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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3）01-0026-03
1 相同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1.1 两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现状基本相同。目前中日两国数字图书馆建设都处于热潮之中。从两国的国家图书馆来看，目前上网提供服务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基本相当。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将4000万页的中文书刊全文影像数据和500万条书目数据免费提供读者网上使用。日本国会图书馆已把1000多万页的日文书刊全文影像数据和220万条书目数据提供读者网上使用。从两国国家图书馆的二期工程来看，均定位在数字图书馆上，且正在建设之中。
中日两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现状之所以基本相同以及都把二期工程定位在数字图书馆上，在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21世纪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数字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是国家的战略信息中心，是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文献信息资源的根本保障基地。国家图书馆应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服务中发挥示范作用。
1.2 两国图书馆馆际文献复制的传递手段基本相同。目前，中日两国在馆际文献复制的传递手段上无大的差别。两国都有一些图书馆应用了Ariel数字传输系统，但并不普及，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传递。中日两国之所以在馆际文献复制的传递手段上基本相同，主要是因为数字传输系统的费用较高，而传统邮寄方式费用较低。由于通过电子邮件申请馆际文献复制节省了很多时间，因此，传统邮寄方式所需要的周期大大缩短。可以预见，在Ariel数字传输系统普及之前，传统的邮寄方式仍将是馆际之间传递文献复制品的主要手段。
2 不同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2.1 两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起步的时间有所不同。从中日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现状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起步的时间上稍有差异。日本图书馆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对电子图书馆进行了关注和研究，最早开始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图书馆是其国会图书馆。该馆从1994年开始馆藏数字化建设，目前已将大量的印刷品、缩微胶片进行了数字化。
我国图书馆界对数字图书馆的关注和研究则始于1995年，对馆藏进行数字化建设则是在1997年。1997年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开始建设。项目组长单位是国家图书馆，成员单位有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等。这是我国首例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它标志着我国数字图书馆从研究阶段进入到了试验阶段。
中日两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起步时间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差距。众所周知，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首先起源于美国，之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相继提出了数字图书馆的试验计划。在其他国家相继开展数字图书馆建设之后，1995年，我国国家图书馆才开始安排专人跟踪国际上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动态，并进行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由于经费投入有限，数字图书馆科研课题进展不理想。不论是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开发的滞后，还是对数字图书馆试验投入的不足，其根本原因都是对数字图书馆认识不足所致。二是网络环境的差异。1995年以前，不论是我国的公共网络环境，还是图书馆的内部网络环境，都无法与西方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是数字化和网络化，因此，在我国的公共网络环境和图书馆的网络化程度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与开发自然就晚于发达国家了。
2.2 两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规模和内容有所不同。笔者在网上调查，截止2001年4月，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立图书馆中，开展网上电子化信息服务的有5所图书馆，占都道府县立图书馆的10.6％。其中三所图书馆只是将一些贵重图书加以数字化后在网上提供服务，并没有称电子图书馆或数字图书馆。而石川县立图书馆和秋田县立图书馆都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称为数字图书馆。其中石川县立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只是将12种数字化了的不存在著作权问题的贵重书上网提供服务。而秋田县立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的“馆藏”则相对丰富一些，内容包括民间传说（配有声音）、贵重图书、古代绘画、古旧杂志等等。
我国省级图书馆中已有辽宁、广东、上海、浙江、河南等7个图书馆开展了数字化信息服务，有的在其网页上冠以“数字图书馆”。在“馆藏”的规模上，我国省级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较日本丰富。其中，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最为丰富。目前，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已达35万册，并计划在5年内将“馆藏”达到100万册。不难看出，我国省级数字图书馆的馆藏规模要大于日本。
其次，在“馆藏”的内容上，我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馆藏”一般包括两种类型的文献。一是已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二是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而日本省级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均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
造成中日两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规模和内容有所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著作权问题。日本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馆藏”时，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执行，一般只对不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内的著作进行数字化，而不对尚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内的著作数字化，以免引起著作权纠纷。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中，除了那些已不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内的著作外，还将大量仍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内的著作进行了数字化。对待这些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我国省级图书馆在处理著作权问题上一般采取如下几种措施。一是将著作权问题交合作商处理。二是将数字化“馆藏”放在局域网上。三是同著者协商。四是未与著者协商就将作品数字化，然后在网页上注明，若作者反对，便立即撤下来。五是未经过任何著作权处理，也不在网页上加以说明。一至三种的著作权处理方法是严肃的，而四、五种处理方法则是不妥的。一旦著作权人主张权利，图书馆不仅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是我国已开展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省级公共图书馆都得到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很多省市的数字图书馆工程都由省市领导亲自领导。如河南省副省长亲自担任河南省数字图书馆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也由省文化厅长、教委主任、科委主任、计委副主任等政府官员组成。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因此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如广东省政府拟投资5000万元建设广东省数字图书馆。而日本秋田县等县级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虽然也得到了文部省的支持，但在力度上却不如我国，在投入上也没有我国的力度大。
2.3 两国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状况大体相同，但作为两国高等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CALIS和NACSIS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却大不相同。日本的NACSIS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电子图书馆服务，现已将133个学会的301种学术杂志数字化并上网提供服务。我国的CALIS目前还没有开展数字图书馆建设，但已计划在“十五”期间建设20个数字图书馆基地。
我国的CALIS之所以至今没有开展数字图书馆服务，主要原因是CALIS从1999年才正式开始建设，而NACSIS始建于1986年。由于NACSIS在综合目录数据库和网络化建设上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使得NACSIS当因特网在日本商业化三年后就正式开始了电子图书馆服务。由于我国的CALIS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上落后于日本亦属自然。
2.4 中国发放图书通用阅览证好于日本。在我国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各种形式中，发放通用阅览证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目前，绝大多数的省市图书馆都在一定区域内发放了数量不等的通用阅览证。其中上海地区发放的最多，共发放了9000多个。日本图书馆界也有发放通用阅览证的例子，如青森县立图书馆对中学生以上的公民发放了通用利用券，持此券可以利用县内所有的市町村图书馆和公民馆图书室的图书，但这种形式并不普遍。
笔者认为，造成中日两国发放通用阅览证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对待发放通用阅览证这种形式的重要性和效果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别。日本公共图书馆间馆际互借开展的比较普遍，而大学图书馆又普遍向社会开放。因此，图书馆发放通用阅览证似乎就显得为那么重要了。而我国图书馆界则普遍认为发放通用阅览证是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最大化的一种有效形式。
2.5 日本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量大于中国、馆际互借的文献传递手段优于中国。从馆际互借量来看，日本国会图书馆1998年馆际之间借出图书14，022册，中国国家图书馆1997年的馆际互借量仅为404册，1998年为609册，1999年则下降到472册。日本县级图书馆（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量也高于中国，大学图书馆也是如此。1998年日本66个都道府县立图书馆中平均每馆馆际间借出图书9，090册，占该馆当年全部外借图书的3.8％。而我国省级图书馆平均每馆每年向市县级图书馆借出图书一般只有几百册。
从馆际互借的文献传递手段来看，尽管日本图书馆也没有独立、快速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但日本公共图书馆的馆际协作车起到了文献传递系统的作用。早在1957年，日本就有馆际协作车51辆，以后逐年增加，1959年92辆，1971年231辆，1981年500辆，1992年651辆。截止到1996年，在47个都道府县的县立图书馆中，有21个都道府县的图书馆配备了馆际互借协作车。其中，每周巡回送书一次的有7个，隔周一次的有4个，一个月一次的有10个。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省市公共图书馆也增设了一些流动借书车，但不论流动借书车的数量还是巡回送书的时间，都无法与日本图书馆相比。
造成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文献传递速度慢。笔者主持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103所大中型图书馆中，将近5成的馆长认为文献传递速度慢是影响馆际互借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网络内部既没有独立的文献传递系统，也缺乏像日本图书馆那样发达的馆际协作车传递系统，因此，长时间的文献传递过程导致了用户对馆际互借这种文献资源共享的方式缺乏认同感，出现了馆际互借需求率不高的现象，进而导致馆际互借率的降低。
2.6 日本大学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和范围均大于中国。日本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学术性文献信息资源主要在大学图书馆，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公民终身教育观念的日益认同，要求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1993年，日本文部省学术审议会学术情报分会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以便公民自由地利用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学术性文献信息资源。在这种形势下，大学图书馆开始逐步面向社会开放。截止2000年3月，有597所大学的图书馆实行了对外开放。其中，对其它大学开放的图书馆有568所，对其它大学的研究人员开放的有559所，对大学以外的研究者开放的有515所，对一般市民开放的有535所。
我国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早在1985年3月，武汉医学院图书馆就向社会开放。面向社会开放仅3个月，就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人民日报》为此作了宣传报导。1987年，原国家教委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规定，“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要发挥学校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的文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这对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社会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如此，我国面向社会开放的高校并不多，与日本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决策者对面向社会开放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向社会开放会冲击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服务；二是缺乏资源共享的观念，认为对社会开放不是大学图书馆的本职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我国大学图书馆的面向社会开放始终没有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3 结束语
综观两国的不同之处，可谓各有所长。中国在图书馆之间发放通用阅览证及省级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馆藏规模优于日本；日本在大学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馆际互借活动的开展及文献传递的手段等方面明显优于中国。中国图书馆应在继续发扬所长的基础上，学习日本图书馆在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活动中的长处，把自己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