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炮#183;宪政#183;民主：百年巨变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巨变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在风云激荡的巨变中跨越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封建中国衰败乃至灭亡的终点，又是现代化新中国萌芽壮大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建立结果并不成功的短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母胎。尽管各阶级、各团体在改造旧中国、建造理想中的新中国的蓝图、目标、途径、方式并不一致，但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祖国的愿望则始终是一致的，在这种愿望指导下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政治实践便构成了百年中国近代化（有的书称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回顾审视百年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就可以发现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彼此相连又相互递进的阶段或局面：（一）1861—1895，以“坚船利炮”、“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经济近代化（器物层面）；（二）1898—1911，以三权分立、“宪政”为目标的制度维新、改良和革命的政治近代化（制度层面）；（三）1915—1919以“民主”、“自由”、“科学”为目标的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层面）。按照在不同时期所起作用的主次而划分的上述三个层面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也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存于中国近代化这个统一体中。实际上，整个近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是以思想文化的启蒙为指导，以物质丰裕、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国力强盛、全民素质健全为目标，以体制变更为保证来展开的。这个过程充分展示了古老的封建帝国如何走向近代化的一般规律。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为主线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化百年历程是如何一步步推进的。
一、以坚船利炮、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经济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的一个自救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古老的中国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成为朝野有志之士思考的主题，“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应对这一时局的首要课题。1858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夷炮”架上了古老的北京城墙，列强的国旗高悬在首都的上空，这给中国士大夫官僚阶层以空前的震动，使他们在认识上发生了新的飞跃，由承认“不如人”进到求“其不如之所在”①；由争论该不该“师夷”进到如何“师夷”。在清政府割地、赔款应付外患的同时，内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南方数省，要从根本上推翻满清的统治。如果说外患聊可以应付于目前，而内患则绝无可延缓之时间与可商谈之条件。在内外夹击之下，满清王朝在用人制度上不得不突破不重用汉人尤其不用汉人统兵的旧制，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只得抬出曾国藩、李鸿章来统率军权，企图借助汉人之力来对付目前之危局，挽清廷于既倒。曾、李二人在同太平军作战和与洋人的交往中真切领教了“西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曾国藩语），深切地体会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原因在于船炮器械，因而“师夷”的突破口便定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个课题上。
1861年8月，咸丰帝驾崩，恭亲王奕诉以议政王身份主持与英法议和，决定以“师夷”作为国策，在朝廷中形成一个主张改革的政治集团，支持地主实权派曾、李的洋务主张，以“师夷”为手段，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坚船利炮为先务的近代化之幕便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开启了。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接着，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演习制造，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子弹局、火药局、军械局、机器局、船政局等官办新式军工企业。80年代中期进度加快，扩建海军，兴办民用企业，开办矿山，试办电报、邮政，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设立新学堂，并动工修筑铁路。以工业化为内容的早期近代化经过30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部分地实现了“强军富国”的目标：
第一、在“强军”方面：由政府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个单位，雇用工人万余人，支出的经费约白银数千万两，其中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5个单位的规模最大。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环节和骨干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经过惨谈经营，建成了规模远大于日本的近代海军，下列表中列举了中日海军的几个主要指标：
军舰（艘） 鱼雷艇（艘） 总排水量（吨） 世界上排名
中国
78 24 8万 8
日本
31 24 6万 16
1891年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海军第8位，而日本只占第16位。其中最大的北洋舰队拥有铁甲巨舰、巡洋舰8艘和炮舰10余艘，使日体联合舰队望而生畏。海军基地的设施也较齐全，共建旅顺、威海、大沽三大基地，其中旅顺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名港”，远非日本横须贺、吴港、佐世保三港可比。这一时期仅舰船的购造费用就超过了3000万两②。
第二、在“富国”方面：民营工业开办约155家，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工业11家，其中有一批重要现代民用工矿企业，共约27个单位，经费2964万元，工人25500—29500人，含煤矿7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而以天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兴办了一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拥有20多艘近5万吨商船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经费478万两，还有通行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系统等事业。
此外，由于近代化自强运动引进的近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都是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物质成果。
就事论事而言，这30年的成果确实是巨大的，它给衰败不振的清王朝带来了些许希望，但这些物化的成果连同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甲午海战中化为了梦幻泡影。中日甲午海战(1894)拉开了中日近代化的距离，日本因此战之胜而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因此战之败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甲午战争标志着近代化自强运动的失败，成为近代化逆转的关键，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震动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回顾、检视这一近代化运动的中日较量，平情而论：中国近代化运动跌倒在起点不是因为起步太晚，因为它并不比西方第二代工业化国家晚，也不比日本晚；不是因为程序上的毛病，因为近代企业发展从官办到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这也是其它一些晚近现代化国家走过的路，日本明治维新的企业也是由官办到商办的；也不是长期以来文化层面的所谓“中体西用”所延误，因为在各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或折衷模式，也是机制转换、过渡的必要形式，“中体西用”与同一时期日本的“和魂洋才”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反映。同时，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与洋务运动的成果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那种认为甲午海战中国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句话，甲午战争与其说是对30年自强运动成效的检阅，不如说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彻底否定。它说明传统皇权机制培育的官本位意识和因循敷衍的行为习惯从本质上阻碍了近代化诸因素的生长发育；说明传统官僚机制造成的庸才政治阻碍了近代化所需要的高效、优质政治队伍，这种扼杀人才创造力的官僚机制无疑缺乏推动近代化所需的政治革新能力和领导近代经济事务的实际能力。正如《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罗滋曼所说：“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③。洋务运动的巨大物化成果与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把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推到政治制度变更的层面上来。而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近代化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渗透。例如，辛亥革命时期，黄兴提出的“实业救国”主张，就是在继承洋务运动“师夷”基础上的“翻新出奇”。他提出了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振兴金融财政的具体方案，指出“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④。这些主张都贯彻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争取民族独立，实现经济近代化的爱国热诚和实践精神。
二、以宪政为核心的维新、改良、革命等政治近代化
1895年甲午之战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大觉醒的契机。梁启超说过：“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⑤。当时的形势是“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化运动终于在戊戌变法(1898)和辛亥革命(1911)两次互补的政治运动中推上了高潮。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统治阶级被迫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新政”改良运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总其大成，经过28年的奋斗，于1949年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标志着近代化政治革命的最终完成。从变法到改良到革命，中国近代化在政治制度层面完成了一个递进的三步曲。
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匆忙推出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对现行皇朝行政体制的大幅度改革方案，这实际上是洋务自强运动在政治层面上的温和的继续与深入，完全符合文化演进的规律。因此，戊戌维新既是历史必然，又包含有康、梁等近代知识精英主观上的理性选择的前瞻性。为了整顿腐败的官僚机构，康有为并没有提出更动高层官吏，而是主张从低层改革入手；也不主张撤除旧机构，只是增设新机构——制度局和起用新人。新旧政治斗争的结局是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把新兴力量碎为齑粉，变法失败。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并未因此止步。这时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已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边缘，随着旧政权体系的离析和权威的下降，地方势力集团的离心倾向日益扩大，自洋务运动以来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新式学堂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组合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冲击旧的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这两股势力合在一起，开始明确提出“地方自治”和“变更政体”的政治要求，《东南互保和约》的签订和清政府对这一条约效力的认可，正是这一政治走向最有力的诠释。与此同时，农民革命和城市贫民的抗争也隐然待发。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维新变法的呼声再起并远甚康梁之时，慈禧在把“康逆之祸”大骂一顿之后，为了保住垂将就墓的大清江山，为了阻止革命，便很不情愿地充当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人，于1901年正式宣布“仿行宪政”，即“整顿中法，以行西法”。随即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
比较维新运动与立宪运动，虽然二者形式不同，前者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讲求新学的改革派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朦胧资产阶级意识的改革派相结合，形成救亡图存的群众性运动（“公车上书”）自下而上推动的；后者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推行自上而下的钦定立宪运动；虽然二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同，前者旨在通过变法来推进政治上的进步，后者是假借宪政来达到重新控制局面、阻止革命的目的。但从内容上看，二者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在客观效果上，二者又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成为以后政治革命的前导。维新和“宪政”刚好跨越两个世纪，时间跨度接近20年(1898—1911)，这一、二十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近代国家意识凸现，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觉醒。在瓜分狂潮和八国联军侵略的刺激下，中国人民自觉抵制外侮和外国势力范围的扩大，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大规模的收回铁路和矿权运动，反映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和高涨。
第二、行政机构调整和改革的范围拓宽、力度加大。为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成立了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1904年颁布了第一部商法，首次以法律形式保护商人的合法地位，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奖励集股办公司和发明创造，出现了私人集资办企业以取代官办企业的明显转变。各省设立咨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颁布“宪法大纲”，起草“地方自治章程”，宣布立宪的日程。废除科举和武举，重建新式学堂和新式军队。
第三、新兴知识分子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推动近代化的骨干和主力。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的创办，通商口岸的不断开通，留学生的派遣，新的知识分子逐渐壮大起来，和资产阶级一道成为最有生命力的团体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成为主导力量。各种学会、商会、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第四、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开始奠基。建设了近一万公里铁路（其中1895年前修的不到500公里）；在内河航行的华资小火轮近千只（1894年只有140只），并拥有上千吨级以上的轮船数只，修建了共约6万余公里的电报线；建立了19万公里的邮差邮路⑦。
上述这些变化表明，近代化意识的启动，政治制度变更所带来的短时间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
清王朝为挽救其危亡而从事的“宪政”运动并没有阻止其衰亡的步伐。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国内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⑧。“排满”、“倒满”成为人心所向。1911年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帝退位和共和政治的建立标志政治近代化已进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尽管辛亥革命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但从帝制的废墟中并不能自动产生出一个近代型国家，相反，辛亥以后却分裂出无数大大小小的传统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从清帝退位到1927年间，没有形成具有真正凝聚力的中央政权，国家陷入封建式军阀割据与混乱之中，从1912—1928年间，发生在各省之内和各省之间的军阀大战以及其他小规模战争共达140次之多⑨。其中还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的两次逆流。这些表明，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并未真正消除，而转变中的新障碍却又不招自来。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不成熟革命（辛亥革命）带来的复杂局面，似乎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一个持续的革命浪潮，也就在所必然了。辛亥之后，孙中山领导了“二次革命”(1913—1916)，第二次护法革命(1921—1922)；国共合作声讨军阀的国民革命(1925—1927)；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1927—1936)；全民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1945)；最后中共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1946—1949)打败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真正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为中国的真正独立和近代化在政治层面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近40年的政治大动荡，通过许多次革命战争，中国才在新基础上获得统一，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近代化国家的模型。
内部缺乏起码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外部面临国际发展环境的急剧恶化，在这个背景下，在从帝制维新到宪政改良再到共和革命的国家政权模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最后选择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而没有选择自由民权运动的合法斗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是“以俄为师”改组成的新式革命党，在广州建立国民革命军，击败了军阀势力，才逐步取得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也是“走俄国人的路，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农村建立了武装斗争的根据地，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夺取了全国的政权。革命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与政治斗争的军事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过渡时期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三、以民主、自由、科学为纲的文化近代化
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是内涵更宽泛、延续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的深层变革。就近百年而言，思想近代化的进程可以龚魏为起点，中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到五四运动臻于高峰，经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文化整合而告终结，为整个近代化外层、中层的推进提供了纲领，指明了方向，补充了新鲜血液和力量。
（一）从“师夷自强”到“中体西用”。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实现朝向近代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了进步人士的共识。龚自珍指出：“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⑩。主张更法改制，为近代中国何去何从指明了“变”的思路。接着魏源在此基础上标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回答了如何“变”和“师”什么的问题。但由于中西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在引进西方文明与调和中西文化的问题，即“中西体用”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论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之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积极呼应此说，他们这一变器不变道的思想由于其实用性质很快为洋务派接过去，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行者。1896年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明确指出：“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标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把中体西用观念系统化为一种文化纲领，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理性回应和近代化建设的方针。这个纲领由于以折衷调和的方式缓和了当时“图救时者”与“虑害道者”、新学与旧学的激烈冲突，指明了中西会通在器物、技艺、制度层面对西方选择的可能性，因而举国奉为“至言”，成为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思潮。在这一纲领指导下，洋务派的“商战论”（郑观应）、“富国论”（薛福成）纷纷出笼。
（二）从“中体西用”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戊戌维新时期，变易观为进化论所取代，变“器”不变“道”的中体西用观演绎为“道”、“器”并变的中体西用观，“变法自强”（王韬）、“与民共治”（郑观应）发展为“天赋人权、民权至上”论（严复）、“民权救国”论（梁启超）、“仁—通—平等”观（谭嗣观）。同时先进士人在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发现，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是终究不能完成近代化的使命的。鉴于此，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主张，认为国家的民主只不过是人的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自由是政治的根本，指出中国的贫弱是因为中国从未重视“自由”，从未将“自由”二字“立以为教”。民主政治自然也就无法在此无自由的土壤上萌生。从而为中国民众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指明了方向。严复进而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义”纲领，倡导科学、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宣传、教化。梁启超在批评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理论，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为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素质。其“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两新”之说已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框框明显包含有自由意识、竟争意识等近代化思想的闪光点。其《新民说》虽仍借用《大学》新民之义，但他为近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诸如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等新德性，都已深入到国民素质近代化的深层次。严、梁二人关于“新民”的主张，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相比较，有许多观点是相吻合的。(11)
“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可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导。
（三）、从“西化”、“中西互补”到“现代化”。“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12)。这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从洋务运动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得出的一点共识。“五四”前后，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吴虞等人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在反孔西化的潮流中，陈独秀、胡适充当了急先锋。陈独秀指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13)。并进而旗帜鲜明标举出德先生（民主化）、赛先生（科学化），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4)他还把现代“新青年”应具有的特征概括为6个方面：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5)。胡适则以偏激的方式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化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标帜出完全“西化”的主张，指出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近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把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制度层面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而且开创了一个就中国出路问题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构成中国“思想界空前大变动”（孙中山语）的黄金时代。正是在此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传入和广泛传播，这为中国近代化的实现带来了新的曙光。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西方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西方信仰危机随之漫延开来。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这部20世纪的新著中，大踏步折返传统，指出西方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提出了“化合中西”的东方本位文化观，即“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16)。曾经一度鼓吹西化（欧化）的陈独秀，则从西欧文明转向了苏俄社会主义新文明。
“五四”之后，中国近代化文化层面的论战高峰已经过去，到20世纪20至40年代虽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战（1933年）、“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1935年）、“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问题”的论战（20至40年代），但这些论战都是对百年文化建设的整合，较之“五四时期的论战，明显地显示了平情立论和求真务实的特点，并且产生了用“现代化”这个取代“西化”、“中国化”的新概念，并指明了“现代化”所要努力的四个方向：1.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2.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3.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4.思想方面的现代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式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17)。这种整合，从“东方化”引出了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了“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认识的加深，而上述以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学术化为基本概念的现代化也与当代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观点基本一致，从而把近百年有关中国近代化的哲学思考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总之，百年近代化的实践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而百年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观念，再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宣言，‘新’这个词儿几乎伴随着旨在使中国摆脱以往的镣铐、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族而发动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动。因此，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着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正如B·史华慈教授指出的，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中有一些在严复及其同代人的著作里得到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念则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于使民族富强的目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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