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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书·徐摛传》之舛讹
《梁书》卷三十《徐摛传》云：“太宗后被幽闭，摛不获朝谒，因感气疾而卒，年七十八。”但较之萧绎《法宝联璧序》，便可发现其中有误，徐摛应生于宋明帝泰始七年（471）， 其卒时年岁为八十一。关于这一点，曹道衡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徐摛生卒年》一文已作考辨（注：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版，第452页。）。除此以外， 《梁书》本传对徐摛被周舍荐入萧纲府后的行迹叙述，有些地方，殊难理解：
后王出镇江州，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又转平西府中记室。王移镇京口，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以母忧去职。王为丹阳令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令军书，多自摛出。
上面引文中有“.”号者是笔者所加。按照史书的通常惯例， 人物传记一般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传记有的时候也插入一些事件的起因、背景方面的叙述，或者对历史人物的某些特征作些概述性的描绘，但都以不破坏整体叙述过程为原则。上引《梁书·徐摛传》中一段文字，应该说是按时间的先后来叙述的，并且没有插叙和概述。但加点部分的文字则使徐摛行历的表述淆混不清。因为徐摛是随萧纲迁转，所以将上面所引与《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及卷三《武帝纪下》所述萧纲行迹相对照，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之所在。《简文帝纪》云：
（天监）十四年，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四年，徙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五年，进号安北将军。
又同书卷三《武帝纪下》云：
（普通元年十月）辛酉，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
（普通二年春正月甲戍）新除益州刺史晋安王纲改为徐州刺史。
由此可知徐摛随萧纲迁转的经历为：天监十四年随萧纲出镇江州，为云麾府记室参军。紧接着是天监十七年萧纲出为丹阳尹，起徐摛为秣陵令。普通元年十月萧纲为平西将军，徐摛转平西府中记室。普通二年正月萧纲改为徐州刺史。《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其领郡有南东海郡，下辖郯、祝其、襄贲、利成、西隰、丹徙、武进。则徐摛随萧纲移镇京口，自然可以带郯令。但《梁书·徐摛传》中插有“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萧纲为安北将军在普通五年，不仅时间在后，而且当时萧纲为雍州刺史。雍州远在西北部，地域上与南东海郡的郯县了不相涉。故徐摛带郯令断不在为安北中录事参军之后。同样，徐摛是在郯令上丁母忧的，按照当时的丧服制度，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年零七十天或二年零九十天。《通典》卷八十七《礼四十七·凶九》：“今约经传，求其适中，可二十五月终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而撣，受以撣服。二十七月终而吉，吉而除。徙月乐，无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礼矣。”据此知徐摛于普通二年丁母忧，至少在普通四年下半年已经服除，可以出仕任职。《梁书·徐摛传》云：“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諮议参军。”正好与徐摛丁母忧服除时间相吻合。普通五年，萧纲进号安北将军，徐摛则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
最后，关于萧纲总戎北伐，徐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起草教命军书，此一叙述也有问题。《梁书·徐摛传》云萧纲在大通初总戎北伐。其实不然。《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萧纲）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卷三《武帝纪下》：普通“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将军晋安王纲遣长史柳津破魏南乡郡（校勘记：“‘柳津’，《通鉴》作‘柳浑’”），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马圈、彫阳二城……庚申，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己巳，雍州前军克魏新蔡郡。”又云大通二年“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置北司州，时魏大乱，其北海王颢、临淮王彧、汝南王元悦并来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隽、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艺文类聚》卷二十五有萧纲《与魏东荆州刺史李志书》：（注：严可均《全梁文》卷十一辑此文。）
卿门世英叶，中州旧族，自金天失驭，帝鼎南迁，衣冠播越，不及俱迈。岂可屈志膳戎，久沦胡壤？今皇师外扫，天钺四临；海荡电飞，云蒸雨合。所摧所克，是卿之具间也。且伪国沸腾，四方幅裂；主虐臣奸，牝鸡乱政。若能早识事机，翻归有道，岂直图形长乐，刻像钟鼎，时事易差，相思勉励。但明月暗投，昔人为诫；邻藩赠药，有可虚怀。密驿轻邮，侧望归简。”
显然，此书当是大通二年四月北魏南荆州刺史李志以地归降以前所作，也是萧纲的劝降书。一纸文书，致敌来降，此文在军事上可以说达到了与丘迟《与陈伯之书》同样的效果。徐摛既然从天监八年即开始跟随萧纲，随府迁转，极少间断，而萧纲北伐始自普通六年至大通二年，频频告捷，拓地千里。在这四年中，徐摛并未他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徐摛自普通六年起即参与有关北伐之事，像《与魏东荆州刺史李志书》之类文书当出自徐摛之手。故《梁书·徐摛传》所云“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应该说其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只是重点指出了徐摛大通二年的行迹。
综上所述，徐摛入萧纲府后的经历可归结如下：
①天监八年（509），徐摛39岁。被内兄周舍荐于梁武帝萧衍，为晋安王萧纲侍读；
②天监十四年（515），徐摛45岁，随萧纲出镇江州， 补云麾府记室参军；
③天监十七年（518），萧纲为丹阳尹，徐摛起为秣陵令；
④普通元年（520），徐摛50岁。十月，萧纲为平西将军， 徐摛转平西府中记室；
⑤普通二年（521），徐摛51岁。萧纲为南徐州刺史， 徐摛随府出，移镇京口，带郯令，以母忧去职：
⑥普通四年（523），徐摛53岁。萧纲出镇襄阳， 徐摛固求西上，迁晋安王諮议参军；
⑦普通五年（524），徐摛54岁。萧纲进号安北将军， 徐摛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
⑧普通六年（525），徐摛55岁。萧纲北伐，徐摛预其事；
⑨大通二年（528），徐摛58岁。萧纲北伐频频告捷， 徐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出自其手。
二、周兴嗣生年考
周兴嗣主要活动在齐季和梁代天监时期，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其生年不详。《梁书》卷四十九和《南史》卷七十二都只言周兴嗣“普通二年卒”，未言其卒时年岁，因而其生年无法确定。现在唯一可供推敲的只有《梁书》本传中的下面一段文字：
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谓之曰：“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言终，不测所之。齐隆昌中，侍中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及罢郡还，因大相称荐。本州举秀才，除桂阳郡丞，太守王嵘素相赏好，礼之甚厚。
上述周兴嗣游学京师，从十三岁始，“积十余载”，则兴嗣学成时至少已二十四岁。又云“齐隆昌中，侍中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梁书》卷十五《谢朏传》：“隆昌元年，复为侍中，领新安王师，未拜，固求外出。仍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受召便述职……建武四年，诏征为侍中、中书令，遂抗表不应召。”《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秋七月庚戌……二十二日壬辰，使萧訦、坦之等于省诛曹道刚、朱隆之等，率兵自尚书省入云龙门……（帝）出西弄，杀之。”则萧昭业隆昌（494）年号仅从正月延至七月。谢朏任吴兴太守即在此数月之内。此时周兴嗣当在吴兴，故谢朏能与之谈文史。谢朏罢郡还京在建武四年（497），此次还京是为向朝廷表奏不受侍中、 中书令之职（他真正回京则在后来的梁天监二、三年），他在此次回京不长的时间内也“因大相称荐”，为周兴嗣大造声势。
周兴嗣举秀才、除桂阳郡丞的时间也不详。不过，从当时的桂阳太守王峻的事迹中倒可获得一些线索。王峻，《梁书·周兴嗣传》作“王嵘”，校勘记：“‘嵘’《册府元龟》六八七作‘峻’。疑作‘峻’是。《南史·王峻传》，峻仕齐为桂阳内史，天监初还，时正相接。”王峻此前经历，据《梁书》卷二十一《王峻传》云：
王峻字茂远……父秀之……以父忧去职。服阕，除太子洗马，建安王友。出为宁远将军、桂阳内史，会义师起，上流诸郡多相惊扰，峻闭门静坐，一郡帖然，百姓赖之。
又据《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则王峻丁父忧在隆昌元年（494），服阕出任在建武四年。 王峻为建安王友，建安王即明帝第六子萧宝寅，他是在武帝第九子建安王萧子真被杀后继其封的。《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建安王子真传》：“延兴元年，转镇军将军，领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见杀，年十九。”又卷五十《明七王·鄱阳王宝寅传》：“桂阳王宝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为北中郎将，镇琅邪城。明年，出为持节、都督江州军事、都督郢司二州军事、征虏将军、郢州刺史。寻进号前将军。永元二年，征为抚军。领石头戍事，未拜。三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石头。”则建安王萧宝寅建武二年（495）镇琅邪城，三年（496）以后一直在江州，东昏即位（499 ）时在郢州，直到永元二年（500）才被征还京。 故王峻为建安王友最早在永元二年，王峻“出为宁远将军、桂阳内史”亦当在此时，因为萧衍义师起时（501）他稳镇本郡，“一郡帖然，百姓赖之”， 不应指其出镇时情况，而用以指其出镇一年后的情况为妥。弄清王峻为桂阳太守在永元二年，三年（500至501），再来看周兴嗣的仕历就比较清楚了。他举秀才，除桂阳郡丞，被王峻所礼接当在永元二年（500）。
但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为什么王峻对周兴嗣“素相赏好，礼接甚厚”？这恐怕与谢朏的举荐有关系。谢朏一家当与王秀之一家有一定的交谊。谢朏与王秀之是吴兴太守的先后任，《南齐书·王秀之传》：“秀之寻征侍中，领游击将军。未拜，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隆昌元年，卒官。”谢朏正是在隆昌元年出任吴兴。又王峻与谢朏弟子谢瀹之子谢览友善，《梁书·王峻传》：“峻性详雅，无趋竞心。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士。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平心不畏强御，亦由处世之情既薄故也。”且谢朏与王峻于隆昌元年、建武四年在京均有机会接触，谢朏向王峻推荐自己的同乡周兴嗣，也极有可能。故王峻在任桂阳内史时已对周兴嗣较为了解和熟悉，所以永元二年对新除的桂阳郡丞周兴嗣“礼之甚厚”。至此，《梁书·周兴嗣传》中所言兴嗣十三岁游学京师至萧衍起义师、兴嗣献《休平赋》这一段经历的大致线索便基本清楚了。但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即周兴嗣游学京师，“积十余载”，至隆昌元年，中间到底间隔多少年？史臣连带而及，并未明言，不过其中夹有一点关于周兴嗣神道奇遇的叙述。与神人相遇，告以天机云云，事固荒诞不可信。史臣每以怪诞神异之事入史以显灵验，《南史》尤好之。《梁书》亦不乏其例。但此类叙述夹在人物行迹的叙述之中，多少带有一些间接议论的性质，而不具时间发生之过程。具体到周兴嗣身上，神人与其言“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即言其先被知于谢朏，后获幸于梁武，实际上是对周兴嗣仕运的概括。明乎此，则《梁书·周兴嗣传》叙其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后，应紧接“齐隆昌中……”兴嗣与谢朏结识有两种情况：一是谢朏至吴郡后才认识兴嗣；一是谢朏先在京师与兴嗣相识，后又在吴郡与之相遇，便与兴嗣谈文史。我以为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总之，谢朏与兴嗣谈文史之事在吴郡。设若周兴嗣学成一年后至吴郡，则当时兴嗣已二十五岁，即隆昌元年，兴嗣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则周兴嗣生于宋泰始六年（470）， 十三岁游学京师时是齐建元四年（482），学成时二十四岁，乃齐永明十一年（493）。
这一结论放到《梁书·周兴嗣传》中去检验，也较为合理。第一，永元二年，兴嗣三十一岁，举秀才，出仕。周兴嗣既非甲族，三十一岁举秀才、出仕实属正常情况。《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任昉为萧遥光表荐王僧孺曰：“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约，思致悟敏，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也属此类，可以互参。第二，周兴嗣普通二年卒，年五十二岁，与《梁书》同卷后列吴均年岁只差一岁，后卒一年，时间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