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扬先生二三事
濮禾章
四十年前,因筹建杜甫学会,我到开扬先生红墙巷旧居拜见先生而相识。此后数十年间,我有幸聆听先生教诲甚多。先生生前,为人极其低调,不重生日庆典之类的形式。当他九十寿诞时,草堂及学会拟为其祝寿,却被先生婉辞了。今值先生百年诞辰,草堂和学会举办此会,以表对先生的缅怀之情,甚有必要。我聊为小文,略记先生二三事,以资纪念,乃是我的初衷。
一、京、宁、沪、苏组稿轶事
1981年春,《杜甫研究学刊》(原名《草堂》)创刊之后,稿源奇缺。为提高刊物质量,获得高质稿源,遂由先生率我和周维扬于1983年秋赴京、宁、沪、苏组稿。虽然不少往事我也曾撰文叙及,但仍有若干轶事,乃彰显先生朴实作风和不畏艰苦之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故略述于此。
大众媒体更是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全球转播技术与设备,将体育传播的信息大规模复制并远距离传播到世界任一区域,从而使体育传播突破时空限制,无限地扩大传播规模,媒体也因此争取到更多的读者或观众,不断扩大市场效益[22]。世界范围内,奥运会的影响远超普通体育赛事,这主要是因为奥运会在提供给精彩体育赛事的同时,也传达了独特的奥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特殊价值使得奥运会拥有超越其使用价值的市场价格。
记得我们在北京组稿的首到之处是中华书局。因为该局有开扬先生早年在蜀的故交,中华书局的党组书记张先畴先生。我们来京组稿,的确想得到他的帮助。有先畴先生的斡旋,中华书局的著名专家,诸如周振甫、傅璇琮、程毅中等都欣然应允为《杜甫研究学刊》撰稿。
唯京中我们要登门拜访的专家学者如冯至、林庚、陈贻焮、袁行霈、聂石樵、邓魁英、启功、廖仲安、裴斐、邓绍基等,由于他们散居于北京各处,我们不熟悉其家庭住址,确实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书局的总编傅璇琮先生向张先畴先生建议,由中华书局派一辆专车供我们使用。可是,开扬先生却婉言谢绝了。当然,张先畴先生是深知开扬先生为人狷介的个性的。故对傅璇琮先生说:“我是中华书局的党组书记(当时就是十级高干),由我陪同他们去约稿,的确有权派车,但是不符合局里的规定,故不能这样办。”由此可见,先畴先生亦是一位克己奉公,很守规矩之人也。此后,先畴先生向书局告假数日为我们当向导,搭乘公交车东奔西跑拜访了上文所列的专家学者。况且,先畴先生每在出发前,都做足了功课,把要去拜访的专家、学者的家庭住址都了解得十分清楚,甚至该乘哪路车,何处转车都标记下来。因此,我们在北京的组稿很顺利。当然,亦与开扬先生当年曾在人民出版社当过文史类图书编辑有关,因上列专家中好些人都与开扬先生有过交往,此次会见更为亲切。他们对草堂、学会及学刊都备加赞赏,对开扬先生亦甚为敬重。“文革”浩劫后,能在北京重逢,其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我们赴京拜访过的专家、学者大都来草堂出席过杜甫年会,亦有高质量的论文在学刊发表。对提高学刊的学术质量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任会长、主编张志烈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草堂》前十期的学术质量是相当之高的”,“是近六年来杜甫研究和杜学发展的一个侧影”。
我们在上海拜访了朱东润、马茂元、徐中玉、顾廷龙、苏仲翔、王运熙等著名专家学者,都是由张国灜先生当向导,一般都是挤公交车,唯独拜访在远郊居住的朱东润先生,好不容易才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可是,事毕后,如不是东润先生有特约乘车证供我们使用,险些儿回不了旅舍。
我们在南京时,连日阴雨,幸有南京大学许永璋教授为我们当向导,冒雨乘公交车拜访了程千帆、吴调公、金启华、孙望、周勋初等专家学者。他们都欣然允诺为学刊撰稿,还表示愿为学刊代为约稿,以提高学刊的学术质量。
评价模型F的最大值对应于最优阈值λopt,在最优阈值条件下,可以得到最终的温度变量分类v1,v2,…,vm。在分组vi(i=1,2,…,m)中,可以进行温度和热误差之间的相关分析。对应于最大相关系数的温度变量被认为是分组中的代表性温度,从v1,v2,…,vm中选择的m个代表性温度作为候选温度。最优候选温度的选择过程如图1所示。
关小美极力解释:“他在北京有不错的前途!可他宁愿放弃北京的高薪来到这个小城镇,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到哪里去找?”关云飞反驳说:“这正说明他做事太冲动,很不成熟。将来万一你和他处不好,你会吃大亏的……”关小美的母亲也说:“他说他是总经理他就是了啊?你也不动动脑子想想?你们认识才几天啊?”
从京赴宁,卧票难求,幸得裴斐先生相助,方才购得,且是隔日两硬卧,当日一软卧。开扬先生要我先期坐软卧至宁安排住宿。这也是我一生中首次乘软卧。我至宁后,在秦淮河边订了旅馆,为开扬先生订了单间,我和周维扬住双人间。次日,先生和维扬抵宁,遂对我说:“旅差费如此紧张,我住单间,何其寂寞,退了吧!三个人住一间足矣!给周维扬加一张活动床即可。”由此可见,先生为节省经费,又是何其简朴。
当年,我们在京组稿,开扬、先畴先生宁肯挤公交,不用专车之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实为小事一桩。但在当时,交通不便,出租车稀有难觅,“北京又大得不近人情”(开扬先生之语),我们的差旅费又非常有限(仅4000元)的情况下,那就非常难得了。实实在在地彰显了两位老先生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我们在沪组稿,有张国灜先生相助,颇为顺利。张国灜先生系五金采购站职员,酷爱文史,因读开扬先生著述,常与开扬先生通信讨教。文革后,开扬先生至沪游赏,国灜全程陪同,相助甚多,故俨然故交也。国灜先生常在海外华文报刊发表介绍沪上学人的文章,故非常熟悉沪上学界人士的住址。使我至今记忆深刻的一件小事,是国灜先生引领我们去拜访美称“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先生。开扬先生早年就熟知逸梅先生的大名,所以晤谈甚欢。逸梅先生的居室,虽系一楼一底,但极其逼仄,内有小梯相通。逸梅先生年事已高,亦能上下灵活自如,的确是居陋巷亦不改其乐也。后来,逸梅先生为学刊写了好几篇短文,至今读之都情趣盎然。
内部审计在隶属上应该区分“职能报告关系”和“行政报告关系”。从隶属模式不同时的实际管理效果角度来看,内部审计无论是隶属于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还是隶属于总经理,治理效果都比较明显。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者会偏向于内部审计隶属于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这种形式,因为其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可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从企业的自查报告中可以发现,在实际执行情况中,内部审计隶属的上级部门一般都是单独一类,两者并没有合作情况。因此,要想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治理效果,可以将内部审计的职能隶属与行政隶属分开,即职能上受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管理,行政上受总经理管理。
我们在沪组稿,却要返回苏州,是因当时草堂园林部主任张远信已托他的园林业务好友为我们买好了回成都的卧铺票。如果我们直接从沪返蓉,则无法买到卧铺票。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差旅费已经花光了,也只好请张远信的好友垫支票款,才能返蓉,真是何其尴尬。再则我们还可到苏州大学向钱仲联、吴企明等专家组稿。后来,有钱仲联先生的论文发表于学刊,即此次组稿的收获之一。总之,此次由北到南的组稿之行,历时一月有余,开扬先生不仅充分调动了他的人脉关系,而且和我们一起甘苦备尝,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然而,当时的草堂却是个穷单位。开扬先生如此辛劳,一月有余,却无分文酬金。这就是开扬先生对学会及学刊的无私奉献。
二、开扬先生奖掖后学轶事
我在杜甫学会任秘书长及学刊主编期间,经常与刘开扬、钟树梁、白敦仁等诸位先生有个不定期、不定人选的茶会。周维扬亦经常参与,张志烈、祁和晖、吴明贤、许世荣、吴英智等都曾参加过。那时,他们就说过,在他们过世后,要把他们收藏的图书、字画、手稿等捐赠给草堂,而今均已实现了。其实,这种小型茶会,实乃是他们传道授业的雅聚。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深受教益的课堂。他们讲人生哲学、治学经验、某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等等都是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实现的,只不过茶资多是由开扬先生支付的。当然,因我家离开扬先生家甚近,一起到街边茶馆喝茶谈事的机会尤其多,故受先生教益甚多。开扬先生常对我说:“草堂图书资料极其丰富,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应当珍惜。”还语重心长地要求我:“要多读书、勤思考、多写文章,才能提高自己的治学能力。”当时,即1984年初,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拟编《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一书。其中各评传都是特约名家撰稿,故约请开扬先生撰写《范仲淹评传》。开扬先生在回信中,极力向主编吕慧娟推荐由我撰稿,并应允说:“濮禾章来写,我来审阅”。在得到主编认可后,开扬先生遂要求我一定要努力把评传写好。而我呢?确曾犹豫。虽然我毕业于川大中国古代史专业,分配到海军院校却教的是中共党史,转业到工厂又是管生产,且遭遇“文革”浩劫,荒废了不少岁月。近不惑之年,才重拾文史旧业。
因此,要撰写这个评传,深感力不从心,但是,经开扬先生一再鼓励,我确实当了一回勇夫。我在开扬先生指导下,亦如当年写毕业论文一般,先把有关书籍通读,再到市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摘写了若干张卡片。经过不懈努力,总算对宋代文学、范仲淹其人其事、其诗其文,有了一些研究心得。动起笔来,几易其稿,方送给开扬先生审读,经开扬先生修改后,由我抄录寄出。该书于1984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该书的权威性和学术性,得到了当时教育部教材司的肯定,被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参考书,后经多次再版,获得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1987年秋,我参评副高职称时,开扬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他说,在报送论文中,一定要把这篇《评传》列在首位,由于是开扬先生和我共同署名,开扬先生还特意去西南财大基础部说明情况,请领导在他开的证明上签注“情况属实”,并盖上公章,开扬先生在证明中写到:“濮禾章同志所写《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的《范仲淹评传》《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的《范仲淹》二文,系他收集资料并撰写全文,由我审阅共同署名发表,实际上是他一人执笔,特此证明。”当然,这个证明是确切而有力的,我的副高职称顺利评定,仅就这件事而言,我对开扬先生就非常感激,更何况多年来,开扬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又何其多也。由此可见开扬先生在奖掖后学方面是何等尽心尽力。落一叶而知秋,开扬先生奖掖后学的事例甚多,在先生过世后我写的纪念文章中已列举了不少(见《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4期《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刘开扬先生与四川省杜甫学会》),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我们今天来纪念开扬先生的百岁诞辰,忆及先生的美德善行、高风亮节,我对先生充满感佩之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怎不令我们后学景仰。
作者: 濮禾章,原成都出版社编审,6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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