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经济政策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5X（2008）04－0001－06
1978年是新自由主义向世界扩展的开始，是世界社会经济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转折点。然而，将日本置于这一新自由主义大潮中，会发现日本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极为迟缓而曲折的。笔者认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迟缓与日本资本的全球化迟缓和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具有低效率产业保护主义的性格有关，分析“日本的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讨论。
一、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产生
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政权首先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美国的里根政权紧随其后，日本也在1982年出现标榜“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政权。有观点认为，中曾根的政治改革，尤其是第二临调的行政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然而实际上，中曾根政权的新自由主义不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最多可以视为早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验。[1] 和美国、英国不同，当时的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最早成功地克服了经济不景气，又因为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也就是说，日本当时并没有形成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环境。因此，中曾根改革只能被视为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萌芽，真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需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细川政权时期，比英国、美国要晚10多年。
笔者认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迟延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作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动力的资本积累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并没有出现。日本的资本积累体制引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克服了因石油危机带来的严重不景气。又因为日本的资本积累体制不同于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体制——被迫实行收入再分配以及严格限制资本权力的阶级妥协。因此，在80年代西方资本积累危机肆虐的时候，日本并没有发生资本积累危机。
日本新自由主义延迟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资本遵守“开发主义体制”，推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结果导致日本资本全球化较晚。日本的所谓“开发主义”体制是以企业支配、企业主义的工会运动、承包制、自民党实行的企业优先的财税体系等为支柱，支撑着日本经济无比的竞争力。因此在冷战结束后大的世界竞争到来之前，能够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以上原因使得当时的日本并不具有适合新自由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因此，日本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延迟，可以说是作为非福利国家类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
二、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阻碍
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意识形态在推行过程中都会遇到来自于该国家原有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阻碍及挑战。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亦是如此。
1.新自由主义的类型和原有的国家体制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任何国家的实施都会带来原有国家体制的改变，原有国家体制的不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类型亦存在差别。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阶级妥协、福利国家体制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通过对其改变开始新自由主义化。与此相对，中国和俄国通过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保留其国家权威主义的同时，开始新自由主义化。另外，韩国等国家一边维持原有的国家体制，一边通过部分改变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化。不管哪个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与该国工会运动和劳动者、职能组织等支撑现有制度的社会力量之间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以便消除现有的制度所存在的各种弊端。
2.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之障碍
在讨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殊性时，首先必须面对作为新自由主义重建对象的国家体制问题，即，新自由主义之推行“障碍”问题。英国、美国新自由主义化的对象都是其福利国家体制。其中，尤其是拥有以强大的产业间工会运动为背景的劳动党的英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是其新自由主义化的典型“障碍”。不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工会运动就被束缚在企业内，实现了强大的企业社会统合。该体制和福利国家体制不同，是对资本积累极为有利的体制。日本的这一国家体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大众社会统合的一种形态，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类型。同以强大的劳动运动为前提、以阶级妥协为特点的福利制国家体制相比，其资本权力更为强大，阶级妥协性较小。日本学者后藤道夫，将这一现代国家的类型称为“开发主义国家”。①
（1）“开发主义国家”的统合特征及阶级权利
“开发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相比有两个特征：一是日本的“开发主义国家”不是两党制，而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在其统治下进行国民统合。在企业支配下，产业间工会运动的力量不强，劳动者被按企业分割统合。因此，劳动者的政治要求和企业的发展、繁荣相一致，没有培养出以强大的工会政治力量为背景、要求独立的劳动者政党掌握政权以实现其政治要求的想法。这使保守的自民党一党执政得以实现。这样，对劳动者阶级的让步就小。这种国家体制是通过国家系统介入经济以促进其发展的“大国家”体制，不是像福利国家那样起到限制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是起到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因此，此时日本的新自由主义化目标并不明确。
（2）“开发主义国家”及利益诱导性政治
日本“开发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代替劳动者党政权进行的福利国家的再分配，通过以增加税收为杠杆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性政治、以公共事业投资的形式进行再分配的政策，统合无法直接享受发展恩惠的地区、农业部门和当地中、小产业的保守政权。自民党将增加的税收，不是通过福利而是公共事业投资和补助金的形式分散到地区和中小零售企业，将其周边阶层培养成自民党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支撑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稳定，而且此方式也远比福利国家型的阶级妥协更能促进发展。
日本的“开发主义国家”由于没有政权交替，因而能够通过国家的系统干预，采取对资本积累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规制、税收、财政等措施。“开发主义国家”具有进行这一系统国家干预的优秀官僚机构，尤其是除大藏省外，通产省作为致力于创建这一竞争制度的官厅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样，缺乏政权交替的支配政党和官僚机构的一体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
3.“开发主义”弊害的暴露——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
但是，这种日本的“开发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进入海外、自由市场的扩大引起全球化竞争的激化，原有体制开始出现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弊病。
第一，在日本“开发主义国家”庇护下成长的日本企业，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加入竞争，美国等先行新自由主义国家企业竞争力的恢复，在新一轮的资本海外扩展中，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性。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急速发展，凭借着其低成本优势，使得日本企业急速丧失竞争力。以前被视为日本强大竞争力之源、被称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经营模式，也在新一轮的竞争下丧失了有效性，为了提高企业效率，日本开始对原有“日本式经营”、“日本式雇佣”的企业经营模式提出了重建要求。
第二，以前作为日本的强大资本积累体制基础的官僚干预主义体制，造就了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然而，在企业的海外发展和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下反而成为发展的桎梏。要想向海外发展、在海外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国内原有的产业结构，淘汰无效率的产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商品自由进入。日本财界强烈希望重新构建有益于跨国公司发展的产业结构。但是，要想打破原有的产业结构，无疑会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
第三，自民党一党执政所进行的利益诱导性政治在冷战时期为国家的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了继续其利益分配，经常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2] 财政支出几次辗转又成为企业的税务负担，这对在竞争激化中已无余力的大企业来说，无疑是其发展的又一桎梏。同时，又因公共事业投资和补助金政策在国内留下了许多无效率的产业部门，给全球化企业增添了负担。自民党这种利益诱导性政治造成的高负担和弱小产业的残存，被财界称为“双重高成本”，要求打破。
这样，开发主义官僚体制、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造成的高负担和保护弱小产业成为经济全球化下阻碍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两大障碍。日本的“经济同友会”也曾提出：为保持21世纪日本有活力的经济基础，确保国民生活的丰富和安全，日本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第一是经济的高价格、高成本构造；第二是公共部门肥大化造成的负担增大。只要不克服这些课题，就无法建立在世界大竞争中取胜的强大经济基础，也无法创建物质丰富的高龄社会。
这样，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要求对曾经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基础的“开发主义国家”体制进行根本重建。这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条件的成熟以及真正的开端。[3]
三、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的接受过程
如前所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于在重建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改革”过程中陆续开始。这里根据改革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大致可以分为80年代中曾根内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萌芽期，桥本龙太郎政权开始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二期，桥本政权崩溃到森喜朗政权的第三期，以及小泉纯一郎政权的第四期。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面对独特困难，其前进迟缓，并且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渐进式道路。
1.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萌芽——中曾根改革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欧美的影响下，日本的中曾根政权紧随撒切尔政权和里根政权开始对经济实行一系列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废除大政府，标榜小政府、放松管制、促进竞争、减少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公务员、抑制工资、对一系列大企业进行民营化。1981年召开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及1983年的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确立了中曾根政权以“从官到民”和“从国家到地方”为目标的改革方案。
首先“从官到民”是指，民能够完成的事都交给民自己去完成，官少加干预。限定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即政府规模的指导线，并认为指导线有必要比西欧各国的干预程度（GDP比50％左右）更低。[4] 根据此项原则，中曾根政权开始大力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财政预算来看，1982年的财政预算要求相对前年保持零增长的水平，1983年则要求财政预算实现负增长。并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使公社、特殊法人合理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营化政策。
其次“从国家到地方”是指，地方能够完成的，交由地方自己完成，发展地方自治体。1986年，首先对福利设施的权力进行了相关的改革，使其从机关委任事务改革为团体委任事务。而后于1990年修改了福利法，有关上门服务相关的一切权力，都下放给市、町、村来完成。另一方面，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政权正式开展了削减补助金的计划。同时，改革从满足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观点出发，抑制地方交付税。
这样，地方政府随着事务事业的增加，以及国家给予的财政保障的削减，地方的公共服务只能相应地进行瘦身。因此，当时的政府提倡推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定员管理和民间委托的“地方行革”，要求超越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公共服务应当由该自治体居民自己负担支付，以及提倡民间企业利润极大化原理导入的“自治体经营论”。
然而，80年代初的中曾根改革，虽然已经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此时日本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5] 日本还处于出口主导型的经济阶段，海外生产、跨国公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国内大型公共事业政策仍在进行。因此这一阶段的日本只能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萌芽阶段。
2.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方位展开——桥本内阁时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开发主义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在日本全方位展开。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逐渐升值，到90年代更为显著，从之前的1美元等于240日元，急速上升为1994年的1美元等于79日元。以此为契机，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急速增加，国内的大企业纷纷以跨国公司为战略目标，向海外进军。[6] 日本企业的这一经营策略的重大转变可通过当时的数据得以表明。
由上表可见，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海外投资规模急速扩大。1990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达到7.0％，当年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GDP比值为7.9％，德国为10.1％。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上已经与西方接近。同时，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松下电器、索尼、丰田等大型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向海外扩张，成为了与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相匹敌的大型跨国公司。
正是在日本海外投资的激增以及跨国公司的日益壮大的基础上，桥本内阁（1996～1998年）开始了六大改革，即，（1）金融改革（日本金融大爆炸）；（2）行政改革；（3）经济构造改革；（4）社会保障构造改革；（5）财政构造改革；（6）教育改革。这些改革是进一步适应全球化世界的大竞争时代的要求，代表日本跨国公司的利益，亦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日本的初步体系化的推行。[7]
但是，随着桥本内阁从1997年4月开始，把消费税率提高到5％所引起的消费萎缩，以及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经营破产等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桥本逐渐失去了国民的支持，在1998年7月参院选举失败后辞职。之后的小渊内阁再次强制实行大量发行国债和扩大大型公共事业的金融改革以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路线一直延续到小泉内阁。
3.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渐进期
但是，日本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没有顺利地持续下去。在桥本内阁实行的紧缩政策下，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漏洞百出，并由此使日本经济陷入了严重的不景气，又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桥本内阁迟于削减支出，更是加重了当时经济的不景气。结果，自民党在1998年参议院选举中大败，桥本内阁解散。
这个事态显示出，不要说政治改革，就是政治体制当时还没有成为稳定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体制。在自民党政权下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打击自民党的支持基础，就会陷入动摇自民党政权自身，停止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
因此，面对此种困境，人们提出对症疗法。即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停止财政构造改革，再次启动对周边部门的补贴，以尽快重新获得背离自民党的农村和城市中的自营业者阶层的支持的政策。这是放慢新自由主义改革速度的政策，得到了日本财界的支持。
实施对症疗法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渐进派而成立的小渊惠三政权以及继之的森喜朗政权。他们停止财政支出削减政策，相反开始大肆进行公共事业投资。这样在小渊、森政权下，财政赤字和国债像滚雪球一样膨胀。不过，即便如此，小渊、森内阁也并没有完全停止新自由主义改革。
该内阁实施的中央省厅的重组，其目标是建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官僚机构，统合、缩小具有福利国家功能的省厅和部局。此外，也建立了为创建适合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官邸主导体制的诸机关。新自由主义的司令塔——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等就始于这一时期。
然而，新自由主义渐进派政权下的财政政策，并没有顺利恢复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支持。尽管大肆投资公共事业，但没有得到农村和大城市自营业者阶层的支持，反而，更引发了大城市的白领阶层对自民党的不信任。此时，以前“开发主义”时代的自民党政治的稳定显然已经不能恢复。财界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政权开始出现。
4.急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权——小泉时代
这样，寄予着财界等统治阶级和大城市社会上层对新自由主义的期待，小泉政权登场。小泉不但根据统治阶级的期望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几乎实现“新自由主义国家”。
第一，原有经济政策效果甚微。小泉接任日本首相时，日本经济仍处于不景气当中，当时的自民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经济景气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财政界增发国债、优先考虑大企业利益的要求下，小泉内阁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
第二，财政界、大企业的战略发展的要求。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企业纷纷采取海外战略，国内的企业或部门逐步解散而迁移到海外，海外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较差的劳动环境，引起了日本大企业转变日本国内劳动力雇佣形态以及薪金形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好与新自由主义的构造改革的宗旨相吻合，进一步使小泉改革得到了日本财政界及大企业的支持。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IT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日本的展开。IT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学技术方式、文化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顺应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增强了其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三个条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促使小泉内阁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小泉内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规制缓和与民营化。应该由民间做的事情交由民间去做。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邮政三事业”——邮政、邮政储蓄、邮政保险三事业的民营化，2003年4月1日“邮政公社”正式成立，2005年10月，几经磨难，曾造成日本政坛大震荡的“邮政民营化关联法”终于在国会得以通过，这标志着邮政事业向民营化迈出了一大步。另外，石油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团的民营化、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等特殊法人改革和各种审议会的合并等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结构改革特区计划开始启动，2003年4月到2005年7月共分8批，诞生了548个不同类型的结构改革特区。
2.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医疗制度改革来看，职工的医疗费个人承担部分由20％上升到30％，70岁以上的老人的就诊费、个人负担部分已经开始增加。
3.财政结构改革。小泉内阁明确提出，2010年左右实现基础财政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目标。2004年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三位一体”的改革（地方财政改革）。[8]
这样，在小泉政权下，新自由主义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企业竞争力的景气恢复。但是也出现当然的后果，即原有的社会安定崩溃、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犯罪增加、家族崩溃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改变原有的“开发主义”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无疑是一条迂回曲折的渐进式道路。
四、结论
日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政策主张，从中曾根政权开始萌芽，并迂回曲折地展开。由于日本资本的全球化迟缓和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具有低效率产业保护主义的性格，致使日本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晚于西方，并在起初的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日本“开发主义体制”的阻碍。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进入海外、自由市场的扩大引起全球化竞争的激化，原有体制开始出现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弊病。这样，日本才真正具备了新自由主义化产生的条件。
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接受过程，并根据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迂回曲折的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萌芽期；桥本政权开始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二期；桥本政权的崩溃到森政权的第三期；以及小泉政权的第四期。详细阐述了不同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不同特征与贡献。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企业竞争力的景气恢复，但并没有收到日本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原有的社会安定崩溃、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犯罪增加、家族崩溃等社会问题日益突现出来。[9] 这些告诉我们，对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8－01－21
注释：
① 所谓开发主义是指以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为基本框架，以实现产业化即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为目标，并且只要对其发挥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承认政府介入市场的经济体系。开发主义就是明确以国家或类似的政治结合体为单位而设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多为对议会制民主主义进行某种制约而实行君主制度、一党独裁制、军部独裁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