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社会：当代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183;希尼的政治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爱尔兰论文,诗学论文,诗人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政治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两者的结合曾经产生过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和《1819年的英国》等经典诗歌。但是在20世纪，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引起了更多的怀疑，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西方文艺界更倾向于将“政治文学”视为一种“政治宣传”。文学一旦与政治沾边，就被认为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其结果就是牺牲艺术价值而屈就政治需要，艺术就成了政党的传声筒。20世纪40年代的“新批评”曾经试图斩断文学与作家、社会、历史(包括政治)的关系，然而即使是这种坚持文学“自足性”和“自律性”的理论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一方面文学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又无法与社会、政治和历史完全脱离干系。这一两难境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北爱尔兰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两难境地成为当代北爱尔兰诗歌的一种无法摆脱的议题，构成其独特的诗学特征。同时，它也在这个地区导致了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次巨大释放，促进了当代北爱尔兰诗歌的发展和繁荣。
20世纪60年代末，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派系纷争，夹杂着领土归属问题，引起了北爱尔兰两派之间的血腥械斗，俗称“麻烦”(Hennessy，1—15)。同胞相残，部族仇杀导致了一种冤冤相报的恶性竞争，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个现实做出反应。当时北爱尔兰最著名的年轻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他的诗歌中不断地描写他所见证的这场悲剧，但是他拒绝加入某个派别的立场，而似乎像一个局外人，从遥远的外围静静地观察着那里发生的一切，用诗歌表达着同情、惋惜、痛心等感情。虽然他也将自己手中的笔比作“武器”，虽然他的天主教家庭出身使他对天主教社区的诉求具有更多的同情，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模糊的态度，并不急于对政治问题进行表态。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丹麦历史学家P.V.格罗伯的《沼潭人》，偶尔将泥潭里发掘出来的古代尸体，即氏族社会的暴力受害者，与当今北爱尔兰联系起来，从古代的苦难和黑色的泥土里寻求“表达我们苦难的意象和象征”(Heaney，1980：56)。
希尼在《北方》和《田间劳作》等诗集中表现出的暧昧的政治态度，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决定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抨击(Longley，65—95)。虽然他缄口不言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却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描写北爱尔兰的政治冲突。他描写那里社区的分裂、仇杀、葬礼、英军的坦克、戒严、搜查、误杀等等：“三夜之后，/他们[英国军人]在德里枪杀了十三人。/墙上的标语说，伞兵团13，堡格塞0”。这里的足球比赛语言使《伤亡者》一诗描写的悲剧呈现出一种黑色幽默，这里边当然不带谴责的意图，诗人也无意说明冲突双方的对与错、是与非，但是读者可以隐约察觉13：0的比分意味着什么。英国军人在“血腥星期日”的军事行动，以及天主教社区在这场冲突中得0分，对希尼来说不会是偶然，他对事实的选择已经为我们表明了他的态度。诗中这位无辜渔夫朋友的死亡，以及诗人认识或熟识的其他人在一夜之间死于非命，这些给希尼增加了许多的压力，也开始了他对自己选择的反思(Corcoran，1998：97)。但他仍然感到诗歌不应干预族群争斗，应该保持中立和不介入的立场，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他就像一个“内心的移民”，不断地在逃避；就像一个“狡诈的窥视者”，只能够见证，不能将自己牵连进去。
虽然希尼曾经决心将笔杆当成“武器”，但他同样意识到他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Heaney，2002：197)。爱尔兰的文学前辈向他展示了艺术独立性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叶芝从参与政治，到离开政治，最后到对政治暴力彻底失望，给了希尼巨大的启示。叶芝面对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以及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只能够发出悲情的感叹：“可怕的美诞生了”。乔伊斯的经历同样可以支持希尼的选择。乔伊斯的灵魂在组诗《站岛》中告诉希尼，他有“义务”和责任“返回到工作中”，不是去争论英语属于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英语“属于我们”。也就是说，英国和爱尔兰的文学传统联系密不可分，诗人的教育包含了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两个传统。这正是希尼等爱尔兰诗人作为英语作家无法完全拒绝英国文学传统的原因。乔伊斯的另外一个忠告是：为艺术而艺术。诗人不是为政治斗争而写作，而是“为快乐而写作”。关键是文学与政治的接触必须“保持在一个切面上”(Heaney，1990：193)。也就是说，诗歌应超越政治，与政治只有一个“切面”的交汇。
对于希尼来说，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切面”。在《惩罚》一诗中，泥炭里挖掘出来的女尸表明，“社区复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爱尔兰人的祖先。古代的女孩因通奸而被处死，当代北爱尔兰的女孩与英军士兵恋爱，不但被社区视为通奸，而且还被视为“背叛”。她们受到的惩罚同样来自社区的公愤、部落的“复仇”。对于诗人来说，两者同样是野蛮的、原始的暴力。这样，当代政治通过历史反映出来。诗歌与政治的另一个“切面”是语言。北爱尔兰冲突双方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他们的发音界定了他们的身份。在《河岸》一诗中，希尼指出，对于Broagh一词的结尾gh，“外地人”很难发声。在另一情景，他又说，“该词是爱尔兰的地方发音，统一党人和民族党人都能做到，而英国人不能做到”(Heaney，1983)。他暗示，共同的语言本应该成为爱尔兰人团结的基础，成为共同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现实却不是这样。这里边所包含的遗憾和失落感是对北爱尔兰政治的一个绝妙的评论，因此语言问题与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切面”的交汇。这里边所包含的“倾角”实际上构成了北爱尔兰的政治诗学。下面我们将以希尼80年代的两部诗集具体说明这个政治诗学在他的诗歌中的具体体现。
1984年希尼发表了诗集《站岛》(Station Island)。诗集第一部分是抒情诗，第二部分是组诗《站岛》，第三部分是组诗《史文尼复活》。第一部分延续了希尼早期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但多了一些神秘感。诗歌背景仍然在乡间和农场，但是乡间的人和事常常伴随着诗人的幻视和幻听：石头、原野、风似乎都在发声，对他传达着某种信息。《野鸭》一诗描写了打鸭、退毛、吹野鸭声带、发出野鸭叫声的经历。“发声”是一个重要意象，通过他人的声带，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诗集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就像一个寓言，暗示了诗人特殊的创作策略。《北爱尔兰的黄昏》一诗记录了诗人童年的记忆，但这个记忆又一次与当代北爱尔兰的政治现实纠缠在一起。邻居是个优秀的木匠，曾经做了一艘战舰，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少年希尼，这一举动充分表现了邻里关系的融洽。但如今，如果他们重逢，双方都会很尴尬。由于宗教派别不同，可以想象他们在礼节性寒暄中，极力回避那个无法触及的话题：派系纷争。正如莫里森评论道：“什么也不说，不管说什么，是他认同的习惯”(Morrison，1984)。
第二部分《站岛》描写一系列想象的阴阳之会。位于多纳哥郡德格湖中“站岛”又名“圣帕特里克的炼狱”，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朝圣之地，三天的朝圣活动包括祷告、禁食、光脚行走12站的历程。诗人想象在此与曾经认识、或曾经知道的12人的亡灵进行对话。诗人邂逅的亡灵，除了前边提到的乔伊斯，还有《德格湖朝圣者》的作者卡尔顿；一个神学院学生基南，他后来成为天主教神父死于海外传教活动；诗人的中学老师默菲和诗歌引路人卡文纳赫；诗人的足球球友斯特拉哲恩，他后来死于宗教派系冲突；1981年在狱中绝食而死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像在《野鸭》中一样，诗人又一次借他人的声带发声，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瞬间地、感人地把声音归还给死者”(Corcoran，1998：111)。这些亡灵，有些也像那只野鸭一样，被残忍地“枪杀”。与这些亡灵相会给诗人以极大的震撼，特别是因教派纷争而冤死的亡灵似乎对诗人“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一种责难，反复地触发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内心辩论。
第三部分《史文尼复活》通过历史人物的口，谈诗人自己的政治选择。史文尼是中世纪时期的北爱尔兰国王，在基督教和英国政治力量进入北爱尔兰之前，这个王国已有它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他抵制基督教，触犯了基督教传教士圣罗南，遭到后者诅咒。因此，史文尼在战争中发疯，变为一只鸟，在爱尔兰上空到处飞翔。诗人重新讲述这位历史人物的故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史文尼代表了凯尔特“异教”与基督教的文化冲突，“是爱尔兰宗教演变进程的历史写照”(李成坚104)；第二，他可以被视为一个“流放的”、“有罪孽感的”的艺术家，代表了“想象力的自由与政治、宗教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这后一点与希尼自己的情况正好对应。《在桦树上》一诗描写鸟在树中看到的不同景象，写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界；《第一次飞翔》描写栖息在树上的鸟受到搅扰而迁徙，从“吃战场残留物”到“掌握天空新高度”；《在路上》描写诗人驾车行驶在路上，受到圣灵召唤，突然飞翔起来。在这些诗中，史文尼(鸟)和希尼(诗人)缠绕在一起，无法分辨。希尼坦言，史文尼这个人物仅仅是“一个存在，一个寓言，去发现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如没有这个寓言，这些感想无法用文字表达”(Heaney，1977：65)。
1987年希尼发表了诗集《山楂灯》(The Haw Lantern)。诗集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主题：第一，对北爱尔兰政治的思考，特别是诗人自己在这场非常艰难的斗争中采取的立场，以及这个立场所引起的后果。第二，对诗歌创作的思考，特别是对创作的本质和特点的思考。第一个主题主要通过寓言来实现。比如，《石头判决》一诗写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Hermes)因杀死天狗阿尔戈斯(Argos)而受到审判的故事，但是诗歌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此。诗人的目的是用希腊神话来思考他自己在北爱尔兰宗教冲突中的政治选择，因为他感到他自己也正在受到北爱尔兰舆论的“审判”。在诗歌中，众神以石头投票表决，宣判赫耳墨斯无罪。投在他身体四周的石头堆积起来，形成了一座圆形堡垒。这似乎暗示了诗人的一个愿望：作为在北爱尔兰教派冲突中保持沉默的人，他希望得到一个类似的判决：石头不是砸向他的头，而是宣判他无罪。
第二个主题多是用“现实”作为比喻来思考语言问题，同时，反过来也通过对创作的思考达到对现实进行评论的目的。诗集以《字母》开始，以《谜》结束，暗示了创作过程中写下的文字就像一个个“谜”，需要我们去破解。也就是说，在它们的表面意义背后，有着需要被破解的秘密。《字母》讲述了诗人小时候学习英文、拉丁文和爱尔兰文字母的经历，一开始他是通过生活经历来学习字母，把Y看成树杈。然后在他长大时他反过来通过字母来理解生活，一捆捆架起来的麦秆像希腊字母Λ，从而反映出文字与现实、文本与经验之间的互动和转换。正如评论家指出，诗集“对作家的创作程序，对‘文字’和‘真意’的观察，比希尼创作生涯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仔细”(Corcoran，1987：681)。
《写作边界的来信》一诗想象北爱尔兰边境的车辆检查站是“写作的边界”。像车辆和人员在此接受严格检查一样，作家也将接受公众舆论的检查，这是希尼对作家自由和社会责任关系的又一次思考。《良心共和国的来信》一诗写一个旅行者来到了“良心共和国”，了解到同情心、家庭和孝顺的品德在这里备受重视。最后在他离开时，他受到该国国人嘱咐，一定要在回国后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诗歌的寓言性质非常明显，共和国的代言人身份是许多人对希尼的期待。《期待的省份的来信》将北爱尔兰当代历史的进程描写为动词语气的变化：第一部分的“祈愿语气”，第二部分的“祈使语气”和第三部分的“陈述语气”暗示了北爱尔兰的天主教政治力量从请愿到行动的发展过程。“来信”系列展示了希尼运用“换喻”和“转喻”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显示他对现实的理解与写作的思考相互支持、相互说明。科克伦称这一组诗歌为诗集中“风格最有趣的发展，它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智慧”(Corcoran，1987：681)。
希尼的诗学困境不是一个个案，它折射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诗歌的困境。其他诗人也同样在寻找他们自己的答案，也受到希尼的影响。虽然保罗·马尔杜恩(Paul Muldoon)、汤姆·保林(Tom Paulin)和西尔兰·卡森(Ciaran Carson)在诗歌创作上与希尼有许多不同，他们甚至视希尼为超越的对象(Bradley 364—365)，但是在艺术与政治关系上，他们似乎发展了类似的策略。在《边界委员会》一诗中，马尔杜恩将天主教和新教社区的紧张对峙投射到一条小巷中。戈莱利巷将小镇分为两个部分，形成两个社区的分界线。诗中写到，这天的大雨奇怪地下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另一边滴雨未下，仿佛雨也知道这条界限。在组诗《另一种声音》中，保林将20世纪60年代末的北爱尔兰在宗教、意识形态和归属问题上的分裂与俄国历史上类似的情况相比拟，重演了考斯基与曼德斯坦的大辩论。在诗中，考斯基的政治热情、英雄主义和参与历史进程的意愿逐渐让位于象征主义诗人曼德斯坦的逃避，艺术的政治历史责任逐渐让位于“超越历史”的唯美主义。然而，曼德斯坦的艺术的自我封闭终究是一种梦想：他最终不仅被政治卷入，并且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Corcoran，1993：212—213)。卡森的《贝尔法斯特五彩纸》一诗表面上描写一个作家的写作过程，但诗中所有的字符和标点似乎都在暗示一个防爆队的抓捕行动：其迅猛如“从天而降的惊叹号”，其武器和器材像“一堆破裂的字符”，爆炸本身像一个“地图上的星号”。作家正在大脑里构思一个句子，但他发现“所有的小巷和街道都被堵住了，被句号和分号”。
当代北爱尔兰诗歌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与政治既有关系，也有距离。应该承认，文学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政治的工具。它应该是一种审美活动，美学价值是它唯一的追求，美学标准是它的唯一标准。也应该承认，文学应该保持其纯洁性，不能与其他学科牵连而丧失其独立性，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子。然而，过分强调纯粹的美学价值可能会造成文学的“孤立主义”，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自我设限，不利于文学批评参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不利于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实用批评’[‘新批评’]失败了，不但在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在大学中也一样”(Hartmann 286)。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必须追求美学价值，这是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是说审美话语是一种“空中楼阁”。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将深深扎根于社会历史之中。即使是坚持“文学自律性”的文学批评流派也不能完全与意识形态割裂，并且很可能还有它自身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功用，虽然它自身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俄国形式主义本身就是对前苏联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反动。英美“新批评”所强调的文本“统一性”和“整体性”，即文本内部矛盾达到和谐统一，其本身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中就具有它明显的政治意义。其另一个重要概念“文本的有机整体性”也反映了“新批评”的美国南方“重农主义”思想。也就是说，完全超越了社会历史的审美话语是不存在的(Eagleton 49—50)。
谢默斯·希尼的政治诗学向我们展示了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而不沦为政治工具、仍保持其文学独立性的途径。坚持创作与生活的连续性是当代北爱尔兰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批评家尼尔·克科兰指出，希尼对前苏联和东欧诗歌的兴趣，特别是对象征主义诗人曼德斯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描述”，在对这些诗人的研究中，他达到了一种自我认识(Corcoran，1998：209—213)。希尼认为，当代北爱尔兰诗歌与二战后的东欧诗歌一样，都是对“苦难的见证”，诗歌在“不愉快”的历史中引入“快乐原则”，在死亡面前保持着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对苦难生活是一种“补救”。但是对希尼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为政治目的而再现苦难。它超出历史，而不仅仅与之对应。诗歌的社会“力量，即作为揭露和纠正非正义行为的手段，常常被人们呼吁”，然而，容易忽视的是诗歌的另一个侧面，即“真正视诗歌为诗歌，在它自身范畴内将它树立起来，成为一个矗立的奇观，一个用语言手段施加的压力”(Heaney，200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