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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1-0001-06
我想就当下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谈一些观感。因为我没有占有大量材料，不能用数据资料进行研究，是否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从指标体系出发
党和政府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已经有12年了。三年前，也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入第10个年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观感。[1]即一些学校在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出发点是一套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这些学校对照着这套体系，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希望一步一步地满足这套体系的指标；一旦满足，就大功告成，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我感觉完全按照那个指标体系去做，并没有真正抓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我有点担心，按照这样一个路子走下去，我们能不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现在三年过去了，情况仍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不少大学的书记、校长写了很好的文章，他们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了国家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出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略。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确实也可以从报刊上或是一些教育杂志上看到不少这样的文章，不少大学实际上还是在按照一种指标体系来建设“世界一流”。我们知道，评价高校的指标体系有不少，有国外和国内的，其中也包括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泰晤士报》。丁学良给世界一流大学划了九条标准：教师素质、学生素质、课程丰富、研究经费、师生比、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成就、综合声誉等”[2]，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定量化的指标。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制定了包含九个指标的体系[3]，主要包括学科、师资、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学生（生师比）、国际化（留学生）、总经费、管理和办学特色等。除了后两个指标比较虚以外，其余七项都是比较实、硬的定量化指标。不过，其中有关教学质量的元素相比之下就更少了。此外，还有武汉大学制定的指标体系以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人制定的指标体系。他们还按照这样的指标体系给高校排名，排在头几名就算“一流”，全球排名排到头100名的大概就算是“世界一流”了。有时候排名的指标更简单了，上海交通大学就根据教师和校友中有多少人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收录数，以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数五项指标来给大学排名。至于武书连等人制定的指标体系，且不说网络媒体对它的非议，单就其对学科每年的排名而言，每年据此评出15所中国一流大学，就显得很不严肃了。特别是在这些指标体系中，基本忽略了对育人这个学校最主要使命的描述，这就显得非常片面，很容易产生误导。
当然，我不是说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分析它们成为一流的要素，在可能情况下给予定量化的描述，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学科、师资（包括教师队伍中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生师比、学校经费、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等，这些都是大学达到一流的重要元素，有些可以有量化的硬指标。但是，高校是复杂的，有不同的办学宗旨和定位，这与高校所处的环境和所赋予的社会使命有密切关联，因此，按照一个模子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根据这样一些指标来进行排名就有可能得出远离实际的结果。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样一些指标体系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容易丢弃灵魂，迷失方向，进入误区。我们可以关注这些指标，研究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元素。但它们只能作为一些参考，帮助我们确定一些属于自己的努力方向。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慎重对待“定量指标”。美国《科学》杂志在评论上海交通大学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时，不无讽刺地引述了据说是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办公室里铭牌上所写的：“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and 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不是一切有价值的都能量化，也不是一切能量化的都有价值）。”[4]如果我们僵硬地按照这种“指标体系”亦步亦趋地一条条去落实，就会丧失大学的灵魂，与真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南辕北辙，永远也达不到目标。
二、一流大学首先是大学
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如何抓住这个灵魂呢？为此，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首先当然是大学。可是当下有一种倾向，实际上把一流大学当成“非大学”。这里至少有下面一些表象：
1.不少大学基层细胞是研究所。大家知道，从上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以后，高校的基层组织是教研室（或教研组），教研室负责相关专业（学科）或具体课程的教学与科研。后来受高校管理行政化因素的影响，教研室不仅是学术单位，而且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成为一个行政组织。这当然带来了一些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后来却把它们都改成研究所了。据说是一位大学校长考察了德国大学，看到那边大学的基层组织德语都叫“institut”，译成汉语就是“研究所”。于是我们高校里也只有研究所了，把“教”字丢了，“脱教”了，教育教学这个中心任务被严重削弱。这是文字游戏，我叫它“翻译的妙用”[5]，就是通过翻译来阉割原意，为我所用。其实，“institut”这个词既可以译成“研究所”，也可以译为“教研室”，甚至“协作组”，它原意只表示一些人集合起来共同做某种事的组织，人数可多可少。实际上当年从前苏联引进“教研室”的名称也是中国人自作主张起的。俄文“кафедра”这个词既没有“教”，也没有“研”的意思，不过表示讲台或讲席，只是我们中国人根据人家的功能给予“教研室”这一名称。非要把“institut”翻译成“研究所”，我认为这是把科研看得比教学更高贵的思想在作祟。现在多数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是这样，好像不这样就落伍、不“时髦”了。其结果是教学完全成为教师的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集体讨论和备课了，这对高校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来说损失很大，是大学“脱教”的第一步。
2.个别大学设立了本科生院来主管本科教育，一些大学在积极仿效，这似乎可能成为大学改革的新趋势。我相信这些学校的初衷是想加强本科生教育的，试图通过设置一个专门管理机构，把本科生的课程学习、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服务统一管理起来。但这种考虑忘记了大学的根本。作为教育机构的高等学校，其首要任务就是培养本科生，本科教育是大学用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以追求“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大学都有许多研究生，甚至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数。但是作为大学，其基本任务还在于培育本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都要培养成才。“人才，人才”，先成人（做人），后成才（这是就重要性讲的，实际教育过程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大学本科教育是继小学、中学以后“成人”的三个阶段教育的最后一部分。这种教育是与学生的年龄（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相适应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复杂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家对国民“成人”（成为社会人的公民）的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我们相信不会太久，中国将会和美国、韩国一样，从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过渡到普及化。到那时，接受高等教育将是国民“成人”的基本要求。一流大学作为教育机构，首先要完成这种“成人”的人才培养使命。而研究生则主要是为专业领域深造，增长专业才干，着重在“才”的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本科生是依靠教育来培养的，而研究生则主要通过研究工作来深造。所以非教育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都设有研究生院或研究生部，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力量。教育主要在于人格的养成，文化的熏陶，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本科教育虽然也有一定的专业教育内容，但主要体现为素质教育。这种教育决不能只限于课程教学和课堂讲授，需要倾全校之力来进行。我们提倡全员教育和全园教育，就是要使全校师生员工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使整个校园，一景一观，一草一木都成为教育的道具，学校一切活动都具有教育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靠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本科生教育，显然不是加强，而是削弱本科生教育。国外有的大学也设有一些专收本科生的学院，如哈佛学院和日本一些大学的教学部，但它们并不直接用“本科生院”命名，更不是一个专管本科生的大学职能机构。我想这是有深层原因的，值得我们思考。本科生是大学的基础和大学所以存在的根基，把本科生与研究生相提并论，就是丢失了大学的灵魂。目前社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首先要考虑对象的本科学历，这说明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社会公认，也说明用人单位的明智。
3.自从提出“知识经济”以后，大学要成为社会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的说法不绝于耳。“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从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依靠土地和资本过渡到依靠知识，依靠科技创新，其核心就是人才，因此，大学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提法完全正确，问题在于大学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如上所说，大学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技、经管和社会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就是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这还不够，大学还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直接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大学还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和开办科技产业、开设咨询服务机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甚至获取大量产值。有人认为，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体现出已经进入了“社会的中心”。一些国家的大学办了科技园，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对硅谷、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对波士顿128公路高新技术区就是这样作贡献的。确实，从这些大学甩出(spin out)或孵化了大量信息和生命科学技术的新兴企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这是这些大学鼓励教师和学生利用大学科技成就进行自主创业的结果，大学行政很少直接参与其事。而在中国，没有大学行政的参与、干涉和管理，让大学跟科技企业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和开发简直不可能。于是，中国大学不仅进行本科生教育、研究生培养，而且要根据社会需要开展各种各样的经理、公务员培训，举办继续教育；还要承担大量国家、地方、部门和企业资助与协作的科研项目，建设科研的实验平台；实行产学研一体化，兴办高科技产业、技术开发和中试基地、咨询服务机构等。总之，社会所有的，大学一应俱全，样样都有，有人以为这样大学就真正算是社会的“核心”了。这样，现在中国大学不仅学生人数多、种类多，世界少有，而且大学领导要管的事几乎比一位几十万、数百万人口的市长要管的还多。这些事，样样重要，可就是育人、本科教育这种既花钱，又不直接出名的事被边缘化了。为了成为社会中心，本应是大学核心使命的育人本职反而被边缘化，大学丢失其本来面目，成为“非大学”，大学真的是异化了。
世界大学排名中总是处在第一、二位的哈佛大学前不久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写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其副标题为《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6]，他深刻反思了哈佛在追求科研成就、竞争和金钱中忘记了育人使命的教训。另一本是哈佛前校长写的《回归大学之道》[7]，陈怡在《中国大学教学》上以“哈佛大学校长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为题对其作了详细介绍[8]。从这两本书足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寻找到“育人”这个大学真谛的，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三、坚守文化本位，推进国家走向世界一流
以育人为基本使命的大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文化机构。什么是文化？据说有上百种不同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干脆不给定义，认为它是人所共知的词汇。我个人比较喜欢从《易·贲》“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抽出“人文化成”四个字来解释文化。可以把“人文”理解为人脱离与超越禽兽的举止和表现，那么文化就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即教化，亦即人化。这里的“人”当然不是作为动物的自然人，而是社会人，大写的人。
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把人跟动物的区别归纳为三点：一是有知识，二是有道德，还有一个是有虔诚的信仰，或虔敬。[9]夸美纽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虔敬是指对宗教、对上帝的忠实信仰和崇敬。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虔敬看成是对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坚定信仰和忠实操守。这个信仰现在非常重要，在大学期间应该让大学生建立起坚定的基本信仰；它不仅是政治信仰，也包括做人的基本原则。这种信仰是我们行为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它的正确性是不能被科学证明的，是从人文环境和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并继承下来的。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在其领域（指科学——引者注）之外仍然是必然的。”[10]。人们有了坚定和虔诚的信仰，可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虔诚就会产生敬畏感，即对背离信仰、违反信仰所产生的后果的恐惧。现在我们处于网络时代，虚拟环境里做一些违反道德和正确价值的事很不容易被人发觉。因此要特别强调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约束。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实际上就是要对青年实行“人化”：给他们提供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科学知识，树立对待集体、社会、国家、世界与环境的正确态度与行为规范，以及铸就对正确价值观的坚定信念与虔敬。这就是文化，所以大学又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的育人，就是做“教化”工作，就是继承、推广、扩增和创新文化。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其核心就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但是，这种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育人、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环是“养成”，即通过大量日常生活和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对人的心灵予以感染、纯化。这种教育是全方位的，不是大学某一个部门就可以全面负责得了的。所以我们主张文化素质教育要由课程教育（含“通识课程”）和以学生实践和课外活动为主线的养成教育两部分组成[11]，并提倡全员教育和全园教育。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固然可以有其独立的具体目标和效益的追求，但是，它们不能脱离培养人的基本教育使命；其首要功能还在于育人。那种片面地强调“科研”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是对大学的异化，也是当前大学精神缺失，大学形象“矮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按照这种倾向去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背离世界一流大学。
无疑，我们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要能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这种服务的最重要成果表现在使其服务的国家进入“世界一流国家”行列。“世界一流国家”并非指强国（大国）的经济、军事总量，而是指它们的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昌明和生活幸福，包括社会富足、保障完善、民主和谐等方面，这是国家不分大小都能够做到的。这样，一流大学与一流国家之间就建立起了密切的关联。一流大学必须由一流国家来实施，而一流国家又要由一流大学培养出的人才来建设，由一流大学开拓的先进文化思想来引领。我们不能说是先有一流国家还是先有一流大学，它们之间好像是鸡与蛋的关系，它们是逐步的渐进关系。我们常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是就时间而言，如果美国不是世界强国，哈佛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会相应地产生不同水平的大学，不同水平的大学促进那个阶段国家的发展。不管怎样，每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应该对促进国家在相应阶段的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上世纪20年代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访问北京大学后有个感想，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12]这也是对北京大学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的一流大学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国防现代化和社会和谐发挥直接作用，把中国推向世界一流。只有这里大学所靠的主要还是文化手段。首先就是要培养好学生，造就建设更进步、更完善的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此外，还要科技创新，这里包括先进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能够从学术上引导社会的文化潮流，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同时也要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工艺和产品的开发与革新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也就是用软实力来促进硬实力，使国家达到世界一流。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找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
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需要解决的既有思想、观念、理论上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结构上的问题，还有科技、经济实力上的问题。比如说，经过3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达到了世界第二位，进入了人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距离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城乡、地区、居民间发展差距很大，高增长与低就业矛盾巨大，产业结构与竞争力改进缓慢，对于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仍没有清晰的模式与道路。学界有人警告中国不要“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13]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为例，如果完全按照当今发达国家，像美国人那样，地球的能源问题就很难解决。我们现在的人均能源消耗大约是美国人的1/4，如果中国人也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大概两个地球的资源都不够用。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观、幸福观也要有根本的创新，不一定像现在发达国家的人那样生活和消费才算幸福。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幸福观念等问题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此外，怎样建设我们的民主、法治政治，也需要自己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继续“摸着石子过河”，进行实际探索，但是大学应该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加以研究，找出创新的路子。更不要说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了，这其中也包括大家期待的诺贝尔奖等。因此，以文化定位的大学是大有可为的。如果大学能在这些方面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那就离世界一流不远了。为此，大学当然要在学科、师资、生源等方面进行谋划，在经费、场地、校舍等方面进行筹措，但关键问题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能够使精英人才凝聚起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不同服务面向、专业侧重的大学要根据自己的定位来规划发展方向，切不可面面俱到，在所有方面都要争“一流”，只有这样才能对国家的进步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四、关键在于大学领导人的气度和眼光
以上对大学的要求是否过高，不切实际？这种要求当然是高的，但并非不切实际。目前国家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投入在大幅提高，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精英正在向大学聚集。尽管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不少障碍，但形势正在好转。只要我们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不急功近利，不亦步亦趋地按照一些肤浅平庸的“指标体系”行事，而是依据大学的文化定位，抓住大学的灵魂，扎扎实实地长期奋斗下去，一些有条件的、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大学，一定会跟随国家发展的步伐，达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大学的学风。时下不断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大学里出现的科技领域里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的现象要比社会上一般科研单位更多。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切身感受。[14]这是一种严重的“反教育”现象，如果任其蔓延，将会摧毁以育人为己任的大学，把社会引向邪道，更谈不上为国家进入一流作贡献了，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大学的严重关注。另一方面，一些“大学人”学风浮躁，他们不愿深入实际，热衷于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我们提倡知识分子要有批判性思维，也要对时政发表批评性意见。但是，有些意见因完全不了解实际问题而没有具体实施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另一些看来有道理，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多方面复杂因素而无法执行。我们呼吁党和政府要倾听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同时也要求知识分子能尽可能地了解现实情况，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设性意见，以便于实施。追求学术上的理论完美需要与实践上的现实可行协调一致。这样，大学就能更加和谐地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以上这些都属于学风问题，大学领导人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把大学的学风教风治理好，真正对社会起到模范作用。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15]，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查尔斯·维斯特(Vest)是怎样把MIT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我认为，在建设一流大学中，最关键的还是大学领导人的作用。大学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众多大学校长，是怎样以他们宏大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宽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踏实的作风，把大学引上一流的。维斯特当了13年MIT校长，他撰写了《一流大学卓越校长》(Pursuing the Endless Frontier)[16]一书，我读了以后深有体会。作为MIT的校长，他实际上既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对自己的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怎样占有世界领先的地位，怎样领导世界，都有很深刻的思考。所以，他对学生的思想文化教育非常重视，他对学生明确宣布：“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在一篇演说中他从全球时代视野描绘了美国的变化，然后对大学和学生提出了要求：“MIT从属并服务于美国”，从而“有目的地引导院校自身发展”，确定“面向未来的MIT教育”的任务。他以政治家的抱负，试图通过MIT来寻求塑造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设一流大学的任务与建设一流国家，甚至构建明天的世界这样的重大任务联系起来了。他没有陷入大学日常无数的争吵和行政事务，把焦点集中在学术、科学和技术领域，事实上也是整个国家与世界面临的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从这里寻求MIT追求的方向与目标。
中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将对世界经济、科技，特别是文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应该融入世界文明并为之添砖加瓦。面临这些挑战，大学墨守成规绝对不行，随意“改革”也不行。大学必须坚守，必须变革，必须提升。怎样坚守，怎样变革，怎样提升？坚守什么，变革什么，提升什么？所有这些，追求一流大学的校长应该从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社会功能和一流大学对国家与世界的作用出发，提出坚守、变革和提升的明确方向。这就要求他们具有能够洞察社会问题的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眼光，具有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气度。记得大概是上世纪末，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江泽民曾提出过大学的领导人应该是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要求。当时大家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对做政治家似乎无法苟同，觉得这对大学领导人的要求太高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家”决不是政客，而是指要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与气度。现在我们从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作为来看，一流大学的校长的确应该有这种政治家的风度，能够洞察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理解大学对世界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只有以这样的眼光和气度来规划大学的软件和硬件建设，来指导大学的发展，大学才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