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框架论文,因素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9）01—0025—07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理论，还是戈尔丁的“选择性进入”理论，再或者是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和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都在探讨俱乐部产品私人供给的有效性，结论是悲观抑或是乐观，姑且还无定论，但这却为研究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提供了可能性逻辑，同时，对这种逻辑，我们也能找到现实解释。张军（1996）和林万龙（2002）认为，农户合作供给的机制有发生效用的前提并普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类似于农村社区道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等“俱乐部”型的农村公共品的提供，农户供给更有用武之地。[1-2]陈宇峰（2007）对福建和辽宁3个村镇的小样本调查不仅表明了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在范围上十分广泛，而且，这种供给模式能持续有效地改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3]那么，对于具有非排他性消费的农村公共产品，农户私人供给的现实原因有哪些呢？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如纯利他主义（Dawes,Thaler,1988）、光热效应（Andreoni,1993）、声誉模型（Kreps,1982）、交流效应（Ostrom,Walker & Gardher,1992）、异质性偏好的有效供给均衡（彭长生，2007）以及社会资本和嵌入性社会网络理论（贺雪峰等，2006；陈宇峰，2007）等。[4-8]这些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特点：（1）从供给者的心里暗示效应和外部对供给者进行选择性激励这两个角度来描绘私人供给的行为，但同时，也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2）研究多为理论、实验或案例分析，缺乏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支持。实际上，在中国，由于农户的弱质性以及农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对这些原因单一的诠释都不能完全阐释农户供给的激励原因，而必须把农村社区的治理特征和国家对农户的支持效应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影响农户供给行为的完整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点却往往被已有的文献所忽视。本文试图运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参与者特质—公共品特性—社会资本网络—社区特征—政府支持效应”的理论分析模型，并利用安徽省47个村672户农户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农户供给的激励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揭示，从而为认识和理解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农户供给行为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框架
——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
源于怀特研究的更为宽泛的“结构经济社会学”，融合了经济学的“零嵌入立场”和社会学的“强嵌入立场”，格兰诺维特明确提出了“弱嵌入性”人性预设和“社会结构嵌入”的概念。他认为，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一方面，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另一方面，经济行动也有自主性。即“个体的行动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固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规定之外，同时他也能够为自己构造角色，在建构个人关系网络时享有行动的自由”（张其仔，2001）。[9]社会网络是嵌入概念的中心，格兰诺维特还指出，社会网络与行动者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之间是不同的，这被称之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问题。
“社会结构嵌入”的概念为理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农户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石。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户的行为并不能孤立产生和发挥效应，社会关系必然会嵌入到农户的供给行为中，其行为必然要受到“自主效应”和“嵌入效应”的双重约束。杨永忠等（2008）对马甲村路灯供给的案例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10]“自主效应”体现了农户供给行为的自主性，它受参与者特质和公共产品特性的影响，“嵌入效应”则表现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供给行为的促进或制约，体现为社区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对农户的影响效应。
（1）农户的供给行为要受到“自主效应”与“嵌入效应”的双重影响。影响“自主效应”的因素包含有人和物两个方面，主要体现为参与者特质和公共产品特性对农户供给行为的约束，社区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则构成了影响“嵌入效应”的主要因素。（2）“自主效应”与“嵌入效应”表明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嵌入程度”不同。“自主效应”表明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供给行为的零嵌入，“嵌入效应”则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供给行为具有嵌入性。（3）社区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效应构成了影响农户供给行为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三者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嵌入程度可能有所差异，这将会造成农户的供给行为对三者产生不同的反应。
三、“自主效应”与“嵌入效应”影响因素分解
由上文分析可知，农户的供给行为是由“自主效应”和“嵌入效应”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和探讨这两类因素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效应，并依据农户供给行为的特点以及课题组对672户农户所做的问卷调查，对这两类效应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1.“自主效应”影响要素分解
（1）参与者特质
在中国，农村经济经营制度是以家庭经营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农户的内涵已超越了参与者自身的内涵而含带了家庭特征。①农户个人特征。农户个人特征可分为农户的文化素质特征、心理素质特征和身体素质特征（张宁，陆文聪，2005）。[11]由于农户心理特征难以有效测量，本文用农户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农户的全部个人特征。②农户家庭特征。当农户兼业经营时，在比较效益和时间分配上对农业公共设施的投入必然会受到影响（孔祥智，1999）。[12]同时，农户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户的供给行为必然会面临着收入约束，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提高不仅会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会影响农户对是否参与以及是参与生产性还是生活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选择。本文选取农户家庭中兼业劳动力比例、农户年纯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来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
（2）公共产品特性
农户是理性的，必然倾向于供给易于排他、能满足其日常需求的公共产品，不同需求满足程度的公共产品将带给农户不同的供给激励。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排他性难以量化，本文选取是否在日常消费半径内来反映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的需求满足程度。此外，由于资金限制，农户供给能力大都较弱，当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耗费较大时，农户潜在供给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样，即使农户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强度和供给意愿，也不能转换成真实的供给行为。本文用农村公共产品是否在日常消费半径内及其成本分摊额度来反映公共产品特性。
2.“嵌入效应”影响因素分解
（1）社区特征
借鉴已有文献并根据实地调研，笔者把社区特征归纳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治理两个方面。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可以反映出当地经济对农户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替代程度，经济发展好的社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的集体投入就高，农户供给程度可能就低。社区治理是在社区内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农村社区调控的动态过程。在社区自治条件下，党国英（2006）认为，社区治理的内容包括有选举和撤换村干部、监督村干部工作，也包括村委会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务状况。[13]本文选取公共支出透明度、公共决策农户参与度、村集体组织动员力度、公共品村集体管护程度四个指标来反映农村社区的治理特征。
（2）社会资本网络
中国农村具备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户供给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资本的约束。在测量集体合作层面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几个方面（赵延东，罗家德，2005）。[14]借鉴桂勇与黄荣贵（2005）归纳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本文选取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周围村民的参与率、社区凝聚力来反映社区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网络。[15]
（3）政府支持效应
孔祥智等（2006）通过描述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农户支付意愿以及对政府补贴的态度，结果表明农户对政府补贴具有依赖性。[16]白南生等（2007）通过Logit模型测量了农户对政府补贴的期望以及不同类型农户成本分摊意愿的差异，研究结论表明了政府的补贴资金对农户的成本分摊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17]本文用政府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的支持效应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安徽省灵璧县、繁昌县、肥东县和宁国市47个村进行的“农村公共产品② 农户参与供给专题调研”，这47个村都响应政府（包括基层政府）号召实施过“村村通”或“社区小型水利”工程。调研以家庭为单位，调研对象首选户主，其次是对家庭有较大影响力的成员，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结合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农村公共产品涉及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以及村庄内道路、生活给水设施。由于2005年安徽省彻底实施了税费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农民不再必须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任务，因此，在针对农户供给行为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其一，2005年以后，是否供给过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其二，2005年以后是否供给过村庄内道路、生活给水设施？问卷涉及农户个人及家庭信息、农户供给的行为以及原因、社区治理以及政府支持情况等方面。
课题组向每个村发放10—20份问卷，共发放问卷710份，回收有效问卷672份。由于47个样本村有不同的地理区位和地貌条件，且各县（市）、村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外部对农户供给的支持程度有所差异，这样，使得本次调查样本具有广泛代表性。在672份有效问卷中，有361户农户有过供给的行为。其中，参与过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等生产类公共品供给的有286户，占42.6％，参与过村庄内道路、生活给水设施等生活类公共品供给的有227户，只占33.8％。可见，在供给行为上，调查区农户的供给比例并不高。
2.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农户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分析参与者特质、公共品特性、社会资本网络、社区特征、政府支持效应与农户供给行为的关系，从而得到影响农户供给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贡献量。模型公式和模型分析中的变量定义分别如式（1）和表（1）所示。
本文涉及的虚拟变量取值基本遵循李克特五点量表设计方法，变量的含义与赋值见表1。
3.模型估计结果
在对原有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适合性检验表明，其KMO值为0.784，Bartlett球性检验结果显著（p＝0.000），这说明，本调研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为了获得良好的因子结构，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对影响农户供给农村公共品的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再对旋转结果进行结构调整和简化，得到如表2所示的反应各因子和各变量相关程度的因子载荷系数。如表2所示，各因子多对应的因子载荷系数向两极分化，笔者对载荷系数较大的自变量进行归类，提出5个公因子，笔者把5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参与者家庭特征因子（E1）”、“公共品特性因子（E2）”、“社区治理特征因子（E3）”、“社会资本网络因子（E4）”和“政府支持效应因子（E5）”，在模型Ⅰ中，这5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1.866％，在模型Ⅱ中，这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3.726％，这表明，在模型Ⅰ和Ⅱ中，这5个公因子能较好地代替原有的15个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SPSS13.5统计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全部纳入法，一次性全部纳入5个公因子，得到如表3所示的结果。
4.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表2的数据显示，参与者家庭特征因子主要由农户家庭兼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农户家庭年收入来决定。其中，在模型Ⅰ中，家庭年纯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是反映农户家庭特征因子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与模型Ⅰ有所区别，在模型Ⅱ中，家庭年纯收入和农户家庭兼业劳动力比例是反映农户家庭特征因子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公共品特性因子主要由公共品是否在日常需求半径内以及公共品的成本分摊份额决定，在模型Ⅰ和Ⅱ的公共品特性因子反映中，公共品是否在消费半径内比公共品的成本分摊份额更为重要。社区治理因子主要由公共支出透明度、农户决策参与度、村集体组织动员力度和公共品村集体管护程度决定，在模型Ⅰ和Ⅱ社区治理因子的反映中，公共支出透明度相对最为重要，农户决策参与度与村集体组织动员力度相对次之，村集体管护程度的重要性相对较弱。社会资本网络因子主要由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周围村民参与率和社区凝聚力决定，在模型Ⅰ和Ⅱ中，周围村民参与率都是反映社会资本网络因子的最重要因素。政府支持效应因子由政府支持程度这一单一因素来决定。
通过表3中的Logistic的回归结果分析，我们可知：
（1）参与者家庭特征因子对农户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在模型Ⅰ和Ⅱ中，农户的家庭特征因子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且参与者家庭特征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大。这表明，参与者家庭特征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上文对家庭特征因子主要构成要素的分析可知，农户是否兼业、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农户家庭年收入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具有显著的影响。
（2）公共品特性因子对农户供给的行为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在模型Ⅰ和Ⅱ中，公共品特性因子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公共品特性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很大。这表明，公共品特性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根据表2因子分析的结果，这表明农户的供给行为具有明显的需求引致特征和成本敏感性。
（3）社区治理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最为重要。无论是模型Ⅰ还是模型Ⅱ，社区治理因子都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社区治理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也最大，这都表明了社区的治理状况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社区治理状况越好，农户越有供给的积极性，农户供给的行为越会发生。
（4）社会资本网络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有些影响。在模型Ⅰ和Ⅱ中，社会资本网络因子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同时，标准化回归系数相对较小，这表明了社会资本网络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从事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体行动的产生，农户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行为越会发生。
（5）总体来看，政府支持效应因子对农户供给行为影响不明显。在模型Ⅰ中，政府支持效应因子具有10％的显著性水平，在模型Ⅱ中，政府支持效应因子的统计检验不显著。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乡村道路和小型水利工程的供给中，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二是，农户供给行为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农户承袭了税改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通过自我供给和自我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涉及到政府支持程度，笔者发现，超过90％以上的农户表示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或进一步的支持，这表明农户具有对政府支持的强烈需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对安徽省4县（市）47个村的调研和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社区治理特征是影响农户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最重要因素，其次分别是参与者家庭特征、公共产品特性和诱发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网络；而政府的支持特征对即有的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但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对政府支持而言，农户呈现出强烈的需求。农村的社区治理特征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透明度、农户决策参与度、村集体组织动员力度和公共品村集体管护程度，其中，公共支出透明度和农户决策参与度是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的最重要因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体现为家庭成员兼业比例、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农户家庭年纯收入，其中，农户年纯收入是最重要因素。公共品特性主要由公共品是否在日常需求半径内及其成本分摊份额决定，其中，公共品是否在需求半径内是影响公共品特性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网络主要体现为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周围村民参与率和社区凝聚力，其中，周围村民参与率是最重要因素。政府支持特征主要由政府支持程度来决定。
为引导农户供给农村公共品，首先，要提高农村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和农户决策的参与度，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管护，强化村集体的组织动员作用，提高农村社区的治理水平。其次，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自我供给和自我服务水平。再次，强化政府财政供给，提供农民急需的农村公共产品，并使政府供给与农户自我供给能够互相调适。最后，打造和谐社区，提高社区凝聚力和周围农户的参与率。
收稿日期：2009-02-18
注释：
① 本文的“供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农户的投劳或投资行为。
② Almirall（2006）的研究表明，当满足团体规模较小、成员异质性较高和产品需求层次仅为基本公共品时，将有利于集体行为的实施。社区道路和社区小型水利工程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是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公共品。因此，本文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这两类公共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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