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问题”、可靠论与知识的价值——兼论当代知识论的价值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知识论文,当代论文,可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1.2 文献标识码：A “淹没问题”(The Swamping Problem)是当代价值驱动的知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追问知识超出单纯真信念的价值何在。在后葛梯尔时代和自然化知识论的背景下，由“淹没问题”所引发的激烈争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的价值这一古老的问题，讨论知识及其构成部分之间的价值构成关系，即知识与真信念之间的价值差异是什么？知识与其他知识构成部分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什么？知识价值的来源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 一、概述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美诺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陷入哲学迷思，追问苏格拉底：为什么知识比真意见得到更高的奖励，知识与真意见是否有区别？①这便是著名的“美诺问题”。柏拉图给出了此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借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戴达拉斯的雕塑的隐喻来回答：如果不把这些雕塑用锁链紧紧锁在基座上，这些雕塑就会很容易逃走。柏拉图把知识与戴达拉斯的雕塑的境遇相类比，指出只有知识才能紧紧与真理绑在一起。 “淹没问题”是美诺问题的当代版本，这个标签最早是由J.柯万维戈(J.Kvanvig)提出来的(学界同时用“价值问题”这种说法)，主要用于攻击可靠论，形象地刻画了可靠性的价值似乎被真的价值所“淹没”的现象。价值问题首先由W.琼斯(Ward Jones)提出，柯万维戈、E.索萨(E.Sosa)、L.扎戈泽博斯基(L.Zagzebski)、W.里格斯(Wayne Riggs)和R.斯文博纳(R.Swinburne)等纷纷响应，提出了类似的反可靠论论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来自于斯文博纳： 显然，我们的信念满足可靠论的要求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的一个给定的信念是真的，那么我看不出满足可靠论要求有任何更多的价值。只要该信念是真的，产生它的过程通常产生真信念的事实似乎并没有让那个信念变得更有价值。② 这个淹没论证更形式化的刻画可以表述如下： (S1)知识等于可靠地产生的真信念(可靠论的主张)。 (S2)如果一个给定信念是真的，其价值将不会由它是可靠地产生的这一事实所引起。 (S3)因此，知识并不比不可靠地产生的真信念更有价值。③ S3显然有违直觉，因为当代绝大多数的知识论者都同意知识比单纯真信念更有价值，而S2这个前提则是扎戈泽博斯基所谓的认知价值一元论(epistemic value monism)的基本主张，即除了信念的真之外，任何认知价值都是源自于真的价值，④或者戈德曼和奥尔森所谓的“求真主义”(veritism)。这种主张也通常被知识论界所认可，因此，很自然地S1就成了头号的怀疑对象，并且普遍地得出一个结论：可靠论不能够解释知识从哪里获得其价值或无法解决淹没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哲学家A.戈德曼(A.Goldman)是可靠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当可靠论遭遇来自价值问题的质疑时理所当然地会站出来为可靠论进行申辩，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与奥尔森合作提出了一种有趣且新奇的解决方案，即“条件概率解决方案”(conditional probability solution)，试图在可靠论内部解决淹没问题，其基本主张是：一个可靠地产生的真信念是更好的未来真信念的指导者。换言之，假如S是在可靠论意义上知道p，那么S在未来拥有更多信念的概率更大。柯万维戈和C.雅戈尔(C.J
ger)等对这种解决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具体论述在本文第二部分展开。 扎戈泽博斯基认为可靠主义不能够解决价值问题，主张应该从可靠论转向德性知识论，德性知识论者们一般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解决价值问题，因为他们主张S知道p，仅当S通过运用某种认知德性才能获得关于p的信念，进而S能够信任他的真信念p，而这是一个拥有单纯真信念的人所不能够做到的。德性知识论相对于可靠论的优势在于它基本抛弃了自然化知识论和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的包袱，可以自由地从外在价值转向内在价值。具体论述在第三部分中展开。 总而言之，以淹没问题为代表的价值问题对所有知识理论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即一门成分的知识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知识的本质，还要能够解释知识的价值。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当代最为热门的一种外在主义的知识理论，即可靠论，究其原因在于它试图在信念形成过程与信念的真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然而，这种因果关系却无法保障价值的传递。正是面对这种困难，德性知识论作为可靠论的一种替代理论表现出其优越性，即它改变了知识的观念，认为它是一种基于理智德性的认知状态，而信念成真恰恰是认知主体的理智德性的体现，知识的价值超出真信念的价值就源于此。 二、可靠论与价值问题：条件概率解决方案 1.戈德曼与奥尔森的解决方案 戈德曼与奥尔森在《可靠论与知识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两套相对独立却又相容且互补的方案：条件概率解决方案和价值自主化方案。条件概率解决方案主要体现在如下这段话中： 什么额外有价值的属性把知识同真信念区分开来？(就是让我们的未来信念以相似的方式很可能也是真的属性)更精确地说，在可靠论的视野下，S有条件地知道p与比S单纯真地相信p相比，在未来拥有更多真信念的概率更大。让我们把这种解决知识的额外价值问题的解决方案称为条件概率解决方案。在此，概率应该被客观地解释。⑤ 这种方案中的条件主要指如下四个条件： 非唯一性：一旦你遭遇一个特定类型的问题，你就有可能在未来面对同样类型的其他问题。 跨时间通达：一个方法一旦被使用，通常对未来产生的类似问题都是适用的。 学习：一个方法一旦被毫无问题地使用就倾向于在未来的类似问题上再次被使用。 普遍性：一个方法在某种情境下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那么在未来的类似问题上也很可能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⑥ 因此，这种方案不能够回答知识为什么总是比真信念更有价值的问题，正如里格斯和柯万维戈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为了进一步回答这种严格版的价值问题，他们继续推进了这种方案，把它称为“价值自主化”：“尽管可靠过程所赋予的价值最初来源于它们所引起的真信念的所赋予的价值，但可靠过程最终获得了自主的价值——在个案的基础上，价值不必依赖于作为结果的真信念的价值。”⑦ 首先，戈德曼与奥尔森认为一个标志性的可靠过程的价值与该标志的结果没有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而是这样一种关系，一个标志性的可靠过程的价值代表一类价值，所以他们区分了两种价值论，即“类型工具论”(type-instrumentalism)和“标志工具论”(token-instrumentalism)。据此，戈德曼和奥尔森认为淹没论证忽视了这两种价值论之间的对立，并依赖于标志解释，即假定归属于一个标志性的可靠过程的价值不能够产生额外价值，因为它完全可以追溯到它所引起的标志信念。因此，类型工具论实际上消解了淹没论证的攻击火力。 其次，关键的是他们提出了价值自主化的可能性，即一类最初拥有单纯类型工具价值的状态如何最终获得独立的或自主的价值地位。为此，他们让我们考虑好行为与好动机之间的关系。道德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行为的价值，一是动机的价值，前者为功利主义所重视，后者为道义论所重视。一个动机之所以是好的，一种直接的解释就是好的动机通常会带来好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此，在动机和其导致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价值传递关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好的动机很可能并不产生相应的好行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好动机本身的价值，正如康德的道义论所强调的那样，只有一个好的动机或好的意图才具有基本的道德价值。所以，一个好动机的价值可以增加一个好行为的价值，只要它并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所以，价值自主化背后的真正观念是否认把可靠过程只具有一种单纯的工具价值，而是试图挖掘该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最后，淹没论证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一个具有单纯工具善的事态是否能够客观地改变其状况而成为非工具地、基本地善的。因此，价值自主化虽然是一种心理学假设，它涉及我们把价值归属于各种事态的实践，但价值自主化的真正的可能性条件恰恰是某种事态的价值可以在工具价值与基本价值之间切换的可能性。 2.柯万维戈的批评及回应 针对条件概率解决方案，柯万维戈认为戈德曼和奥尔森一方面显然没有抓住淹没问题的核心，即没有回答知识总是且必然是对真信念状态的一种价值提升的性质；另一方面他指出，条件概率的主张依赖于某些偶然的规则，即四个经验条件，因此他说：“所以，不是条件不平等解释知识超出真信念的价值。毋宁说是，当某些偶然条件满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期望未来真信念的条件概率应该更高，如果我们知道而不是仅仅真地相信”。⑧ 首先，柯万维戈认为淹没问题的核心主旨在于证明价值附加原理(principle of value additivity)是失败的，这个原理指“把某物当成是有价值的，增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到它上面，然后你会获得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⑨条件概率方案包含了价值附加原理，即通过该真加上真的可能性来增加额外价值，而这根本不是解释知识额外价值的正确方式。为此，他举了如下一个案例： 假设我想买巧克力。我用谷歌搜索了我周边的几个地方。我搜出了两个帖：一个名为“在韦科出售巧克力的地方”；另一个名为“在韦科很可能出售巧克力的地方”。我们假设两个清单都是精确的，并且第二个清单源自相互关联：买食物的地方很可能卖巧克力，买硬糖的地方同样如此，等等。……那么，我们注意到如果我所关心的只是巧克力的话，那么使用同时卖巧克力的地方和很可能卖巧克力的地方的清单并不比使用只包含卖巧克力的地方的清单更优。⑩ 奥尔森认为柯万维戈的论证是一个乞求问题的(question-begging)论证，因为柯万维戈的案例实际上讨论的是信念的客观可能性，而抽离了任何关于一个可靠过程不等于指示信念真的过程的东西，因为在条件概率方案中，可靠的获得物不仅仅指示由其产生的信念的真，而且指示真信念的未来获得。并且指出，条件概率方案背后的理念不是如柯万维戈所说的为真的工具价值附加上另一个工具价值，而是增加一种另外的外在价值，即指示价值(indicator value)，它指的是知识具有指示某些好的东西的额外价值。(11) 在两年后的另一篇专门反驳柯万维戈的文章中，奥尔森对第二方面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柯万维戈误解了条件概率方案，认为它依赖于某些偶然的规则，即四个经验条件。他说：“在我们看来，条件不平等确实解释了知识超出真信念的价值，而柯万维戈提及的偶然特征是作为判断那种不平等是否成真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12)不过，他承认条件概率方案只适用于可废止的的价值问题，即存在一个从“x是知识”到“x在认知上比单纯真信念更有价值的”的一个可废止的推理，而不适用于柯万维戈的更严苛的价值问题，并且认为后者违反常识观察。(13)所以，柯万维戈与戈德曼和奥尔森之间的争论最后落到了谁的“价值问题”更合理的问题，而这却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对这种方案最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指出他们在解决价值问题时超出了可靠论的范畴，因为在这种方案中，他们要求对可靠过程本身有一个把握，并且能够追踪信念的来源，而这显然是一种内在论的主张，与作为外在论的可靠论相悖。事实上，奥尔森早已意识到，在提出条件概率方案之前，奥尔森试图通过稳定性概念来解决价值问题，那时他承认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要求一种温和的内在主义条件”。(14)不过随后就否决这种做法，明确表示“我解决价值问题的路径完全是外在主义的”。(15)奥尔森的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实际上凸显了可靠论者在面对价值问题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坚守外在主义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又要挖掘可靠过程的内在价值，从而违背外在主义的精神。 针对第二个方案，柯万维戈反对戈德曼和奥尔森混淆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既不能从某些主观的价值的单纯可能性中读出客观价值，也不能从某些人合理地赋予它某些价值这个事实中推出它的客观价值。”(16)因此，价值自主化的方案是失败的，因为通过刻画一个心理机制不足以为信念形成过程的独立价值作辩护。不过，虽然该方案是失败的，但是它试图从工具价值跨越到内在价值的努力方向并没有错，事实上，他们已经意识到要真正解决淹没问题就必须为知识寻找一种区别于真信念的内化于自身中的价值。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戈德曼和奥尔森的方案的主旨是试图挖掘可靠过程本身的价值来为知识的额外价值提供辩护，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可靠论遭遇价值问题的根源在于它根本上坚持的是一种外在价值论，即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在真信念本身上面，可靠过程的价值也是如此，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要么为了寻求可靠过程本身的内在价值违反了可靠论的理论界限，要么就是这种寻求本身就是失败的。 三、从可靠论到德性知识论：价值的内化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可靠论无法解决价值问题，症结在于它无能力在其理论内部提供对知识内在价值的一种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德性知识论似乎明显优越于可靠论。下面笔者将讨论德性知识论解决价值问题的总体方案及其本质，指出它在解释知识内在价值方面的优越性。 德性可靠论者认为知识就是由主体的理智德性所产生的真信念，即其持久和可靠的认知能力的产物。因此，德性可靠论者实际上把知识的重心从信念本身转移到了主体所处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主体要为其所相信的东西负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德性可靠论在处理价值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资源。 总体说来，一个德性地产生的真信念，那么这个信念的真可归属于真，相反，一个信念是碰巧成真的，那么这个信念的真就只能归功于幸运的环境，因此，一个德性地产生的真信念比碰巧成真的信念更有价值，因为前者的主体更值得信任。这个主体所获得的信任虽然没有为这个信念本身增加什么额外的价值，但是它为整个知道p的状态增加了价值。所以，与简单可靠论者不同，德性可靠论者改变了对知识的一个基本看法，即后者把知识看作是一个拥有理智德性的主体积极参与的一种状态，而不像是前者那样，仅仅把可靠的过程视为一种工具，知识是这种工具单纯的一个结果。 根据扎戈泽博斯基的观点，德性可靠论者们能够解决价值问题，仅当他们拒绝知识的“机器－生产模型”(machine-product model)，因为正是这个模型无法让简单可靠论者从信念中心转移到知道p状态。(17)为了说明这个模型，她举了著名的咖啡案例： 一杯咖啡并不会因为如下事实变得更好，即它是由一台可靠的咖啡机生产出来的。如果这杯咖啡味道好，如果它是由一台不可靠的咖啡机生产的也没什么差别。(18) 类似地，一个可靠地形成的真信念并不变得更有价值，哪怕这个可靠的形成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知识是通过某物变得更好的真信念，那么知识就不能够是其相信者的外在产物，就像那杯咖啡是咖啡机的外在产物一样。因此，扎戈泽博斯基建议我们不要把知识理解为是一种由所知道的信念组成的状态，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有真信念及其来源构成的整体，如果知识是这样一个整体，并且该信念的来源拥有独立的价值，那么知识比真信念更有价值。 B.布罗嘉德(Berit Brogaard)认为扎戈泽博斯基对可靠论的这种诊断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她预设了一种摩尔式的价值观念，即如果两个事物拥有相同的内在属性，那么它们就具有同等的价值。然而，这种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外在事物赋予一个事物以外在价值，例如戴安娜的晚礼服，这条裙子的额外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与戴安娜之间的关系。(19)戈德曼和奥尔森同样使用了这个案例来说明外在价值的可能性。 不过，在笔者看来，布罗嘉德、戈德曼和奥尔森都错误地解释了戴安娜的晚礼服这个案例，因为当我们说晚礼服的价值的时候，实际上这件晚礼服与“属于戴安娜的”这一属性是不能够分开的。一方面，布罗嘉德为了说明这件晚礼服的价值是外在的，他试图强调戴安娜与晚礼服各自的独立性；然而，另一方面，为了凸显戴安娜的晚礼服与一件戴安娜晚礼服的精确复制品的价值差异时，又把戴安娜与晚礼服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扎戈泽博斯基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案例，即只有把戴安娜与晚礼服视为这个价值事件的整体，即是处于该事件中的戴安娜这个主体的价值赋予了戴安娜的晚礼服以额外的价值。 另一种可能的回应就是证明可靠论与德性可靠论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德性可靠论能够用于解决价值问题的方式同样适用于可靠论。可靠论与德性可靠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允许所有可靠的过程作为知识的来源，而后者则只认同那些构成了主体品格的可靠能力视为知识的合法来源，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点，我们可以引用J.格雷克(John Greco)的一个案例： 雷诺认为他能够使用他设计的一套系统打败轮盘赌。根据赌徒的谬误，他相信一个数字越长久没有出现出现的概率就越大。然而，不像笛卡尔的恶魔受害者，我们的雷诺有一个恶魔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就像一个认知守护天使，每一次雷诺形成一个信念说一个数字将出现，他就会安排这个数字如期出现。假定有助人的恶魔的干预，那么雷诺的信念形成过程就是高度可靠的。但是这是因为让世界去符合雷诺的信念，而不是因为雷诺的信念符合这个世界。(20) 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雷诺的信念形成过程是可靠的，但是完全不是其本人品格的体现，因此，根据德性可靠论的标准，雷诺缺乏理智德性，其所形成的真信念不能算是知识。但在布罗嘉德看来，这种解释是不完备的，因为格雷克已经事先承诺了如下主张，即一个系统地调节主体信念到事实的程度的设备能够成为知识的来源。为此，他举了列维斯的假义眼案例： 一对由安装在额头上的微型摄像头构成的义眼；一台计算机；以及大脑中的一组电极。这个计算机接收来自摄像头的信号，然后发送信号给电极以产生与眼前场景匹配的视觉经验。当这对假眼调试完美的时候，盲人也能看得到。 布罗嘉德认为，因为格雷克并不否认德性是可以获得的，而不一定要是天生的，那么这个案例中的人工视觉系统也不应该排除在主体的理智德性之外。进而，既然允许这种外在事物成为知识的来源，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超自然的恶魔呢？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德性可靠论与可靠论之间没有根本差异，他们对可靠性的要求只是程度的差异。(21) 同样地，笔者可以为格雷克做一下辩护，义眼案例实际上是一个能模仿正常的视觉系统的东西，因此，它实际上表明只有正常的视觉能力才能构成主体的理智德性，恶魔帮助者并没有模仿正常的主体应该具有的认知能力，甚至没有赋予雷诺任何能力，而完全是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展示(通过改变世界来符合雷诺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雷诺只是一个傀儡，没有任何理智德性可言。但是，在笔者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布罗嘉德没有理解格雷克试图改变以早期索萨为代表的德性知识论者把理智德性理解为认知能力，并考察单一认知能力的可靠性的做法，转向整体考量认知主体的可靠性，从而误解了德性可靠论处理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点体现在后期索萨的如下一段话中： 我们偏好从我们自身表现(performance)所获得的真，并且这似乎是对一种不仅是外在地还是内在地更可取的善的反思地可辩护的渴求。我们所偏好的是真相信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我们不仅相信，而且它的真可以归属于主体自身的行为。(22) 显然，在这段话中，索萨更加强调的是主体整体的表现，而不再试图从某一理智德性出发来评估主体的认知表现，并且强化了真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两者结合成一个认知事件，其价值也顺利地转化成内在的价值。我们知道，德性可靠论的一个内在驱动，尤其是索萨的一个理论动机就是试图为当代知识论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之争寻找一条新的解决方案，索萨的德性视角主义从一开始就放弃在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选边站，而是积极引入理智德性和认知视角来消解两者的对立，使之融贯地处于一个系统之内。作为一种外在主义的知识理论可靠论则缺乏这种打破这种理论诉求和动机，相反还要极力维护这种对立，从而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某种外在支撑。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可靠论者在价值问题上处于下风，德性可靠论者完全可以一方面支持真的外在价值，同时还可以为知识寻求更高的价值，即内在价值。 当然，笔者的辩护并不意味着德性知识论的各个特殊的解释都是没有问题的，例如扎戈泽博斯基把知识解释为德性地驱动的真信念，并且认为是对真理的爱这种动机为知识增加了额外价值，申请者认为这种知识解释太过严苛，使得它只适用于“特殊反思的人类知识”；申请者同样不满意于格雷克利用“奇异和易逝的过程”(strange and fleeting processes)来区别可靠论与德性可靠论的做法，因为这实际上模糊了两者的根本区别。相对来说，笔者还是偏向于索萨的做法，首先把知识区分为动物知识和反思知识；前者承认了可靠知识的价值，后者则提升了人类作为反思动物的知识的价值。 总而言之，从可靠论到德性可靠论的转变的本质在于实现外在价值向内在价值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得以可能的基础就是抛弃可靠论继承自奎因所提倡的自然化知识论的机器－生产模型，这种输入输出模型把知识视为一个我们人这台机器所生产出来的无差别的产品。然而，我们知道对知识的这种理解是肤浅的，是对17、18世纪机械物理主义的“死灰复燃”，相反，我们应该把认知视为一种状态，它是由主体参与并为此负责任的一种状态，而主体与真信念之间的价值传递正是包含在这个整体的认知状态之中。 四、当代知识论的价值转向及其意义 知识的本质和价值是两个同样古老的问题，它们都源自于柏拉图，前者出自其《泰阿泰德篇》，后者出自《美诺篇》。但是近代知识论的主流是关于知识的本质和范围的探讨，对知识的价值的探讨几乎绝迹了。原因在于，哲学探究历来都是强调本质而忽视价值的，或者认为对一事物的本质的探究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而对该事物价值的探究往往对这个事物本身理解并不能增添太多的东西，因此，价值相对于本质来说是次要的东西。 回应价值问题的一条传统路径是社会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德和C.L.刘易斯。康德主张知识在本质上是基于确信的真信念，它优于真信念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证言的方式可传达的，即具有一种额外的社会价值。在《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中，刘易斯把知识、评价和行动相互关联起来，并把知识定义为“理解能够被行动实现的价值所限定的将来”，(23)这被称为“刘易斯路径”。“刘易斯路径”揭示了知识这个概念的社会功能，这无疑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但是柯万维戈认为，“刘易斯路径”也是粗糙的，因为它会把知识更精细的、特殊的和唯一的价值忽视掉。(24) 当代价值驱动的知识论没有走“刘易斯路径”，因为后者基本不关切知识的本质，而是选择了回归柏拉图传统，即试图通过与知识构成要素(主要是真信念)比较来揭示知识的独特价值，这是一条与知识的本质具有密切关联的道路。首先，当代知识论为什么会重新开始回到这个古老的传统呢？原因在于当代知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归咎于葛梯尔反例的提出，该反例证明即使确证的真信念构成了知识的条件，还是无法正确定义知识，也不足以构成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面对这种危局，后葛梯尔时代的知识论者们不得不遵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精神，继续追问：如果确证的真信念不足以构成知识，那么还需要哪些额外条件呢？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知识的本质问题，同样适用于知识的价值问题。不过，这一次我们比柏拉图的美诺问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们现在问的不仅仅是知识为什么比真信念更好，还要问知识为什么比确证的真信念还要好。 其次，以淹没问题为例，我们可以知道它探究的是知识为什么比真信念有价值，知识的这种额外价值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对这种问题的关切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本质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实际上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为了凸显出知识区别于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真信念”的价值，其附带的后果就是同时凸显了知识本身区别于真信念的本质特征。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在柏拉图对解决价值问题的两个预设中看到：1.知识是以获得真作为其目标的；2.知识在获得真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即它比真信念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预设(1)是真的，那么这个预设不仅一方面指出真是知识所追求的一个最主要的价值(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知识论的一个共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真作为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预设(2)是真的，那么我们在探究知识本质时，不仅要寻求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同时至少有一个必要条件它是能够使知识区别于真信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万维戈说：“处理它们(指价值问题——笔者注)显然能够有助于评估涉及知识和其他认知现象本质的建议的充分性。”(25) 最后，价值问题引发了当代知识论的价值转向，里格斯把以探究认知价值为核心的知识论统称为“价值驱动的知识论”，以区别于本质驱动的知识论。它不是类似于可靠论、德性知识论这样作为一种知识论的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思考知识论本身的全新方式。因此，价值驱动的知识论与传统知识论的区别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即类似于“语言学转向”，它并不否认其他方法的有效性，而是提供一种补充性的方法，试图“带来一种更少限制和理智上更丰富的设想知识论的全新方式，而不是传统上把知识论仅仅限定为‘关于知识的理论’的方式”。(26) 总而言之，价值驱动的知识论是对当代知识论非常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它有助于我们把知识论重新还原成一门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学问或“一种价值驱动的知识论邀请我们去追问各种不是自然地引起的问题(当然，也不会被更为传统的知识论方法所禁止的问题)。20世纪分析的知识论相当目光短浅地盯着知识的条件不放，而忽视了绝大多数在我们生活中更广泛的关于知识的作用和价值的问题。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关心知识，关心到底什么是知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认知生活如何与我们的道德生活和明辨生活等交织在一起”，(27)因为探究知识的价值问题其实最终是在探究人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驱动的知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广义的和开放的知识论的可能性，这种知识论应让对知识和确证以外的(包括理解、运气、好奇和信任等)非认知概念的探究成为合法的，因此，价值驱动的知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丰富、更开放的认知图景，而这样一幅图景有利于我们不断加深和改变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从而有效地拓展知识论的版图，而这才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①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 ②R.Swiuburne,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8. ③A.Goldman and E.Olsson,"Reliabilism and the Value of Knowledge",in A.Haddock,A.Millar & D.Pritchard eds.,Epistemic Val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23. ④L.Zagzebski,"Epistemic Value Monism",in J.Greco ed.,Ernest Sosa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2004,pp.190-191. ⑤A.Goldman and E.Olsson,"Reliabilism and the Value of Knowledge",in A.Haddock,A.Millar & D.Pritchard eds.,Epistemic Val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28. ⑥Ibid.,p.29. ⑦Ibid.,p.31. ⑧J.Kvanvig,"The Swamping Problem Redux:Pith and Gist",in A.Haddock,A.Millar.& D.Pritchard eds.,Social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0-101. ⑨Ibid.,p.89. ⑩Ibid.,p.96. (11)E.J.Olsson,"In Defense of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Solution to the Swamping Problem",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79,2009,pp.98-102. (12)E.J.Olsson,"Reply to Kvanvig on the Swamping Problem",Social Epistemology:A Journal of Knowledge,Culture and Policy,vol.25,no.2,2011,p.178. (13)Ibid.,p.179. (14)E.J.Olsson,"Reliabilism,Stability,and the Value of Knowledge",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4,2007,p.352. (15)E.J.Olsson,"In Defense of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Solution to the Swamping Problem",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79,2009,p.99. (16)Ibid.,pp.102-103. (17)L.Zagzebski,"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Epistemic Good",Metaphilosophy,vol.34,2003,p.15. (18)Ibid.,p.13. (19)B.Brogaard,"Can Virtue Reliabilism Explain the Value of Knowledg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6,2006,p.340. (20)J.Greco,"Agent Reliabilism",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vol.13,1999,p.273. (21)B.Brogaard,"Can Virtue Reliabilism Explain the Value of Knowledg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6,2006,pp.344-346. (22)E.Sosa,"The Place of Truth in Epistemology",in P.Depaul and L.Zagezebski eds.,Intellectual Virtue:Perspectives from Ethics and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74-175. (23)刘易斯：《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江传月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4)J.Kvanvig,"The Swamping Problem Redux:Pith and Gist",A.Haddock,A.Millar,& D.Pritchard eds.,Social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3. (25)J.Kvanvig,"The Swamping Problem Redux:Pith and Gist",A.Haddock,A.Millar,& D.Pritchard eds.,Social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89. (26)Wayne Riggs,"The Value Turn in Epistemology",in V.Hendricks & D.H.Pritchard eds.,New Waves in Epistemology,Palgrave Macmillan,2008,p.300. (27)Wayne Riggs,"Luck,Knowledge,and Control" in A.Hadock,A.Millar and D.Pritchard eds.,Epistemic Val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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