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交易成本会诱发PPP项目危机吗？
——制度治理的负向中介作用
孙雷霆1，2，王晟铠1
（1.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384；2.海军勤务学院海防工程系，天津300450）
摘 要：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PPP项目存在前期持续时间普遍较长、运作不规范、危机频发的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危机并采取措施化解、减少冲突是PPP项目治理的关键。探究国内PPP项目危机发生条件和政策治理作用，能够为进一步规范国内PPP项目前期运作、解决项目危机、提高项目绩效提供有效的治理路径。建立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PPP项目危机的关系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前期交易成本对PPP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作用，制度治理在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危机关系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前期交易成本应作为PPP项目前期重要的风险关注点，制度治理应作为规制PPP项目前期运作的治理着力点，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危机治理作用，以推动PPP项目绩效的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 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项目危机；危机治理
一、引言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政府与社会资本为了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形成合作关系的项目运行模式，通过签署股权融资契约来明确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收益更为有利的结果。通过考察中国PPP项目实施情况发现，PPP项目各方利益的相关主体（涉及政府主体、金融主体、多方社会资本主体）形成了特殊的多方利益环境，项目专用性投资和政策制度适应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幅度增加了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由于PPP项目不确定性较强，在项目资源稀缺和项目利益主体追求无限利益的情况下，项目主体之间形成了有形或无形的博弈与竞争，降低了项目绩效，项目危机持续存在。前期交易成本会极大地刺激利益主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破坏原有的项目契约平衡［1］。为了尽可能降低前期交易成本给自身带来的损失，一些社会资本利用政策漏洞将PPP项目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这大幅度形成了隐性债务风险增量。为了坚决遏制PPP隐性债务风险增量趋势，财政部从2017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对PPP项目进行了集中清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看，财政部发起的PPP全面规范清理整改正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制度治理，这些制度治理措施针对当前中国PPP模式前期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而逐步出台，对控制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减少项目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项目危机并采取措施化解、减少冲突是PPP项目治理的关键和长久难题，必须通过合理的治理安排将不同的利益冲突汇集成一致的利益，使面临不同利益冲突的项目各方主体更好地进行合作［2］。本文以中国情境下PPP项目的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的诱发性为研究对象，分析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的影响，并考察制度治理的中介作用，建立针对中国情境的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PPP项目危机的关系理论模型，广泛收集数据资料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使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以及使用统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本文提出的关系理论模型及其假设。本文研究内容为开展国内PPP项目整治及提高PPP项目绩效提供了交易成本控制和制度治理视角。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回顾
（一）PPP项目危机
根据《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PPP项目实施操作包括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项目移交五大阶段，全生命周期的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进入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四个阶段的项目会被纳入财政部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截至2018年3月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入库项目已达7420个，投资额11.5万亿元。面对国内庞大的公共服务需求规模，PPP发展的市场空间很大，近年国内PPP项目呈“井喷式”增长，但是当前国内PPP项目大多处在项目前期阶段（识别、准备、采购阶段），一些PPP项目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持续走高，项目冲突频发，形成一系列项目危机，部分PPP项目在项目冲突频发中艰难前行。根据财政部统计，在全部PPP项目中，59%处于识别阶段，17%处于准备阶段，10%处于采购阶段，只有14%处于项目执行或移交阶段，即86%的PPP项目还未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另一方面，已经入库的PPP项目也存在大量的危机，PPP项目矛盾日益凸显。
前期过程中的项目危机一直是困扰和阻碍国内PPP项目良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很多PPP项目因而无法尽快进入执行阶段，甚至最终走到尽头。实际上，全球范围内PPP项目普遍存在这种特点，据世界银行《2018年采购基础设施PPP》报告披露，全球PPP项目准备、采购和执行契约管理等方面仍然很落后。针对部分国内PPP项目前期运行不规范、危机频发的问题，财政部在2017年11月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拉开了中国PPP全面规范清理整改的序幕。在开展PPP项目管理库入库项目的集中清理工作的同时，财政部还对管理库中的示范项目重点加强核查。2018年4月，财政部下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规范管理的通知》（财金［2018］54号），并公布了最新一批示范项目核查情况，针对部分管理库中示范项目存在交易成本异常、进展缓慢、执行走样等问题，财政部调出示范并退库项目30个（涉及金额300.23亿元），调出示范项目54个（涉及金额1584.76亿元），限期整改示范项目89个（涉及金额4817.91亿元）。截至2018年4月，全国各地累计清理退库项目1695个，涉及投资额1.8万亿元；需要整改项目2005个，涉及投资额3.1万亿元。
图1 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流程图
PPP项目前期的利益矛盾焦点集中在如何确定内部股权融资规制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制度环境。由于PPP项目不确定较强，制度环境并不能完全考虑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利益相关主体对各自利益最大化实现程度呈现出一种非完全正相关性，各方利益不可能完全地同消同长，这造成了各方主体在追求项目目标实现条件上不完全等同［3］。利益相关主体追求项目收益最大化，无论是主观上刻意策划还是客观使然都将以不损害自身利益为目标去实现［4］。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一个利益相关主体无法直接观察到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具体行动，而只能观察到他们的行动结果，该结果是各方行动和外生随机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因而各方存在利益冲突［5］。各方利益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对未来的不可预知使他们不能完全确定制度环境的最佳设计方式［4］，这同时增加了利益相关主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6］，他们可能采取行动增加自身的收益，该行动可能导致其他主体收益减少甚至出现损失，即存在履约的“道德风险”问题［7］。Hart［8］在产权理论中针对上述问题讨论了契约治理，提出契约的不完全性产生了契约中指明的具体权利和未在契约中指明的剩余控制权，剩余权利冲突是形成项目危机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Halonen［9］认为利益相关主体对剩余权利的要求是趋于隐性的，在项目目标冲突发生后，剩余权利冲突才会凸显出来。此外，项目关键路径偏差也是形成项目危机关键要素，Hallgren和Wilson［10］指出当项目偏差发生在关键路径上或偏差延误了非关键任务导致其成为关键任务时，项目危机就发生了。
（二）PPP前期交易成本
为进一步检验制度治理的作用，在基准模型（制度治理受到前期交易成本影响）基础上构建竞争模型（制度治理与交易成本之间不存在强影响），并与基准模型进行比较。模型比较的拟合度指标如表6所示。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数表现如下：CMIN/DF=11.719＞5（模型不可拟合），RMR=0.310＞0.05（不可拟合），GFI=0.877＜0.9（拟合优度指数不理想），NFI=0.817＜0.9（规范拟合指数不理想），IFI=0.830＜0.9（增值拟合指标不理想），CFI=0.829＜0.9（比较拟合指数不理想），AGFI=0.796＜0.9（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不理想），TLI=0.767＜0.9（非规范拟合指数不理想），RM⁃SEA=0.196＞0.05（非中心参数未达标），表明模型的不能拟合。从拟合的对比情况来看，基准模型明显优于竞争模型，说明制度治理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较强的负向关联作用。
（三）PPP制度治理
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来思考，如果需要采取一种规范来约束某个社会场域中人们的行动并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那么必须遵循一个解决如下问题的基本逻辑：在所有技术可行的制度规范范围内，每种制度规范所决定的博弈规则为人们提供了相应的行为激励，探究他们在此激励和知识与信念的指引下进行社会博弈最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均衡结果，对这些结果进行基于社会正义的合理性评价，根据最合理的结果选择相应的制度规范［15］。对于项目制度安排，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最优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完全的契约制度构建［16］，这意在构造精准制度条款，利用事前制度安排准确界定交易内容［17］。Hol⁃mstrom［18］认为通过设计最优激励制度能够调节各方主体利益，以促成合作。对于PPP项目，通过项目执行前一系列制度治理所获得的相对理想的制度环境和相对完全的契约具备良好的均衡性和相容性，能够在较精准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中实现尽可能包容的利益关系。在理想制度条件下，最合理的实施方案能够认可项目利益主体自身效用最大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隐性影响。此时各方主体能够预见到项目生命周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或者最大可能地明确规定未来所有状态下各方主体的责任［19］。此外，制度治理能够降低利益相关方对违约事件施加惩罚的成本，促进自我履约行为，从而降低了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制度治理意图使利益相关方在尚未缔约时就将利益捆绑起来，使各方主体共同追求最大化收益，得到帕累托最优产出，进而实现良好的项目实施机制。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②陡坡段、河流穿越处作业带扫线及管沟开挖没有按照 “先拦后弃”原则采取拦挡措施，弃土弃渣直接弃排至坡面和河沟道，造成水土流失。如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和佳县交界处的刘千河农场附近陡坡段管沟开挖，因没有采取拦挡措施，导致大量土方溜入下方的佳芦河河道，堵塞了大部分河道。
PPP项目前期阶段会形成一系列项目文件（如项目筛选论证报告、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报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实施方案、资格预审文件、项目股权融资采购文件、项目股权融资契约等），这些文件在项目采购完成后，将作为一系列PPP股权融资契约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前期，进行一定的制度治理，有利于PPP项目股权融资契约合理、顺利地达成，为后续的项目执行阶段提供充分的健康制度环境。首先，制度治理意在尽可能获得最优条件下的PPP项目股权融资契约，原因在于，进行制度设计优化、建立规范的声誉机制、选择机制和履约机制将弱化制度的不完备性［22］，从而降低项目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其次，制度治理意在使PPP项目的各方利益相关主体在约束和激励相容的制度条件下形成以某个项目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最优制度环境［23］，使各方利益主体都选择对项目有利的行动。再次，制度治理意在尽可能消除外部制度因素给项目本身带来的影响，同时兼顾合理的项目内部利益关系［9］。因此，制度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PPP项目制度不完全所带来的弊端，对项目危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西安近3年采暖季AQI的平均值为149，空气质量的总体情况为有轻度污染，每年的总体趋势为先上升后减小，且AQI的峰值出现在每年1月，表明这时空气污染程度最为严重。2、3月的空气污染程度逐渐减轻，良好率逐渐增多。
制度治理是正式制度安排的一种重要保障［24-25］，它关注于通过商定并出台正式制度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26］。但在PPP项目实践中，前期交易成本不断提升会弱化制度治理带来的红利，正如梁永宽认为交易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分歧是产生“代理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当事人一方往往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把他方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不惜损害他方利益［27］，此时通过制度治理所带来的契约激励作用将被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来源资产专用性影响了参与交易的主体的信任关系，尤其是PPP项目将形成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本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制度治理建立的正式契约规则很容易受到破坏［28］。此时，正式的制度安排作用被淡化，项目治理将更趋向于通过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来实现［29］。Zhou和Xu［30］认为关系治理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结构安排，形成以自我执行为主要方式的共享规范和社会关系制约，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的的关系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利益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31］。可见，前期交易成本对制度治理起到负面影响的作用，或者弱化了制度治理的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关系理论模型，对于在中国社会经济情境下的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制度治理对项目危机有负向影响作用，同时，前期交易成本弱化制度治理的作用。即前期交易成本会诱发PPP项目危机，制度治理在该关系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上述关系结构如图2所示。
利用ROS分布式框架的特点，在Rovio机器人只设置惯性导航数据采集以及部分预处理的节点，在上位机完成定位、导航以及可视化的节点。上位机和Rovio之间各节点使用无线网络进行数据通信[6]。
图2 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项目危机关系
（二）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关系理论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进一步讨论。
比较每个变量与其测量项目间共享变异，以验证量表收敛效度。通过各变量维度的标准化系数计算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AVE，见表2标示值。考察AVE主要是为了检验内部一致性，描述变量提取项（观察变量）具有描述潜变量的特性或能力。本量表AVE值全部大于0.6（阙值为0.5），表明各个变量与其他变量间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利用相关性分析，验证量表是否具有多重共线性，并进一步验证区分效度，如表3所示。通过相关性数据发现，各观察变量相关系数均小于0.8，不同潜变量的维度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可以认定量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同变量维度范围内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上述发现表明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同变量维度范围内相关系数均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正相关，可以开展后续假设检验。
1.前期交易成本对PPP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作用。
前期交易成本是在PPP项目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沟通协商和信息处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可能是显性的也能是隐性的。特别是隐性前期交易成本的不可控限制了项目交易各方制定强约束力承诺的积极性，会降低制度治理效率。Adelstein［36］研究发现，如果利益相关主体对专属性资产进行过度保护，会降低其他主体参与积极性。利益相关主体受到资产专属性制约，而专属性资产也很容易受到机会主义行为侵害而遭受损失［37］。利益相关主体会预测项目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减少关注制度治理的有利影响。伴随着资产专属性越强，则交易成本越高，制度治理效果越差。因此，前期交易成本与事前激励呈现负关联作用。另一方面，制度治理旨在搭建更公平的交易环境［38］，Makris［39］认为制度治理能够解决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因道德风险而产生的危机。制度治理以履约绩效为基础将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捆绑起来，使绩效指标与各方主体的行动能够紧密关联，这是冲突与合作经济治理的完备契约解决方案的精髓所在［40］。有效的制度优化机制、选择机制、声誉机制以及履约机制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项目内部利益关系，并进一步减少外部因素给项目带来的影响。PPP项目的各方利益相关主体通过制度治理尽可能明确未来所有状态下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促进自我履约行为，降低发生项目危机的可能性［11］。因此，制度治理所形成的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使面临不同利益冲突的各方主体更好地进行合作。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制度治理在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危机的关系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在量表设计方面，分别建构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及项目危机三个变量。参考Faisol［41］、Meng［42］和严玲等［43］关于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维度研究，潜变量“制度治理”设置包括“制度优化机制”“选择机制”“声誉机制”“履约机制”四个观察变量；Wil⁃liamson［32］用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及交易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来描绘交易的特性及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因此潜变量“前期交易成本”设置包括“交易频率”“资产专属性”“项目不确定性”三个观察变量；参考Hart［44］关于契约不完全性及契约治理方面的研究和Hallgren和Wilson［10］关于项目偏差与项目危机方面的研究，潜变量“项目危机”设置包括“项目目标冲突”“剩余权利冲突”“项目关键路径偏差”三个观察变量。对上述观察变量的量表题项进行中国语言习惯处理，我们根据前文研究假设的归纳文献进行重新编制，经过多次专家访谈形成初始问卷。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在大规模问卷调研前，向30位参与过PPP项目相关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和高校研究人员发放了初始问卷，进行小规模预检验。对问卷预检反馈结果进行专家讨论，根据专家提出的量表中问题过长问题，将部分题项进行表达上的简洁化处理，根据CITC指标对部分测量题项进行了删除和修正，在相关用语、表达方式、习惯称谓等方面尽量贴近管理实践，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最后形成正式问卷。
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对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高校研究人员、社会资本股东企业员工、PPP项目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用以验证假设的结构化数据，对部分调查涉及相关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回访，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实用性。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制定调查样本的选择标准包括两点。一是调查对象尽量选取直接从事PPP项目管理工作或至少从事与PPP项目管理工作相关的人员。原因在于，为保证调查对象能够胜任回答问卷，受调查对象应了解PPP项目及中国情境下PPP项目危机的现实问题；回访的调查对象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即拥有一定的PPP项目管理决策控制权，能够理解PPP项目中的股权融资利益关系。二是调查问卷回收选择自由式而非强制式，并承诺保密。原因在于，为保证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具备一定信度，应选择愿意并敢于回答的人员。通过事前沟通保证受调查对象对问卷调查的投入，并说明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且匿名采用，使受调查的相关单位和人员不会因担心泄露本公司秘密或影响关系网络而刻意回避或随意填写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正式调查采用访问式调查法，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78份，有效回收率为84%。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全部调查对象的84.3%，保证调查对象能够较好理解问卷目的与测量条件；在PPP项目管理领域从业3年以上的人员占全部调查对象的89.2%，保证调查对象具备一定的普遍性，保障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在问卷的基础上对18名正在参与PPP项目并拥有一定管理决策权的调查对象进行了回访，以上18人均接触过PPP项目危机问题。上述回访为问卷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二）变量测量与量表检验
使用SPSS 22.0对样本进行可靠性分析分析，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由于采用的是Likert 5点量表法，所有观察变量的最小最大值均为1、5，平均值及各观察变量的标准偏差符合要求。
表1 描述性统计
为了进一步证实理论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生成1000样本）对模型中的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8。结果表明，3条路径的Sobel显著性和双尾显著性均显著，在“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项目危机”路径中，95%的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中间不包含0，证明中介效应存在。由上述3条路经的Bootstrapping检验可知，制度治理在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危机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为负向。
为了增添文章表达的“亮色”，可恰当运用一些表现手法，比如“ 先抑 后扬”“伏笔 ”“铺 垫”“ 插叙 ”“对 比 ”“借 物 抒 情”“ 托物 言志”等，使得文章读来生动形象，丰富优美，抒情真切感人。如《阿长与约山海经跃》，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的感激和怀念；《羚羊木雕》一文成功运用插叙，补充交代了“万芳”的仗义，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
前期交易成本作为利益相关主体为完成项目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是维护项目交易秩序的各种交易费用总和，较高的交易成本会使项目利益相关主体产生分歧和矛盾［32］。从交易成本到项目利益关系的逻辑可以表述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影响了项目交易的执行，少数的交易频率加重了项目利益相关主体的互相依赖，增加了利益相关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些提高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利益相关主体为了经济利益考虑，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33］。Furubotn［34］研究认为，无摩擦的竞争模型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等严格假定之上。尤其是作为交易成本要素中最重要的资产专属性会使交易关系产生依赖性，增加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与不涉及专属性资产的交易相比，专属性资产较多的交易更容易牵制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锁住”利益相关主体的项目交易关系。资产的专属性程度越高、专属性资产价值越大，则交易成本越大，从而使拥有专属性资产的利益相关主体对交易伙伴的依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受到其交易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伤害，进而引发项目危机［35］。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表2 可靠性系数
（三）假设检验
对理论模型及其假设进行拟合检验，在AMOS 21.0软件中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检验数据如图3所示，模型拟合检验指数表现如表4所示，表明模型的拟合较好。
依据现行刑法如何定性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理论上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有以下两种情况：明知患有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故意卖淫、嫖娼的，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处罚；以卖淫、嫖娼以外的其他方式传播艾滋病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1]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立法修改前，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2]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依据具体的传播途径具体分析，通过性传播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应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法律加以解决；通过血液和血液制品途径故意传播的行为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发现，三组变量关系的临界比C.R.值在1%的置信区间上绝对值均大于1.96，且显著（P＜0.01）；误差标准差S.E.值较小表明数据间的偏差控制在许可范围内；通过标准化系数值可判断变量关系的正负影响程度，假设H1、H2的相关路径得到证实。结果表明，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有正向影响，制度治理对项目危机有负向影响，前期交易成本对制度治理有负向影响。
图3 结构方程模型
表3 相关性系数
表4 拟合考察指标
表5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统计值
PPP项目前期通常是指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三个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PPP项目虽然并未实际开始执行，但此时项目会经过项目筛选、财务承受能力评价、实施方案的编制与审核以及完成社会资本的采购等相关重要工作，在此期间交易成本会持续增加。较低的交易频率、逐步确立的资产专属性和持续的项目不确定性是造成PPP项目前期交易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很多PPP项目的社会资本参与方都是首次合作，甚至是首次参与PPP项目，这种少数交易使各方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以换取项目能够尽快落地。资产专属性则形成较大交易风险［11］，在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或动态性条件时，项目利益主体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关系制度安排以促进各方主体合作互动，就难以保证项目交易顺利进行，从而产生冲突［12］。Williamson［13］主张交易成本经济化，使用关系契约弥补正式制度的不完全。Board［14］研究发现，交易成本经济化不仅仅在于交易成本问题，也在于寻找良好的契约秩序和可行的制度安排，二者是减少项目冲突的必要保证。正如一些学者关注非市场化交易制度安排，探讨项目交易组织模式的性质背后的逻辑。Williamson［13］意在使交易成本具有可操作性，并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交易效率边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关系治理框架。
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执行阶段的交易成本相比，具有更强的矛盾冲突引发性。原因在于PPP项目前期阶段所包括的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均不能创造实际项目利润。此时产生的交易成本没有实际利益作为依托，它的存在及其持续增加会提高项目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PPP项目的不确定性很小（例如人们对类似的PPP项目实施过程有充分的借鉴条件，或对该类项目有大量的了解），项目各方利益相关主体会尽量依靠正式制度安排来处理PPP项目内部的股权融资契约规制［20］；但如果一个PPP项目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各方利益相关主体对PPP项目的股权融资契约规制和正式制度环境的把握将更趋于有限理性，并更加容易引发机会主义行为［21］。因此，项目不确定性以及各方主体交易频率较低造成PPP项目前期的交易成本提升，并增加项目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如果一个PPP项目在识别和准备阶段就已经策划了较高的资产专属性，会造成更高的前期交易成本。因此，前期交易成本对引发PPP项目危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用SPSS 22.0继续进行分步检验，以验证中介效应，拟合指标如表7所示。模型M1考察前期交易成本对制度治理的影响，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763，模型的拟合优度R为0.763（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拟合度越好），拟合判定系数R2为0.582、调整R2为0.581（＞0.5为拟合极好，阙值为0.1），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显著，回归系数T统计量显著，数值符合T检验临界值要求。因此前期交易成本对制度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M2考察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的影响，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790，模型的拟合优度R为0.790，拟合判定系数R2为0.624、调整R2为0.623，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显著，回归系数T统计量显著，数值符合T检验临界值要求。因此H1再次得证，即前期交易成本对项目危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M3考察制度治理对项目危机的影响，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769，模型R值为0.769，R2为0.591、调整R2为0.590，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显著，回归系数T统计量显著，数值符合T检验临界值要求。因此制度治理对项目危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M4考察前期交易成本和制度治理共同作用下对项目危机的影响，前期交易成本和制度治理的标准化影响系数分别为0.487、-0.397，模型的拟合优度R为0.831，拟合判定系数R2为0.690、调整R2为0.689，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表现为显著，两项回归系数T统计量显著，数值符合T检验临界值要求。因此前期交易成本和制度治理共同作用下对项目危机产生影响，其中前期交易成本产生正向影响，制度治理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分步检验，已证实制度治理的中介效应存在。
在没有血性的年代，一杭渴望做一个英雄，但他又一度以为在战争年代，他会成为一个叛徒，但今天看来，他还是能够做到守口如瓶的，但必须有一个信念，他的信念是：决不能让证据落到范坚强手上。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甚至有些佩服起自己来了。范坚强越是凶神恶煞，越是残酷无情，一杭越有一种胜利感和荣誉感。他不是他自己，他是他期待的那个人，那个英雄。他感到，范坚强不是在折磨他，而是在成全他。
第二阶段：通过标准修订及数据更新，将军有民无中的部分非军事特有要素纳入到第一部分中，扩充军民共同表达要素。
表6 基准模型与竞争模型拟合度指标比较
表7 回归检验
检验各个变量的信度，量表的可靠性分析结果如表2示。对可靠性分析中几个重要指标进行说明：①Communality（变量共同度）是指每个原始变量在每个共同因子负荷量的平方和，是原始变量方差中由共同因子所决定的比率，该值越大代表变量能被因子说明的程度越高，即因子可解释该变量的方差越多。本量表所有测量维度的Communality值均大于0.6（阙值为0.4），说明观察变量能够很好地保留了潜变量的信息，符合信度指标要求。②Cron⁃bach`s α（克朗巴哈系数）能够代表测量数据内部一致性，用于测量一组平行数据的信度，并克服了“部分折半法”的缺点。本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阙值为0.6），证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符合信度要求。③因子荷载是第i个变量与第j个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aij，它反映了第i个变量在第j个公共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本量表的因子荷载均大于0.7（＞0.7为较好，＞0.45为理论建议值），代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④组合信度是指一个组合变量由多于一个变量的总和做成的新变量的信度。组合信度越高，代表观察变量或因子对潜变量的解释力越强。本量表三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超过0.8（＞0.7为较好，阙值为0.6）。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8 中介路径的Bootstrapping（1000）显著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着眼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境下PPP项目危机频发的经济现象，以及国内PPP项目大多处在项目前期阶段而不能尽快进入实质性实施的现状，对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项目危机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建立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项目危机的关系结构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相关数据，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
对于初中生而言，年龄相对较小，对任何事情都具有着很大的好奇心，因此只要初中语文教师注重活跃课堂氛围，就很容易将学生带到相应的情境之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过去传统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并不重视课堂氛围，只是简单地讲授知识点，造成学生认为语文学习枯燥乏味，出现排斥心理，影响到初中语文的教学质量。因此，为了打破过去教学方法的束缚，教师应该积极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面带微笑，在课堂上营造出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通过提问或是小故事等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多与学生进行互动。例如在讲述诗歌古文时，教师可以以小组为单位举行朗诵比赛，让学生们扮演诗人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等。
实证研究证明，PPP项目的前期交易成本因项目前期不确定性强而客观存在，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情境下，PPP的不规范运作持续加大了前期交易成本，这对PPP项目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是项目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较低的交易频率、项目不确定性以及PPP项目内部资产专属性是前期交易成本提高的重要内生要素，会带来大量交易风险，形成项目冲突。较高的前期交易成本导致了项目目标的分歧和争议，形成不良的关系安排，影响利益相关主体的合作互动，使项目不能够顺利进入执行阶段，引发持续的项目危机问题。
2.制度治理对PPP项目危机有负向影响作用
实证研究证明，制度治理能够弱化PPP项目的不确定性，使项目具备更好的制度均衡性和制度相容性，构造尽可能包容利益关系的制度治理措施，有助于各方参与主体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并隐性影响项目履约过程。制度治理使各方参与主体针对项目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弊端尽可能地预测项目生命周期中，尤其是前期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明确项目未来状态下各方责任，以减少项目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经济实践也证实了制度治理会降低各方参与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违约惩罚成本，促进自我履约行为。因此，制度治理是将PPP项目各方参与主体利益捆绑，并敦促各方共同追求最大化必然性收益的重要举措，对平息项目冲突、减少项目危机起关键性作用。
3.制度治理在前期交易成本与项目危机关系中起到负向的部分中介作用
实证研究证明，前期交易成本限制了PPP项目各参与主体制定强约束力承诺的积极性，会降低制度治理效率。随着交易成本的不断增加，制度治理效果会越差。虽然制度治理可能会提高一定的交易成本，但制度治理使本来复杂的项目交易尽可能受到制度约束而变得相对简单化，减少了利益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项目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项目分歧或争议，是减少项目冲突、大幅度降低项目危机发生概率的重要措施。制度治理作为契约治理的重要形式，与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根本目的的关系治理相结合，是进行危机治理的客观需要。
（二）管理启示与展望
PPP模式能推动政府、社会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多方共商共建共赢，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在PPP模式不断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一些利用PPP项目进行违规操作所累积的风险和所形成的项目危机也不容忽视。基于本文研究，提供以下管理启示与展望：
第一，前期交易成本应该作为PPP项目前期重要的风险关注点。据财政部PPP中心2018年第一季度公布数据，从2014年至2017年，经过识别入库的PPP项目涉及金额有11 万亿元，已开工建设的只有2.2万亿元，很多PPP项目长期停留在前期阶段而不能进入执行阶段。PPP模式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风险失控现象和项目危机问题，使PPP运作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境条件下，PPP项目前期风险较高，冲突较多，项目危机较大。应针对项目前期所形成的交易成本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建立良性的PPP合作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平等合作和风险合理分担，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使一些畸形发展的PPP项目及时刹车。
如嘉靖五年五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费宏传）。嘉靖十年九月，李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2］（卷193，李时传）
第二，制度治理应该作为规制PPP项目前期乃至项目执行和移交的项目治理着力点。当前国内PPP领域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不健康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当前更看重PPP的投融资功能，PPP的共治理念还没有植入人心，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实施PPP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短期利益倾向和机会主义；另一方面，PPP各参与主体还或多或少存在能力不足、人才短缺现象，有些参与主体对PPP模式理解不准确、不透彻。财政部等多部委出台的一系列纠偏性政策，正是为PPP市场正本清源、使其行稳致远的制度治理措施。制度治理主张完善制度优化机制，建立良好的声誉机制和选择机制，规范履约机制，弱化PPP项目的不确定性。
第三，前期交易成本、制度治理与项目危机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架构多主体参与情境下基于“冲突—合作”的PPP项目治理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平台。制度治理可看作是契约治理的重要形式，进行交易成本经济化、降低交易成本是关系治理的重要治理视角，即当前PPP项目治理仍然是以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共同作用的二元治理体系为主体。然而，对于已经存在的PPP项目危机问题，除了上述二元治理以外，还应进一步落实项目危机识别、谈判制度、危机管理机制等治理措施，并支持各方主体在项目生命周期中对风险分担、问责以及偶然性收益进行动态调整。把项目危机治理与项目契约治理、关系治理相结合，进而讨论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危机治理的三者交互关系。因此，有必要拓展现有研究维度，着眼于PPP项目危机发生本质，充分考虑项目危机治理作为独立治理元的作用，考察危机治理是否能够有效推动PPP项目绩效提高，并对三种治理交互作用下的项目绩效改善条件和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上内容有待于后续研究，这些研究视角对PPP模式快速健康发展，并使之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良好、有力的创新方式，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公共服务的优化升级，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卵巢囊性病变是一组含有囊性特征的瘤性或瘤样病变发生在卵巢位置的疾病总称，临床统计显示，该病变类型在卵巢多种病变类型中约占60%～70%[1]。卵巢囊性病变的临床表现与其他病变类型相比没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需要通过影像学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而作为筛查手段的B超很难准确判断病灶的性质及其分布范围。因此，磁共振（以下简称MR）检查就成为了卵巢囊性病变主要的诊断方式[2]。为探究卵巢囊性病变不同类型的MR特征，本文将选取我院2017年1月—2018年7月间收治的100例卵巢囊性病变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实验。具体研究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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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83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9）02-0092-1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2
收稿日期： 2018-12-20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作者简介： 孙雷霆，男，吉林长春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海军勤务学院海防工程系讲师；王晟铠，男，天津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xyfl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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