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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每年都要纪念这个节日。然而，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官方宣布改变这个节日的含义（注：1996年11月7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改为“和谐和解日”，以表达“今后不再出现对抗，实现俄罗斯社会的团结”的愿望。），国外贬低和诋毁它的言论也沸沸扬扬。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便成为当前一个新问题。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视与总结以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很有必要的。
一、关于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问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新时代。这是我们传统的认识和提法。但是近年来在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著述中，这一提法悄悄地消失了，反映了对传统观点的动摇和迷惘。在俄罗斯，90年代以来史学界围绕着“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还是社会灾难？”“人民是十月革命的创造者还是人质？”“1917年的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些曾经高赞过十月革命的前苏联史学家现在对它也横加指责，昔日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卫士的人，现在变成了对十月革命的抨击者。他们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它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社会革命，而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政变，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一次实验。（注：参见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9、32—39、304—312页。）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学者则重弹20年代自由派史学家的老调，根本不承认十月革命的历史规律性。他们虽也认为当时俄国存在现代化危机，但认为俄罗斯帝国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最巧妙地利用了混乱的局面。”（注：刘淑春等编前引书，第85页。）西方政治家们则利用苏联的解体直截了当地否定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断定：“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在当时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他认为十月革命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是“理想主义冲动的乖张表现”，是“企图建立强制的乌托邦。”（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这些非难和攻击迫使人们不能不对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传统看法认真地进行审视和反思。
1919年2月列宁在起草俄共（布）纲领时，第一次提出：“1917 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注：《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4 周年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注：《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1927 年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发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212页。）一文又阐述了列宁的观点。1937年毛泽东根据资本主义时代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和激荡的事实及十月革命在中国引起的变化，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3页。） 1957年当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了《莫斯科宣言》，提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1957年11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此后在论及十月革命意义时又多了一个“开辟新时代”的提法。
上述文献的论断都是以两方面的基本史实为依据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及其体系的形式；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面临经济与政治的总危机。1919年列宁在提出“新纪元”的论断时就指出：“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注：《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证实上述传统提法是正确的。仅50年世界资本主义就经历了四次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资本主义再也不能保持完整体系； 二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与整个30年代的大萧条；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方国家（仅除美国之外）的普遍衰败；四是帝国主义东方阵线被中国革命冲破，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大崩溃。
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实是欣欣向荣的。巴黎公社后处于低潮的国际共运于20世纪初有了转机。在俄国，短短的12年内爆发了三次革命，反映了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历史新潮流。世界大战把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连在一起。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但因此它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列宁说：“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注：《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 页。）。不久前俄罗斯史学家伊·明茨等人曾撰文（注：刘淑春等编前引书，第275—278页。）论述十月革命爆发的主客观条件，说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嘲弄历史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十月革命后的历史事实是苏联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有明显的提高，致使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战后国际共运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的激烈较量，社会主义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切显示十月革命确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的时代，传统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问题是出在20世纪的后半期，尤其是6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调整和对新科技的利用，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呈现了一个20年左右的“黄金时代”。各种一体化组织的建立缓和了西方大国间的矛盾。加之和平力量的增长使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其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病也日益呈现出来，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出现挫折，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共运转入低潮。新情况、新问题确实向传统论断提出了挑战。能不能说传统的提法已经过时了呢？否。
列宁教导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要看本质。尽管60年代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表现出一定的活力，但是作为帝国主义本质的垄断没有改变。而且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又从国家垄断到跨国公司。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也没有消失。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演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且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演化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这种矛盾也日益突出。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际范围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攻击，实行和平演变策略，都反映了矛盾的尖锐存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构性失业的严重化、周期性危机的存在，都说明阶级矛盾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消失，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质变的新生。
至于社会主义的挫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仍有一些国家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就连布热津斯基也曾专门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注：布热津斯基著前引书，第208页。） 邓小平说的好：“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页。）既然如此，怎能说十月革命开辟的新时代已经结束了呢？传统的提法没有“过时”，传统看法的基本点是对的，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
然而也应该指出，以往的解释是有片面性的，甚至存在误区， 表现之一是：对于新纪元、新时代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注：《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 月），《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既然是大时代，当然是很长的岁月。列宁指出了其间的曲折性，但未能具体阐述。斯大林在20年代仍继续坚持这些观点，可是后来他骄傲了，不再能正确估计形势。他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为总危机的第二阶段资本主义不再会有“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616、595 页。）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论点。但后来前苏联学界又继续提出总危机第三、第四阶段的理论。在我国也有“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说法。这种极左的时代观产生极左的政策，最终结出了苦果。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国际共运和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也能正确认识时代。他估计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完成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这种估计对我们认识十月革命以来新时代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是有启发的。
认识片面性的表现之二是：对新时代的起点和内容阐述不够全面。十月革命固然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开创新纪元的并不只是十月革命这一个事件。列宁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注：《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毛泽东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第667页。）这表明除十月革命外，1905年的亚洲觉醒和1914年的世界大战爆发也都对历史新阶段的到来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20世纪最初年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才使世界历史出现大转折。就新时代的内容而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固然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但绝不是内容的全部。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问世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引向微观，从而导致了现代科技革命的新纪元。1906年福雷斯特发明电子真空三极管，导致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兴起，进而产生电子计算机，促使人类物质文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我们的时代丰富多彩，统一性与多样性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是现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
二、关于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
俄罗斯史学界目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开展论争。焦点是1917年的俄国除了走十月革命之路还有无其他道路可选择？有些人认为二月革命后应沿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发展，而不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注：刘淑春等编前引书，第4—6页。）显然这种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
在国际共运中历来也重视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研究，不过重点是总结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这一课题，1920年5月，列宁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其中就曾集中回答了布尔什维克为何能获成功的问题。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最重要的经验是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个党有极严格的纪律，它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以及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来维持的。为了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 月）， 《列宁全集》第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道路不断探索的结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多年来我国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阐述也有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关于暴力革命的问题。60年代的“反修论战”在论及十月革命道路时曾对这个问题提出许多极端的看法。例如“九评”中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345、352页。） 它完全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只强调一种可能性——暴力革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道路的选择要根据各国的具体实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有成功的革命都不是一成不变地按一种方式行事。革命导师经常探索各种道路过渡的可能性。马克思说：“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 页。）列宁说：“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此同时，列宁也曾设想和试探过和平革命的方式，也有效地运用过和平谈判方式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如布列斯特和约）。他对两种途径都给予重视。所以邓小平后来谈到60年代那场意识形态争论时指出：“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
上述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错误总结在我国造成的影响是强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那就是把革命的手段单一化、绝对化，而且看的比革命的目的还重要，常常依据手段来判断革命路线的性质和是非。经济体制改革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就反映出这样的问题。
其二是：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内容范围问题。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主要解决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贫苦农民如何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还未提上日程，尚未有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只是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关口，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它们与十月革命道路休戚相关，但不属于十月革命基本经验的内容范畴。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注：《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单行本，第20页。）于是，人们常常把十月革命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五年计划、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方针，集权管理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等，都作为普遍规律加以推广。而苏联所实行的这些措施也并非全都正确，有的甚至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多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建设模式不当。如果按已往的理解，就很容易将此失败归罪于十月革命道路，从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明确十月革命道路的内容范围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三、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问题
对于十月革命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的评价，目前在国内外都存在一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不管有人怎样地诋毁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作用，有三方面客观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1.十月革命的首创精神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考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但他曾预言：俄国革命精神“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可能使西方革命者对自己“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注： 考茨基著：《取得政权的道路》， 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1页。）。事实正是如此，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一战后英法意美工人运动的如火如荼，都与十月革命有直接联系。在东方，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与印度甘地领导的反英斗争也都曾受到十月革命的激励。十月革命唤醒了新一代民族知识分子。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注：《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1981年版，第18—19页。） 鼓舞和影响是相互的。觉醒了的各被压迫民族也给予十月革命以坚决的支持，捍卫它的成果，共同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2. 十月革命促进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斯大林曾形象地比喻为“架起了一座桥梁”，意思是“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斯大林有过错误，但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前的西方工人运动由于受第二国际的控制，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采取了追随本国政府的方针。就连卢森堡这样的左派领导人也有这方面的错误。然而自十月革命起情况改变了。苏维埃政权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积极联合东西方的革命力量。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它将过去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口号进而发展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将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这里就蕴含着十月革命的影响。
3.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列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十月革命前列宁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十月革命正是凭借先进的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才取得胜利的，这就必然引起世界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的热忱。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4年第2版，第1471页。）从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西方发展到东方。
一些前苏联学者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发表文章说：“现在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不要再搞什么伟大十月革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在不断加强的自我欺骗了。”（注：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史学局局长弗·咔·梅利尼琴科与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1990年谈话纪要，见刘淑春等编前引书，第17页。）在苏联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影响重新进行思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认真研究和反思的是已往在评价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时是如何对待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如何处理十月革命以来兄弟党与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
列宁和苏联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把十月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3 月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又指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那么怎样唤起世界革命呢？当然不能靠革命输出，对此列宁在“七大”后反复告诫：“有人以为，革命可以按定单和协议在别人的国家里发生。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又说：“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918年6月），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8页。）列宁的方针是对的。 不过事实上列宁的指示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在国内战争进程中急于等待世界革命爆发的苏俄军政人员对周边国家进行革命援助时，其行为确有输出革命之嫌。（注：例如：，1918年苏俄革命者在中国哈尔滨策划建立苏维埃政府。1920年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曾命令：“向着华沙，向着柏林，前进！”）只是这时各国革命正走向高潮，各国共产党又处于萌芽状态，急需外部力量支持，因而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与各国革命的关系是正常的，体现了相互支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但是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称苏联是“世界革命根据地”，要求各国革命都要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苏联领导人常常通过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作出许多脱离各国革命实际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曾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更是在国际共运中随意指手画脚，以“老子党”自居。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贡献成了他们搞“老子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资本。夸大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成为他们谋取霸权地位、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舆论手段。
前苏联史学家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时曾编辑过一部论文集：《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该书在我国也颇有影响。它的中心思想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具有包罗一切的普遍影响”，“对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具有如此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国际意义”（注：[苏]阿·阿·古别尔主编：《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第1、7页。）。这些夸张的言论，在往后的年代里，又被前苏联舆论界进一步渲染，然而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事件的国际影响都是有一定限度的。社会传媒和交通条件、世界的多样性、承受者的发展水平，都制约着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苏俄周边国家和欧美少数大国。至于广阔的黑非洲、大洋洲地区、部分亚洲、拉美国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还是很微弱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少国家和地区虽曾受十月革命的启迪，然而其影响主要是间接的，而且大多是在十月革命若干年之后。例如十月革命对越南的影响是与中国革命的传递作用分不开的。1925年越南革命者在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成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在香港建立越南共产党。胡志明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注：《胡志明选集》第2卷，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前苏联学者曾强调：“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的变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里说的“性质变化”是指“无产阶级成了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注：阿·阿·古别尔主编前引书，第70、79页。）这样的论断也夸大了事实。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发生变化的只有中国、朝鲜、越南等少数国家。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甚至由爱国的王公贵族领导。十月革命的功绩并不在于改变了它们革命的性质，而是促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形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亚非拉各国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及随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不管其领导者属于什么阶级和阶层，只要它反帝、反殖、反霸、谋求民族发展，就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同盟者或朋友。这是列宁和十月革命树立起来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来都十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伟大国际意义和影响，但是“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我们也反对曲解乃至抹杀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应当通过反思，实事求是地揭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以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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