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下“康德/萨德”命题的哲学策略
曾志浩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霍克海默首次提出“康德与萨德”命题，他的基本观点是“萨德就是康德的真理”。他认为，萨德的性世界就像康德道德体系建构，萨德就是摆脱了监护的启蒙主体。萨德的思想见证的是启蒙“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的哲学事实，萨德解除了中产阶级的严酷束缚，启蒙的认知除了拥抱善，同时也见证了恶。霍克海默认为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结，已经堕落为神话，启蒙没有实现社会进步的诺言。而萨德的邪恶就是启蒙道德负面性的展现，萨德必然地蕴含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关键词] 启蒙；道德；“康德与萨德”；善良意志；欲望
“康德与萨德”作为一个哲学命题[1](P.1)进入霍克海默的研究视域，是在他逃亡美国期间与阿多诺的合著《启蒙辩证法》的附论二《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2](P.85)。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前言就明确提到《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主要讨论的是康德、萨德以及尼采等一些坚定的启蒙终结者，集中阐明了自然和客体的盲目统治是如何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3](P.5)霍克海默在这篇文章中把萨德的反道德思想视为康德哲学体系的建构，萨德与尼采一道，构成了对康德实践理性毫不妥协的批判。[3](PP.77～82)
一、启蒙完成了自身使命吗？
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的任务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不成熟状态)，实现自主。在启蒙之前，世界是由神话和宗教所主导的，而“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3](P.1)。所以，启蒙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启蒙要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必需要借助理性与知识(真理)。因此，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借助于知识的力量，人类不再迷信，不再盲从。在知识的道路上，人们不再听从上帝的教诲，也勇于反抗世界的管理者。知识给予人们的力量和指导是具体的和实在的。借助于人类的伟大的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无比自信，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然屈服于人类。所以，霍克海默指出，启蒙在开始之初，自身就带上了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义词。[3](P.2)人类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批判神话，祛除泛灵论。在启蒙之前，人们信仰上帝的存在，万物都由神创造，但神究竟是怎样的？所以，人创造出了一个上帝的概念和模样，以寻求寄托和安慰，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欺骗。启蒙以后，人们不需要自欺了，因为人们已经有了理性的力量。霍克海默认为：“动物的图腾、占卜的梦幻和绝对的理性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3](P.3)现代科学正是用公式、规则和计算来揭穿神话的种种谎言。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启蒙与神话是势不两立的。同时，启蒙在破除神话的过程中，自身又堕落为神话，或者说“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了自身”[3](P.4)。启蒙一直是以神话的对立面出现的，他的目标就是要破除神话，一切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要加以批判。启蒙要人们相信知识和科学，依赖理性，实现自主。启蒙的魅力是伟大的，一直处于恐惧和盲从的人们无疑纷纷投入了启蒙的怀抱，对启蒙“感激涕零”、无比崇拜。这样，启蒙无疑又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神话——启蒙神话。启蒙在批判神话的征途中，又落入了神话的圈套，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所以，成为了神话的启蒙。对于“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他所要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3](P.4)。
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结，沦落为一种新的神话，这与启蒙思想体系的原则——自我持存——是分不开的。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理性试图建构一种以庞大的统一性即体系为目标，“一切支配着系统(体系)形式的自我持存，似乎最有可能是人类行为准则的来源”[3](P.78)。他强调：“斯宾诺莎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仍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3](P.23)自我持存要求人们必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生存和发展。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征服内在的自然和外在的自然，而要征服内在的自然和外在的自然就必须要把自然加以二分，分为已知的和未知的、神圣的和世俗的，就必须按照可替代性的原则或者逻辑的方法加以把握。[2](P.91)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又必然受制于自然，“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刻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展途径”[3](P.9)。人的自我持存为何会最终导致陷入自然束缚的状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霍克海默看来，是因为由理性主导的自我持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遭到了彻底破坏……(自我持存)即资产阶级个体的对象化冲动展现为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该力量已无法与自我毁灭区别开来。这两种破坏性相互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变成了一种完美无缺却又虚幻无实的操作方式。[3](P.79)所以，自我持存已经成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偏离了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目的，日益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统治者中，狡诈的自我持存表现为法西斯主义攫取权力的斗争形式；二是在个别人中，这些自我持存却已经表现为不惜任何代价对社会不公的适应能力。[3](P.79)所以，自我持存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权力博弈和控制。
自我持存最终与权力走在一起，在霍克海默看来，它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劳动分工。“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3](P.23)劳动分工促使理性进一步成为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在控制自然的需要面前，理性日益演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对外在自然的控制也导致了对人的心灵控制。“在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已经摆脱了神话，然而，也正是这种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却又总是不断落入神话的魔力之中。”[3](P.25)因此，人类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自我持存已经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
自我持存由于与权力相互纠结，最终使启蒙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按照自我持存，它要求理性以控制和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目的。此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理性。随着理性沦落为工具理性，“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4](P.130)。所以，霍克海默在这里要思考的是权力如何与有效性相互纠结在一起的，这就涉及到了启蒙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如果批判试图阐明的是，理论的有效性没有完全从它的发生语境中分离出来，理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与有效性不应有的混杂，而且，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自己的声誉，那么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4](P.133)。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目的是，指出理论的有效性与权力的相互纠结，原因在于有效性是由权力关系决定的。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对这种由权力所控制的理论有效性进行批判和质疑，从而能够继续推动启蒙向前发展。因此，哈贝马斯强调，“有了这样一种批判，启蒙第一次有了反思意识”[4](P.134)。但是，霍克海默对此并不满意。在《启蒙辩证法》中，他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进一步质疑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本身的真实性，那么就达到了启蒙的第二次反思。启蒙的第二次反思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因为它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理性本身。显然，这是冒险的行为。“他们(霍克海默、阿多诺)把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极端和自我超越，而意识形态批判本来应当要完成对启蒙的启蒙。”[4](P.136)可惜，霍克海默并没有让意识形态这样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需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3](P.1)。
二、康德与萨德是一枚铜钱的正反面吗？
霍克海默认为，道德成为了一种与权力同谋的力量，即使是康德诉诸于崇高的伦理力量也无济于事。康德道德哲学令人遗憾的地方是，他的形式主义理论纯属于意外的东西，萨德现象或萨德主义(施虐狂)就是一个例证。也就是说，萨德是暗藏的康德主义，或者说，萨德是康德的真理。
在萨德作品中，一个随处可见的思想就是自然主义的道德论。萨德认为，评价一个行为的道德标准就是大自然的享乐意志。有利于享乐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对此，前文“萨德与启蒙”一章中已有充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而尼采与萨德也有相同的看法，不过他把“大自然”替换成了人的生命。在尼采看来，所有健康的道德都受生命本能的支配，即是说，生命的任何一种戒律都借助于关于“应该”和“不应该”的法则得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一种阻碍和敌意都是应该被清除的。而那种反自然的或者说不健康的道德，至今仍被倡导、受崇拜和被鼓吹，但尼采认为它恰恰是反对生命之本能的。[11](PP.71～72)所以，对于尼采来说，衡量一种道德的价值主要是看是否促进了人的生命，是否显示了生命的充实、力量和意志。尼采倡导激发生命的道德，谴责使生命退化或者贬低生命的道德。在这里，尼采明确地把他所倡导的新的道德价值称为健康的道德、自然的道德、道德的自然主义，即以生命本能为基础的道德，而把基督教道德价值相应地说成是病弱的道德、反自然的道德、以上帝敌视生命的道德。尼采基于对作为强力意志的生命的信仰而重构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反上帝的自然的道德。这种自然的道德首先是以肯定生命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自然主义，而随之的便是对作为生命感性的肉体和本能的肯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尼采把道德划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道德形态有两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把行为放进“好”与“坏”的标准之中；而奴隶道德即是把行为放进“善”与“邪恶”的标准中。主人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骄傲、主动；奴隶道德则是自我否定、谦卑、反动、怜悯。一个人是被哪种道德主宰不是由他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行为中蕴含的心态所决定的。一个大独裁者也可能会受到奴隶道德的控制，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是由怨恨与报复心所推动。尼采倡导主人道德，反对奴隶道德。在他看来，主人道德就是激发生命和权力意志的道德，而奴隶道德就是否定生命和权力意志的道德。由此可见，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实际上是人的两种存在方式。尼采反对的不是道德本身，而是对旧道德的置疑和批判，是出于更高的道德，而不是出于非道德。从萨德和尼采对自然(生命)的肯定来说，他们把启蒙理性推向了极端。毫无疑问，萨德(理性=享乐=大自然规律)与尼采(理性=权力意志=生命冲动)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构成了最有力的批判。
宋萌枝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蔷薇花——袁昌英戏剧研究》［2］，也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和唯美主义对袁昌英戏剧创作的影响，此外，还涉及到袁昌英对于莎士比亚浪漫戏剧和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借鉴。
在霍克海默看来，“康德在所有的杂乱信仰中净化了自我的道德法则，直到那些面对康德的沉着自信产生出来的由衷景仰，只不过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心理学事实而已，就像我们头上那繁星闪烁的天穹，只不过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物理事实一样”[3](P.82)。但是，当这种事实不存在的时候，这样一种道德法则就是无效的。霍克海默的观点表明了，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化理论。针对康德的伦理学特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其缺陷。他指出，“我应该为义务本身而尽义务，而且我在尽义务时，我正在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我自己的客观性。我在尽义务时，我心安理得而且是自由的。着重指出义务的这种意义，乃是康德的实践哲学的功绩和它的卓越观点”，“但是，固执单纯的道德观点而使之向伦理的概念过渡，就是把这种收获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演讲”。[6](PP.136～137)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义务论虽然在伦理学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又是空洞的，落不到实处，好看而不中用。“对其自身有确信的精神，作为良心，静止于自身中，而它的实在的普遍性或它的义务，则存在于它对义务的纯粹信念之中。这种纯粹的信念本身就同纯粹义务一样的空虚，其所以说是纯粹的，乃因为义务在它那里不是任何东西，不是任何有规定的内容。”[7](P.155)
康德认为，建立有效的伦理学，必须不受任何经验的束缚，要摆脱各种感觉经验，各种物质对象、病态动机、功利概念等都应该排除，“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意志应该完全摆脱一切所受的影响，摆脱意志的对象。所以，客观上只有规律，主观上只有对这种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也就是准则，才能规定意志，才能使我服从这种规律，抑制自己的全部爱好”[5](P.16)。
在霍克海默眼里，萨德正好迎合了康德伦理学体系性的需要，萨德是对康德道德理论的绝佳运用和恰当发挥。因为，康德所建构的是一种纯粹自主性的道德法则，“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称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5](PP.38～39)。在道德法则的指挥下，人的一切能力和偏好都由人的理性控制。道德法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萨德在批判了一切道德传统以后，所确立的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道德。在萨德看来，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大自然面前都会失效，大自然对我们的基本指令就是绝对的享乐。为了享乐，“喜欢你自己，爱你自己，无论是以谁为牺牲代价”[8](P.89)。在享乐意志的驱使下，毁谤、偷盗、虐待、杀人都不是罪，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大自然的法则，社会是反自然的。萨德指出：“一旦如此谨慎地节省我们的感情，明智地使用感性，就会出现一种有时会令人感到愉快的心情。一个人无法经常做坏事，虽然因此无法享有做坏事的快乐，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来不做好事，从这种次要但却刺激的邪恶中发现同等的快感。”[8](P.47)在享乐面前，一切都无法阻挡。萨德告诫人们，除了自身的力气与意志之外，享乐是没有限制的。“地点、时间、对象方面都没有例外。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满足你的快乐。禁欲是一种不可能的美德，一旦大自然的权力遭到伤害，它就会立刻以一千种痛苦来惩罚我们。”[8](P.50)
1.3.1农艺性状隆两优1377株型松散，叶色青绿，茎秆粗壮，分蘖力强，穗粒数多，结实率高，后期叶片清秀不早衰，熟相好。由表1可见，该组合株高120.5～122.9厘米，有效穗250.5～273.0万穗/公顷，穗长25.2厘米，每穗总粒数205.3粒，结实率86.0%，千粒重24.8克。
康德所建立的道德法则是排除一切对象、利益、情感和幸福因素，所以要求个体履行道德法则，要怀着敬畏甚至是屈辱的心情，“不去探求快乐和痛苦的基础，不问为什么欲望和爱好由此产生，并且在理性的帮助下制定了种种准则”[5](P.45)。康德甚至要求，我们的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就必需对别人的痛苦毫无感觉。他说：“出于对人的爱和同情的关怀而向他们行善，或出于对秩序的热爱而主持正义，是非常之好的，但这还不是我们举止的真正的道德准则。”[9](P.89)也就是说，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就要完全出于责任，为了义务而义务，履行道德义务的背后不能有任何其它的动机。康德批评同情是软心肠。在他看来，同情感是美好的和可爱的，但是这种情感同时又是软弱的，总是盲目的。这种情感如果在背后推动着个体，那么个体就无法严格地执行道德法则。康德指出：“一个有德的人……尽管他有着这一切好心肠，却无非是成了一个感伤的，无所作为的人而已。”[10](P.13)
萨德作品《贞洁的厄运》主人公茱莉叶特和茱斯蒂娜是分别代表强者与弱者的形象。茱莉叶特由于敢于打破传统道德的束缚，精于心计，善于使用权术，终于成为一名有地位的贵妇人；而茱斯蒂娜由于固守美德，处处行善，却反而屡屡遭到伤害。在萨德看来，恶人走运，是因为“强者为上一直是大自然的规律”[12](P.171)，而美德遭受磨难，是因为它代表软弱。最富有的人或者最有力量的人牢牢控制着弱者的生命链条。世间的生存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无论弱者怎样抵抗都是无效的，除非他们放弃美德，加入强者的行列。在萨德看来，弱者之所以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基督教的毒害。所以萨德主张，我们要变得强大就必须消除这种虚幻的信仰。他说：“所谓的‘虔诚’把人类和愚痴、无能、可怕以及可鄙的‘造物主’结合在一起，难道是一种必要的美德吗？”[8](P.38)软弱无能的上帝教唆人类施予善行，“爱邻人胜过爱你自己”，这是上帝的意图。上帝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利己主义者，自己充当救世主，而让善良的大众受难。所以，萨德认为，要强大就要抛弃上帝，做恶事，讲恶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同情与慈善之外，并没有危险的事”[8](P.196)。
霍克海默把萨德的作品视为对康德理性最有力的批判。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霍克海默用萨德的绝对享乐意志来抨击康德的道德法则，并不说明他赞同萨德的观点。霍克海默主要意图是借用萨德来批判启蒙及其道德，在他看来，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的道德理论是软弱无力的，是在为启蒙作毫无价值的辩护。
2.3.1 盲目施用化肥，有机肥料投入逐年减少 随着花椒种植面积的扩大，椒农为了提高产量，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可溶性盐类浓度增高，土壤有机质分解加速，理化性质发生改变，地力下降，致使椒树提前衰老死亡。据调查，秦安椒农施用化肥以氮肥和磷肥为主，单一施用氮肥造成生理病害蔓延，过量施用磷肥造成对某元素的积聚，严重影响了果实的品质，且长期施用劣质化肥对土壤肥力造成严重破坏，污染严重。
三、萨德身上的尼采影子
霍克海默在批判启蒙及康德道德哲学时，是把萨德和尼采结合起来考虑的。他认为萨德的作品与尼采的著作一道，共同构成了对康德实践理性最强有力的批判。[3](P.82)
该项目自开车以来，黑水角阀在该工况下基本满足使用要求，通过了东北极寒地区条件下的考验，在GE水煤浆煤气化装置中运行状况相对稳定，为气化炉的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从而保证了装置安全、平稳、长周期满负荷的运行。黑水角阀也存在着缺陷，仍有完善的空间，本文通过对黑水角阀阀芯、阀座的冲刷腐蚀和阀门气蚀闪蒸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合理优化方案，期望对相关的生产企业提供参考性价值。
印顺是从“法病”的角度出发解决佛教问题，所以他要根寻印度佛教，从佛教最早期的教义出发寻找佛法发展的脉络。印顺早期作过《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即是这种工作。如印顺在《法海探珍》中说：“到史的研究，不是为了考证，应有探索佛陀本怀的动机。它的最后目的，在发现演变中的共通点与发展中的因果递嬗，去把握佛教的核心，把它的真义开发出来。”他发现大乘佛法的宗系其实在小乘中都有其根源，最早的根源来自原始佛教，也就是认同大乘是佛说，但是不完全和佛所说的一样，在后期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部派时的发展奠定了大乘的基础。到龙树时，大乘思想已经成熟并经过龙树之手发展壮大。
与康德相类似，萨德认为，要贯彻大自然的享乐意志，人们就要“心狠手辣”，善行不能做，只有恶行才会带来快乐。萨德指出，“残酷”是大自然对我们的要求。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残酷”的成分，而后天的教育试图纠正这种天分，这是违反大自然意志的。教育破坏大自然的神圣作用，就像树木的培植毁坏树木一样。因此萨德认为，残酷“是一种力量，是美德，而不是恶德。人们根本无须担心‘残酷’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只要废除社会的法律、惩罚、习惯等，这种危险就不复存在了。‘残酷’而且在遭到抵抗后，在竞争中才会显示出它的力量来，由‘残酷’带来的享乐是无穷的，也是美妙的，‘残酷’只有在文明状态中才会有危险，因为受到攻击的人几乎总是缺少力量或方法来避开伤害”[8](P.90)。
荷兰木鞋、风车、奶酪和国花郁金香甚至这个国度的灯红酒绿都闻名世界。但是，到底什么最能象征荷兰？其实，这个江山如画的色彩王国，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意想不到的浓厚艺术之旅。在阿姆斯特丹，值得玩味的还有国立博物馆、梵·高美术馆、安妮之家、钻石加工厂，等等。今天的阿姆斯特丹拥有42座博物馆，享有“博物馆之都”的美誉。
与萨德不约而同的是，尼采也极力反对基督教道德。他认为基督教是欧洲的“两大麻醉剂之一”[11](P.99)，它是使人颓废的道德，“爱你的邻人”就是“对你自己的薄爱”[13](P.64)，基督教道德是最大的伪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美德就是把人们变得谦虚和温顺，是把“狼变成狗，把人本身变成人们的最善良的家畜”[13](P.195)。所以，在尼采看来，基督教道德是毁灭生命的道德，是弱者的道德。在尼采那里,弱者是缺乏生命活力、意志力低下的人,没有激情和内驱力的人,是对人生持厌倦、消极、颓废态度的人。他们目光短浅，而只知道追求猥琐利益的人，缺乏个性和远大志向。弱者埋首于俗务因而是些平凡、普通的人，是心怀怨恨而又不敢诉诸行动的人。尼采把弱者视为贱民、下等人和堕落的人。弱者由于缺乏意志力，于是大力宣传怜悯、容忍、仁慈、爱、牺牲和平等这些所谓的美德。弱者为自身的懦弱寻找支撑和辩护。所以，他们所主张的宽容是其自身无力反抗的表现。基督教道德正好迎合了弱者的这种心理。基督教主张“爱邻人”，这是由于他们便于躲到那里去得些好处。弱者主张怜悯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淘汰；弱者宣扬颓废的厌世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意志不足以伸展到现实世界之中去；弱者主张平等是因为害怕强者超过他们。所以，美德是对强者的约束，义务是弱者害怕强者行使自己权利的钳制，服从便是把道德的绳索套在强者头上。在尼采看来，弱者的这些道德都是可耻的，是强者的天敌。尼采强调，我们要的是超人和强者的道德和意志。而人们要成为强者和超人，做恶事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保存人的本能，做善事是弱者的行径，人们最伟大的危险在于同情。尼采认为意志的力量应该高于一切，而同情则是一种必须抵制的弱点，世界上的弱势群体都应该消失。
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对“康德与萨德”问题的分析是立足于启蒙意识形态的批判。霍克海默之所以认为“萨德是康德的真理”，主要原因是，在他看来，萨德的出现是对启蒙的一个讽刺。因为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结，已经堕落为神话，启蒙没有实现社会进步的诺言。而萨德的邪恶就是启蒙道德法西斯主义式的展现，萨德必然地蕴含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因此，萨德在霍克海默那里成为他对启蒙及其道德的批判工具。
在霍克海默看来，康德把伦理学奠基于实践理性的努力最终是失败的。因为启蒙运动把自然乃至人看成是对象，这在根本上与绝对命令的极端形式主义是一致的，尽管康德主张应将人视为目的而非工具，但是计算的、工具的、形式的理性发展到其逻辑极端即导致了20世纪野蛮主义的恐怖。而萨德是此漫长历史中的一个中途站。萨德的性世界就像康德道德体系建构，萨德就是摆脱了监护的启蒙主体。萨德的思想见证的正是启蒙“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的哲学事实，萨德解除了中产阶级的严酷束缚，启蒙的认知除了拥抱善，同时也见证了恶。霍克海默的立足点是启蒙的意识形态批判。
霍克海默认为，道德成为了一种与权力同谋的力量，即使是康德诉诸于崇高的伦理力量，也无济于事。康德道德哲学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形式主义理论纯属于意外的东西，它自身暗藏着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命令，萨德现象或萨德主义(施虐狂)就是一个例证。也就是说，萨德是暗藏的康德主义，或者说，萨德是康德的真理。这说明，霍克海默的立足点在萨德，他旨在通过萨德这个反例来批判启蒙。
萨德残酷地对待妇女也是启蒙精神统治自然的特征，妇女被还原成生物功能，其主体性被剥夺了。启蒙运动虐待“软弱的性”已预示了后来犹太人的毁灭——妇女和犹太人皆被等同于统治的对象。尼采的权力意志不下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它通过设定人之独立于外部力量而预示了这一发展，其人类中心论的傲慢也根源于康德“成熟”的观念，这是康德所理解的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尼采想用超人代替上帝，塑造“高贵的人”，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挽救已经死了的上帝的无望努力，这体现的就是康德的绝对意志的原则，也是超人的秘密——他的意志就像命令一样，同样是专横霸道的。
综上所述，霍克海默借助于萨德和尼采来批判启蒙理性，是有一定见地的。霍克海默对启蒙的批判，主要意图是为了证明启蒙理性与神话的相互纠结，启蒙最终堕落为一种新的神话，并显现为极权主义，萨德就是启蒙理性不良后果的一种证明。因此，在霍克海默看来，萨德就是极权主义的化身。但是，在我们看来，萨德虽然倡导恶的理性，鼓吹极端的自由，但是这种邪恶理性的基础是基于人的自主性。即是说，萨德和萨德式的人物，他们本身是具有理性自主能力的，而这恰恰与极权主义的本质是相反的。因为极权主义者本身不是自主的，在他们上面，存在着更高一级的利益统治——或者是国家意志，或者是独裁者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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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Strategy of Proposition of " Kant/ S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ZENG Zhi-hao
( School of Marxism ,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China )
[Abstract] Horkheimer first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Kant and Sade. His basic point is that Sade is Kant' s truth. He believes that Sade' s sexual world is like the construction of Kant' s moral system, and Sade is the subject of enlightenment from Guardianship. Sade' s thoughts bear witness to the philosophical fact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ity guided by others. Sade lifted the harsh bondag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enlightenment' s cognition not only embraced goodness, but also witnessed evil. Hawke' s default is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mythology. It has fallen into a myth, and the promise of enlightenment has not achieved social progress. And Sade' s evil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negative morality of enlightenment. Sade is inevitably contained in Kant' s moral philosophy system.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Moral; Kant and Sade; Good Will; Desire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编号：14YJC710052)。
[收稿日期] 2019-07-07
[作者简介] 曾志浩，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人员，哲学博士。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6.008
[中图分类号] B51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6-0048-06
(责任编辑 冯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