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译介、倡导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夏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衍，本名沈端先。他的名字在现代电影史、戏剧史上赫然醒目。1936年4月在《光明》杂志创刊号上，他第一次使用夏衍这个笔名发表了名作《包身工》。由此，夏衍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其实，在此之前，沈端先就与报告文学发生了特殊的联系。他是我国早期重要的报告文学译介者和倡导者。此后，夏衍对报告文学创作也有研究，其理论观点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对夏衍半个多世纪中与报告文学有关的活动作一系统的梳理，对于丰富夏衍这位世纪老人的研究内容，是必要和有益的。这里，我们仅从译介、倡导、研究三方面论析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贡献。
一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文体。这是近代民主觉醒、新闻发达的产物。就世界而言，它的原生地在欧洲，称Reportage。就中国而言，这一文体名称是舶来品。“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是在我国大革命期间，随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从日本传到中国。”①现在还尚未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报告文学之名于大革命期间输入我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十年代初国内方有报告文学的正式标名。“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新闻媒介，在德国新兴的并命名的‘报告文学’，未能在20年代传进中国。而到‘左联’成立时期才由一些左翼作家从日本文坛这个中转站，把德国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介绍进来。”②这其中就有沈端先。
沈端先于1919年20岁的时候以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工科，其间开始接触认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当时日本的工人运动与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是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对于将报告文学这种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样式引入国内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他于1932年1月20日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③。这是我国现见最早系统地译介报告文学的专论。沈译川著《报告文学论》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劳动通信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什么”，“著名的报告者及其作品”。川口浩认为，劳动通信和报告文学“两者的机能，完全两样，因为前者不是文学，而后者却是纯然的文学。”“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在这篇重要的专论中，川口浩根据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基希的意见，指出“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的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此外，川口浩对多位重要的报告文学家及其作品作了点评。这篇译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报告文学史知识。这对于促进我国当时报告文学的创作，传播报告文学的知识，指导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沈端先是现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倡导者。与沈过从甚密，参加过“左联”工作的袁殊曾说：“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并要求《文新》提倡。”④这里所说的“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与史实不符。对于何人，何时，何文首先正式提出“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曾有不同说法。核对史料，我们发现第一个正式提出“报告文学”中文译名的是陶晶孙。他翻译的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兴文学》，发表于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刻羞（今译基希——引者注）可说是新的型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沈端先在1930年5月出版的《拓荒者》上发表了《到集团艺术的路》。他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与报告文学近名的文体名称“报告”（在现代一个时期“报告文学”与“报告”常通用）：“由工场，农村，兵营等等特殊群体集团通信员所产生的报告，记录，——包含一切正确，机敏，频繁地传达各种战线的战争和生活忧态的通信，这些，都是唆示着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
由上材料证示，沈端先不是标示报告文学汉语译名的第一人。但明确地要求一个刊物提倡报告文学，从现见的材料看，他是第一人。沈端先要求《文艺新闻》提倡报告文学，是有背景的。袁殊回忆道：“《文新》初期，我便与夏衍相识了。在第一次谈话中，他说到，‘《文新》的立意很好，看的人很多’，表示了对《文新》的关切。以后我们接触很多，他经常提供‘左联’的消息。特别重要的是，在论及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他的谈话常起着带有指导性的帮助作用。”⑤我们知道，“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的社团。沈端先是筹备“左联”的主要成员之一。“左联”成立时他与鲁迅等选为常委。“左联”成立后不久，于1930年8月4日执委会通过决议，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要求“左联”同志“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团体对报告文学首次郑重其事的关注和热情倡导。在沈端先看来，“在某种事件的发生，能有通讯员的赤裸裸的记录，这便可以和我们的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⑦而报告文学也正可以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沈端先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眼光。这种眼光使他自然就有一种政治的责任感去倡导报告文学。在沈端先的提倡下，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1931年3月16日创刊到1932年6月终刊，出版60期）对报告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文艺新闻》于1932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二部报告文学集《上海的烽火》，并且刊发了我国第一篇研究报告文学的专论。据袁殊称：“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我写了《报告文学论》一文，刊登在《文艺新闻》第18期上。”这篇专论比茅盾那篇著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论文早发表近六年。袁殊回忆认为《报告文学论》的写作是“参照了苏联的理论”。但当时国内尚无译介苏联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经过核对，袁殊执笔的此文倒是参照了川口浩的同名论文。川文由沈端先于1932年1月20日译出发表，袁文发表于1931年7月13日。两文的发表相差半年时间。从袁文可得内证，他们讨论写作国内第一篇报告文学论时，沈端先等已接触熟悉并认同了川论，介绍了川著中的理论观点。（沈、袁是精通日文的）
由上可知，我国第一篇研究报告文学的专论，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是集体研讨的产物。沈端先虽不是执笔者，但他参与了讨论，对形成论文的观点是有作用的。可视为作者之一。《报告文学论》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专论除了引进川口浩的重要理论观点外，论者还根据本土的实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要者有三。其一，要重视报告文学，重视报告文学人才的准备。文章强调：“我们为了这种新的努力，第一位的就是首先要准备这方面的人材。”其二，论者认为报告文学“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近代工业社会”，一方面是指报告文学萌生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的政治状态：“工业社会急激的发展，阶级对立的日趋尖锐。”这样文学就不应该“浸沉幻想与好闲的耽乐”，不应该只是“变成了抒发个人情感、讽咏花月的支配物了”，作家也不应该“只以写作来消遣生活”。文学应“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应有一种批判精神。其三，论者明确地指出，报告文学是“灵心”与“事实”结合的产物。文章写道：“‘报告文学’，如其名所示的，是把灵心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相写真样的，只是机械的摄写事实。它必须具备着一定的目的与倾向；然后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的写出。”将报告文学界定为“把灵心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这一说是很有理论内涵的。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事实并不是“有闻必录”的，“灵心”把握着事实的提取与表达。而“灵心”就是写作的“目的与倾向”，也就是主体的批判精神。报告文学的真实应是“事实”与“灵心”二维合一的真实。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对后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夏衍对报告文学，从译介国外理论，到要求刊物提倡，以至于自己亲自实践。1936年发表了被文学史家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包身工》。此后他的创作就集中到戏剧和电影方面。解放以后，夏衍又关注报告文学。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他对报告文学的研究上。他在五十、六十、八十年代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夏衍基本的报告文学观。
夏衍报告文学观的核心即是真实观。他在每篇文章中都强调了真实性这一报告文学的基本问题。针对有的论者认为他的《包身工》是“非真人真事的特写”，他十分明确的指出：“《包身工》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是铁一般的事实。”⑧六十年代初，在报告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真实性的问题存有明显的分歧：报告文学是不是非写真人真事不可？允不允许部分虚构或艺术加工？……等等。但夏衍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十分肯定的指出：“报告文学既不能虚构，也不允许夸张。写报告文学，应该把真实性、准确性放在首要地位。不真实，就是假报告，就是客里空。”⑨夏衍的主张代表了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坚持，源于夏衍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深切体验，源于对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自觉把握。夏衍认为如果作者“认为写作报告文学有困难，可以写小说，决不应该在报告文学作品里弄虚作假。”夏衍等的正确观点对于填补当时的理论豁口，匡正创作失实之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到了八十年代，夏衍针对报告文学创作中明显的假、大、空文风的“痕迹”，撰写了《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⑩，强调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说：“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如果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那么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尤其如此。”“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报告文学。”夏衍作为报告文学的权威，其说影响力很大。
《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是反映夏衍报告文学观的最重要的书信体论文，它集中地表达了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系统思想。在这里，夏衍不仅指出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特征，点明了恪守这一原则的意义，而且阐述了与其相联的实际操作问题，给出了确保作品真实性的具体方法。从而，使这篇文章除了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外，还具有指导创作的切实之功。
综合夏衍论及报告文学的若干文章，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他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思想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观点。
一、采访、调研与真实性。夏衍以为报告文学要求实保真，作者“就必须亲自去采访、调查、研究”。(11)深入的采访，扎实的调研，是报告文学真实、准确反映事物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对事物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作品才能正确无误地再现事物。针对文革派性的影响和虚假之风的毒害，夏衍告诫报告文学作者在采访、调研时“不仅仅要耳闻目睹，而且正反两方面都听一听，第三方面也听听，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材料。”夏衍在论述真实性问题时，采用例证法，运用自己采写《包身工》的实例，说明作者采写时应有的态度。作者先是找在日本纱厂的女工交谈，觉得要真正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12)于是，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同学的帮助下，到包身工的车间视察了几次。但作者又不满足于此。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包身工的制度和包身工的生活，“那是非得亲自跑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13)作者的调查是深入而历久的。“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他们的日常生活。”(14)夏衍这种极端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为报告文学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他的立论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依据。
二、艺术表达与真实性。报告文学是一种文学的品种。它要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但它并不只是机械地复制生活，照搬生活的原型，而要对生活作艺术处理。而这正是报告文学易生歧义的地方。有同志认为，报告文学冰是“报告加文学”。而所谓文学就是“小说化”，就是进行任意的虚构和想象。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艺术表达有自己的理解。他一方面认为：“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指出：“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一方面夏衍觉得“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15)报告文学是否允许想象，这是一个有两极相反观点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完全拒绝想象，将想象等同于虚构；另一种观点是可以想象，但将想象作为虚构的伪饰和跳板，“材料不够，想象去凑”。夏衍没有简单地反对或接纳想象。他的《包身工》将包身工喻作墨鸭，这深刻的比喻就是想象的产物。夏衍反对的是“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他以为这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16)因为在报告文学中，作者的创造和想象应服从服务于作品的真实性，切不可因主观的创造和随意的想象而损害了对于事实真实的报告。由上分析可见，夏衍将艺术表达与作品的真实性视为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他的持论全面允中，颇得艺术的辩证法，因而是科学性强的见解。
三、作者胆识与真实性。报告文学大师基希将报告文学称为“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认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承担着双重任务，即斗争的任务和艺术的任务。”(17)报告文学比之于其它文体，更需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作者直面现实、参与现实，甚至干预现实。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这是报告文学主体应具有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夏衍结合报告文学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新特点，特别强调“报告文学一是要真实，二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要有立场，就要有点胆量和拼劲，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18)真实与胆略、立场之间有内在的关联。真实，是目的，胆略、立场是条件。生活现实是一个立体，纷繁芜杂，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报告文学要确保真实，就需要作者有胆有识，有坚定的立场。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敢于和善于在矛盾关系中真实地表现生活。夏衍特别批评“有些作品，有不敢直接去碰矛盾，避开矛盾走的倾向”，认为“‘无冲突论’正是报告文学的大忌之一。”(19)因为这样的作品“真而不真”。
胆略识见之于报告文学，不仅在于它能使作者坚持原则，禀持忠于现实的“实录”精神，而且还能使作者“高瞻远瞩，在更广阔的背景前面，向事物的纵深开拓，去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20)本质真实，是报告文学真实层次中的高级层次。报告文学作者应该追求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一体化的那种高层级的真实。《包身工》之所以能够成为报告文学的名篇，我以为重要的就是因为作者实现了这样的一种真实。而这正需要作者有过人的眼光和识见。
四、语言与真实性。报告文学内容的真实有赖于语言的准确。对此，夏衍在《关于报告文学评奖的一封信》中，针对“火凤凰”杯征文初选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报告文学特别要注意到真实性，所以征文用词，一定要准确、精当。”行文冗长、拖沓、枝蔓太多，“喜欢用不必要的‘装饰性’的形容词，或者故作高深地作一些所谓‘哲理性’的泛论”，都会有害于作品的真实。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它需要作者在各个写作环节上把关。如果前道“工序”注重真实，而到了语言物化阶段疏漏失误，那最终就会给读造成虚假失实的印象。所以作者遣词用语应特别谨慎，做到细心体察，把握分寸，言意相逮，防止虚饰空泛，辞不达意。
以上四个方面，大体包含了有关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基本要点。如上所示，夏衍在这几个方面都有自己富有识见的理论主张，这些构成了他关于真实性的系统思想。这是夏衍对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对于报告文学，夏衍是一位译介者、倡导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四者”集于一身，成为二十世纪报告文学史上少有的“景观”。这就是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夏衍的独特之所，也是吸引我们发生研究兴趣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胡仲持《论报告文学》（《文艺学习讲话》92-95页，智源书局，1949）。
②唐鸿棣《论“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左联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
③《北斗》第二卷第一期。
④⑤《袁殊文集·关于文艺新闻》（南京出版社1992）。
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一卷第一期）。
⑦《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⑧(12)(13)(14)《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人民日报》1959.4.3）。
⑨《新闻业务》（1963年第5-6期）。
⑩(11)(15)(16)(18)(19)(20)《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
(17)《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刘半九译，《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