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知识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取向论文,研究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扩大能否上升到智慧的高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而不只是促进知识的增长），应成为大量拥有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图书馆界的思考内容。目前，以“知识说”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相关成果，并不能满足这一学术期待。
1 文献信息：从知识的载体到智慧的载体
1.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本质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三次嬗变[1]。目前，“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关键词正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已经成为共识”[2]。
“知识说”林林总总，概有“知识论”、“知识基础论”、“知识社会论”、“知识交流论”、“客观知识论”、“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知识资源说”、“知识可获得性说”、“公共知识管理说”、“知识存取论”，等等。各种“知识说”之间不乏争鸣，但都没有对“知识”这个关键词本身的正当性进行反思，而只是把商榷放在了各种“知识说”本身的言说质量之上。例如，《“知识资源”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试评柯平的“知识资源论”》[3]一文建议：“此处之‘知识资源’仍给人以静态感觉，如果再明确一下，将此处的‘知识资源’改为‘馆藏知识传播’（注：‘馆藏’＝物理馆藏+虚拟馆藏）可能更准确、明了些。”
无疑，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是建立在“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前提之上的，其实质是要强调：图书馆表面上是在打理文献，实质上却是打理文献背后的知识。诚如王子舟指出，“知识集合论”就是对图书馆学“自身学科逻辑起点（文献）的更高层次的本质回归”[4]。然而，“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本身是值得反思的。我们认为，文献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真正合乎人类本性的东西，因而不可能只有“知识”这一种存在形式。
1.2 对文献信息知识论的历史考察
在西方，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提出了“知识即德性”的命题，他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则发展了以智慧为最高美德的知识论伦理学。而自培根（1561-1626年）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完成了自身的质变。它意味着求知就是求力量，而不是追求德性，更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完全可以没有德性，而这已经不幸成为一种社会现实。
作为“近代科学的始祖”（恩格斯语），培根也是著名的经验论者。他与唯理论的笛卡尔（1596-1650年）是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奠基人，他们的思想反映了17世纪以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观与文明标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就是金钱”的理念深入人心，知识的工具理性达到极致。为了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力量”和“金钱”目的，知识也日益修正自己，努力达到科学的要求，成为“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5]。可见，知识十分重视事实与经验，即必须经过观察或实验的验证；同时要合乎“合理的判断”和“系统的阐述”，即必须能整合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由此，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的主要内涵，知识也日益成为纯粹理智性的算计和操作技术，从而彻底撇开了德性和品格内涵。波普尔说：“科学知识就属于这种知识。储存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6]。于是，所谓学习就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所谓文献就是“记录有一切知识的载体”，所谓去图书馆就是为了去“求知”。而“求知”的心理动因也自觉地服务于经济利益，成为与提升个人品德与人类进步无涉的单向度追求。
在中国古代，知识本质上也是一种“德性之知”。据《论语》的《述而》篇记载，孔子认为学习主要包括“多闻”（间接认识）和“多见”（直接认识），它们和“文”学（记载于文献的古代典籍之学）都是“下学”，所有的“下学”都必须“上达”为“闻道”。《宪问》篇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述而》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对具体技艺的学习，必须以“道”、“德”、“仁”本体为依归。而据冯友兰先生的理解，“老子注重‘为学’和‘为道’的不同。‘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知识，‘为道’的目的是提高人的智慧，用我的话说，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7]。同样，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张载在《正蒙·大心》中指出，“见闻之知”，“不足以尽物”。必须抛弃“见闻之知”而进行直觉的“大心”和“尽心”，从而唤起心中的“天德良知”。
受惠于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也把文献定位在智慧的高度。唐人毋煚《古今书录序》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隋书·经籍志》云：“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相应的，和今人的“求知”不同，古人读书是为了“求圣贤之道”，把握修身立世的道理，正如唐人杜暹藏书诗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清孙庆增《藏书纪要·购求》亦云：“夫天地间之有书籍者，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一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显见，书籍并非知识的载体，而是道德伦理的表征，对书籍的认知也要服从于“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的伦理约定。
1840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古代知识的“德性”遭到了西方科学的“祛魅”（亦称“解咒”，disenchantment），“就是力量”和“就是金钱”的科学知识及时“纠正”了“德性”的取向。从学理上说，“德性”作为主体价值范畴，不符合“事实与经验”，无法进行“合理的判断”和“系统的阐述”，因而“不科学”。而“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8]。1983年，“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命题被以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与《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3469-83)的名义得到了全面确认，其实质乃是改革开放后不久对晚清以来信奉科学以及吁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延续。无疑，“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效益就是生命”等命题共享一致的社会语境。然而，党中央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不再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正在被“和谐社会”的理念所取代。我们相信，“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命题也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候了。
1.3 文献信息的智慧内涵
文献的知识论单一向度，本质上是认为知识构成了人类心智和人类文明的唯一内容。然而，“从数据到信息到知识再到智慧，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层次越高，外延、深度、含义、概念化和价值就会不断增加”[9]。作为人类心智的产物与人类文明的结晶，文献不仅有知识，还有智慧。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要害是，只知文献有“知识”，而不知文献有“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智慧以“高于知识”的形态出现，它不能像知识那样通过定义、经验和推导来求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智慧不可以被解释，更不意味着图书馆可以只与知识相伴而弃智慧于不顾。解释学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被阅读和理解的“文本”。总体而言，智慧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予以阅读和理解。
第一，在本体论上，“知识是对于可见事物与事实的描述与解释，智慧则是对价值与意义的洞见与直观……以价值为目标的智慧是内在的、主观的；而以事实为对象的认识则是外在的、客观的”[10]。我们认为，定位在价值层面上的智慧主要包括个人的德性与人类的德性，是超越知识本性的一种人心“悬置”。知识无关乎人之本性与人类精神，相应的，主体人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以逻辑的方式推导出相应的价值判断。简言之，知识只解决“无能”问题，要解决“无耻”问题必须诉诸智慧。知识论的单一取向，只能导致人类知识理智的探究“为学日益”，而德性智慧却“为道日损”。这正像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那样，“现代人知识太多而智慧太少，或说现代人有太多的‘小聪明’，而没有什么大智慧。……只重智巧，只工于算计、巧于投机，而不重德性，不重品格”[11]。
第二，在认识论上，外在客观的知识以主客体分离为前提，通过定义、观察与逻辑推导的方式求证知识。因而，后天能够把握与积累知识，而现代教育也主要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内在主观的智慧是一种价值选择，人自身是评价的尺度，因而主客不分、天人合一。智慧不是观察到的、甚至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它是一种推测的、非确定性的和非随机的过程”[12]；“饱含着神奇和诡秘、复杂和多元、或然和灵活。智慧是难以分析和量化的，它因综合而深邃”[13]。显见，知识让我们经验局部和有限，而无法触摸整体和无限。并且，人的内心与思维在本质上也是无法经验与触摸的。因为，无论是整体和无限抑或是内心与思维，都不能与经验事实取得直接、明晰的逻辑联系。但是，“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断言惟与可观察现象有逻辑联系的东西才存在，与断言惟人类看得见的东西才存在是同等荒谬的”[11]。放弃智慧诉求，就是遮蔽了理解整体和无限、通达内心与思维的有效途径。
第三，在目的论上，知识旨在改造物质世界，努力把客体对象转变成我们需要的物质产品。并且，随着科技为代表的理性知识的发展以及工业文明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知识正在被尊重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价值，取得了独断化的地位。而智慧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开发，它以提升个体人以及整个人类的素质为己任。孔子说“君子不器”。《庄子·山木》强调：“物物而不物于物。”像器物一样提供工具理性的专门用途是和人的全面发展相违背的，因而不是“君子”之所为。“冯友兰说，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即成为人本身而不是成为‘某种人’。成为某种人，就要掌握某种知识技能。哲学的智慧优于使人成为‘某种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10]显见，知识是世间法，智慧是出世间法。知识只能在常规性思维下追求“正确”，智慧则力争高明，达到彻悟与制胜的境界。知识取向的文献信息观，作为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观照，只能令我们唯恐“不器”，恰恰放弃了对于世界与人类自身博大圆融的理解。
综上，作为人类心智的产物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文献不仅承载着知识，还蕴含着智慧。当然，正像数据和信息是知识的基础一样，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知识和智慧基本是手段与目标、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的关系，两者并不绝对对立与排斥。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会有什么智慧。但是，在知识的手段正在异化为目的、形上之道日益为形下之器所消解的当代，我们有必要弘扬智慧的价值。而图书馆学关于文献的知识论单一向度，恰恰使人类放弃了更为重要的智慧追求。
2 图书馆学：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学
2.1 作为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的两个系统
研究对象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嬗变，没有改变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知识之学的底色。作为知识之学，图书馆学旨在研究图书馆现象与图书馆问题，揭示图书馆规律，指导图书馆实践。它包括两个基本系统：一是概念框架，包括相关的专业概念、术语、命题和判断等；二是操作技术，包括指导图书馆现实运作的各种规则和技术，如ISBD、《中图法》、元数据等等。可见，知识之学的实质是要维持概念框架的可分析性以及操作技术的工具合理性。而这两点同样反映在了以“知识说”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之中。首先，从概念框架来看。“知识说”文献信息的“控制单位将从文献深化到文献中的数据、公式、事实、结论等最小的独立的‘知识元’”[14]。于是，关于知识元的定义（长度、来源、识别、组合），描述（标引、编码），类型区分等等，构成了图书馆学的主要概念框架。其次，从操作技术来看。“知识说”乃是从传统文献管理和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变，因而需要有关于知识单元标引、组织、存储、检索与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支撑。再次，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知识说”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之间互为鼓桴、相得益彰。例如，关于知识元有效提取的技术直接取决于对知识元的明确界定；而对文献单元、信息单元与知识单元的特征及其关系的认识，也将直接影响到知识单元的组织管理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文献和信息单元处理的一般理论、方法与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符合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标准。
然而，“知识说”视野下的“知识之学”，既不能提供价值理性；也不能将图书馆学引向智慧之学。
2.2 作为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不能提供价值理性
基于“文献说”与“信息说”的图书馆学本质上是要构建一套文献管理与信息管理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而“知识说”则要构建一套知识管理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三者都是认识图书馆现象的固化成果和结晶，具备默顿所谓“为科学而科学”的根本特征。相应地，馆员是以熟悉文献管理、信息管理或知识管理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的职业工匠（或职业技术工人）身份而存现的。而客观、严密与静态的图书馆学知识和技术体系，也不能解决图书馆达到“圆满”所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作为一门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和所有近现代其他“科学”一样，只提供工具理性(reason)，而不能提供价值理性(rational)，本质上“是不可能有终极意义的”[15]。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为实现某个明确的目标而对方法手段的合理设计与选择，有效性是其基本追求。它是“一种逐物之学，是不要价值判断的。正如亚当·斯密从经济学领域清除了‘道德’及一切价值判断一样”[16]。如果说作为知识之学两大系统中的概念框架构成了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的学理保障，那么操作技术则集中反映了工具理性的“逐物”特征。例如，ISBD技术直接在文献著录实践中“有用”，《中图法》则确保在文献分类标引中“好使”，等等。而知识管理环境下的图书馆学操作技术主要包括：第一，基于文献管理与信息管理的传统技术的改进与创新。例如，增加和改进文献管理系统和文献数据库的信息管理（增加文献外形信息特征和内容信息特征项）与知识管理（增加基于引文的知识网络和知识关联网络等）功能[14]；第二，直接施用于知识管理的新的信息技术，诸如人工智能技术、网格技术、知识网格技术、知识挖掘技术、语义网络技术、知识仓库技术，特别是综合集成知识资源的知识网格技术，等等。可见，“知识说”没有改变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定位，不能将图书馆学引向价值理性。
所谓价值理性不以解决具体、明确的目标为要务，其作用不在于指导操作，而在于它是关于个体人生观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合理性选择。价值理性在个体层面上决定人生价值目标的确定；在人类层面上决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文明的根本取向。在图书馆学中，同样存在价值理性的选择，诸如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中如何体现出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切，图书馆到底为什么人服务，馆员与读者的利益如何平衡，图书馆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是否倡导并践行信息公平的理念，作为图书馆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性，应该从什么立场和态度来观照它，我们究竟应该从图书馆学中获得什么，等等。对这些根本问题的“选择”，只能诉诸价值理性。显见，价值理性内在地规定着图书馆在人类历史、现实及未来世界中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确认，具有超越品格与无穷意味，极大地展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想象空间。
2.3 作为智慧之学的图书馆学的内涵
图书馆学作为智慧之学的具体内涵，似可借用庄子的思想来表达。庄子十分重视“齐物”，《庄子》中有《齐物》篇。“齐”一方面是世界统一性的表征；另一方面，又与“杂”相对从而包含着条理性和有序性，集中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16]。
首先，就统一性而言。《庄子·天地》指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地万物之不同，就像文献工作与农业生产不同、足球与绘画不同一样。但是，天地万物却“化均”、“治一”，有共同的演化规律和一致的处理原则，反映了世界的统一性。这使得一切事物，无论高贵抑或卑贱，都具有本体依托。《庄子·养生主》中，解牛也可以“依乎天理”，达到“技盖至此”的境界。与解牛技术一样，图书馆在具体文献工作之外，也应该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蕴含。例如，图书馆学中的知识组织不仅提供文献检索的工具效用，而且还能够超越工具层面，表达更高的智慧内容。从工具理性说，人类用于整序文献的知识组织工具主要包括语法化的人工语言（如DDC、《中图法》），和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如清代的《四库总目》）。从价值理性说，知识组织工具在整序文献的同时，也整序了文献背后的文化。其基本态度和策略，其实也必定是相关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策略：语法化的人工语言本质上表明文化是一种实然的物理存在，可以用机械的方式加以建构；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本质上表明文化是一种意义性和价值性存在，必须以一种动态的意义去理解它们、并设法表现出它们的价值和深度。在语法化的知识组织模式长期独步中西的今天，选择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作为知识组织的发展方向，本质上是表明人类文化并不是一种形式化、逻辑化和客观化的存在，对人类文化的秩序建构需要从物理世界秩序转向目的理想秩序上来。显见，关于知识组织研究一旦“突破”了知识之学的维度，就完全可能表达某种更深刻的内涵，并最终接近于一种智慧的“圆满”。
其次，就秩序性而言。《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显见，“道”不仅是世界统一性的范畴，也是世界秩序性的范畴。统一性内在地包括着秩序底蕴，反之亦然。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组织所构建的文献规整性的“小序”，应该与天地人伦的“大序”相契合。作为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其知识组织以工具理性存在，仅仅提供文献（文化）的秩序性，全部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在海量文献中找到个别化、专指性的文献。然而，文献的秩序性本质上乃是文化秩序性的表征，图书馆学应该能够让读者在对文献规整性“小序”的体贴与涵泳中，洞悉社会人伦规整性的“大序”，进而对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献收集、整理与保存正是以对社会人伦的“大序”诉求为旨归的。比如，《七略》乃是用“人事演进”的考察和校勘提要的方法来阐发学术史，旨在以治经来巩固国家政权；《隋志》则着重说明图书的兴衰与学术的关系，最终目的是要“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其教有适，其用无穷”；而《四库总目》的最高目的是要“盖如张子（按：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高宗《文渊阁记》）。这表明，图书馆学应该以智慧为学科境界，努力为人类提供一种以图书馆学为参照坐标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图书馆学的尺度应该能够成为我们审视人类行为、精神和信仰的独特标准与内容。
3 结语
作为知识之学，图书馆学主要包括相关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它们都是静态的、形态学意义上的；作为智慧之学，图书馆学是灵动的、超越的。其内容主要是在相关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升个体品性境界与人类和谐进步。正像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一样，图书馆学既是知识之学，又是智慧之学。因为，只有对专业概念与操作技术有了深切领悟，然后才谈得上提升人格、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进步的智慧之学吁求。因此，图书馆学作为知识之学本身并没有错。但当图书馆学自限于知识之学的“理性限度之中”从而放弃增进人类智慧的追求时，则必将受到挑战。
收稿日期：2008-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