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大陆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述评论文,年来论文,大陆论文,段祺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6-0109-12
10多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述评》①，对大陆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的研究状况，做过一番粗线条的介绍和评点。本文可以说是上文的姊妹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错漏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补正。
近20年来，大陆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的传记和专著主要有：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季宇《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军、周延柏主编《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俊旗、汪丹《段祺瑞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程舒伟、侯建明《北洋之虎：段祺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庆东《段祺瑞幕府》(岳麓书社2001年版)，程舒伟、侯建明《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李勇、周波《北洋虎将段祺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苏飞《细说北洋——段祺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庆东《段祺瑞幕府与幕僚》(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版)，董尧《北洋军师：天枭徐树铮》(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王彦民、朱寒冬《徐树铮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敖堃《北洋中坚倪嗣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一般文章近百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安徽史学》，从打造特色品牌出发，很早就开辟了“北洋皖系集团研究”专栏，推出了一大批有关段祺瑞和北洋皖系人物的研究论文。
近20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逐渐深入，一批文献资料集亦相继问世，其中不少资料丛书涉及到段祺瑞和北洋皖系内容，如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至1993年版)，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天津市档案馆编辑《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北洋军阀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辑《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书店主持整理《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文斐编辑《揭秘中国军阀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书局主持整理《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
近20年来，承继着改革开放前10年的良好势头，大批内地学人赴港台、海外访问研学，大量港台、海外学术出版物涌入内地，学术交流愈益频繁，学术思想日趋活跃。就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领域而言，港台、海外的一些重要论著，大都受到内地学人的关注，如美国费正清学派的中国近现代史系列研究成果，台湾郭廷以学派的中国近现代史系列研究成果，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等，其中的思想观点，尤其是研究方法，对内地中青年学人的影响较大。
近20年来，大陆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涉猎较广，进展较快，资料的挖掘更加广泛深入，观点的论证趋向缜密平实，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学术成果日益增多。下面根据笔者掌握的成果材料，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主要从6个方面加以简介。
一、段祺瑞与袁世凯
从1895年底投身新建陆军任炮队统带，到1916年6月以国务总理身份主持袁世凯葬礼，段祺瑞在这20年间，与北洋系鼻祖袁世凯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在北洋集团中的突出表现和显要地位，对他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的霸主角色，影响至深至巨。
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段祺瑞作为北洋武备学堂高材生和留德军校优等生，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成为袁世凯北洋建军的主要助手，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莫建来认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时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西法督练新军，精勤训迪，成效昭著；二是长期实际主持多所军事学堂，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三是参与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战法、操典②。丁进军认为1903年清政府成立的练兵处，“以划一全国新兵训练之名而设，实则成为军令所出、综揽全国军政的总汇之地”，“其以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有权势的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又命地方实力派之魁、当时实操练兵大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已说明了练兵处这一机构地位之崇、权势之大。”③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3司，段祺瑞任军令司正使，可见段祺瑞在晚清军界的实力。张华腾认为1905年河间会操和1906年彰德会操，“为举世所注目，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④段祺瑞任河间和彰德会操北军总统官，在这两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中表现出色。段开龄认为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陆军院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还指出段祺瑞曾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黄埔军校创建之时的教练又多是出身于保定军校的军官或是日本留学学习陆军归国的学生。”⑤可见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与段祺瑞主持的保定军校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紧密配合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作后盾，在镇压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在南北停战谈判的角逐中，既逼迫清帝退位，又要挟孙中山让权，终使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此即史乘所称段祺瑞的“一造共和”。莫建来认为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会有异于其他北洋将领的不寻常表现，第一是由于袁世凯的发纵指使，第二是由于他对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及袁世凯用意的洞悉和把握，第三是出于个人动机的驱使。对其思想批上“共和”考语，则失之简单化⑥。马烈认为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尤其是他领衔的两通主张共和的电报，为许多人所称道。袁世凯如愿以偿，自然记得段祺瑞的功劳，1912年3月10日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很快任命段为陆军总长，9月7日又将段祺瑞与黎元洪、黄兴同时授予陆军上将。从此，“段祺瑞在‘北洋三杰’中，以其政治上的优势而显得略高一头。”⑦
反对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后，继续为袁世凯保驾护航，镇压二次革命，敦促黎元洪进京，剿杀白朗起义，皆尽心竭力。但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则始终持反对态度，几度苦谏不起作用后，则称病辞职，不理政事，此即史乘所称段祺瑞的“二造共和”。焦静宜认为段祺瑞的退隐，“一则由于洪宪帝制将使其完全失去攀登极峰的可能，而又不甘心称臣于袁氏父子；二则为在政局动荡中保全自己的声誉和自家性命以图东山再起。”⑧戴健认为“段祺瑞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史料述，蔡锷、陈宦等在出京讨袁前，都曾暗中到段公馆拜访过，段祺瑞的态度对他们不可能没有影响。”⑨李庆东认为“段之所以反袁，是因为袁的做法不仅毁了自己而且毁了包括段在内的北洋集团。段之所以不愿公开反袁，则是因为他不想落个以下犯上、卖主求荣的罪名。”⑩
皖系集团的形成。段祺瑞的发迹与显赫，除了自身努力和袁世凯的提携外，还与逐渐形成的皖系集团密切相关，以至于袁世凯主政后，尤其是企图称帝后，不得不对段祺瑞的势力有所防忌，他逐步削弱段的兵权，抑制段派的发展，但洪宪帝制的短命和袁世凯的自毙，却戏剧性地将段祺瑞推到了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而皖系集团也在一片鼓噪声中迅速崛起。莫建来认为皖系集团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如王权衰弱、疆吏强盛的政治状况，因循守旧、兵为将有的军事制度，效忠官长、报恩重义的传统教育；二是段祺瑞所拥有的显赫地位和权势，及其所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品格、才智和性情；三是清末民初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如段祺瑞早年襄助袁世凯与清廷争夺军权的斗争，帝制时期与徐树铮等幕僚患难与共的经历，在北洋集团中与冯国璋等实力派争权夺利等(11)。胡晓认为皖系集团的形成，一是以段祺瑞的个人资望和实力为核心，以同乡、亲友、幕僚、师生等关系为纽带，长期积累，逐渐生成；二是从孕育到形成的线索比较模糊，这和袁世凯的一统北洋有关，也与段祺瑞的身份处境有关，互有防忌，暗中进行(12)。丁长清不同意皖系和直系集团形成于袁世凯时代的说法，但亦认为“自民国以来，由于段长期出任中央军政首脑，在军、政、经各界培植了一批追随者，因而在中央政权和各级部门中拥有相当力量。通过这些力量，段直接、间接操纵和影响着北洋系势力范围内军事、政治、经济事务”(13)。
二、皖系统治时期
学术界通常把1912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划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恰好4年，即1912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至1920年皖系统治时期，1920至1924年直系统治时期，1924至1928年奉系统治时期。皖系统治的4年时间，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冲突不断，乱象纷纭，国力虚弱，民怨沸腾。段祺瑞虽然威望较高，实力甚强，但在分崩离析的后袁世凯时代，缺乏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内政外交又连接失误，终于在北洋内部的同室操戈中，元气大伤，狼狈下台。
皖系执掌北京政权。袁世凯死后，北洋共主丧失，政局颇为动荡，而段祺瑞应运而出，力挫群雄，成为北京政府的新主人，皖系亦迅速崛起。关于皖系控制北京政权的原因，周俊旗认为有多种主客观因素，一、皖系集团是包括了各种人才的势力网络；二、皖系控制了相当规模的军队和地盘；三、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亦有利于皖系控制中央政权；四、皖系集团在争夺的角逐中处于有利的客观形势(14)。莫建来认为段祺瑞的个人因素相当重要，一、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和超出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二、段祺瑞的资望和人品；三、段祺瑞及其追随者的积极活动；四、列强对段祺瑞的赏识(15)。
南北约法之争。袁世凯死后，大总统的继任人选成为各实力派的关注焦点，段祺瑞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位，自己担任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这似乎也符合袁世凯的遗愿。对于黎元洪的继位，南北双方虽无异议，但在法理依据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段祺瑞主张依据民元袁世凯颁布的新约法，护国军则主张依据被袁世凯废除的民元旧约法，问题的实质，还牵涉到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的恢复问题，段祺瑞的主要顾虑就是国民党占多数的旧国会的恢复对北洋派不利。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终以段祺瑞的妥协而告结束。陈长河探讨了1916年驻沪海军宣布独立事件，对段祺瑞被迫接受南方主张的重要影响(16)。侯强认为南北约法之争，“实质上是统治权之争”(17)。胡晓认为南北约法之争增加了段祺瑞对国民党和南方派的恶感，这亦是后来段祺瑞发动征南战争的原因之一(18)。
黎段府院之争。段祺瑞本来是有可能出任总统的，袁世凯最后拟定的3个总统候选人中也有他，之所以选择黎元洪，当然是为了调和南方派的意见，同时认为黎元洪实力不足，相对容易控制。但是没想到，黎元洪上台后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统，他凭借国会等南方势力的支持，与皖系争夺中央权力，府院矛盾愈演愈烈，以至于黎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利用督军团、研究系等对北京政坛施加影响，最后借助张勋复辟事件，一石数鸟，将黎元洪赶下台，皖系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潘荣认为段祺瑞控制中央政权的能力比袁世凯当年相差甚远，由于历史原因和种种利害关系，黎、段无法合作共事，国民党议员支持黎与段抗衡，内阁中还有孙洪伊等阁员不受段羁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又在暗中支持黎元洪，几乎注定了段祺瑞的统治不可能稳定。而且自段皖当政，北洋军阀集团即开始分裂，北洋派控制下的中央政权日趋衰败。(19)汪朝光认为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而黎段府院之争则是例外，属于异态。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主要依靠武力支持，压倒黎元洪，北京政治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不可动摇，内阁主导正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系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20)。王雷认为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21)。
平定张勋复辟。张勋号称“辫帅”，手中掌握着2万多人的定武军，在徐州一带经营多年，袁世凯死后，他屡次召开徐州会议，被推为盟主，表面上为团结北洋派对付南方，实际上为复辟清室作准备。府院之争发生后，他借北上调停的机会，将清废帝溥仪抬了出来，并迭下伪谕，气焰嚣张。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成讨逆军，发表讨逆通电，迅速攻进北京城，平定了张勋复辟。此即史乘所称段祺瑞的“三造共和”。黄征认为段祺瑞之所以能迅速平定张勋复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日本政府支持段祺瑞，不仅在经济上予以援助，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扶段拒张；二是研究系、交通系政客支持段祺瑞，参与策划，大力协作；三是段祺瑞充分利用了人心向背和复辟派内部的矛盾(22)。胡晓认为段祺瑞是从封建营垒里脱胎而出的，与满清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维护中华民国政体的根本态度上，则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这一点在北洋实力派中尤为突出。段祺瑞派员参加徐州会议，主要是为了联络北方督军团，共同对付黎元洪、国会和南方阵营，亦有探询了解和借助利用张勋的目的，段和张对南方及国会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对“还政于清”的态度则是完全不同的。段祺瑞的马厂起兵无疑树起了一面捍卫民国的大旗，遏制住了张勋一统天下的嚣张气焰，其“再造共和”的功勋是当之无愧的。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后，针对南方阵营“护法”旗帜下的北伐东进，出于维护北洋集团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张勋复辟的善后处理是妥协的，不彻底的，对清室参予复辟的处置尤为姑息，这固然有现实政治和内外环境的因素，亦是其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等所决定的(23)。
中国参战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宣布了中立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协约国已经胜利在望，从争取国家利益和巩固皖系统治考虑，段祺瑞政府打算参战，加入协约国一方，但引发了朝野各界激烈的争论，并与府院之争等政潮纠结在一起。参战案一波三折，1917年8月，北京政府经过抗议、绝交两个阶段，最终向德奥宣战，中国得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由于孙中山和国民党反对参战，尤其是参战问题与西原借款、对日妥协、武力统一、五四运动、直皖战争等问题有所关联，过去学界的评价基本持否定意见，但近10多年来出现了不同声音，吕茂兵认为，一、参战缓解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困难；二、参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三、参战开创了中国争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先河。(24)陈剑敏认为中国的参战曾引发国内一系列政治风波，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客观地说这一切并不是参战问题本身导致的，而是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斗争、北洋内部和北洋派与反对者之间利害斗争的产物。而参战本身则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废除了与德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一些丧失的主权，开了近代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先河。二是停付或缓付了庚子赔款及其他对德借款的息金，使民国以来一直拮据的财政有所缓解，减轻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三是得以参加巴黎和会，并得到了某些现实和潜在的利益，成为中国外交之一大转机(25)。王建朗从外交史的角度加以重新考察，认为过去从内政的角度来研究参战，将其视为派系斗争的结果，加以贬斥，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北京政府通过参战不仅希望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通过与协约国列强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满足。可以认为，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26)刘迪香则研究了北京政府因参战问题，而设立的由皖系控制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及西北筹边使署的军政职能，以及对军阀政治格局的影响(27)。
西原借款。袁世凯死后，新上台的日本寺内正毅内阁调整了对华政策，改变过去赤裸裸的军事政治征服方式，实施较为隐蔽的以经济控制为主的侵略方式，以缓解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抗日情绪，这一所谓由“霸道主义”转为“王道主义”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是寺内正毅的心腹西原龟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在对待“二十一条”问题上，是比较坚定的抗日派，但他主政以后，由于财政困难、政治斗争、武力统一等原因，逐渐变为著名的亲日派，向日本政府大量借款，并签订军事密约，使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受到社会各界的谴责。娄向哲认为日本采取了以经济渗透为先导，逐步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控制北京政府的政策。而段祺瑞出于军阀本性，不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味梦想兼并“诸侯”，扫荡南方革命派，实现自己的野心，从而积极投靠寺内内阁，导致了北洋时期空前绝后的向日本一边倒局面，也在自己身上深深烙下媚日辱国的印记(28)。赵占伟认为日本通过“西原借款”，攫取了中国东北、山东等地的森林、路矿资源，控制了交通银行，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并出兵东北，夺取原沙俄在东北的侵略利益，控制了中国的军队，因此，寺内内阁经济侵略对中国的损害，远远超过其前任大隈内阁的“二十一条”(29)。来新夏认为段祺瑞投靠日本的后果有三：一是使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日本在华势力剧增；二是段祺瑞得以强化其独裁统治，使中国人民遭到空前的灾难；三是加剧了日本和英、美之间在华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30)。陈宇、黄佳梦的研究与传统视角有些不同，他们认为西原借款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500万日元借款，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时已还清外，其余1.4亿多日元的到期本息，北洋政府则没有或不愿照付，而日本债权方对于约定的担保品又无法处分，西原借款遂变成了一笔大烂账，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券赔偿银行，因此经手人西原龟三成为众矢之的，并加快了寺内内阁的倒台。但日本政府能够付出这样代价，是为了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长远看，还是达到了侵略中国的目的(31)。
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上台后，在与国民党和南方阵营的诸多摩擦冲突中，逐步形成了武力统一政策，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征南战争的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傅良佐督湘、吴光新入川开始，到直系长江三督通电主和，北军入湘直系将领停战驱傅，段祺瑞因傅逃湘、吴失利而辞职；第二阶段从天津会议后，曹锟、张怀芝率第一、二路军南征，到吴佩孚前线通电罢战，总统冯国璋、总理段祺瑞同时下野，徐世昌任大总统，南北和会召开。周俊旗认为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原因，除了仿效古代大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外，还有巩固皖系中央政权的现实考虑，因为南方的国民党，桂、滇系与北京政府公开对立，不承认段祺瑞的统治地位，而南方6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适宜割据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军事上虽弱于北方，但还是有相当威胁力的，北京政权如不能及时控制这些地区，将麻烦不断，后患无穷(32)。胡晓认为武力统一政策不是段祺瑞上台后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国策”，而是在与国民党及南方阵营的诸多矛盾冲突中，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满厌恶愤怒等恶性心理刺激后，逐步形成的，明朗化的(33)。胡晓认为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大体包括内因、外因两部分，内因指北方阵营内部，如皖系自身的问题，直系的干扰破坏，徐世昌的暗中作梗，奉系的阳奉阴违，研究系的反戈一击；外因指南方阵营及国际方面，如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桂、滇系的联直倒皖，政学系的积极活动，海军的南下护法，非常国会的分庭抗礼，欧战风云的变幻，英、美等列强的干预，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34)。王彦民探讨了征南战争期间，徐树铮之所以杀陆建章，主要是因为陆建章追随冯国璋，极力破坏主战派的方针政策，如与西南势力联络，组织讨伐倪嗣冲，指使冯玉祥停兵主和等，并探讨了陆建章案，对直、皖、奉关系的影响(35)。陈长河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北洋军第一次攻湘之战的全过程，一、湘督易人与湘战爆发；二、两广援湘与衡宝之战；三、和战之争；四、收复岳阳与惩办傅、周(36)。
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安福俱乐部由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成立，试图以此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实现“政治倒冯”的目的，确立段祺瑞和皖系的集权统治。安福俱乐部和安福系控制的国会，由于过于维护皖系集团的利益，破坏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声誉不佳，遭到舆论普遍谴责。杨德山指出“安福”的含义有三种解释：一是俱乐部成立于安福胡同，以地名为纪念；二是俱乐部发起人王揖唐系安徽人，曾毓隽系福建人，合两省简称为名，此是外部人猜测；三是“虽因此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这是俱乐部成员的自诩。杨德山认为安福俱乐部存在的两年半时间，主要进行了下面一些活动，一是包办国会选举，二是勾结新旧交通系，三是屡兴政坛风潮，四是阻挠南北议和(37)。熊秋良认为安福国会选举时期的政党参与，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而变异的党争与国会的选举，使其后的北洋政治进一步陷入无序状态，民主化进程呈颓废之态，这为随之而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党国体制的确立提供了铺垫(38)。孙志军认为安福系在国会选举的胜利，再次把中国民主政治带入了死胡同，这次选举的混乱和黑暗，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39)。严泉则考证了安福国会三期常会的开闭会时间(40)。
南北和谈。1919年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和谈，在消除内争、寻求统一的目标上相似，而双方代表及背后利益集团各种关系的纷繁复杂则胜过当年。作为主战派的皖系，在列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参加和谈，但对南方开出的条件，则难以接受，双方代表及各派势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最后不欢而散，宣告破裂。王彦民认为徐树铮秉承段祺瑞的意志，在幕后的一系列活动，是南北和谈破裂的重要原因。而南方缺乏诚意，条件过高，态度强硬，亦难辞其咎(41)。熊小红认为南北议和实质上是南北军阀争权夺利的另一种斗争形式，段祺瑞、徐树铮及其党徒破坏议和的成功，亦是皖系军阀在与直系及西南军阀争夺中的又一次胜利，皖系势力也由此进一步膨胀，但其穷兵黩武政策也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42)。张淑娟认为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难点，即宪法问题，也因此导致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思想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难以实现，从而最终陷入破裂失败的境地(43)。
皖系与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中国本来是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和会的，但由于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特别是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的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再加上一战后期，日本与英、美、法、俄、意等列强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中国代表团争取权益，尤其是山东问题的权益在会议中遭到挫折，由于得失参半，加上国内爱国风潮的压力，北京政府在签约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周俊旗认为段祺瑞对中国成为“战胜国”是出了力的，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失策，让日本有了继承德国在山东侵略权益的口实，使中国处在尴尬的“战胜国”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段祺瑞的政敌利用群众浪潮，又把他和皖系推向四面楚歌的境地(44)。郭谦认为北京政府包括参战督办段祺瑞，一度主张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原因一方面是北洋军阀政府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更主要的是，在对德和约草案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除山东问题外，还涉及撤销领事裁判权、取消辛丑赔款、保留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类的条款，担心如不签字，上述有利于中国的权益亦会丧失。而中国代表团最终顺应民意，拒签和约，从顶住列强压力，捍卫国家尊严，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方面看，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45)。
皖系与新文化运动。一般来说，段祺瑞及皖系是主张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与新文化派没有共同语言，双方常常是尖锐对立的，如桐城派老将林纾欲借助徐树铮的力量，剿杀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段祺瑞政府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如谷银波、郑师渠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政府固然对《新青年》的言论和北京大学的活动不满，但是《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受到的限制并不厉害，北京政府最在乎的是宣传“社会革命”，即所谓“过激派”，对着重于思想方面的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干预不大，相反，在国语运动等方面，北京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则有助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46)。
直皖战争。皖系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戏，即是直皖战争。直皖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征南战争中的直皖分裂，双方的明争暗斗、摩擦冲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真正开打只有几天就分出了胜负，皖系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不得不退出了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来新夏认为直皖战争，漫天风云，扰攘中外，双方“冷战”长达二、三年之久，战前互相攻讦的电报战也有一个多月，但真枪实弹的“热战”不过5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皖系经此一战，军事和政治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段祺瑞、徐树铮等苦心经营数年，花费巨大代价建立起来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只经过短短数天几个回合的较量即告全军覆灭，这是段、徐等人所始料不及的(47)。郭红娟认为五四运动后，吴佩孚乘时崛起，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系势力的依托力量，因此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是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48)。张绪忠认为皖系失败的原因，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人心的向背、战略战术的得失、研究系的背离、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奉系军阀的直接参战，以及日本未能及时援助皖系等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安福系的结党营私，把持政柄，激化了皖系与直系及其他派系的矛盾，亦受到民众和舆论的声讨和谴责，成为皖系败北的重要因素(49)。陈长河认为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未能率部及时援助湘督张敬尧，后吴本人被直系鄂督王占元设计扣留，亦是皖系失败的原因之一(50)。
三、临时执政时期
1920年皖系战败后，皖系控制的边防军(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全军覆没，安福系骨干受到通缉，纷纷出逃避难。段祺瑞请求免去本兼各职，退隐天津，惨淡度日。但他毕竟是大难不死的“北洋之虎”，一息尚存，雄风犹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经营，终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到了复出机会，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将段祺瑞捧上了临时执政的宝座。尽管段执政与段总理的权力内涵不同，但临时执政毕竟代表了北京政府最高权力称号，段祺瑞上台后，协调各方，苦心维持，召开善后会议，解决金法郎案，谋求关税自主，处理五卅事件，终因三一八惨案狼狈下台。
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沉潜4年后，在奉系张作霖、国民军冯玉祥以及诸实力派的推戴下出任临时执政，成为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后入主中央的名义领袖和“维持会长”。杨德才指出段祺瑞的复出，传统观点认为是当时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产物，他则更强调段祺瑞和皖系自身的努力，如拉拢张作霖，运动孙中山，联络冯玉祥，着着得手，为复出奠定了基础(51)。吴元康认为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学界过去比较留意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作用，而事实上，段祺瑞和皖系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重要的幕后推手。段派一方面鼓动浙卢、奉张、粤孙掀起大规模反直运动，为冯玉祥发动政变创造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对冯玉样采取又拉又压的手法，促使冯玉祥早日同吴佩孚决裂，倒向奉皖粤反直同盟；并在关键时刻策动晋阎鲁郑反直助冯，为北京政变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段祺瑞的复出铺平了道路(52)。
召开善后会议。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后，即宣布组织召开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善后会议在筹备召开过程中，在人员构成、宗旨性质等重要问题上，与孙中山的主张分歧较大，因而受到了国民党的抵制，但段祺瑞依靠各实力派的支持，依然按期召开了这次重要会议，虽然其“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两大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力图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杨天宏近年来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对善后会议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粤皖同盟的破裂，即可归因于思想主张上彼此难以完全认同，也与利益分配上不能相互兼顾有关，而后一因素尤为重要，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前者，对后者则避而不谈。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改弦易辙，顺应时势民意，推进“和平统一”的一次尝试。就性质而言，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是要诉诸民主政治的理想，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则偏重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两者并不矛盾冲突；就议程上看，善后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的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由于段执政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在直奉战后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53)。吴元康认为虽然国民党中央公开抵制善后会议，但仍有部分国民党员出席了善后会议，他考订了杨天宏的“9人”说，提出了“12人”说(54)。王文玉则在其导师刘敬忠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以往学界依据冯玉祥本人和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的说法，否认国民军参与善后会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会议期间与段祺瑞即合作又斗争，总体上是支持段祺瑞的(55)。
召开关税会议。财政困难是北京政府长期以来的棘手问题，段祺瑞在善后会议提出整理财政案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关税会议，希望通过与西方列强的谈判，争取中国关税自主，增加财政收入。经过不懈的努力，甚至冒着政治风险，解决金法郎案，终于促成了关税会议的召开，除了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外，也在北洋外交上有所突破。杨天宏认为关税会议是北洋政府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一次艰难外交努力，北洋外交家利用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通过论证裁厘的可行性，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在附加税加征问题上，突破华盛顿会议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在实现关税自主之前的过渡时期，为中国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的外交目标。后来的南京政府正是依据北洋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有关中国在“切实裁厘”之后即可享有“关税自主”权利的协定，通过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和内政改良，最终废除了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真正实现了关税自主(56)。
处理五卅事件。五卅惨案发生在上海，是英、日帝国主义在租界枪杀多名中国学生、工人的严重事件，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执政府在处理这起涉外事件时，为解决自身的统治危机，借助和推动了民众运动，有积极交涉的一面，然受各种内外因素的牵制，效果并不理想。冯筱才认为过去大陆学界关于五卅运动的研究，多将视线放在学生、工人、商人及党派身上，强调这些力量对运动的发起及推动作用，对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则比较忽略，或加以贬斥。事实上五卅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执政府在沪案交涉初期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便保持其统治地位；交涉移京后，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开展；而当列强在关税会议上做出让步后，便开始对民众运动加以限制和打压，因此执政府的态度对五卅运动的兴衰关系甚大(57)。洪振强认为沪案交涉的失败，与执政府的内政外交失误有很大关系，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各交涉官员相互推诿扯皮，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都是沪案交涉失败的重要原因(58)。
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政治生命中的一块硬伤，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是导致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是谁下令执政府卫队开枪导致惨案的发生，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段祺瑞，有说总理贾德耀，有说是执政府卫队长官、士兵情急之下处置失误，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背景，李洁根据俄罗斯公布的前苏联解密档案，提出了一种新说，他认为苏联为了与日本争夺满蒙利益，尤其是北京政府的控制权，积极扶持冯玉祥国民军，与亲日的段祺瑞、张作霖对抗，而大沽口炮击事件，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都与苏联人幕后策划有关(59)。杨洪章认为李大钊对段祺瑞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在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后，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坚持国共合作的立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李大钊参加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并随游行示威群众到执政府请愿，在惨案发生后受了伤，还被段祺瑞下令通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会议，研究确定惨案后北方革命的方针策略，并促使冯玉祥和国民军推翻了段祺瑞的反动统治(60)。陈漱渝针对倪墨炎否认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遭到段祺瑞通缉的说法，认为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对象，除了通缉令上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5人外，还应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61)。郭华清论述了章士钊与段祺瑞由对立到合作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章出任段执政的重要幕僚，出谋划策，整顿学风，支持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帮助处理三一八惨案善后，并分析了章士钊依附段祺瑞的原因(62)。
四、段祺瑞最后十年
从1926年4月20日卸任下野，到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是段祺瑞一生的最后十年。他退隐天津后，吃斋念佛，赋诗题字，下围棋打麻将，仍时时关注现实政治。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再次相中了他，他犹豫不决，险上贼船。蒋介石担心段祺瑞出山组织政权，对南京政府不利，遂采取各种措施，阻止段祺瑞附日。段祺瑞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离津南下，在南京受到蒋介石隆重欢迎，后定居上海，生活费由国民政府提供，最后因胃出血病逝于上海宏恩医院。
较早关注段祺瑞最后十年问题的是马烈和黄征，他们在《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的最后部分《正道居士的晚年生活》中，参考《申报》和《段祺瑞年谱》、《段祺瑞公馆见闻》、《我所了解的段祺瑞》、《我的前半生》、《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土肥原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九一八”后陈炯明勾结段祺瑞联日倒蒋的秘密》等资料，用较多篇幅叙述了段祺瑞最后十年的政治活动情况，如1926年5月，段祺瑞刚下台，皖系就挑动张作霖对吴佩孚不满，希望张、吴相争，推出段祺瑞重新上台维持；后又运动阎锡山出面领衔通电，主张由段祺瑞再度出山收拾残局；1927年秋，段祺瑞与清废帝溥仪见面，谋求政治合作，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928年皖系与日本驻华公使联系，希望日本支持段祺瑞取代张作霖，出掌北京政府，阻止南军北伐；1930年中原大战时，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策划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领，反对国民党，制造华北混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双管齐下，同时拉拢溥仪和段祺瑞，准备选择其中一人在东北组织傀儡政权；1932年土肥原又出面拉拢段祺瑞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邀请陈炯明北上“联日倒蒋”；1933年1月，蒋介石运用各种手段，阻止段祺瑞附日，迎段祺瑞南下；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等(63)。马烈还在《民国春秋》1990年第4至6期连载《跃跃欲试的失势之“虎”——段祺瑞晚年纪实》，用历史文学的手法，叙述段祺瑞最后十年的政治活动情况。
邢建榕根据上海档案馆的资料，介绍了段祺瑞南下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上海银行家钱新之的情况，如蒋介石为什么选中钱新之作为迎段南下特使；钱新之持蒋介石亲笔信，北上天津做段工作；钱新之陪同段祺瑞南下；钱新之受蒋介石委托，在沪照顾段祺瑞生活，负责转交生活费；钱新之在段祺瑞去世后葬地问题上转达蒋介石意见等(64)。殷荫元根据有关材料，介绍了段祺瑞定居上海后，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庐山避暑咨政的情况(65)。夏侯叙五根据段宏纲的回忆等材料，介绍了段祺瑞在上海病逝前后的情况(66)。
五、段祺瑞幕府
段祺瑞是袁世凯幕府主要成员，在长期追随辅佐袁世凯的过程中，逐渐羽毛丰满，自成体系，周围云集了一批人，成为后来皖系集团崛起的班底。特别是段祺瑞继袁世凯执掌北洋政府和担任临时执政期间，通过地缘、血缘、业缘等关系，投靠他的辅弼人物很多，动机或许不同，目标大体一致，他们和幕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批人入幕有先后，材质各不同，职务身份有别，能量作用各异，有的终生追随，有的暂时入伙，有的主张不同互争高下，如徐树铮与靳云鹏的矛盾，有的在内部搞小团体，如太子派、国舅派之类，重要幕僚还有“军师”、“四大金刚”、“三驾马车”等称号，这一群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各色人等，构成了民国政坛翻云覆雨、大起大落的段祺瑞幕府。
较早研究皖系集团的是陈长河，他撰写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第五部分《皖系统治的三大支柱》，用较大篇幅，阐述了皖系集团的三大块，即军事方面的北洋拥段督军将领，经济外交方面的新交通系，政治方面的安福系的人员构成、历史沿革及主要活动。他认为皖系统治时期“属于皖系的主要人物，除作为头子段祺瑞外，还有号称段手下‘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安福系头目王揖唐、曾毓隽、朱深、李思浩；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边防军师长马良、陈文运及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盘踞各省拥兵自重的浙沪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山东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福建李厚基，湖南张敬尧、吴新田；袁世凯死后附段的北洋老将段芝贵、安武军倪嗣冲、振武军龙济光、毅军姜桂题；以及陕西陈树藩，甘肃陆洪涛、张广建等，共三十余人。”(67)周军、周延柏主编、章伯锋作序的《皖系北洋人物》，则是第一部以皖系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书中收录了一些专家学者参考各种材料撰写的70名皖系人物的传记，并附录了59名皖系人物简介。李庆东撰写的《执政幕影——段祺瑞幕府》(岳麓书社2001年版)，则是第一部用幕府之名研究段祺瑞集团的专著，后作者又在此书基础上，增删修订，出版了《段祺瑞幕府与幕僚》。这两部书理论色彩较浓，结构体系较新，一些内容和看法也有独到之处，如他将“军师”徐树铮作为幕僚长，单独成篇，而在“四大金刚”篇中补进了段芝贵；他专门论述了段祺瑞幕府后期，以吴光新为首的“国舅派”和以段宏业为首的“太子派”等。贾熟村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则是全面系统研究北洋军阀时期新旧交通系的重要著作，书中有不少篇幅谈到了交通系尤其是新交通系与段祺瑞的关系。
段祺瑞幕府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徐树铮的研究较为充分，王彦民的《徐树铮传》，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一本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力作，其后他又与朱寒冬合作出版了《徐树铮真传》。董尧也较早出版了《北洋军师：天枭徐树铮》。在单篇文章中，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王彦民《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陆建章案初探》，孙志军《从徐树铮函电看徐树铮与1918年国会选举》，熊小红《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外，尚有《陆建章之死与直皖矛盾》(68)、《徐树铮自日本驻华使馆出逃的前后》(69)、《徐树铮与皖奉联盟》(70)、《徐树铮与皖系军阀的兴衰》(71)、《徐树铮谋杀陆建章另有重要原因》(72)、《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73)、《徐树铮与正志中学》(74)、《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75)、《孙中山在反直斗争中与徐树铮的交往》(76)、《1919年外蒙“撤治”与徐树铮》(77)、《试论徐树铮的历史功绩》(78)、《徐树铮治理外蒙古》(79)、《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80)等。皖系干将倪嗣冲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较大进展，敖堃的《北洋中坚倪嗣冲》，是第一部关于倪嗣冲的传记作品，特别是2009年8月22日至23日，在安徽阜阳召开的由安徽省历史学会主办、阜阳师范学院协办的“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提交了《倪嗣冲年谱》、《倪嗣冲函电资料集》、《颍西倪氏家谱》和10余篇有关倪嗣冲及其家族的论文，无论是内容，还是观点，都有了较大的突破(81)。
六、段祺瑞家族
段祺瑞曾祖父段友杰，曾祖母杨氏；祖父段佩，祖母赵氏、曾氏；父段从文，母范氏。段祺瑞有妹一人启英，弟二人启辅、启勋。段祺瑞初娶吴氏，生长子宏业、长女宏淑(式萱)；继娶张佩蘅，生次女式彬、三女式巽、四女式筠、五女式英(幼殇)、六女式荃；侧室刘氏，生次子宏范；尚有侧室陈氏、边氏、刘氏、李氏，或未生子女，或子女夭折。段祺瑞家族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龚心湛等著名家族均有姻亲。
较早关注段祺瑞家族问题的是合肥地方史专家戴健和马骐，他们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结伴赴上海采访段祺瑞三女儿段式巽，并结合吴廷燮《段祺瑞年谱》、段宏纲《段祺瑞家世琐记》、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等材料，撰写了一些成果，如戴健《段祺瑞》(82)中家世部分、《段开龄：把学识奉献给故土的经济学家》(83)，马骐《段佩与段祺瑞》(84)。天津周俊旗亦较早关注段祺瑞家族，他主要得到了段祺瑞孙女、段宏业小女儿段惠敏的帮助，同时参考了一些文献资料，成果主要体现在《百年家族——段祺瑞》(85)一书的最后部分《段家后人》，及两个附录《段祺瑞家族世系简表》、《段祺瑞家族大事年表》中。胡晓在《段祺瑞年谱》一书后面，参考各种资料，编纂了一个《段祺瑞家族世系简表》，内容与周俊旗的附表略有不同。上海研究近代著名家族的宋路霞，近年来也开始关注段祺瑞家族，陆续采访了不少段家后人，推出了一些成果，如《段祺瑞家族与李鸿章家族的陈年往事》(86)、《段祺瑞家族访谈录》(87)等。近年来，段祺瑞家族后人，在网上开办“段祺瑞纪念馆”，用祭奠先祖的方式互相联络，尤其是在段氏家族老照片的收集及京津沪段公馆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以上是对近20年来大陆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状况的粗线条介绍，限于条件和学力，有些重要成果可能遗漏了，有些选题设置可能不太恰当，有些观点归纳可能不够准确，主要是想为学界同行尽可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时这样阶段性的回顾总结，对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也是很有好处的。下面简单地谈几点看法，首先，段祺瑞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有待深入的地方还很多，有待开拓的地方也不少，比如他在宿迁祖父军营的具体情况；他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的具体情况；他在德国留学的具体情况；他在保定主持北洋军事学堂的具体情况；他在北洋陆军各镇任统制的具体情况；他在袁世凯政府执掌陆军部的具体情况；他担任管理将军府事务的具体情况；段祺瑞治国思想、施政措施研究；直皖战争后段祺瑞的政治活动；临时执政时期段祺瑞与各派政治势力关系；段祺瑞最后十年研究；“清官”、“六不总理”段祺瑞研究；“正道居士”段祺瑞与佛教关系等。其次，段祺瑞研究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编辑出版偏少。新时期前10年，尚有《护法运动》、《秘笈录存》、《直皖战争》、《善后会议》、《三一八运动资料》、《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等相关资料集问世。而近20年来，除出版的一些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资料集中涉及皖系外，有关段祺瑞的专门资料集则几乎看不到。一些出版社以近现代史料丛书的形式，大量翻印解放前的出版物，对查找原书不易的研究者来说，是颇有价值的，但其中关于皖系，尤其是段祺瑞本人的资料也相对较少。因此，深入挖掘段祺瑞的原始资料，如档案、书信、日记、公文、诗文等，应该是今后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第三，关于段祺瑞一生的总结评价问题，近年来有人谈到解放后章士钊向毛泽东请示段家遗产处置问题时，毛泽东说：“段祺瑞其人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段祺瑞的功，一般指“三造共和”，这也是南京政府国葬令中所表彰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前后大陆学界对段祺瑞的“三造共和”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段祺瑞的罪，主要指皖系统治时期的亲日卖国政策和临时执政时期的“三一八惨案”。段家后人认为“三一八惨案”是冤案，但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无论段祺瑞有没有下令开枪，他都必须为执政府卫队打死的数十条无辜生命，承担一定的罪责。第四、关于皖系集团的研究，应该说虽有收获，但成果不丰，比如安福系，至今未见一本研究专著，专题论文也不多；督军团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就皖系主要骨干来说，除了2号人物徐树铮的研究较为充分，皖系干将倪嗣冲的研究近两年来有较大突破外，其他不少重要成员，几乎都谈不上什么专门研究，为数不多的成果，或是一些小传、简介，或是与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甚或是一些名人轶事花絮之类。第五、关于段祺瑞家族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这与段氏后人资料保存零散、做人处事低调、出名人物不多等因素或许有关。近年来，随着网上“段祺瑞纪念馆”的开办，段氏后人逐渐活跃起来，四处寻访资料遗迹；一些家族史研究专家也开始关注段家，大量采访段家后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有关段祺瑞家族的研究，一定会有一些重要成果推出。
来新夏、莫建来在《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一文中指出：“北洋军阀集团主要以直皖奉三系为其主要支柱，而旁及地域性的军阀集团。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东北地区对奉系军阀的研究不仅过去已见成效，近年来更有新的发展趋势。相比较而言，对直皖两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三大派系自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及于其割据与牵涉的地区，也牵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全局。因此，对于各派系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发展。”(88)经过诸多学界同仁的辛勤努力，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已经大有改观，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进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祝愿这块大有希望的史学园地，硕果累累，繁花似锦！
注释：
①《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②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③丁进军：《清练兵处及其档案》，《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页。
④张华腾：《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⑤段开龄：《段祺瑞与现代中国》，《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⑥莫建来：《评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
⑦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27页。
⑧焦静宜：《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⑨戴健：《段祺瑞——皖系北洋军阀集团的首领》，《皖系北洋人物》，第11—12页。
⑩李庆东：《段祺瑞幕府与幕僚》，第14页。
(11)莫建来：《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12)胡晓：《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3)丁长清：《略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分化》，《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4)周俊旗：《试论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因及其政权的特点》，《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15)莫建来：《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江海学刊》1990年第3期。
(16)陈长河：《1916年驻沪海军宣布独立》，《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17)侯强：《段祺瑞政府法制变革述论》，《前沿》2003年第8期。
(18)胡晓：《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初探》，《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9)潘荣：《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败》，《历史教学》2002年第9期。
(20)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1)王雷：《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2)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82—85页。
(23)胡晓：《段祺瑞与张勋复辟》，《江淮论坛》2003年第5期。
(24)吕茂兵：《中国对德奥宣战历史意义新探》，《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
(25)陈剑敏：《论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得失》，《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6)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7)刘迪香：《北洋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及西北筹边使署军政职能探析》，《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
(28)娄向哲：《北洋军阀与日本关系述论》，《南开学报》1993年第5期。
(29)赵占伟：《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30)来新夏：《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
(31)陈宇、黄佳梦：《西原借款问题新探》，《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2)周俊旗：《试论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历史教学》1989年第12期。
(33)胡晓：《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初探》，《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4)胡晓：《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35)王彦民：《陆建章案初探》，《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36)陈长河：《湖南的争夺：北洋军第一次攻湘之战》，《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37)杨德山：《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
(38)熊秋良：《变异的政党竞选——以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9)孙志军：《从徐树铮函电看徐树铮与1918年国会选举》，《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0期。
(40)严泉：《民初安福国会三期常会时间考》，《历史档案》2009年第1期。
(41)王彦民：《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
(42)熊小红：《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吉安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43)张淑娟：《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44)周俊旗、汪丹：《段祺瑞真传》，第258页。
(45)郭谦：《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再探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6)谷银波、郑师渠：《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47)来新夏：《北洋时期的三次军阀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48)郭红娟：《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49)张绪忠：《直皖战争皖系败北原因新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0)陈长河：《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51)杨德才：《1924年段祺瑞出山的主要原因》，《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
(52)吴元康：《试论段祺瑞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中的作用》，《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
(53)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4)吴元康：《出席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考》，《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55)王文玉：《国民军与善后会议》，《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刘敬忠：《冯玉祥国民军与段祺瑞执政府》，《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56)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57)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8)洪振强：《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59)李洁：《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3页。
(60)杨洪章：《李大钊与段祺瑞十年间的政治关系述略》，《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61)陈漱渝：《提出新论要以充分的史实为据——也谈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3期。
(62)郭华清：《章士钊与段祺瑞》，《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63)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301—317页。
(64)邢建榕：《钱新之秘劝段祺瑞南下》，《世纪》2009年第1期。
(65)殷荫元：《段祺瑞游庐山趣闻》，《党史文苑》2004年第3期。
(66)夏侯叙五：《段祺瑞上海病逝前后》，《志苑》1991年第4期。
(67)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136—137页。
(68)章伯锋：《陆建章之死与直皖矛盾》，《民国春秋》1989年第4期。
(69)陈长河：《徐树铮自日本驻华使馆出逃的前后》，《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
(70)杨德才：《徐树铮与皖奉联盟》，《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71)廖大伟、奚鹏彪：《徐树铮与皖系军阀的兴衰》，《史林》1994年第1期。
(72)夏侯叙五：《徐树铮谋杀陆建章另有重要原因》，《民国春秋》1996年第2期。
(73)陈思和：《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74)陈思和：《徐树铮与正志中学》，《书城》1996年第3期。
(75)吕茂兵：《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76)陈长河：《孙中山在反直斗争中与徐树铮的交往》，《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
(77)管亚东：《1919年外蒙“撤治”与徐树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0年第4期。
(78)郭剑化：《试论徐树铮的历史功绩》，《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79)樊明方：《徐树铮治理外蒙古》，《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80)蒋旭：《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1)王玉洁：《“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学术研讨会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82)收入《皖系北洋人物》。
(83)收入《合肥文史资料》第12辑《海外合肥名人》，1996年内部出版。
(84)收入《肥西淮军人物》，黄山书社1992年版。
(85)《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6)《档案春秋》2005年第7期。
(87)《江淮文史》2006年第3、4期。
(88)来新夏、莫建来：《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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