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思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与“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既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又是常用的概念工具。在既往研究中，时常见到以研究者立场和观念切割各“论”而指称各“派”的现象。尽管这样易于在宏观的层面提炼出线索，但忽略不同思想资源的具体差异，人为划定集合，又容易导致在观察复杂社会思潮时，不能得其详和察其异，反而掩盖思想者个体之间的实际关系，与“派”在具体场景下的表现相差甚远。
20世纪上半叶的全盘西化思潮是一个可用以讨论的典型个案。自这一思潮兴起后，以其“论”定其“派”即成为人们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惯常方式，这种认知模式不仅主导着各种支持或批判意见的表达，甚至影响到全盘西化“论”或“派”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达，当事者及旁观者均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轻易发生观点转移和标准变动，“论”与“派”构建本身，亦成为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因此，只有回到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形，不以他人（特别是后人）指称为藩篱，方可还归本原。①
研究史中的“全盘西化论”与“全盘西化派”
“论”与“派”作为概念工具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早期著作中已经出现。上世纪30年代，伍启元就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两派分为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学者”和以胡适、吴稚晖、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学者”。② 郭湛波以思想家、思潮和论战为线索来勾画近代思想史，在其笔下，胡适与吴稚晖属于“欢迎西洋的文化”的“新近思想家”，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是反对西洋文化的“持反对论者”。③ 此后学者在论述全盘西化思潮时，或用“论”，或用“派”，而心目中对于“论”与“派”的划定标准大体相同。余英时将过去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人分成极端本位派、全盘西化派和调和折衷派，其中，胡适的言论是全盘西化派的样本。④ 胡秋原则指出全盘西化口号的出现，是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派别分裂的背景下发生的西化派内部的全盘与折衷之争。⑤ 殷海光以胡适和陈序经作为西化主张的选样，名之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⑥ 孙广德将全盘西化派的范围括至很大，主要人物有陈独秀、吴虞、易白沙、陈序经、胡适、吴稚晖、林语堂等。⑦ 龚书铎、陈崧等均使用了“全盘西化论”或“全盘西化派”的范畴概述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并分别指出其包含的范围。⑧ 许多论者在评述胡适的文化思想时，使用到“全盘西化派”的概念，不过，他们却认为胡适不属于全盘西化派。⑨
从学术史中可以看到，研究者习惯于预定某种“派”的概念，然后将相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按这一预设，归入这“派”或者不同意归入这“派”。⑩ 而从“派”实际发生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却比较少见。晚近的一些研究开始显露出不同。何杰尧使用了“一群倡导者”（group of advocates）来表示岭南大学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显示作者注意到一个“自在的”论派（group）实际能够包纳的范围。(11) 蔡渊洯注意到外部指认的“派”中存在着内部的差异，认为用“全盘西化”难以概括这种西化论中的极端论，而代之以“激进西化论”的说法，并按地理方位将其分为两派：主张全盘西化，以岭南大学为中心，为南方派；胡适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论，为北方派的代表。(12) 虽然在方法论上仍没有以“派”的发生为出发点，但也显示了对“派”的实际表现和内部差异的重视。这些研究模糊地表达出思想观点和历史细节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关联，对外部指认“派”的认知模式已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自对陈序经的研究逐步深入以来，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以陈序经为中心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一“派”人， 其中的相互关系是在笼统指称“外在的派”时难以体现的。James H.Cole、韩子琦、杨深、 刘集林的研究均提及岭南大学师生的相关言论及在文化论战中的表现，尽管重点仍落在对陈序经个人思想的阐述上，对“派”的群体研究稍嫌薄弱。笔者曾利用岭南大学的部分校园出版物，对岭南大学师生这一“派”全盘西化论者在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中的表现，有过粗略的勾勒。(13) 这些研究，使得对全盘西化的“自在的派”和“外在的派”的区分成为可能，为本文所阐述的观点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从岭南大学师生群体看全盘西化“自在的派”
作为一个可以从发生角度考察的“自在的派”，应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主要骨干有明确的“派”的认同；基本主张及所依据的学理相同，人员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观点的形成中存在相互影响，在观点的表达中经常自觉呼应。或者说，有“派”的实际发生过程。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岭南大学师生群体实际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一）岭南大学全盘西化“派”的形成
岭南大学出现一批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并且有观点的表达，是在1920年代末。据陈序经回忆：“民国十七年，卢（观伟）、陈（受颐）两先生与我同事岭南大学，对于这种主张，曾轮流作过十余次演讲。此后，岭南的教授与学生们，对于这个问题，不断的加以讨论。”(14) 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冯恩荣后来回忆：“记得在某一个大学晨会当中，卢观伟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东西洋文化的问题，在一连三个晨会的演讲，把中国印度和欧洲文化的特质作一个简短的批评和分析。他的结论是诊定东方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有着很多根本的缺陷，要是和西欧文化比较起来，真是望尘莫及了。这个演讲过了不久，不知是有意或是无心，便是陈受颐先生的演讲了，不久又是陈序经先生的演讲了，大家说的都是集中在文化的身上，大家都是主张彻底地接受西洋的文明，而在陈受颐先生的讲辞里，他甚且把中国的固有文化当作‘莽园’看待。”(15)
显然，卢观伟和陈受颐与岭南大学全盘西化思想的兴起与传播有直接关系。卢观伟（？—1948），岭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26年赴英深造，研究哲学及神学，1927年返国回校后任副教授多年，至1936年始离校。(16) 他在1920年代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战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曾在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实地考察，“对于欧洲新兴国家的批评、德意志的复兴、德谟克拉西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很精确的言论”。(17) 陈受颐（1899—1978），广东番禺人，毕业于岭南大学，1925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比较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们两人是陈序经的好友和在文化观上的同志。1929年，由岭南大学学术研讨会发展而来的“思思学社”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卢观伟和陈受颐发表了西化主张的言论。卢观伟说：“我常常这样想：讲到今日中国的文化、教育、学术、国家各方面的新建设新创造，至极重要的基本先决问题，就是欧化的途径。”他认为中国的西化要超越形而下的水平，超越日本的成就，“形而上的关于民族内部生活的一切康健的思想态度和伦理社会的标准，更需首先欧化的”。(18) 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法兰西之中国观》，在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方面，得出的结论与陈序经的主张基本一致。他说：“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若是平心静气地较量中西的差异，必不免于发见中国文明的单调、贫乏、与枯寂……自己算起数来觉得中国真的长处，人家都有，要是中国果有特色，那种特色，就恐怕究竟是不大堂皇的东西。”文化的线性发展，决定东方文化的没落，“西方文化，已快快地变了世界文化，东方文化纵有保留的价值，也不过要变为西方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东方的种种‘特色’，与世界潮流抵触的，自然快要灭亡，成为古代文化的一种遗迹。”(19)
从有共同观点的表达起， 他们与陈序经实际上已自视为一“派”， 相互砥砺。1931年陈序经留德期间发表在《社会学刊》的《东西文化观》一文，卢观伟再三建议印成单行本，并亲自油印了多份，送给学生和朋友。(20) 1933年陈序经完成《东西文化观》书稿，卢观伟“用了不少的精神，给了很多的勉励和意见上的帮助”，陈受颐则为之“校阅指正”。(21) 1934年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出版时，卢观伟为之作序，而陈序经将致陈受颐的信作为代序，置于书前。陈序经在信中说：“我的信仰和结论，却是你们所赞同的。其实，是你们的，我不过是拾了你们的余唾罢。”(22)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全盘西化的主张，除了在晨会的演讲外，陈序经在课堂里讲授他的文化观，在岭南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思潮》月刊(23) 上发表《再开张的孔家店》等相关文字，并指导学生。通过这些方式，使不少的岭南学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有共同主张的师生知识群体，“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呼声，便在这个时候刺动了一般岭南人的耳鼓”。(24) 这一师生群体对全盘西化思想的表达，到1933年底和1934年初，已经十分充分，前前后后可以看到一个“自在的派”的形成。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陈序经，主要骨干，教师中有卢观伟等，学生中有冯恩荣（后来成为教师）、梁锡辉、吕学海等。其他还有个别学生参与附和。岭南大学青年会和学生自治会受其深刻影响，提供了出版的阵地。而陈受颐则以其与陈序经、卢观伟的亲密关系，在这一阶段提供了重要的鼓励和赞助。(25)
1933年12月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南风》第9卷第1期收录了两篇关于全盘西化的文章。一篇是冯恩荣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意义》。冯是广东鹤山人，1935年获岭南大学文学士学位，后赴美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及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等职，此时正在岭南大学就读。(26) 冯“常常请教诸先生于私邸”，他从西化的事实趋向论证了西化程度日趋深入，而种种西化论调仍然不免于畸形，“为了补救以前这个失败，我们要主张全盘的彻底的欧化的必要。”他发挥了陈序经的文化整体论，认为“中学固是一致的，西学也是一致的，调和或折衷，中西二元的结婚，是永也不可能的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声言“非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27)
另一篇是梁锡辉的《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文章的结构和讨论的内容几乎和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书稿没有大的差别。梁氏于1924年入岭南大学，后休学工作，1928年秋又返校续学，是陈序经所在的社会学系学生，多次担任过陈讲演的记录。他的这篇文章，“大都是得靠了陈（序经）先生的意见独多，凡是主要之点，差不多都是由他处参考得来。”全篇的结论是：“彻底去采用西方文化，势将成了事实，而且是合乎现代世界的趋势。”“中国目前急需，是要我们努力地去创造与彻底的发展现代文化。对于现代的西洋文化，彻底加以采用。”但在这篇文章中，梁对于口号的使用仍有许多顾虑，他小心翼翼地提出“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以避免“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口语化”缺陷。(28)
1934年1月12日岭南大学青年会编辑出版的《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汇集了一系列讨论全盘西化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文章，显然是受了陈序经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文章写作的本身，就受到陈序经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如梁锡辉的《写了〈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以后》一文，其主要部分（约占80％以上）都是对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中《对于一般疑问的解释》一节的直接抄录或稍加改写。考虑到此时陈的《东西文化观》书稿已成而尚未出版，陈与梁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29) 《南大青年》编辑吕学海写了《〈彻底西化〉释义》一文，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关系作了论述，引述陈序经的观点，指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是统一于文化的两个方面：“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之母亲，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儿子。”所谓“我们要西化”，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精神西化。吕文引陈序经《再开张的孔家店》，说明“我们察觉数十年来的西化运动，无异是享受西方的物质文化运动，这真是危险，这真是化错了。”因此“为避免种种弊病起见，我们于是提出‘彻底西化’。‘彻底’的意思就是‘到根本去’……就是‘到精神文化去’。”(30) 冯恩荣《论基督教文化》从文化的整体观来论述中国基督教化的必要，认为在西化各方面中，基督教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指出“中国文化上转变的程度如何，要看中国欧化的程度如何，中国欧化的程度如何，又要看基督化的程度如何。”(31) 在岭南大学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宗教意识在学校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冯恩荣在青年会的刊物上发表这篇文字，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岭南大学学生基本的文化取向和宗教取向。
以上言论的发表，足见陈序经等人对学生的影响，思想的承袭关系十分显然；不过从其目的上来看，他们的言论更像宣传文字，而不似学术探讨。已在岭南大学任教的何格恩对全盘西化论十分同情，但对于校园论坛的这种论辩性质不以为然，提醒学生“今日大可不必汲汲于宣传……研究学问的精神与方法是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西化’运动的先决问题”，“要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纠正以往的错误。问题要细，眼光要大，心地要和平，态度要忠实。”(32)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盘西化思潮在岭南大学校园里已经达到一种非常热烈的地步。
（二）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中的岭南大学“全盘西化派”
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应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胡体乾的邀请，在中山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讲辞登载于1934年1月11 日的中山大学校报。几日后，梁锡辉整理的演讲笔录，经陈序经的修正，连载于1 月15、16日《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栏目。这篇演讲，引起了1934年广州的文化论战。岭南大学师生群体的“自在的派”的特征，在这场论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讲辞发表后，大量的文章对陈氏的主张提出质疑。谢扶雅《为中国文化问题进一解》主张“对于整块的西洋文化，应先施以大规模的解剖与分析，审查与研讨，而不必遽加赞美或遽唱全盘西化”。他援入此前已经广受关注的民族自信力的问题，指出在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不能丧失民族自信力，应当“格外尊敬我们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民族，而对于我民族抱坚决的自信心”。(33) 张磬连续发表《中国文化的死路》、《为中国文化问题再进一解》、《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严厉批评全盘西化论的“危害”。他指责全盘西化论者“不言手段、只标目的笼统的宣传，必至一般青年们盲目的崇拜西化”，西方文化本身的分裂，给“全盘西化”论带来巨大的矛盾，“全盘接受，无异吞了矛盾的炸弹”。(34) 张磬反对全盘西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史观：“关于中国文化问题，如不从经济基础上着眼，徒然对于旧文化的拥护与抹杀，实在全是多事；而他们高唱全盘接受西洋文化者，更属滑稽！”他批评全盘西化是追求物欲，主张“一切均以国货为原则，禁穿西装，禁用外货，使我们的民族意识，在平日一衣一食、一举一动的点点滴滴中，随时随地在眼前呼唤，在脑底盘旋”。(35) 陈安仁主张折衷地接受西方文化，力倡要保存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道德、建筑、饮食及中国古时“很好的政治哲学”（陈引孙中山语——引者）。(36) 以上诸人，因在广州教育界和学术界供职，在文化论战中的影响较大。其他反对者也有零星文章发表。如王峰不赞成陈序经对西方文化的“无微不至的推崇和赞美”，认为陈“只看见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面，而看不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面”。(37) 林潮批评陈序经没有进行概念的分析，即回答“文化是什么”，因而也无法解释“所谓文化是整个的”。(38) 王衍孔承认西方物质文化的优越，但认为西方的精神生活有缺点，“实以个人的利益为前提”。(39) 何汝津主张“整理国故”。(40) 这些质疑和非难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使全盘西化的讨论从校园迅速走向社会，受到广州思想界的瞩目。
上述反对和商榷的文字，引起陈序经一派纷纷撰文回驳。在张磬《中国文化的死路》发表后，陈序经立刻写了《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磬先生》，回驳了张氏的经济史观。(41) 在张磬发表《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后，陈序经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再答张磬先生》，寄给《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但该报以改组为由，没有登载。(42) 岭南大学青年会于1934年4月出版了《南大青年》特刊，再征集关于全盘西化问题的文字，以及已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汇编为一册，名曰《全盘西化言论集》。1935年5月，《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又出版，继续收集了一批关于全盘西化的文章。岭南大学师生群体对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辩驳，都集中在这两册文集里。主要有吕学海在《读〈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后》中批驳张磬，冯恩荣在《对于一般怀疑“全盘和彻底的西化”的批评》中批驳王峰和林潮，吕学海在《评中西文化讨论的折衷派》中批驳陈安仁、王衍孔、何汝津，冯恩荣在《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中批驳穆超、家驹，吕学海在《读张君劢先生〈学术界之方向和学者之责任〉后》中批驳张君劢，在《读〈西方化的讨论〉后》中批驳何永佶，在《为“全盘西化”论答客难》中批驳穆超、吴良尧、非斯，等等。
在论战中，岭南大学师生群体“派”的自我认同十分明确。陈序经在一般提出中国文化出路不同主张时，是以观点来分“派”的；而阐述全盘西化主张的一“派”时，则确定有所指。他在1933年12月的演讲中，提到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可分为第一派复古派、第二派折衷派和第三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全盘的西化。”(43) 陈序经指的第三派，实际范围很窄，就是指他与岭南大学的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师生，这在他其后的言论中不时地被强调。吕学海也将论战发生后针锋相对的论点分为两派，指出“自从陈序经先生的《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辞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发表之后，便引起了一场很灿烂的文化论战，参加这个论战的不外两派人物：一派是西洋派——主张全盘西化的；一派是折衷派——主张部分西化的。前派的代表有陈先生本人和冯恩荣先生，后派的代表有王峰先生、林潮先生、张磬先生、陈安仁先生、何汝津先生、王衍孔先生、穆超先生”。自称则是“我们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44)
论战中陈序经和岭南大学这一“派”，所表达的观点和理论非常一致。吕学海和冯恩荣的观点往往直接来自于陈序经的思想，甚至整段引用陈序经的著作来驳斥对方。吕、冯二位与对手的争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整体论来批驳经济史观，二是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阐明全盘西化的理由，三是反对以国情为理由来非难全盘西化，四是指出了折衷办法的危害性。他们参加论战，并未在理论或观点上有什么新的贡献，但对于反对者的逐次回驳，在各个方面发挥了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
陈序经一“派”在论战中，“派”内的自觉呼应也表现得十分显著。表示自己“要禁不住站在读者的地位”来“忠告”张磬的冯恩荣，实际上是站在陈序经的立场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他指出，王峰、林潮和张磬一样，属于经济史观的折衷派，他们的“文化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观点，其批评“已见之于廿三年一月廿九日陈序经先生所著《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磬先生》一文里，不必多言”。冯恩荣引用了陈序经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和文化整体的观点来反驳王峰。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是论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峰否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西洋的”，冯恩荣则以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对三民主义的阐发来直接回驳。(45) 对此吕学海也加以呼应，同样在反驳陈安仁的时候，也指出“三民主义的政治哲学，根本是西洋的思想，并非中国固有的。这点冯恩荣先生经已细指出，不必再述”。对于全盘西化会导致民族文化的灭亡，吕学海援引陈序经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加以反驳，指出“主张全盘西化，并不是（更不会）使我们民族的运命陷于断绝之途，反之却不外是把我们民族的运命更生罢了”。(46) 卢观伟是陈序经的同事和同志，是较早提倡全盘西化的，他的观点自然十分重要。在论战中，卢氏发表了《我们要一个新文化哲学》一文，也提出要请欲了解19世纪以来“中国和东方最大的历史过程”的人们“一读陈序经先生的近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更重要的是，他在全盘西化概念的根本解释方面，支持和呼应了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所以在现代和现在的中国，我们要造成一个新文化哲学，以应付我们目前的新环境和新事实；我的意见倒以为那些不满意于‘全盘西化’这个名词和理论的人们是看错了。因为我以为从历史演进的历程来看，非这样地说、这样地主张，不够彻底和不够积极来提倡输入和摄取西方文化……现在主张接纳这一个人类的新文化的理想和要素，来根本改造中国和东方的，就是‘全盘西化’（Total western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 as a whole）和‘彻底西化’（Thorough westernization）的理论（Theory）。”(47)
反对全盘西化言论的人，往往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入手，指出全盘西化论者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认识片面。为此，岭大学生陈来盟在陈序经等影响下，专文说明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问题。文章针对某些人指责的西方科学泛滥的弊端、西方重物质文明而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西方人爱战争而中国人喜和平、西方离婚、失业等社会问题，都一一提出了“正确”的比较观点，使得大家“明了中国的文化有了许多不及外人的地方”。而所论述的材料，“一半是由伍锐麟、陈序经二教授谈话上得来的”。(48) 冯恩荣《从东西文化说到南北文化》一文，不仅思想主张方面与陈序经《南北文化观》相同，其实全篇就是对陈的《南北文化观》的简要解说，而且文章的标题也与梁锡辉《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之一节相同。(49) 陈序经对于自己这一“派”的相互呼应，感到十分满意，认为“有些为人们所怀疑的要点在吕学海和冯恩荣两先生的文章里，已略为我说”。(50)
“派”的认同与不认同
广州文化论战偏于一隅，在全国的影响有限。而因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1935年文化论战中，全盘西化论影响大增。陈序经的主张已不仅仅局限在岭南大学和广州地区，而是与此前被当局所警惕的对正统意识形态产生莫大威胁的其他激进思想，同置于全国性思想论争的大背景下。受到重视的已不再是岭南大学师生群体这一具有实际发生过程的“自在的派”，而是在大的范围内重新得到划分和指认的“外在”的全盘西化“派”。自此以后，全盘西化一派便成为各种政派、思潮所不能回避的对象，然而各种评论所指称的这种“外在的派”，不再看重其中的学理分歧和内部关系，以及在主张表达的过程中发生的实际变动。
（一）1935年文化论战中被指称的“外在的派”
在对“全盘西化派”的指称中，吴景超和本位文化派的划线比较具有代表性。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在研究史中常被引用，而其中对文化派别的分类，具有深远的影响。吴文说：“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除却折衷这一派以外，至少还有两派，是站在两个极端的：一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一派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人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文化社会学为根据的，另一派是以经济史观为根据的。前派可以陈序经先生为代表，后派的代表颇多，不必细举。”(51)
主张本位文化的人本来就是针对西化论的，当论战发生后，他们自然将陈序经、胡适划为一“派”。王新命指出：“‘不守旧、不盲从’的文化建设运动，不仅会引起复古派的反感，也会引起全盘西化派的反感，这是我们所早已料到的。最近《独立评论》第一四二号发表陈序经的《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同号中胡适的《编辑后记》，天津《大公报》三月三十一日发表胡适所作《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当然就是全盘西化派向《一十宣言》进攻的表示。”“他们的思想与感情，既都倾于厌弃中国崇拜西洋的一方，对于《一十宣言》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便当然是专从坏处着想……于是乎便以不完全相同的立场而结成反‘中国本位’的阵线。”(52) 王懋和在论述中不仅将胡适、陈序经归为全盘西化一派，而且把“全盘俄化”的主张也归入全盘西化，指其为“全盘西化论者的另一派”。(53) 王南屏也将陈序经、胡适视作一“派”，加以批驳。文章说：“其最堪注意的‘全盘西化’，却为曾在学术界占过重要地位的人们所主张，大有讨论的必要。这派的代表者，当推陈序经、胡适之诸先生，虽然他们的最后底期望有所不同，然而‘全盘西化’却是他们共同的主张。”(54) 最宽泛的归类当属徐北辰。1935年6月，文学社等17个团体和大戈、王伯祥等148 位名流共同署名在《时事新报》与《新生周刊》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主张“向‘维新’的路上走”，来求得民族的自救，反对读经和作古文。徐北辰将其与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陈序经相提并论，认定“他们是主张全盘西化的”。(55)
这些外部人士根据倾向西化的人们的言论，划定了种种重观点不重人物关系的“全盘西化派”，将其作为论战的主要对象。当然徐北辰的划分法难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意，因为《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在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中起重要作用的叶青和署名者樊仲云也列名其中。而将胡适与陈序经划为一“派”，几乎成为各方的共识，并且持续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者。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胡适，对于他人将自己归属何派，其自我感觉如何，顿成在当时就备受关注和在后来的研究中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二）胡适对全盘西化“派”的自我认同
吴景超列胡适为折衷派而引为声援，陈序经当然不会轻视，立即在回应中提出“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56) 吴是《独立评论》社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与胡适关系密切。陈序经此时与胡适从未谋面。陈认为胡适虽然与十教授有别，但也是折衷派的一支。胡适不同意吴景超对他的归类，说这是“吴先生偶然的错误”，而陈序经认为说自己是折衷派“也是错误的”，胡适提到自己早就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早就主张全盘西化，“我只借此说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57)
至此，胡适认为自己的立场还没有表达得很明确。1935年3月31 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式对十教授提出质疑，指出宣言反映了文化观上的保守思想，与顽固势力有着共通之处。胡适明确地将自己归入全盘西化“派”，语气十分坚决。为了说明自己的立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是首先提出“全盘西化”的人，这就是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引证的胡适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撰写《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之事。胡适解释，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指出胡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58) 因为此说出于胡适的自述，几乎所有引征者都确信不疑，但实际上《中国基督教年鉴》里的原文并没有出现过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字眼，(59) 潘光旦的评论原文对胡适主张的归纳是这样的：“对西方文明的‘全盘’接受和‘全心全意地’接受——胡博士在其文章的前后两部分中所使用的显然指示同一态度的两个修饰语——当然有所不同。”(60) 胡适指出“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会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61) 并且似乎认为这篇发表时不被注意的文章仍然不会受到关注，因而才有此回忆上的失误。更大的可能性是，胡适其实是想在事后借潘光旦之口说明自己是“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
胡适如此认同全盘西化“派”，倒是以其一贯主张为基础的。在1920年代末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表达中，无论是否使用“全盘西化”一词，胡适都积极鼓吹过全盘西化的主张。即使在用英语向外人的表述方面，也不乏此等事例。(62) 然而，胡适本人的表白，也是基于外在的全盘西化的“派”的概念。胡适本人和陈序经及岭南大学师生一“派”并不具有内在的“派”的关系。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虽然也发表过陈序经的几篇文章，但陈绝对算不得《独立评论》圈子里的人。胡适只是从观点上赞成并愿意被认为与陈序经同持全盘西化的立场。
（三）同情言论及其与胡适的关系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同情全盘西化的人物和言论不占多数。本位文化论者主要以胡适为论战对象，不大注意论战中的其他同情者（有些人的言论在论战中也出现较晚），在指认全盘西化派时，一般也忽视这些言论。但这些人物和言论却受到陈序经一派的关注。
张东荪早年对于接受西方文明主张甚力。1926年张东荪撰文写道：“在十余年以前，我早就主张中国应当彻底采用西洋文明”，后来发现纯粹走西洋这条路也不是如设想那样简单，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更全面深入，但基调还是以要输入西方思想为主。(63) 他的思想在30年代有了较大的变化， 但早期言论仍引起了全盘西化论者的注意。
《大公报》记者张佛泉是支持全盘西化论的重要人士。他主持《大公报》的“现代思潮”栏目，自诩早就“主张中国人的‘头脑’要西化”。(64) 他发表的《西化问题之批判》，表示“大体上很同情于全盘西化论，并且非常佩服陈序经先生的勇气”，声明不愿将自己划入调和派，而主张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65) 这篇文章的观点被《国闻周报》编辑提炼为“主张从根西化，以打消一般‘被人同化’的疑虑”，而得到编辑的极度同意。(66) 张反对东西文化调和的理由与陈序经一派相似，认为“东西文化并不是量上的不同，而是在质上有分别”。(67) 他给予陈序经极高的评价，呼吁“不要忘了他这次坚决主张全盘西化的功绩。若不是他取这样极端的态度，在广州在北方都不会引起这样热闹的争论，也不会把由读经出发、而文化统制、而文化建设的运动，被大家一盆凉水泼上去，浇得再也抬不起头来；也不会确定了我们这样彻底西化、永不再犹豫的态度！”(68)
沈昌晔在《国闻周报》上也对本位文化建设论提出许多批评。他认为文化的创造，必须以中国具有支持这种创造的“新精神”为前提。“现存的中国精神不足以适应世界文化的趋向，更不足以创造新的文化，而反足以阻碍时代的进展，所以必须淘汰现存的中国精神。”“中国新精神的培养，应借助于西洋文化之力，也唯西洋文化能淘汰中国要不得的旧精神。”他不同意所谓“综合中西文化之长”的办法，主张“要采纳西洋文化，应从整个着手。”他既赞同陈序经的文化整体论，也赞成胡适的“惰性论”，鼓吹“现在文化界的领袖们，应放大了胆来做采纳整个西洋文化以培养中国的新精神的运动。不应怕全盘西化有成为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险而不敢，却应以大的魄力驾驭整个的西洋文化，使中国采纳后的消化有良好的经过。这是创造中国新的文化的出路！”(69)
严既澄使用的口号是“尽量现代化”，实际内容就是全盘西化。严氏系广东四会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1924年任私立民国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1925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教授。(70) 他本人与胡适、陈序经一派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而与李石岑等人过从较密，本来主张东西文化“非调和不可”。(71) 但在1935年文化论战中，站在全盘西化派一边，在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发表后，他撰文指出：“我们这个老大民族在这个时期所能有的唯一的出路，岂不就是尽量去学人家的样子么？就是所谓全盘西化。不过，‘西化’这个名词颇不适当……我以为最好把它改为‘现代化’。‘全盘’两字也容易引起误会，以致许多人会找一两件根本无从化起的特质来质问我们，最好也改为‘尽量’二字。”在文章的结语中，作者明确表示，中国应当“尽可能地学取在今世的一切强国中已著成效的东西——一切学问知识、文物制度、方法组织都包含在内。换言之，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72)
王青云对全盘西化论非常同情。他在济南各报分别发表了《读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以后》、《读陶希圣先生〈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欢迎陶希圣先生并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等文章，认为“陈序经先生，他虽主张全盘西化论，但你能说他否认现在的中国吗？相反的，他却是正在努力地认识现在的中国的一个人”。他也赞成胡适关于本位的解释，认为胡适将本位解释为“就是这许多许多的人民”，“较之一切空洞玄妙的文化本位的解释，是结实得多了。”他担心陈序经的“全盘”二字会引起误会，极力赞成张佛泉的“从根上西化”。(73) 王青云将这三篇文章的剪报装订成册，合题为《文化建设评论》，寄送胡适。(74) 王时任山东省政府秘书，与胡适无任何交谊，据王氏向胡适的陈说，他对“先生的见解表示倾倒”而认为十教授的本位文化主张“完全是投机趋时，为统治者作工具的主张”。胡适虽然通过济南《光华日报》社给王转去一信，对王文有所褒奖，但王氏寄发《再论文化建设》一文，希望在《独立评论》发表，胡适却未给予机会。(75)
《独立评论》163号发表了区少斡和郑昕的文章，也比较近于全盘西化论。 区少斡与胡适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他毕业于中国公学，在胡适回中公做校长时已经毕业，但声称“早年思想的启蒙却而受了梁（启超）胡（适）两先生所启发的”，(76) 他对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十分关注，多次投稿。他声言：“我们这时正不妨开明主张接纳这个代表世界文化的西洋文化！只要国家不亡，固有文化是亡不了的。”(77) 郑昕是北京大学讲师，从德国留学回国不久，主攻康德哲学。(78) 他将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称为“开明运动”，他对当年“开明运动”的主将胡适提出了“鼓励”和“责备”（胡适本人的感受(79)），希望胡适“肯全盘的领悟西方文化，也大胆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不要只看重西方文化的‘用’，而进一步把握西方物质文明所自出的‘体’——文化本身。”(80) 胡适将这两文发表于《独立评论》，并在编辑后记中加以评论，重视程度显然胜于一般投稿者。不过，胡适虽表白自己站在全盘西化一“派”的立场，却无意整合一“派”或充任领袖，没有尝试利用自己的声望将持相同论点者组合为一具有有机联系的论派。在区少斡和郑昕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前，胡适本人已经从文化论战中悄然淡出。
（四）1935年论战初期陈序经一派的不认同
然而，论战初期，陈序经一派对于其他被指称为“全盘西化论”或“全盘西化派”的人物与言论，通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正如张佛泉所说：“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却是非常之认真。凡他认为稍与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马马虎虎收为同志。”(81) 站在本位文化立场编辑《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的马芳若，也看到了“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两派还未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而主张西化的同派里，已有了矛盾冲突。(82) 陈序经一“派”的不认同，正是基于严格的全盘西化的标准，任何迁就传统的思想都被排除在外。这正是陈序经一派在立论阶段的重要策略，通过严格划线，来使自己的论点清晰。
陈序经在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 对近代以来多位思想家有过评述。洋务一派官员不论。对于陈独秀，陈序经认为他“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否认的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胡适因《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比陈独秀更进一步，但他“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因此，从近代史上虽可看到趋于全盘西化的态度取向，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还是不易找得”。(83) 卢观伟在评论新文化运动人物时，也认为“主张塞恩斯德模克拉西式的欧化的先生们，我们犹觉他们的理论的不彻底和畸形，仍然是中国式的欧化”。(84)
按照吴景超的观点，全盘西化“派”又分为文化社会学一派和经济史观一派，但在陈序经一派看来，经济史观倒真是除了本位文化派以外付出精力最多的主要论敌。陈序经指出，在广州文化论战中，对全盘西化攻击最力的正是经济史观一派。而“经济史观的拥护者，大都是折衷派”。(85) 卢观伟在分“派”的时候，将两者分别列出，界限分明：“我们分析今日中国智识界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大约可以分为四种倾向或派别：（一）复古派；（二）折衷调和派；（三）辩证的唯物论倾向的社会主义派；（四）全盘西化派……辩证唯物的社会主义，虽然是西化的一种产物，但这派倾向的人，偏会走入折衷论的路途，而反对全盘西化论。”(86)
对其他比较同情或接近全盘西化论的人士，陈序经等人在论战初期也没有纳入自己一方。陈序经认为张东荪“本来是一位主张西化颇力的人，虽则没有主张过全盘西化”，但后来“不但反对我们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而且怀疑了他自己已往的西化主张。”(87) 张佛泉和胡适相类，一方面同情全盘西化论而反对文化折衷论，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的惰性自然会导致折衷的结果，所以，“骨子里仍是折衷论调”。陈序经反对张佛泉“不同的文化单位有好多可以同时并存”的观点，并因此而认定张佛泉“是趋于一般普通的折衷派的二元论调”。(88) 对于胡适，1935年3月，陈序经在《独立评论》上仍说“胡先生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89) “胡先生是主张西化很力的人……但是照我个人的观察，在胡先生未在独立评论142号发表他的编辑后记以前，他的整个思想，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90)
陈序经对胡适的不认同，除“派”的生成的因素外，理论之异亦是根本性的原因。陈序经的理论是文化整体论，认为文化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不可分的整体；而胡适只是在宏观上评判文化的进步与落后。陈序经认为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单纯的线性过程，如果两种文化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那必然是不适应时代及环境要求的文化“逐渐的成为陈迹”，而适应时代及环境的要求的文化“逐渐伸张”，“我们全盘采纳西方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活动”。(91) 胡适虽也提倡“向西走”，但他更强调时代、环境和人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92) 因而更注重文化发展的操作的一面。其他方面，胡适认为，文化的发展需要理智的作用，“在文化改革的大事业上，理智是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要的动力。”(93) 而陈序经认为全盘西化的主张就已经是理智的选择。胡适虽也放言全盘西化，不过“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94) 陈序经坚持认为彻底的全盘西化是可能的，“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95)
1935年6月23日胡适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试图对围绕全盘西化的论战作一个语气上加以让步、原则上予以坚持的收场，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陈序经认为胡适的态度不够彻底，又向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投了《全盘西化的辩护》一文，说“所谓‘充分’或‘尽量’这些名词，不但很为含混，而且很容易被了一般主张折衷，或趋于复古者，当作他们的护生符”。“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易理解。”(96) 在收到陈序经这篇文稿的当天晚上，胡适会见了陈序经，两人畅谈了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胡适表示“似乎意见不很相远”。(97) 但两种全盘西化主张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始终不能一致，陈在后来的论著中对胡的批评一如既往。
从“全盘西化派”的这种“认同”与“不认同”中可以看到，如果以“外在的派”作为观察对象，那么在这种“派”的内部，则可以找出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路径，它们有时可以互相响应，使思潮具有一定的声势；但实质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异，使思潮分显出复杂的特点。
全盘西化“派”的泛化与解体
陈序经严守“全盘西化”的尺度，借与包括胡适在内的论敌来进行论战，以清晰地阐述全盘西化的观点，扩大全盘西化论的影响。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就全盘西化论的社会影响而言，“外在的派”远远胜过“自在的派”。不是陈序经“自在的派”，而是胡适这一“外在的派”对全盘西化思潮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一点陈序经也不可能不觉察到。事实上，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特别是陈序经一“派”，所受到的批判异常严重。如果说在论战中对全盘西化论还有一些有利因素的话，那也主要建立在知识界学理上的整体西化背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恶感、对胡适的“策略论”的同情，而陈序经“自在的派”的自我封闭，恰好使得其势力较弱的实情更加恶化。陈序经一派对此情境不能不有所因应。
（一）论战影响下“派”的认同的变化及其实质意义
随着论战的进行，陈序经一“派”对于各方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从严格的不认同一变而为广泛的认同，即对论战中的各种主张采取“泛全盘西化”的策略，将论辩往有利于己方观点引导。这种做法，应当受到了本位文化论者的启发。
十教授对胡适和陈序经的言论的回应，基本上取守势，他们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但更主要的是从正面阐述本位文化的要义。而一位对《一十宣言》“表示绝对赞同的意见”、(98) 并在马芳若编辑《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时与何炳松等共同参与其事的本位文化论者李绍哲，(99) 在文化讨论中异常活跃，以《晨报》为阵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全盘西化派采取主动的“攻势”。其对全盘西化论的理论上的批评，仍不出于“文化是否可分”和“西方文化是否统一整体”两大范畴，但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却有一种将对方立论向有利于己方观点引申的倾向。针对胡适提到的“文化的惰性自然会将我们从极端的西化拖回到折衷的本位”，李绍哲推论出“所谓全盘西化还不过是中国本位的手段而已。其极端拼命的目的，还是归到折衷调和上来”。(100) 在其后的文章中，李绍哲对此说明得更加清楚，指出：“其实胡、陈二氏主张全盘西化的动机固是在反‘中国本位’，但其自身理论的矛盾已否定其动机，一方面暴露出他们反‘中国本位’理论的薄弱和错误，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结论的归宿还是逃不出‘中国本位’的范畴。”由此推论出：“（陈序经）显然是从西化的路线回到‘中国本位’了。”而“胡氏的主张全盘西化，指明的说其目的还是在‘折衷调和’，换言之，全盘西化不过是达到‘中国本位’的手段而已。”(101) 李的做法影响到了陈序经一派的论战方法。
1935年3月，陈序经在《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 仍强调十教授的观点是“中体西用”。(102) 当十教授的《我们的总答复》发表后，陈序经按照李绍哲的逻辑，将十教授的主张向有利于全盘西化论的方向引申。陈序经指出，《我们的总答复》里的态度，较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已经变得很厉害”，十教授对于全盘西化论，“表面上虽加以批评，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的趋在这条路上。”按照十教授的逻辑，“中国本位文化”既然大到“既能容纳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西化，也能容纳西化。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异等于所谓西化或全盘西化，是指着中国而言；而其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何人，都会明白我们所谓西化或全盘西化，是指着中国而言啊！”因此不如将“中国本位”纳入到“全盘西化”的范畴中。比如，十教授将“此时此地的需要”具体解释为“充实人民的生活”，而十教授也认识到“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乏，物质方面不消说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尝丰富？”既然如此，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需要西化，“岂不是成为全盘西化吗？”再如，十教授不但反对任何复古，而且反对各种折衷，同时赞同“体”与“用”不能分开，物质和精神不能分开，“这样看起来，试问除了全盘西化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103)
不仅对本位文化如此，对其他折衷派和西化论者，也是如此。对于吴景超，陈序经指出他在论战中态度已经变化得很厉害，实际上已承认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厘毫之间罢”。这样一来，吴就至少应当同情于“根本西化”。在胡适公开表态“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以后，陈序经也迅速表示接受胡适：“胡先生既已一再说明他是‘完全赞成全盘西化’，与屡屡指出‘折衷论的不可能’，那么在态度上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假使胡先生也以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那么我之与胡先生，大概没有什么差异的点了。”沈昌晔也被陈序经看作“也是赞成全盘西化论的”，“沈先生的论文里，虽也有多少地方可以商榷，然大体上，我是表同情的。”他提议反对全盘西化论的人士要特别注意沈的《论文化的创造》一文。据此引申，陈序经得出的结论是：“我以为西化这个问题，经过这一次的讨论之后，已有相当的共同信仰。这就是：我们应该全盘西化。”(104)
卢观伟撰文呼应陈序经的看法，认为可以以全盘西化作为共同的信仰，来包纳折衷论。他说：“我们可以从各论者的态度中，找得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折衷论立场之难于维持；至少可以见得到折衷论由需要承认一半的西化的立场起码，妥协又妥协，而愈做愈趋向于全盘的路途；这还能叫做货真价实的折衷论吗？我们可以严格地说，只有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体上西化程度不多过一半，五对五趋势的二元论，才是真正的折衷；超过一半以上，则已入了‘西化本位’的折衷了！何况还有非趋于全盘，不能自完其说的趋势？”在同一篇文章中，卢观伟将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沈昌晔《论文化的创造》中的相关思想，列为一类，加以分析，择取其中对调和折衷主张不利的方面，得出结论：“国中开明的人士，多已趋于信仰只有全盘西化，才算得可靠的理想，才能够真正地谋今日中国诸大小问题的出路。”(105)
1935年底，陈序经作了《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在这篇被认为是“拥着全盘西化大旗的一员骁将”所做的“权威之作”中，(106) 陈氏继续以“泛化”的方式，为全盘西化论树立文化论战胜利者的形象。除了重申基本论证外，陈序经将一些论者进一步拉入到全盘西化的阵营，指出吴景超已经是“有意的和积极的，近于全盘西化论了”，张季同“可以说是从‘中国本位’的文化，而变为卢观伟先生所谓‘西化本位’了”，而严既澄，“赞成全盘西化的一般言论之能有如严先生这样急进，很不多见。”文学社及百余名流签署的《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明明白白的承认全盘西化的可能，而表同情于全盘西化的主张了”。张佛泉当然是从主张“根本西化”，进而“表同情于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继续强调胡适与全盘西化的接近：“平情而论，胡先生现在虽退出全盘西化论的战线，然他在西化问题的态度上，始终是很近于全盘西化论的。”他从全盘西化派的立场对论战进行了一次总结，对论战的结果给予一个十分乐观的评判，“结果是：近于或赞成全盘西化论者，不但‘占了优势’，而且日趋日多。”(107)
陈序经一派对上述诸公的接纳，在他们编辑《全盘西化言论集》第三集时也可以看出。本来《全盘西化言论集》编辑的初衷，据编辑者吕学海言：“俾读者可以明了我们主张全盘西化各方面的理论的系统，和易于比正。”(108) 1934年编辑《言论集》和1935年编辑《续集》时，所选文章完全是陈序经和岭南大学师生这明确的一“派”的，作者局限在陈序经、卢观伟、冯恩荣、吕学海四人。而在1936年编辑《三集》时，便将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和《西化问题的尾声》、沈昌晔《论文化的创造》、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和《答陈序经先生》、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区少斡《我们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郑昕《开明运动与文化》等文章纷纷收录，作为陈序经“泛化”全盘西化“派”的一个注释。编辑者麦发颖说：“我们留心读过这些文字及其论证的，想都能看出反对论者的态度，日有改变，近于或赞成‘全盘西化’的论者，日趋日多；虽然起首叫做拥护‘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后来理论上也大大的改变起来了。”(109)
问题在于，这种“泛化”是陈序经一派为着论战的需要，为着阐述自己一方观点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难以得到各方的承认，也并不能由“泛化”而整合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全盘西化派”。陈序经一“派”对全盘西化派的泛化，并未显示“全盘西化派”的强盛。
（二）全盘西化“派”的解体和“论”的式微
1935年文化论战的高潮过去之后，作为“外在的派”的全盘西化论，由于胡适的退出而声势大减；作为“自在的派”的陈序经及岭南大学一派，也逐步消散。究其原因，一是局势发生了变化。1937年以后抗战发生，虽然在思想界选择西化、全盘西化、文化折衷等等观点在整个文化氛围中的格局基本未变，但理论层次上的文化论战，毕竟离抗战的现实主题稍远。中西文化问题虽有延续，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国共两党都从政治的角度来夺取思想文化阵地，全盘西化论可以伸张的余地更为有限。二是全盘西化“派”的人员相继离散，全盘西化派的力量此时也受到严重影响。胡适不仅没有再参与论战，而且在抗战中赴美出任大使；曾给予过陈序经极大鼓励的好友、同事卢观伟在抗战后便离开岭南大学，在香港讲学；(110) 陈受颐抗战时期一直在美国任教；(111) 曾积极响应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岭南大学学生，除吕学海仍跟随陈序经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担任行政、研究工作，其余各人也各奔前程。从总的趋向来看，全盘西化思潮此时已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式微的态势。
由于上述原因，到抗战时期，在思想界仍然坚持全盘西化论并继续发表言论的，唯陈序经一人。陈序经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继续选择对象展开论战，试图从论战中扩大影响。陈序经选择了当时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三位哲学家——张申府、冯友兰、贺麟来展开文化论战。这样一场文化论战在整体水平上没有太大的进展。二是对全盘西化论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以期从理论基础方面挽回颓势。在此期间陈完成了200万言的《文化论丛》手稿，其中四册《文化学概观》是关于文化学理论的基本著作，但出版时间晚至194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开设“文化学”课程外，(112) 全盘西化论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已经十分有限。
结语
全盘西化思潮在历史上既存在“外在的派”，也存在“自在的派”。从1920年代末到1933、1934年之间，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岭南大学师生群体在学理和主张上互相影响、互相呼应，共同参加了1934年广州的文化论战，形成了主张全盘西化的“自在的派”，其特征表现得十分充分。1935年文化论战在全国范围展开后，所被指称的“全盘西化派”实际上是将胡适和陈序经并提的“外在的派”，他们本身缺乏学理上的一致性，在人员关系上也没有密切关联。胡适对这种“派”的认同和陈序经的不认同，恰好构成了在观察这一“派”时需要注意的分歧点，这种分歧反映了“外在的派”在实际中不能一致和协调的特征。正因为如此，1935年文化论战中，两种“全盘西化”之间的论争反成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文化论战的特征和走向。虽然由于论战的需要，陈序经一“派”一度改变态度，采取“泛化”的策略，人为地将“派”的范围扩大，但这并不能有效地改变论战中全盘西化论所处的实际地位。而胡适退出论战，使“外在的派”声势大减；时局的变化和人员的离散，也使“自在的派”趋于瓦解，全盘西化论的式微不可避免。
在全盘西化思潮的研究史上，存在两类体验的缺乏。一是“派”外之人对“派”的生成的体验的缺乏，导致论战对方不能深入认识观念背后的学理不同和主张的内在差异；一是后来者对文化论战历史过程的体验的缺乏，更加剧对全盘西化“论”和“派”的认识的简单化，相关评论越发难以落到实处。“自在的派”与“外在的派”的区分，在认知上的意义，在于克服以后来的概念化认识来切割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和各人的不同主张，避免因笼统分类而产生观点转移或标准变动，使对“派”的认识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以不失其本来的复杂性。缘此路径，或有助于深化对于学人之间的关系，及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全盘西化思潮在近代中国观念变迁中的正当性问题，当有更加深入的体认。
注释：
① 关于全盘西化思潮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成果。其背景、内涵以及参与各次文化论战的情形，对于认识该思潮均十分重要，除本文将要提到的各论著有所论及外，另可参阅拙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本文仅就该思潮在文化论战中“派”的表现形式方面展开讨论。
②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第100—102页。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第310—311页。
④ 余英时：《我对中国问题之反省》（上、下），《人生》第8卷第4期，1954年7月，第2—5页；同卷第5期，1954年8月，第10—11页。
⑤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73年，第124页。
⑥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第235、374—412页。
⑦ 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2页。
⑧ 陈崧：《30年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65—77页；龚书铎：《“全盘西化论”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1—6页。
⑨ 如郑大华：《论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84—95页；李坚、李晓飞：《重评胡适的“西化”与“全盘西化”》，《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39—42页；王中江：《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中之胡适》，载刘青峰编：《胡适与中国文化的转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9—112页。
⑩ 根据这一特点，为论述的方便，本文中将以此分类得出的“派”， 名之为“外在的派”，反之，从发生的角度，根据其实际生成而得出的“派”，名之为“自在的派”。
(11) Virgil Kit-yiu Ho,“The Limits of Hatred:Popular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st in Republican Canton,”East Asian History 2,1991,p.86.
(12) 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1928—1937）》，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第265、279页。
(13) 相关研究，见James H.Cole,“‘Total Westernization’in Kuomintang China:the Case of Ch'en Hsu-ching,”Monumenta Serica,vol.XXXIV,1979—1980,pp.77—143; Hon Tze-ki,The Total Westernization Theory of Ch'en Hsu-Ching in the 1930's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3;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前言”；赵立彬：《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27—133页；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 陈序经：《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1936年1月13日。
(15) 冯恩荣：《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意义》，岭南大学青年会编：《南风》第9卷第1期，1933年12月，该篇第1页。
(16) 《关恩佐卢观伟老同学不幸先后捐馆》，《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84期，1948年10月20日，第2版。
(17) 《介绍卢观伟教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学术演讲会通告》（宣传单张），时间不详。
(18) 卢观伟：《学术论文集·序》，岭南大学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广州：思思学社，1929年，第5—6页。
(19) 陈受颐：《十八世纪法兰西之中国观》，《学术论文集》，第159、160页。
(20) 陈序经：《悼卢观伟先生》，《岭大校报周刊》第86期，1948年11月10日。
(21)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1937年，序，第4页。
(22) 《陈序经致陈受颐函》（代序），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23) 该刊系主要面向岭南大学学生的校内刊物，标榜为“大学生全体的舆论的机关，文艺的花园”。参见何格恩：《编辑后记》，岭南大学学生会编：《南大思潮》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
(24) 冯恩荣：《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意义》，《南风》第9卷第1期，该篇第1—2页。
(25) 陈受颐本人关于全盘西化的论说性文字比较少见，从一些学术文章中可以看到与陈序经等人观点上的相通之处，离开岭南大学后主要在北京大学和国外从事历史学研究，与陈序经等人联系不再密切，但直至晚年，从其致James H.Cole的信函中，仍可看到对陈序经的思想有较高的评价。陈受颐致James H.Cole,1965年11月17、30日，James H.Cole,“Total Westernization'in Kuomintang China:the Case of Ch'en Hsu-ching,”Monumenta Serica,vol.XXXIV,1979—1980,pp.85,86,88,92.
(26) 《冯恩荣博士代理附中校主任》，《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101期，1949年9月10日，第3版。
(27) 冯恩荣：《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意义》，《南风》第9卷第1期。此文后收入《全盘西化言论集》，改名《全盘西化的意义》，文字略有修改。
(28) 梁锡辉：《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南风》第9卷第1期。
(29) 梁锡辉：《写了〈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以后》，岭南大学青年会：《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1934年1月12日，第1—8页。
(30) 吕学海：《〈彻底西化〉释义》，《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第12—15页。
(31) 冯恩荣：《论基督教文化》，《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第15—19页。
(32) 何格恩：《我对于研究“全盘或彻底接受西洋文化”问题的态度》，《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第8—11页。
(33) 谢扶雅：《为中国文化问题进一解》，《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22日，“现代青年”。
(34) 张磬：《中国文化的死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25日，“现代青年”。
(35) 张磬：《为中国文化问题再进一解》，《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29日，“现代青年”。
(36) 陈安仁：《中国文化的生路与死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30日，“现代青年”。
(37) 王峰：《评陈序经先生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30、31日，“现代青年”。
(38) 林潮：《评陈序经博士论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31日，“现代青年”。
(39) 王衍孔：《东西文化之分析》，《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2月15日，“现代青年”。
(40) 何汝津：《文化问题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2月19日，“现代青年”。
(41) 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磬先生》，《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29日，“现代青年”。
(42) 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再答张磬先生》（作者附志），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广州：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第55页。
(43)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6日，“现代青年”。
(44) 吕学海：《评中西文化讨论的折衷派》，《全盘西化言论集》，第71、78页。
(45) 冯恩荣：《对于一般怀疑“全盘和彻底的西化”的批评》，《全盘西化言论集》，第67—68页。
(46) 吕学海：《评中西文化讨论的折衷派》，《全盘西化言论集》，第78—79页。
(47) 卢观伟：《我们要一个新文化哲学》，《全务西化言论集》，第137—139页。
(48) 陈来盟：《中西文化的比较》，《南风》第10卷第1期，1934年6月10日。
(49) 冯恩荣：《从东西文化说到南北文化》，《南风》第10卷第2期，1934年12月25日。
(50) 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全盘西化言论集》，第87页。
(51) 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1月24日，第2—3页。
(52) 新：《全盘西化论的错误》，《晨报》1935年4月3、4日，“评论”。根据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目录，知其即为王新命，详见该书，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
(53) 王懋和：《中国到哪里去》，《晨报》1935年4月14日，“晨曦”。
(54) 王南屏：《陈胡二先生“全盘西化”论的检讨》（一），《晨报》1935年6月9日，“晨曦”。
(55) 徐北辰：《主张西化的又一群》，《晨报》1935年6月24日，“晨曦”。
(56)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第2页。
(57)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第24页。
(58)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星期论文”。
(59) Hu Shih,“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 Christian Yearbook,1929,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0,p.115.
(60) Quentin Pan,“Book Review: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The China Critic,February 27,1930.
(61)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星期论文”。
(62) 如“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胡适1930年1月向某一美国妇女协会演讲），胡适日记，1930年1月23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Conflict of Cultures”（胡适1931年秋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第四届年会”上的演讲），Chih-ping Chou（周质平）编：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tings,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43页。
(63) 张东荪：《西方文明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1926年12月25日，第92—94页。
(64) 张佛泉：《中国教育基本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65)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1935年4月1日。
(66) 《编辑后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期。
(67) 张佛泉：《关于整个教育目标问题》，《国闻周报》第12卷第9期，1935年3月11日。
(68)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国闻周报》第12卷第30期，1935年8月5日。
(69) 沈昌晔：《论文化的创造——致张季同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4期，1935年4月15日。
(70) 桥川时雄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日文），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第801页。
(71) 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1日，该篇第10页。
(72) 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大公报》1935年5月22—23日。
(73) 王青云：《读陶希圣先生的〈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 《华北新闻》（济南）1935年4月7日；《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济南通俗日报》1935年4月11日。分别见《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51、53—56页。
(74) 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乙类，371。
(75) 王青云致胡适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626页。
(76) 区少斡：《梁启超与胡适之》，《四近楼谈屑》，香港：合众出版社，1988年，第110—111页。
(77) 少幹：《我们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18—20页。
(78) 齐良骥：《重印前言》，郑昕：《康德学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页。
(79) 《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63号，第21页。
(80) 郑昕：《开明运动与文化》，《独立评论》第163号，第9—12页。
(81) 张佛泉：《西化问题的尾声》，《国闻周报》第12卷第30期。
(82) 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前言”，第1页。
(83)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88、93、94页。
(84) 卢观伟：《学术论文集》，“序”，第5页。
(85)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第2页。
(86) 卢观伟：《趋于“全盘西化”的共同信仰》，冯恩荣编：《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广州：岭南大学青年会，1935年，第167—168页。
(87) 陈序经：《评张东荪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全盘西化言论续集》，第105页。
(88)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独立评论》第147号，1935年4月21日，第4—9页。
(89)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第2页。
(90) 陈序经：《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
(91)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1937年，第178页。
(92)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第82—83页。
(93) 胡适：《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1日，第16页。
(94)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第24页。
(95)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第160号，第25页。
(96)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第160号，第25页。
(97) 胡适：《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第25页。
(98) 李绍哲：《全盘西化论检讨》（上），《晨报》1935年4月5日，“晨曦”。
(99) 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编者序言”，第2页。
(100) 李绍哲：《全盘西化论检讨》（下），《晨报》1935年4月6日，“晨曦”。
(101) 李绍哲：《全盘西化论再检讨》，《晨报》1935年4月26日，“晨曦”。
(102) 陈序经：《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全盘西化言论续集》，第100页。
(103) 陈序经：《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大公报》1935年5月20日。
(104) 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8—13页。
(105) 卢观伟：《趋于“全盘西化”的共同信仰》，《全盘西化言论续集》，第167—168、182页。
(106) 《编辑后记》，《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
(107) 陈序经：《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
(108) 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引言”，第1页。
(109) 麦发颖编：《全盘西化言论三集》，广州：岭南大学青年会，1936年，“编者引言”，第1页。
(110) 《关恩佐卢观伟老同学不幸先后捐馆》，《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84期，第2版。
(111) 《同学陈受颐博士由美休假回国访探》，《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75期，1948年3月30日，第2版。
(112)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4、181、209、251、321、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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