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的变迁——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势论文,效应论文,技术革命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各功能领域内部及其相互间全球性交往的蓬勃发展，连同国际和跨国互相依赖的迅速增长 ，造就或促成非国家行为体急剧增多及其作用显著增大，并且导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越来越 广泛和深入地遭到侵蚀、削弱和替换。（注：见时殷弘：《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 经 济活页文选》2001年第3期。）
）不仅如此，它们还使得国际权势不同构成要素的有 效程度或其重要性发生了历史性的相对消张，同时改变了这权势本身的若干基本性质。
在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唯一真正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 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类权势。这些权势一般而言，要不是来自本国疆界内人力 物力资源的开发、调度以及国际交换，就是来自依靠外交协商或国际强制从别国取得的主动 或被动支持。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传统的权势支柱很大范围内已不复拥有原先几乎绝对、 或至少一概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们的效能与其他一些先前已有、或晚近新生的权势要素相 比已显著下降。不仅如此，国家在全球舞台上遭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往往非常有力的权 势和影响竞争，国际权势本身则已取得某些至关重要、而且肯定将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的新 形态和新特性，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随之变化。（注：David 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1998,para.1,2.
在不同的权势要素之有效程度的消张中间，传统上尤其重要的军事权势和军事资源之有效 性的跌落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总的来说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确信。关于这个问题， 这里只需提到两点：（注：多方面的分析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 423页；又见该处援引的几种英文论著和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 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
）第一，即使基辛格这样标准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易由军事行 动来解决的问题正在减少”，军事权势“对大多数可预见的国际危机来说越来越欠适切”； （注：Henry A.Kissinger,“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Daedalus,V.124(Summer19 9 5）,p.102.
）第二，如果对世界政治的变化持有更具开放性和适应性的基本思想，就可以更明确地认识 到，以国家军事实力来衡量的那部分权势大不适合在国际议程中已变得远比过去突出和繁多 的非政治事务；许许多多、甚或大多数国际问题“是在科学证据、不同的谈判技术之掌握、 领导能力、塑造联合阵线的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技能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决定的。”（注：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of Analysis,7[th] edition(Englewo o 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5）,p.9.
）与军事 权势比较，经济权势的作用相对上升。早在阿拉伯产油国随1973年中东战争非常成功地使用 “石油武器”时，这一点就在世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一些军备负担很轻的国家 （特别是西德和日本）经济实力高速发展，国际影响随之增长，以致促使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界 出现了影响颇大的“贸易国家”优越论。（注：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
然而，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是所谓“技术权势”(technopower)和“软权势”(soft power)急 剧 增长的重要性。技术权势主要涉及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其他国家严重依赖的新知识的创 造，而就缔造和行使国际权势而言，对此等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 铁、煤炭和水泥生产之类传统的经济权势基础更为关键。（注：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 (New York:McGrew-Hill,1998),pp.94-97.
）如果将技术权势与其传统的军事 权势相比，情况也大体是如此。姑且不谈高技术在当今和未来对于确立一流军事实力的头等 意义，只须承认当代国际权势的源泉更多地在于科技和一般知识的突进，而非领土和旧式势 力范围的扩展，就会肯定运用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造就不了多少国际利得。不仅如此，“ 恰似在旧时代核优势构成联盟领导的关键，信息优势将构成信息时代的关键”，（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Owens,“American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 r s,V.75,No.2(March/April 1996),p.20.
）而要在信 息时代体面生存和良好发展的国家，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缩小同超级强国相比的信息劣势，一 般、或往往比发展军备更重要。“软权势”起初由约瑟夫·奈命名。这类权势除去一国意识 形态和文化的国际政治影响，再除去前段文字内的第二项引语所提的那些技能之外，还主要 涉及：基于国外广泛尊敬、赞赏甚至羡慕的威望、楷模性影响或带头作用；在信息经济和信 息政治急速发展的时代越益紧要的“信息性权势”(informational power)；与上述两种权 势密切相关的、迅速和灵活地适应和回应内外环境重大变化的组织能力（这被约瑟夫·奈称 为当今时代的“关键性资源”）；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游戏规则并决定其他角色将如何做游 戏的权威和能力”，即所谓“结构性权势”(structural power)。（注：见Joseph S.Nye,Jr.,Bo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 k :Basic Books,1990.),又见idem,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3[rd] edition(Ne w York:Longman,2000),p.58.“结构性权势”及相关引语见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 s,7[th] edition,p.69.
）概而言之，“软权势” 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同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权势”相比不那么有形，不那么富含强制 性， 或许还更不容易形成；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高技术急剧发展 时代特别有效和重要的一大类权势要素。
二
在全球国际体系中，权势的不同要素之有效性的消张，实际上构成了权势本身在性质上的 一种变化。它同权势性质的其他变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幅某个学者概况为“权势本身正无 休止地被重新分配和重新界定”的图景。它们是当今和未来世界主要的变化缘由之一，也是 那 些能够较快地予以适应的国际行为体的一大力量源泉。（注：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ra.5.
）权势性质的变迁在许多场合可以归 纳为权势的含糊化：有那么多种社会变量可以转化为权势及其行使，转化的程度和行使的效 能又在那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问题的具体类型和它们在其中表现的具体情势，而且这类 型和情势还因为全球性交往的急剧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增生而变得那么多种多样，以 致 越来越难以确定一套简明的权势及权势资源标准，并且判定其中每项标准各自应被赋予的份 量。（注：例如，“当今在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已成为获取国际地 位和赢得尊敬的手段，它们包括政治发展、科技成就、文化水平、环境责任和领导作用、本 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外国直接投资量、外援的慷慨程度、本国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实力和支配 程度、全球性高技术部门的竞争力等等。”Randall L.Schweller.“Realism and the Pres ent Great Power System”,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Unipol ar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46-47.
）在此情况下，当今和未来更需要将权势当作一种国家之间、广而言之国际行为体之 间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来思考。在这关系中，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另一个国际行为体施加影响 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权势资源总和，而且取决于另外几类更为相对和多变的因素： (1)一个国际行为体是否实际拥有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形势的恰当资源；(2)它 赋予这问题和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大于、还是小于或等于其对手所赋予的；(3)其时它 的有关权势资源有多少、或在何等程度上需要用于其他内外目的。
不仅如此，在越益广泛和复杂的互相依赖关系中，权势资源与其效能还和关于互相依赖的 一对关键概念——敏感性(sensitivity)与易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密切相关。按照这对 重要概念的创造者之一约瑟夫·奈新近的简练表述，敏感性是指依赖的不利后果有多大以及 它们来得有多快，亦即体系一部分当中的变化会以怎样的速度，导致体系另一部分发生怎样 大的改变，易受伤害性则指改变互相依赖体系的结构所需付出的相对代价，那一般是脱离这 结构的成本，或是交换交往规则的成本。易受伤害性较小不一定是由于敏感性较小，而宁可 说是由于能以较小代价来做出这样的改变。（注：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3[rd] edition,pp.182-183.
）显而易见，就处于互相依赖关系中的国家或 非国家行为体而言，较小的易受伤害性构成一项重要的权势资源；凭此，它们可以对易受伤 害性较大的关系伙伴有效地行使权势。同样具有权势资源意义的是，较小的易受伤害性很大 程度上来自迅速回应变化的能力。（注：Ibid.,p.183.
三
同权势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并且作为当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人类交往急速发展的 结果以及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的表现，权势的载体也有了变化，或者说在全球体系中拥有 权势并造成重要国际影响的角色已远不限于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其中被 一位学者称为已显著兴起的“私人或民间部分”(the private sector)的那一大类角色。在 国 际经济领域，新技术和越益增长的市场力量导致这民间部分“僭取”了多种功能或权势，例 如确定币值和“将侦察卫星送上轨道或支配国家间的交谈”，那在先前是近乎完全由国家垄 断的。（注：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ra.50.
）某些民间实体利用全球性市场赋予它们的手段，能够同国家政府竞争对公众舆论 甚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还有，同样属于民间部分的一些刑事犯罪组织和恐怖主义团体依靠 对大量资金的拥有，获得种种专门技术手段和信息，从而得以为自己造就越来越大的势力， 同 时又躲避国家政府的司法制裁。尤其得益于当代信息技术，大众传媒往往获得了“无冕之王 ”似的权位。大众传媒的巨大魅力的一个范例，是黛安娜公主在去世后不多几天内“便被媒 体授福无穷，并且由于一场自我蔓延、自我加剧的电子燎原大火，立即被提升到神话般的地 位”。“她变成了对既定秩序造反的一个象征，她同白金汉宫里王室的龃龉，连同她的去世 似乎同她被温莎王宫接待所引发的诸项事态有关这一事实，使得每一项悼念文字和每一束纪 念花朵，都成了关于忠诚和变革必要的公开声明。”就国际政治而言，危险在于如果这样的 大众传媒权势及其造就的愤怒不是涉及一位已失去的公主，而是会将一位战争英雄送上国家 权力宝座，或者使国际舆论激烈地反对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注：Ibid.,para.84,87,88.
同样由于当代信息技术，世界舞台上兴起了分别被称为“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 cy)和“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的权势行使方式和新型权势载体。在由“电子民主 ”促成的事态当中，东欧一些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剧变最具世界历史性影响。电子通讯 和传播工具使得那里的民间反对派人士能够以足够的规模来获取国内公众支持，同时得到为 制约或防止政府采取强力压制所需的西方舆论后盾。至于“虚拟社群”，例如可以从一项关 于缅甸国内反对派政治的专门研究中看到。（注：Tiffany Danitz and Warren Strobel,“The Internet and Burma:A New Tool for N onviolent Change”,U.S.Institute for Peace Conference Paper.
）在军政府严厉的高压控制环境中，昂山素季 为首的“民主提倡者”差不多完全依靠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手段来互相联络，并且同外部世 界接触（尽管军政府禁止私人拥有未经登记的计算机、调制解调器和软件），从而构成了一个 虽然几乎全无实体组织机构和集会、但仍相当凝聚和有影响的“虚拟”政治运动。一般地说 ，由于互联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急剧扩展，千百万个人和成千上万小群体已有可能构成先 前只有政党、社会团体和工会之类大规模组织才有的那种广泛联系网络，或者说已有可能成 为可以行使政治影响的“虚拟社群”。在由于当代技术和跨国交往发展而权势资源大增的民 间实体中间，还有在不少国家存在的叛乱集团。它们虽然多半规模甚小，但能够同外国的政 府或民间实体（其中至少某些有着干预甚或颠覆意图）建立常在性联系，靠操纵信息传播来影 响 国际舆论，并且在这些方面往往比较容易地破坏本国政府施加控制的努力。不仅如此，电子 信息处理的加速和放大还改变了这些政治实体所行使的权势的特性，增大了它们的影响，同 时缩短了它们自身进行组织和重组以及应对事变所需的时间。（注：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ra.100.
四
至此已论及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政治的基本媒介——权势的重大影响，但它们显然还需要 得到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说明。虽然只是在五、六年前，才真正开始出现对于这一问题的可观 的 研究成果，然而根本的判断已经无可置疑，那就是权势载体的急速增生、权势性质的重要变 化以及权势行使机制的高度多样化这三者，很大部分都可以溯源于信息技术革命。“新时代 的‘现实政治’就是‘计算机政治’(cyberpolitik)，在其中行为体不再仅仅是国家，而且 天然权势(raw power)可以有信息权势来抗击和增强。有力者将照旧获胜，但这力量的来源 、工具和衡量标准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注：Ibid.,para.6.关于“可观的研究成果”真正开始出现的时间，见ibid.,para.20.
）对于世界政治中的权势分布格局和其他许 多重要问题来说，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可称是自相矛盾的：它“既加强了无政府力量，也加 强了控制力量。它将权势赋予个人和精英。它毁坏等级结构，却又创造新的权力结构。它提 高分析能力，但缩短反应时间，以致只容许冲动，因而它既可以是增强情绪的工具，也可以 是增进理性的手段。它提供更多但太杂乱的选择、更好的信息但更多的关于真实性的疑问、 更大的洞察力但更厉害的迷惑……它将某些国家权威出让给市场、跨国实体和非国家行为体 ，却因此引起了要求加强国家的政治力量。它是民主人士的最佳工具，但又是煽动家的最好 武器……它是可用来粉碎文明这织造物、又可用来将它缝合得更加牢固的利器。”（注：Ibid.,para.10.
就其形态和作用体制而言，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可以归纳为七类：(1)权势载体及其活 动领域的互相连接(interconnection)；(2)权势的分散化(disaggregation/decentralizati on)；(3)交往中介体及其权势的消退(disintermediation)，例如纳兹达克股票市场只是一 个计算机系统和互联网，完全无需作为中介的股票交易所，因而其中也不存在交易所权势； 与此相似的是(4)无场所化(dislocation)，连同例如因为控制交易场所而来的那种权势的消 退；(5)权势载体之间交往及其权势交易的加速(acceleration)和(6)规模增大(amplificati on)，在信息的传送和处理是由越益强有力的计算机进行的情况下必定如此；(7)行为体的“ 天然权势”资源规模与其权势之间的不对称(asymmetry)，即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较小的竞 争者能够像较大的竞争者所做过、或者在做的那般去竞争”，因为前者可以像后者一样地拥 有电子信息资源。（注：大体依据ibid.,para.35-41,43.
至于信息技术革命对前面所说传统国际权势的基本构成要素或基本资源——国家军事、经 济和政治势力的巨大和深刻的变迁性影响，世界范围内对此已有相当广泛、强烈的影响和意 识，有关的讨论也颇为常见，因而这里大致只需重申最根本、最概要的一点：这些变迁性影 响在程度上已接近、并且可能在不太远的未来达到或超过往昔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或者至少 可以不容置疑地说，当代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较先进国家基本国力的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 并且因此在很大程度参与决定全球权势格局。在这些变迁性影响造成的一般结果当中，国家 军事实力范畴因信息技术革命而发生的变化大概最为惊人。从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开始的几 场 高技术战争和军事打击行动表明，战争（或更准确地说军事强国进行的战争）的面貌幡然一新 ，当代信息技术的有无和高低构成了决定军事实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或至少是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注：用一位著名学者在海湾战争前就已强调的话说：“首先，军事行动已开始大大依赖用 以控制、指挥、通讯、情报、侦察和管理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其次，计算机化对于武器系 统设计、生产、和维护的重要至少等同于它对商业性工业的重要。最后，与商业世界类似， 信 息技术是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能力当前及未来增长的最重要源泉。”Charles H.Ferguson,“ America’s High-Tech Decline”,in Stephen L.Spiegel ed.,At Issue:Politics in t he World Arena,6[th]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163.
）然而，如果足够全面地看待问题，就很容易认识到信息技术革命对军事权势的 影响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出现了以上说明所意味的、对战争的和在战争中的“信息性支配 ”(information dominance)，它使得美国这技术超强国家拥有大大增长了的总体军事优势 ，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基于当代信息技术“撒手锏”的那一类“不对称战争”方式——“计 算机空间战争”(cyberspace warfare)或信息战，它使得美国忧心忡忡，甚至颇为恐惧。（注：这恐惧的一个例子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的一篇短文：Sam Nunn,“ Protecting and Defin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in David L.B oren and Edward J.Perkins eds,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 ury(Norman,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Cyberspace Warfare”一 节。当然，这种形态的战争可以危及任何国家，因此需要对其予以防备的远不止仅仅美国。
）这种可能使大卫打翻（或遏阻）歌利亚的战争方式尤其依靠我们上面说过的三类机理——di slocation,acceleration,amplification，它们在此分别指(1)超距打击，(2)高速打击和复 杂任务的高速处理，(3)袭击力、袭击规模和袭击效应的连锁增值。（注：大体依据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 tion Age”,para.78.
五
主要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对权势的性质、载体、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的巨大影响，世界政治 相应地发生着若干深刻变化。它越来越有力地修改着世界政治议题的构成，连同主导其讨论 和解决努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构成。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就业人数已在接近、甚至 超过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与此相应（无论是直接地还是较为间接地）一个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 重、甚或占多数的空前庞大的中产阶层业已形成。这个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不仅有颇丰的收入 ，而且有很高的受教育程度、比较自由的生活、工作方式和相对广泛并且超前的社会政治关 注。因此，他们总的来说具有这么一种世界政治取向，那就是特别关心环境、生态、人权、 人道援助和禁止核试验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为主要社会基础和骨干力量的一些政 治运动的活动，这些问题才添入世界政治议题，或在其中取得现有的那种突出地位。（注：参见赵晓春：《论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交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的论文（1998年10月）。
）在 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努力方面，很大部分主导力量由这些政治运动和其他一些同当代信息 技术的关系特别密切的社会政治势力构成，或者包括大众传媒、某些国际组织和跨国民间团 体等。
在历来最为重要、而且今后可想象的未来时期里也将如此的国际政治议题——国家安全和 国际安全——方面，信息技术革命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真正划时代的， 虽然我们今天还不易设想它们的全部规模和深度。首先，它由于提高了战争的代价，由于为 控 制战争进程提供了有效程度非先前可比的技术手段，而且由于使得过去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才 能实现的一些国家目的，可以用非战争或准战争手段来达到，因而成了抑制甚或杜绝大国间 全面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也大有助于减少其他一些种类的战争。其次，像前已谈 及的那样，它将导致信息战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甚至主要形式之一，在其中战略和战术具 有近乎全新的形态。（注：参见孟祥青：《高技术发展对跨世纪国际军事安全的深刻影响》，提交全国国际关系 理论讨论会的论文（1998年10月）。
）第三，它使得国家安全增添了一个已经很重要、并且将越来越重要 的方面，即“信息安全”，其中除对付信息战之外，还包括尽可能防止或制止以当代信息技 术窃取事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尽可能有效地应付凭借这类技术进行的、旨在颠覆的思想渗透 ，同时不损害正常和有益的跨国信息交往，也不违背本国公民的合法自由权。（注：参见Seydon Amadou Oumarou and Rene Lefort,“The Web,the Spider and the Fly ”,The UNESCO Courier,September 1,1998;“The Files Swarms In”,The Economist,Jul y 22,2000.
信息技术革命还引起了那依凭信息技术的跨国权势同国家主权相抵触的问题。（注：这里说的跨国权势，是指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地行使的权势。
）信息技 术的飞跃发展、导致主权国家的可渗透性及其内部事务（包括对外政策的决策和秘密操作）的 透明度剧增，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用信息技术“穿透”传统的主权屏障，蓄意影响 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并且以先前殊难达到的高效程度监视其内外行为，而这种监视有时会由 公开或秘密的、合法或不合法的国际或跨国干预相伴随。由此，民族国家在内外事务，特别 是在人权、国内政治体制选择、军备建设、武器及其技术输出、财政政策、污染标准等事务 上做出决定并加以贯彻的自主权越来越遭到侵蚀和削弱。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当代信息技术 削弱和制约国家主权的趋势对所有国家都起作用，但它们尤其厉害地削弱和制约在技术、经 济和社会组织及行政效率等方面处于显著劣势的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主权，同时赋予在这些方 面领先的发达国家更广泛、更深入地侵蚀和干预其主权的能力和机会。（注：参见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 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87—288，291—292页。
）不仅如此，使问 题变得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更难办的是，一项绝对必需——维持和加快本国经济发展——严格 地限制了它们抵御这侵蚀和干预的余地。（注：约瑟夫·奈带有一定偏见地指出：“地理性的共同体依旧最为要紧，但希望看到快速 的经济发展的政府会发觉，它们将不得不放弃某些保护官员们免受外界监视的信息流动屏障 。希望有高程度发展的政府将不再能够经受得起一种舒适，即把它们的金融和政治局势始终 捂在国家的黑匣子内秘而不宣。”Nye,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3[rd] edition,p.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