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历史难题”的探索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难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2)01-0024-06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的确立，是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它形成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社会主义探索发展实践中。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最大的特点，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发展到多种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面貌。从此，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能与资本主义抗衡的政治力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理论上发生了“两大突破”，实践上遇到两大“历史难题”，这些都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渊源紧密相联。
一、“历史难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中有两大焦点，一是两大理论突破，二是两大历史难题。
1.第一大焦点：理论上的两大突破。一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论。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没有拘泥于老祖宗“同时发生”论的结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二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这些都不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相反，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诞生的。二战后，世界范围内诞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这15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入辉煌时期，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实践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正确性。
2.第二大焦点：实践上的两大“历史难题”。一大难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曾仿效俄国，试图采用暴力革命“攻打冬宫”而后夺取政权，但最终都失败了。二战后，这些国家因暴力革命这条道路走不通而放弃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企图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又未能取得成功。21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已成为一大历史难题。
另一大难题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曾对这一历史难题作过高度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1](P34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1](P343)实践证明，列宁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继续比较困难”，归纳起来有三难：一是，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社会主义难以应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经济上的扼杀、遏制和威胁。二是，经济基础薄弱、起点低、底子薄，难以应对贫困落后的挑战。三是，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发展生产缺乏科学技术，社会进步缺乏科学管理，难以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二、破解“历史难题”的四次探索，为科学发展观形成作了理论准备
破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在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实践中进行过多次探索，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进行的探索。这些艰辛探索丰富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1.列宁和斯大林破解“历史难题”的探索。列宁认为，在苏联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既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又没有可遵循的实践经验，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在探索中创造性提出了“一个政策”，“两条思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一个政策”，即新经济政策。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增加农民的收入；工业企业停止推行国有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大力发展商业，允许小生产者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买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列宁找到的一条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政策。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和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是以经济政策形式出现，涉及工、农、商业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
“两个思路”，一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只能“迂回过渡”。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要考虑到个体农民的经济利益，找到农民能够接受的全社会的形式、道路、政策和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要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团结资产阶级专家，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服务。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迅速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突出特点是：(1)突出国家。以国有化为基础，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以农业集体化为手段，最大限度加强国家政权，突出国家利益，民穷国富，以国家为中心维护苏联一国利益，称为“国家社会主义”。(2)高度集权、高度集中。公民权利集中于国家机关，国家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权力集中于领袖集团。(3)高速度发展。以速度为界限划分敌我，以速度为界限划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程度。国内有学者把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概括为“四高”和“四个第一”。即高度集中、高度集权、高度计划性、高速度发展；四个第一，即执政党第一、重工业第一、军火工业第一、俄罗斯民族第一。还有学者把斯大林模式特征概括为，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对外霸权。这一模式在苏联早期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工业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该模式僵化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
2.毛泽东破解“历史难题”的探索。毛泽东是破解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的第三位领导人。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全党要“以苏为戒”，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失误，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错误，偏离了最初的正确愿望，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仍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归纳起来是：
第一，提出了“以苏为戒”，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的思想；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第二次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的思想；第四，提出了中国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其内容是“两个主义”、“两个成双成对”、“一个合法化”，即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国营和私营成双成对，个体经济合法化；第五，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第六，提出了“双百方针”、新型民主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等。这些正确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了理论准备。
总之，前三次探索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社会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总结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都没有彻底破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搞清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带普遍性的失误和教训是：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理想化了共产主义，简单化了社会主义，片面化了资本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或者说：看绝了马克思主义，看近了共产主义，看纯了社会主义，看偏了资本主义，看低了封建主义。这些共性的失误和教训具体展开如下：
(1)看绝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由于种种原因，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一切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脱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时代化、大众化、本国化的客观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使其僵化、绝对化。
(2)看近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从时间空间历史跨度看，需要几百年、上千年的奋斗才能实现。但是我们一度误认为几年、十几年就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背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2](P139-140)可见，看近了共产主义的原因是犯了急性病，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3)看纯了社会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大二公三纯”为特征的社会、白璧无瑕的社会。主要表现是：看纯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和不相适应性；看纯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一大二公性，忽视了它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看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忽视了它发展的艰难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看纯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计划性，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看纯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单一性，忽视了分配要素、分配形式的多样性和并存性。
(4)看偏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片面强调斗争性、敌对性和反动性，忽视了它与社会主义的共处性、合作发展性。在制度上，认为其制度腐朽有余，机制生机不足；在立场上，革命批判有余，学习借鉴不足；在历史地位上，认为其政治反动有余，历史进步不足；在“两个主义”关系上，斗争排斥有余，共处统一不足。
(5)看低了封建主义。主要是没把封建主义看在眼里，忽视了封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其表现：看低了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看低了封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看低了对封建主义腐朽东西的革命批判。为此，破解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肩上。
3.邓小平破解“历史难题”的探索。邓小平是第四位破解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领导人。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的成果、纠正前人失误的基础上，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危难中拯救了社会主义。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把这一“历史难题”分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是一个既区别又联系，不能分割、不能代替，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并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为“首要的基本问题”进行探索。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的探索，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1)探索中的三次新觉醒和冲破三种崇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有三次新觉醒。
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新觉醒。发生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以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为标志。这次认识上的新觉醒，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导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排除一系列错误干扰基础上实现的。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新觉醒。发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以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这次认识上的新觉醒，是在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冲破“姓社姓资”框框束缚基础上实现的。第三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觉醒。发生在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以党的十五大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标志。这个认识上的新觉醒，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十五大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的。
对社会主义三次认识的新觉醒，从理论上看，冲破了三种崇拜：第一次觉醒冲破了“本本”崇拜；第二次觉醒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觉醒冲破了单一公有制崇拜。从实践上看，摒弃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基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
通过这三次思想认识的觉醒和冲破三种崇拜，使全党的思维方法有了“五破五立”变化：一破“两个凡是”的僵化观念，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二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立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破超越阶段的思想，立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原则；四破离开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立“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五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立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
(2)“什么是社会主义”观念上的五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排除了“左”与右的干扰，批判了“西化”的主张，纠正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发生了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上，发生了由“短期过程”到“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转变；二是在立足点上，发生了由“本本出发”到初级阶段国情出发的转变；三是在发展道路上，发生了由“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到“多条道路”、“多种模式”，各具特色的转变；四是在根本任务上，发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转变；五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发生了由“长期对抗”、“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到“学习借鉴”、“战略伙伴”、“和平发展”的转变。
(3)从五个方面回答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一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P312)还指出“社会主义如果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用”。二是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这就叫社会主义”。三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P123)四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五是从社会本质的角度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
邓小平在破解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探索中，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首要问题。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的探索仅仅是个开始，继续破解的历史重任就留给后人继续探索。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背景下产生的。
三、破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过程中的“两次探索”，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在邓小平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上，又有两次代表性的探索实践。一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一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实践。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遗志，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破解“历史难题”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在破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破解“历史难题”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在破解“历史难题”上又有新的理论创新，集中反映在五个方面的新认识。
1.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认识。这一发展观集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是科学发展观破解“历史难题”的切入点、立足点和落脚点。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创新过程。其创新点是：(1)发展理念的新认识。发展是主题、科学是灵魂；科学发展是统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又好又快发展是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途径；统筹兼顾发展是根本方法论。(2)发展价值取向的新认识。发展的基本价值，是彰显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新理念；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3)发展重大关系的新认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统一，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中国和谐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统一。(4)发展方法论的新认识。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论。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关系。(5)发展布局的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布局，党的十七大在“三位一体”布局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建设内容，成为“四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这一发展总体布局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保证、智力支持、和谐环境。
2.社会主义群众观的新认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群众观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归纳起来有：提出了群众观的基石和前提是相信群众；揭示了群众观的精髓与核心是依靠群众；阐明了群众观落脚点和归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总书记继承创新了社会主义的群众观，集中体现为：一是提出了群众观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提出了群众观的基本前提，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三是提出了群众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四是提出了群众观的基本要求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五是提出了群众观的方法论，是“到三个必须去的地方去”，即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矛盾最多的地方去，到发展没有新思路的地方去；六是提出了群众观的检验标准，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3.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新认识。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由此可见，丰厚的物质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不断满足文化需求的精神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道德引导和智力支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美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4.社会主义和谐观的新认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谐观的确立。把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明确了和谐社会内容、范围、目标和任务，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既要注重社会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协调和谐，又要形成各自本身系统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使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人与人的和谐，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政党与群众、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要形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要求人与社会是一个和谐发展的关系，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一致，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和整个社会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相适应，人的素质提高与社会进步相统一，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联系，形成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统一。
5.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观的新认识。执政观包括执政主旨、执政方式、执政使命、执政方略等，集中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确立了我们党执政的大政方针，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江泽民领导全党完全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兴国，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意识等新理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丰富和创新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是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的根本目标，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还提出了，执政的根本方式、领导方式是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同时揭示了执政的核心问题，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新思想。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执好政，关键问题是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这是执政的基础和唯一通道。为此，党的十七大阐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一是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一条主线。二是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方针，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三是明确了党建的五个重点，即坚持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队伍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四是把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新时期党建的战略任务。五是确立了党建新目标，即“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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