茨基被免去军事人民委员，斯大林派的胜利已成定局，瞿秋白发表文章《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借中国革命路线问题批判托洛茨基的农民政策。俄共党内斗争的动向与趋势改变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判断，但瞿秋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托洛茨基的责难并非先验式批判，而是围绕中国革命路线问题合乎逻辑的论证(17)。其后，中国掀起“反托派”浪潮，1931年前后，瞿秋白甚至被王明等诬陷为“半托洛茨基分子”，但瞿秋白对托洛茨基的批判态度却是坚定的，这一看法体现在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上。例如，瞿秋白在《苏联文学的新阶段》一文中指出，“否认艺术上有价值的普洛文学有造成的可能，这是托洛茨基的孟塞维克的文学观”，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式修正主义具有内通性；《并非浪费的论争》一文认定胡秋原“最气我曾说过他是社会民主主义派托罗茨基派的文艺理论家”，称托洛茨基为“去过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18)，其文学理论价值不大。在瞿秋白看来，对应“不断革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获胜”理论，托洛茨基提出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能也不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艺”文学论断，在苏联、中国都同样难以成立和被接受。再如，瞿秋白翻译别德纳依《没工夫唾骂》一诗也可看出瞿氏态度之坚定。作为布尔什维克诗人的别德纳依善写政治寓意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高度肯定其为“真正”的诗人，但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下，别德纳依蜕变为斯大林的御用诗人。在托洛茨基流亡国外的第二年，即1930年3月14日，摘取1929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涯》中的某些片断，别德纳依在《真理报》发表《没工夫唾骂》，斥骂托洛茨基自诩为英雄，冠之以“那样的阴谋家”、“惯写匿名信的文学家”，批判他的“不间断革命理论”、脱离群众、个人英雄主义。此时的斯大林为谋求党内领导权，急切渴望清除托洛茨基的“个人崇拜”，这首诗正合其意，因而受到高度赞扬。1932年8月，瞿秋白翻译了这首长诗，同年10月15日发表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在该篇译作的注释中，瞿秋白戏称托洛茨基为吹牛皮大家“蒙赫豪任”男爵、“不断领袖”，披露托洛茨基在他自传中的语录“十月革命是他的创造”。瞿秋白此举明显隐含他对托洛茨基的批判态度，其作法的直接源头便是苏联官方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与贬低。
瞿秋白对托洛茨基文学理论的评价，前褒后贬，反差很大。缘于政治视野的苏联官方评价主导了整个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接受与估量问题，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反映了瞿秋白译介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俄苏语境的指涉性。正是基于语境的指涉性，瞿秋白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与鲁迅、冯雪峰差异很大。
首先是翻译方面的差异。在翻译对象上，鲁迅、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致力于艺术起源、艺术作用等方面的学术探讨；瞿秋白翻译的《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更多强调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对而言，鲁迅注重翻译文学规律研究著述，瞿秋白侧重翻译文学理论政治上正确与否的驳论。在翻译接受上，鲁迅设定目标读者为“有志于革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作家，最起码也是有志于此的青年，而不在于普及大众”(19)；瞿秋白看重的恰好是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注重发挥其宣传、鼓动、感染价值。在翻译目的上，以笔墨致力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鲁迅，始终坚持文学家的身份、立场、眼光，强调文学推动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责任。对于鲁迅所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宜过分强调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性质，不可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应将其视为学术行为。与之不同，瞿秋白视俄苏理论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讨文学理论本身远不如发挥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重要，服务政治、助益革命的追求远多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考量。
其次是评价方面的差异。鲁迅比照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其核心思想为，列宁是政治实践家，普列汉诺夫是思想理论家，二者不同。虽然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实践才能无法同列宁相提并论，但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论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20)，各有其用。普列汉诺夫是伟大的思想家、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导师，其理论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功用。鲁迅认为，一方面，在政治实践领域，普列汉诺夫有过动摇，他坦言“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21)，的确犯过不少政治错误，他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22)，政治命运与现实归宿令人叹息。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研究贡献巨大，不能抹杀其价值。鲁迅强调，普列汉诺夫是俄国乃至国际劳动者阶级的导师，其理论对俄国工农运动的高涨有过贡献，是“与有力量的”。在鲁迅看来，这种理论建树表现在文艺领域则是“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23)，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具有开拓性意义，他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24)，不能否定其巨大价值。与鲁迅不同，瞿秋白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哲学观念等关系维度，围绕客观主义、象形论、智识本位、笼统主义、不充分的辩证法等论题，深入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对其否定远多于肯定。究其原因在于，1930年代苏联开始的意识形态整顿中，普列汉诺夫被严重贬低；在后期拉普等苏联流行的文艺风潮中，受德波林、米丁等人的严厉批评，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的正统地位被彻底颠覆；在苏联官方“神化”高尔基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曾对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冷淡态度、贬低做法等被无限放大，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眼光被公开怀疑，这些语境指涉直接生成了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批判的评价立场。
四、结语
在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上，瞿秋白综合运用翻译与撰述等文本手段，加上其丰富的语境指涉性，力图对接理论资源与现实语境，既重视作为思想资源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身的先进性、科学性、正确性，亦强调其评价、应用语境的变迁性、指导性、适用性，试图在二者间求得平衡。然而，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瞿秋白更多侧重从现实政治层面而非学术思想视域去把握理论、界定问题、评判现象，相对缺乏以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独立审视，阶段性的现实逻辑、动态式的政治倾向居主导地位，往往使这种对接难以两全，容易生出影响与接受、紧随与自创的二元对立式焦虑，这体现了瞿秋白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理论家之间的矛盾，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艰巨性、曲折性，还与瞿秋白“半政治家”、“半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及其分裂有关。
国内学界已从揭露隐患说、心忧说、悲情说、心灵史诗说、忏悔说、诗性生命说、自传文体说等角度，以《多余的话》为探讨重点，全面、深入分析了瞿秋白的“二元式”性格。在他们看来，瞿秋白的“二元式”性格，对应其两个“自我”，即政治工作与文艺追求、革命主义与厌世情结、党的领袖与旧文人、马克思主义者与没落的“士”阶级等之间的对立与分裂；瞿秋白“文人绅士”式的本我、“革命激情”式的自我、“君子风范”式的超我，三者并存，容易引发矛盾(25)。确实如此，在瞿秋白短暂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里，他置处政治家与文学家的身份旋涡中难以脱身，“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26)，“这个”即“政治工作”，“那个”即“文艺工作”，始终未能妥善处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回忆自己人生时他说“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27)，坦言“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28)，试图清算自己长期扮演的政治角色。即便是在1925年左右，“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29)，理想性与现实性，交织心灵、身体的焦虑与衰弱，外在理论与内在心性，启示他人与点拨自我，现实世界与精神体验，总是处于矛盾与纷争之中。笔者以为，这是比瞿秋白英年早逝更大的悲剧，也是根本性的悲剧。瞿秋白曾这样描述他政治上的疲倦感、无力的掌控感：“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厌(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30)又曾用“戏子”一词来剖析与总结自己“大学教授”、“政治家”的角色扮演，忘记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已完全成为“剧中人”，“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31)，然而陷入政坛十多载，“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32)，文学终成了他难以回归的“家”。
1931－1934年，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实际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革命文学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这本是瞿秋白重返文学阵地、建设文学家园的好机会，然而，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身份、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角色意识、中共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整合意图，加上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盛行“阶级论”外部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化思维，“被瞿秋白接受译介了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体现出文学的阶级性、党性、意识形态性的那一部分，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被瞿秋白所接受译介的部分，只是这一庞大体系的一角，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艺术审美和人的全面解放的关系、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艺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艺术语言的审美特征等十分重要的范畴和命题，由于和瞿秋白的接受图式相斥而被轻轻搁置”(33)，生成了瞿秋白文艺思想“强调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宣传、教育、团结、揭露功能，以革命为中心、以大众为本位、以反帝反封和救亡图存为主题、强调文学外部规律研究”(34)的基本品格，并具体反映在推崇高尔基、批判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鲁迅、批评胡秋原、评价茅盾《子夜》、批评华汉《地泉》三部曲等文艺工作中。文学的阶级性、社会性、集体性、内容性，更为瞿秋白所看重，文学的审美性、自为性、私人性、形式性则相对被轻视乃至遮蔽，文学俨然成为政治主张、革命方针、宣传手段的附属品、利用物，政治压倒文学，革命统领审美，在当时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主导观念与选择。经由对左翼文艺作品的共鸣性阅读，国人身上常见的“政治焦虑”以审美方式被成功“置换”。一位叫大卫·威拉德·莱昂的外国人曾调查过当时中国人的读书习惯，他统计了1934年北京图书馆借阅最多的外国作品译本后发现，奥格涅夫《一本共产党学生的日记》、柯伦太夫人《赤恋》、革拉特柯夫《土敏土》以及伊凡诺夫和皮涅克的作品最受欢迎，尽管这些苏联作家作品大部分被查禁，当时只能在朋友间偷偷传阅一些残旧的本子，但丝毫不影响其被追捧的程度(35)。这种阅读偏爱无疑反映了当时读者对政治的关心和具体的政治价值取向。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瞿秋白的对象选择、编撰策略、语境指涉也就必然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
当我们进入瞿秋白的内心世界来看，这个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因为瞿秋白不仅强调文学的革命功利、社会价值，也看重文学的审美之维、形式属性。在他看来，文学关联却相异于政治，文学拥有“博弈”政治的自主性力量。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中说，瞿秋白曾经发表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但他临死前留恋的茅盾(沈雁冰)作品，却并非是瞿秋白用心提出修改意见并负荷批判“立三路线”政治主张的《子夜》，而是瞿秋白当时并不首肯的《动摇》，它与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雪芹的名著并列，被瞿秋白推崇为“都很可以再读一读”(36)。在笔者看来，讴歌《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活动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他们遵循着不同的判断逻辑，这反映了瞿秋白的纠结、无奈。对于其中的况味，瞿秋白曾作如是反思，通过“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重新阅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发现“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37)，文学审美不同于阶级归属、宣传指向、伦理判断、“图解”社会科学，文学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审美世界。再进一步，如果忘却功利、舍弃沉重，瞿秋白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38)，便可轻松实现，直抵审美境界。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这是瞿秋白所难以奢望的。当时的环境氛围、角色扮演、外部要求不得不迫使瞿秋白承载更多使命，左翼文学的“主义话语”、“政策话语”要求他带着特殊眼光去审视文艺，革命文学的所谓本质“现实”很可能只是一种合政治目的性的话语构造物。
注释：
①Jamie Greenbaum,Qu Qiubai:Superfluous Word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16.
②张大明：《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78页。
③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丁景堂、丁言模主编：《瞿秋白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④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绪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⑤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8页。
⑥杨之华：《回忆秋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1页。
⑦杨慧：《瞿秋白对现实主义的正名和对自然主义的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⑧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96页。
⑨杨慧：《“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
⑩杨慧：《“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
(11)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忆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1页。
(12)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1页。
(1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4页。
(15)张亚骥：《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8期。
(16)傅修海：《语言乌托邦里的革命激情——瞿秋白“文腔革命”论的当下析解》，《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7)［日］长堀佑造：《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王士花译，《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
(18)瞿秋白：《并非浪费的论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88－89页。
(19)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20)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21)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261页。
(22)鲁迅：《〈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23)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267页。
(24)鲁迅：《〈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47页。
(25)参见拙文《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论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6)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页。
(27)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4页。
(28)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9页。
(29)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7页。
(30)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0页。
(31)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5页。
(32)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8页。
(33)郄智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史中的一次关键转折——评瞿秋白对马列文论的译介》，《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4)参见拙文《历史语境与思想旨趣——毛泽东与瞿秋白文艺理论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5)［美］尼姆·威尔斯：《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36)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23页。
(37)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7－718页。
(38)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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