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的终结（文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摘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铭 陈向澜译
冷战只是社会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这两种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极端变体之间的冲突，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把高速增长和更好地分配物质福利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对社会主义来说，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国家计划；对新古典主义来讲，则是市场。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福山（F.Fukuyama）和经济史学者海尔布罗纳（R.Heilbroner）分别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历史并没有真正终结！新古典主义的这个玫瑰梦已随着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而幻灭了。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全球化和环境的限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进步主义的终结，是单一的理想目标、单一人类认识之路的信念的终结。
前苏联和美国都属于经验主义国家，他们向世界提供了可导致进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所进行的全面、激烈的军事对抗，使所有国家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降为相对次要的问题，并将所有主要的世界政治问题都转化为意识形态冲突。但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夏季号上正确地指出：“君主、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就象林德（W.Lind）所讲的是‘西方的内战’”。冷战只不过是西方的另一场内战，或者更准确一点，是西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战。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摆脱了西方不同进步主义派别的内战，能直面更为根本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各种文明和平共处的问题。
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竞争、交流与共存的时代，将是一个正视承认自然权利要求的时代。然而，各种文明如果不实践宽容和节制的原则，冲突完全是有可能的。因此，人类只有在尊重宽容而不是激进，平衡而不是进步的信念，才有可能和自然共存。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过去200年，特别是近50年主导意识形态的进步主义不得不终结， 事实上也正在终结。在前现代，在进步主义还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时，有着很大差异的文明的共存是常态，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相对也是有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退回到前现代。应该可以保留和充分利用具普遍意义的现代技术、制度和组织。但后现代文明可以，也应该在分享这些中性的技术和体制的同时，保留文化和传统的差异。
资本主义的危机
90年代初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生产力爆炸性增长，使西方现代文明成功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极大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它也严重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
进步主义，尤其是新古典资本主义以其物质和政治的成功而俨然成为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然而，欧、美、日这些主要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却经历了意味深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不稳定。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的，一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复苏不可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各种形式的政治腐败与丑闻使记者菲利浦斯（K.Phillips）提议，对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作一次根本性的会诊。法国驻西欧联盟大使奎汉诺（JM.Guebenno）也宣称， 民族国家在当前全球化跨国网络时代中软弱无能，以致于需要有某种帝国式安排来取代陈腐的民主。而且，前苏联发生的种种事件粉碎了1989年的极端乐观主义，俄国力图快速建立民主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已告完全失败。
通向民主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必然唯一的，它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正巧具有的特定经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可以是温和的，比如采取渐进的方式。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和新古典资本主义倒底是否是有待建立的唯一的或终结的目标？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设立的目标？中国已把目光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俄国而言，它在未造成重大经济政治动荡的情况下，非常成功地引进了许多市场经济要素。虽然对当前中国经验的成功作最后断言尚为时过早，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关于目标和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选择。越南、印度、缅甸和中亚国家紧随中国的觉醒，正在探索这种适合它们自己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目标和道路。
新古典主义的范式
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因为它在现代历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文明不是转瞬即逝，就是汇入了现代西方主流文明之中。冷战的出现和日本、西方等发达国家相对平稳的经济表现似乎将非进步主义思想淘汰出局。取代非进步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古典理论，它以数学和统计上的深入细致超越了古典模式。表面上，这种面目的换新看上去符合科学，接近自然科学方法论。美国的经济学及有关的社会科学在建构这种新古典范式方面发挥了主导性理论作用。美国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也有助于这种理性的领导。而美国作为相对年轻的移民国家这一特点，又使它能多少自由地试验抽象的和简单化的进步主义原则。
新古典范式在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的对手，有着某种明显的吸引力，很多人认为它解决了古典资本主义的问题。通过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以及把工人变为消费者，它创造出了大众消费市场。社会经济系统中心涌现出的消费者构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整体提供了必需的稳定。新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经济决策，强调消费者的权利是对产品种类，数量进行选择的基础。而且正是这些构成民主中坚的消费者本身，投票确保自己的政治权利。
在美国，拥有一套带汽车、花园的郊区住宅，对今天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并非高不可攀之事。这种美国梦在日本、欧洲等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迅速传播。欧洲尽管保留有精英传统的某些东西，但大众消费和群众性民主使之能建设福利国家，满足一般公众的需要。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很快美国化了，在创建大众消费和群众民主和中产阶级社会方面甚至变得比美国更美国化。但日本在此同时却保留了某些传统文化的因素。
缺点
经济繁荣似乎正未有穷期，人类在公平的物质福利方面的进步似也无可非议。致力于资源有效配置或物质福利最优化的经济学，开始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在这种新古典大众消费世界中成为关键概念，经济政策集中注意力于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人们认为，只要工程师和企业不断地拿出技术发明，决策当局恰当地管好宏观经济事务，新古典资本主义政府便能保证永久的进步。
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两大缺点。第一，认为放任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会导致消费者权利的观念所基于种种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劳工和资本不逾越国界。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及其相对自由流动直接和这种假定相对冲突。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卖方化，它鼓励战略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它们的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开始分化，作为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出现消解。
在全球化条件下，即使人们争辩说，消费者的利益仍将保存，但卖方市场竞争仍会无视某种经济集中而出现，而且其后果也难以逆料，新的贫富分化仍针对大众消费社会的稳定形成重大冲击，工人因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将消费者分成两类人：穷人和富人，从而削弱了中产阶级社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年的研究，该组织成员国失业人数增加，50年代和60年代低于1000万人，7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 1990 年达2500万人，1995年将达3500万人；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开始下降；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工资差别扩大，非熟练工的实际工资下降。
第二个难题是，环境的限制约束十分明显，未来人口的爆炸和能源消费的几何级数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对环境的破坏虽说始于1万年前的古代农业文明， 但这种破坏的速度和程度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在20世纪中以几何级数增长。世界人口在20世纪增长了2倍；世界生产从1990年的6000亿美元增长到1990 年的15万亿美元，增长了25倍；矿物燃料增长了11倍，从1900年的7 亿吨增长到1990年的78亿吨。在资源数量消费方面的这种急剧增长，还伴随着技术发明和新材料发明所产生的副作用，如破坏臭氧层的塑料和氟里昂气体。
乐观主义者认为，更多的人类活动和环境破坏之间的关联不会总是如此，有助于环境的技术发明最终会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典型的傲慢的进步主义观点。人类关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已有知识极为有限，自然科学只是试图以有限的观察去了解大系统，它不可能正确地估价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难通过技术发明去解决环境问题。技术进步只能以极有限的方式弥补人类对自然的某些影响，或最多只能暂时推迟破坏的到来。
替代选择
进步主义对人类竞争和技术的信心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神话，因为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认为，这种全新的技术转变会出现。这种信心类似于相信救世主会在某天以技术发明的形式降临地球，出于某种原因扭转过去进步所造成的全部问题。这种技术发明的神话和对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念相辅相成，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无视当前不平等和污染问题的结构性质，似是而非地认为或试图说服自己相信，经济增长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里果真有实现的逻辑前提吗？确切地讲，经济增长、人口爆炸、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一直发展得极快，世界人口贫富两极分化，无度的榨取似已到了极限。现在是到了摒弃神话和盲目信仰，以一种更谦虚和合理的方式面对现实，重新审视环境问题的时候了。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急剧侵蚀将我们拉回到二战前的状况。当时，人们和国家总以文明而不是进步来取得认同。亨廷顿正确地指出，“文明认同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文明意识在今天的再涌现，是与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幻灭直接相关的。
文明确实在兴起，衰落并常常相互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大部分历史时间中交流互动并共存。技术的普遍性经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但我们现在才知道，黑色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这些被公认为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发明，原来却来自于中国宋代。但认为西方文化是单一的，它的技术是普遍的观点，广泛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主张通过“西方技术－东方哲学”实现现代化的日本知识分子所坚持。人们还应看到，现代常备军和组织良好的官僚制在18 世纪的阿巴斯（Abbasid）伊斯兰帝国就已出现。
不是普遍性，而是主导性形成了西方的支配地位。文明的冲突不是同时共存文明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是与西方进步主义接触的结果。过去，不同文明和平地共存过，阿巴斯和后来的伊斯兰帝国对它们周边部分，比如印度的文化和宗教持较宽容的态度，印度教和种姓制度被保留下来以避免和印度的传统相冲突。穆斯林商人从非洲到中国从事全球贸易。阿巴斯和后来的伊斯兰帝国可能是让商人的经商活动占据社会中心地位，广泛使用货币和拥有合资公司组织的第一个文明。亚洲大陆正是以这种长达1000多年的各种文明的交流和共存为其特色的。亚洲文明只是在遇到西方文明之后才出现了统治—臣服关系。
同样，进步主义的支配本质，或人类中心主义必然碰壁。考虑到环境的严格限制，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征服开发自然应该受到尊重。由文明兴起所开启的都市化制造了一个附于自然界之上的人工环境，鼓励某种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重申人类是自然的中心，而马克思则将自然科学永久进步的人类中心论信念发展到了极致。
与此相反，前现代哲学和宗教，尤其是东方的哲学和宗教都尊重自然和环境。日本的神道教没有明确区分自然和人类的界线，佛教的一些派别将树木和森林看做是神圣的地方，许多庙宇建造在森林深处，僧人在那里进行精神修炼。
关于文明之间以及文明与环境之间和平共处的亚洲前现代经验应该记取。考虑到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现代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碰撞应该加以避免。鉴于亚洲1000多年的历史经验，不同的文明如果能实践宽容和节制的话，便能和平地共处。
展望成功
拥有世界最古老和最多样化文明的亚洲，可能会成为21世纪主要的活动舞台。它具有的进行这种竞争和交流的最悠久历史这一点，使它适宜于进行这种试验。全球性的伊斯兰、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网络是一个类似于包容众多文明的全球资本主义交换体系，它使18世纪前的不同文明共存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包容差异性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展望成功也不是丝毫没有根据。
然而，象西方和伊斯兰那样的文明应该实行宽容，西方文明尤其应该放弃宗派主义的进步主义，以利对环境的尊重和对其他文明的宽容。由于信息和通讯方面的革命性技术进步的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完全不同，它涉及到信息和技术的同步或即时传递。这种全球化促进变化的加速发展，还会引起文化对技术的重大适应困难。今天的全球化和过去的那种相比，它在文化差异和环境限制方面受到的束缚会更大。
这种束缚会使文明之间，尤其是富有文明和贫困文明之间的相互协调更加困难。在这种新形势下，全球化和文化差异间的相互协调是一种新试验。冷战期间，两种不同的进步主义派别之争压制了各文明间极其重要的交流和协调这个历史进程，直到50年后，历史的这个正常进程才得以重新启动。因此，我们所见证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新开端。
本文反映的只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日本政府和大藏省的看法。
（摘自美国《外交》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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