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简看秦国的上计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国论文,制度论文,秦简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8)08-0015-02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种、乙种）等10种文献，计1000多支竹简[1]。律文涉及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土地所有制、军事制度、刑罚制度、官僚制度、田租、劳役、手工业管理、会计管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这批弥足珍贵的“云梦秦简”的出土，使学术界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秦国的经济管理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认识。本文将着重对其中所包含的上计制度进行分析。
1 上计制度的源起
上计制度是指下级官员逐级向上呈送统计、会计报告。“每年，地方官吏事先把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地方官吏必须把实际情况（收入、开支、损耗等），向朝廷报告。”[2]
中国最早的统计报告，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通典·食货四》记载：“禹别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税，十一而赋。”《史记》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早在夏商之世，赋税制度已经初步发展[3]。随着赋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各级政府财政组织的经济责任也建立起来了。而这种经济责任关系的维持和实现，必然借助于统计报告的形式。由于历史久远，当时的统计、会计报告尚待进一步考证。就已知史料看，晚于古埃及和巴比伦。
我国统计报告制度在周朝已经相当发展。《周礼·天官》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宋朝王安石解释说：“受其会者，受其一岁功事财用之计。”[4]又《周礼·天官》记载：“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遂（考核）群吏之征令。”《商君书》中“强国知十三数”，显然是其进一步发展。当时，会计统计并未分离。“财用”属于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内容，其他则属于统计内容。
进入战国时代，对“上计”的记载更多。如：赵襄子（在位始于公元前457年）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吕氏春秋·知度篇》）。魏文侯（在位始于公元前446年）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新序·杂事篇》）。同时，西门豹为邺令，“期年上计”（《韩非子·外储说左篇》）。“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秦会要订补·职官上》）。这说明当时的上计制度在全国已普遍运用，比西周的统计报告制度又是一大进步。
2 睡虎地秦简中的上计制度
史书记载，秦国“也实行上计制：每年，地方官要事先把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地方官必须把实际情况（收入、开支，损耗等）向朝廷报告，这就谓之上计”[2]。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反映县上报的有“食者籍”（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它费”（既有“其它费用”，必然有各项经费）、“与计偕”中体现的会计报告[1]42，还有分品种的粮食产量、廥籍。秦律规定：“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1]105都官每年上报已注销而要求补充的器物数量，在9月报给内史。这样看来，既要上报器物注销年报，又要上报要求补充的器物计划。此律说明不仅按年报告实绩，还要按年报告求补计划，并以法律做出规定。
秦国于年终后上计。《秦律十八种·仓律》记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宫以计时雠食者籍。”[1]42各县于年终将粮食支出情况和其他费用，连同每年上计报告中的统计簿籍一起报送。这条法律连同有关秦律，可以说明秦国的会计报告制度已经相当发展。不仅报告的内容繁杂，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做出明文规定，这就形成了秦国上计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又《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记载：“已禀衣，有余褐十以上，输大内，与计偕。”[1]66这是说，发放过衣服以后，剩余褐衣（粗麻布制的衣服）10件以上，应送交大内（京师府藏），并连同计簿，将按照规定发放的衣服数字，呈报上级。这里的所谓“与计偕”，有两层意思：一是上计本身就是一种包括年度数字在内的从下到上的报告制度；一是同上计一起，还有一些其他有关的统计数字，也要按照规定上报。
为了确保各年度统计资料的可比性，秦律对一些可能跨年度的活动，作出明确规定，并首次提出“以其年计之”的原则：
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谬。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
《金布律》
官府输送物品，应以文书通知其出账的年份，按受者同年入账。如在8月、9月输送，由于时近年终，要估计所运处所的远近，不能赶上运入处所（年终）结账的……改计入下一年账内，双方账目不要矛盾。工匠向官府上缴产品，都应固定按其生产年度计账。
正确性是数字的生命。秦律对核算的正确性提出严格要求：“计毋相谬”（《金布律》）。从江陵10号汉墓大批会计简牍看，通过核算，只发现丙组简有一笔错2钱，3号木牍有两笔分别差0.12石和0.04石，都是尾差，余均无误。说明秦律对核算正确性的要求已经基本做到。这样的正确性，即使在今天亦可谓高矣！
古时交通不便，物品运输，在途时间较长。为确保“计毋相谬”，以法律做出这些精密的规定不能不令人惊叹！即使在今天，对于在途商品和异地销售的入账时间，仍然是讨论的课题。2200多年前竟能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核算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为止，尚属史无前例。
秦国上计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即由柱下史（御史大夫）审阅各郡县、各部门呈送的有关户口、垦土及钱谷出入的上计报告。御史大夫行使监督之权，对上计进行审理，可能源于西周的内史。
“……到十月牒书数，上内［史］”[1]41这里说的是粮食产量年度统计。到10月用牒（薄小的简牍）写明数量，上报内史。秦以10月为岁首，故在10月上报上年的粮食产量。律文中方括弧里的字是补入的漏字。
“至计而上廥（Kuai，仓也）籍内史。”[1]100到每年上报账目的时候，应将仓库的簿籍上报内史。这里说明上计时间已是周知的常识，用不着明确提出。
以上两律都规定粮食产量和仓库粮食账上报给秦王的中央机构内史，而不是经过郡转报，说明制定此律的时候尚未设置郡。秦国的第一个郡（上郡）置于秦孝公13年（公元前349年），从而可见秦国开始以法律明确规定统计报告的时间和内容，不会晚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纪。
有的论著因而认为秦国上计制度“并非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而是由县直接上计于朝廷”[5]，给人以偏概全之感。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昭王拜王嵇为河东守，三年不上计”，这是失职行为。秦昭王公元前306年即位，王嵇为河东郡守，上计程序为“县—郡—秦王。”换言之，秦国上计，置郡前只能是“县—秦王”，置郡后就变了。
3 结束语
从云梦秦简可以看出，当时“上计”内容非常丰富和准确，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做出明文规定，这就形成了秦国上计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云梦秦简反映的主要是业务报告和统计报告，从会计的角度看，不仅有力证明县仓的经费收支要上报皇朝主管部门——太仓，而且某些账簿和廥籍也要上报，这说明当时对于会计管理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6][7]。
由此可见，秦国实行全面的上计制度，取得丰硕的成果。《史记·萧相国世家》称：刘邦灭秦进咸阳时，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苏子由《元祐会计录序》记载：“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