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文化论文,多样性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家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引发于布迪厄关于阶级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Bourdieu,1984)。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的分化基本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下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和分布状况相关。其所谓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就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high status culture)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它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由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是由社会上层所制定和把持的，所以那些能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风格、品味偏好、行为习惯、消费模式乃至整个上层阶层的文化，往往就被赋予雍容华贵、高雅经典等标签。比如，在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文化就是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它们又被称为高雅文化，文化资本与阶级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资本是上层阶级的文化，作为上层阶级的象征，它起着标识阶级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又起着增强阶级成员相互认同和团结的作用。
本文试图讨论的并非文化资本本身，而是文化资本与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本形式——社会网络资本的关系。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实际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或资源，如金钱、财产、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等；另外一类是社会网络资本，它的特点是不必现实占有，但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涉取。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力、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边燕杰、李煜，2000）。在中国，社会网络对人们工作、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之深远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布迪厄在其巨著《区隔》中，详尽分析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及其与阶层的关系，却忽略了其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Erickson,1996)。在这方面，我国学者也鲜有论及。本文试图在描述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定量资料的分析，以期对其作用的机理有一个本土化的初步理解。
理论和假设：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
关于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有两种意见。它们分别强调文化资本的两个不同侧面：即作为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和表现为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前者认为所谓文化资本就是对社会上层文化的认知和实践，正是它可以帮助社会成员积聚其社会网络资本。
这一观点发端于对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之获取的研究，它确定了文化资本在代际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的传递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因为民主政治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机会均等和功绩原则(meritori-ous selection)，这使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更多地依靠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的不平等分布而间接进行，权力和地位是通过文化资本而间接实现的。文化资本在此扮演着父辈与子辈之间社会地位传承的媒介角色，是实现社会再生产(reproduce)的中介(Bourdieu & Passeron,1977)。
一些经验研究证实，能否取得更高等教育成就和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地位越高的家庭（父辈）文化资本就多，对子辈而言，就是有较好的家庭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子辈就越有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文化资本，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Paul DiMag-gio 1982,1995;George Farkas et al.,1990)。这样，家庭（父辈）的文化资本（也就是子代的文化资源），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成就进而传递社会地位。
进一步深入讨论文化资本的作用机理，即说明文化资本为什么及如何影响教育成就和地位的取得时，保罗·迪麦哲(Paul DiMaggio)和约翰·默尔(John Mohr)进一步结合林楠等学者的社会资本（源）与社会流动理论(Nan Lin,1982)，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解释文化资本对地位取得的作用机制，提出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原因在于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其次，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就是表明对上层阶级的文化有较多的认知和掌握，显然这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再次，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往往掌握在那些较高级别的人(higher ranking people)手里，他们往往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会更倾向于将这些机会给他们的同类——同样有高文化资本的人。同时，有高文化资本的人会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能力的、有教养的，由此在地位取得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总之，文化资本较高者有助于维持其良好形象，广结社会关系，改善与看门人（gat-ekeeper，指教师或雇主）的关系，借社会资本的提高进而提高其职业地位(Paul DiMaggio & John Mohr 1985,1995)。
在此，迪麦哲是将文化资本看成能影响个人社会网络资本积聚的因素之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阶层文化(status culture)的文化资本，其意义在于能起到阶级识别的作用。正是这种阶级识别的作用，使得较高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和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增加其社会网络资源。
北美学者埃里克森(Erickson)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文化资本的效用。首先，她根据北美和法国的研究(Peterson & Simkus,1992;Peterson,1992)指出上层阶级在文化活动上的“杂食性”，虽然高地位阶层较多地参与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活动，但他们并非总是那么高雅，他们也参与各种其他文化活动。而且，文化资本的阶层间差异也因地区文化传统而不同，美国的上中产阶级比他们的法国同类更少用文化资本作为竖立阶级壁垒的武器。她认为，在美国、加拿大这种高社会流动、高文化异质性的工业化社会，人们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不是表现为一种高低层次分明的品味差异（如只看肥皂剧的人和看歌剧的人的差别），而是一种知识多少的差异（比如一个既不了解肥皂剧也不懂歌剧的人，和一个两者都懂并能侃侃而谈的人的差异）。埃里克森认为，文化资本的有效性(us-eful)在于文化资本的多元化程度，即文化多样性(cultural variety)。
在她看来，文化是由多个领域(genre)构成的。在这些领域中，有的是存在阶层分化的，体现着不同的阶层间不同的文化趣味和偏好，如参观博物馆、观看歌剧的人中白领明显多于产业工人。另外一些文化领域的差别并非是阶层间的差别，比如是否观看足球比赛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性别差异。不同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偏好并从而造成文化领域参与的差异。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个人在各种不同领域中涉及的多少和熟悉(familiarity)的程度。文化多样性高的人，就是见多识广、涉及领域广泛的人，但他并不一定是一个文化资本高的人。而文化多样性低的人，他的文化资本未必就低。
显然，见识广博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参与话题，从而他们在社会交往上获得更多的机会，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结果是能更有效地建立和增强其社会网络，比如在求职面试时留下好印象、建立广泛的社会交往、巩固良好人际关系等。而且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又与网络的多样性互为因果、互相加强。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群体，那就可能影响他的文化趣味，使他接触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提高他的文化多样性(Erickson,1991,1996)。
自布迪厄的巨著发表以来，将文化资本直接与上层文化相联系的看法一直是主流的意见需要说明的是，埃里克森也并非将文化多样性等同于文化资本。相反，她认为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资本不仅仅包括对社会上层文化运用自如(familiarize and practice)，还包括另外一种她称之为“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她强调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资本的一个部分，而且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来说，文化多样性是最为广泛、有效的文化资源。本文延续埃里克森这种广义的文化资本的界定，即文化资本包括与上层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两部分。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在下文中，传统、主流的文化资本一词，我们取其本义，以高层文化资本(high-status culture ca-pital)代替。这样，上述两方面的观点可以分别称之为“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
简而言之，迪麦哲和埃里克森的理论分别可以归纳为“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讨论对社会网络资本积聚的作用机理时，前者强调高层文化资本的阶级识别功能，而后者则重视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所产生的效用。
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它包含三个结构上的维度：(1)网络规模的大小，是指关系网络所涉及的人数的多少。社会网规模越大，其中可能蕴涵的资源就越多。(2)网络顶端（简称网顶）的高低，网络顶端是指在社会网中地位、身份和资源最多的那个人的状况。每个社会网的顶端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同的，高度越高，这个网络中所蕴涵资源也就越多。(3)网络位差（简称网差）的大小，是网络顶端与底部落差的大小。社会网的顶端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同的，同时网络所能到达的底部也是不同的。两个网络如果其他方面均相同，那么落差大的网络要比落差小的网络蕴涵的资源更大。原因是位差大的网络可以更多地克服网络资源的重复性（详见边燕杰、李煜，2000）。
有了这些测量网络结构的指标，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才成为可能。为厘清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途径与机制，我们将文化资本（包括高层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对社会网络资本的效用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间接效应，指文化资本通过网络规模、网顶和网差间接作用于网络资本。这些以网络结构变量为中介的间接作用是我们所最关心的，因为它们可以揭示两者作用的过程和机理；二是直接效应，指除去间接作用以外的作用。上述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的间接效应。
如迪麦哲所言，高层文化资本起到阶级识别的作用。高层文化资本的功效在于它有助于与较高阶层的人进行社会交往，故而使得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增加。这其实是假设高层文化资本能提高网顶，继而对社会网络资本有正面的作用。我们称之为网顶中介假设，即文化资本对社会网络资本聚集的正面作用是通过提高网络顶端实现的。
而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源的贡献在于两方面。首先，文化多样性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并成为朋友，这意味着它可以导致网络规模的增加。我们称之为规模中介假设，即文化多样性对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是通过扩大网络规模实现的；其次，由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多样性和异质性较大的网络，这可以意味着网络位差的加大。埃里克森用多伦多的资料证明文化多样性的大小与是否有跨阶级的交往呈正向相关关系(Erickson,1996)。由于网络的位差加大，网络成员间的资源异质性大，网络资源的涉及面广、重复性小，从而能有效增加网络资源的总量。这里称为位差中介假设，即文化多样性对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是通过扩大网络位差实现的。
高层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的测量
如前所述，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测量文化资本，一是一个人对社会的上层文化的了解和涉及程度，二是一个人对不同类型的、包括各个阶层的文化的了解和涉及程度。前者称为高层文化资本量，后者是文化多样性程度。
所谓文化资本的多样性，是将文化资本看成包含多个领域和主题、有多方面的内容，其各组成部分间并没有高下之分。比如，张三懂古典音乐与李四通晓流行歌曲，他们之间在文化多样性上并没有高低的差别，因为他们都只是熟悉某一个文化类型。文化多样性的差别在于，如果张三既懂古典音乐又通晓流行歌曲，而李四只懂流行歌曲，那么张三在文化多样性上要高于李四，因为张三懂的文化类型要比李四多。这与高层文化资本不同，高层文化资本的多少是指对上层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如果张三精通古典音乐而李四通晓流行音乐，从高层文化资本的角度上讲张三高于李四。因为古典音乐比流行音乐更具有品位、更高雅，是较高阶层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文化多样性上他们两人是一样的。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关于闲暇活动共7个方面138个问题，测量被访者的文化偏好和品味。这7方面问题涉及到各种主要闲暇活动，包括闲暇行为方式、书籍阅读类型、报纸阅读类型和收看电视节目类型、音乐欣赏偏好、电视节目类型偏好、对作家和作品的认知。从问题的提问方式上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询问是否有该项活动及其频率，包括闲暇行为方式、书籍阅读类型、报纸阅读类型和收看电视节目类型等4组问题。回答分为每天（赋得分为10分，下同）、经常(6)、有时(3)、很少(1)、从不(0)。
另外一类是关于文化偏好的问题，我们共询问了3个方面的内容。对于作家和作品的阅读偏好，分没听说过(-1)、听说过没看过(0)、看过(1)。另外音乐欣赏偏好、电视剧类型偏好方面，分为非常喜欢(2)、喜欢(1)、不好说／不看(0)、不太喜欢(-1)、很不喜欢(-2)。
对这7组变量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共获得35个因子。这表明，我们调查中所测量的7个方面138个题目可以归并为35个文化类型。表1列举了这35个因子和因子负荷超过0.5的变量。
表1 闲暇活动类型及其分析
在本研究中，文化资本的多样性程度就是指被访者在这35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文化行为上涉及的广度。具体来讲，每个被访者在这35种类型上都有一个因子得分（均值为0，标准差为1），该分值越高，说明此被访者在该文化类型上有较高了解或涉及，也就是讲他有这方面的文化资本。根据统计分布的原理，得分最高的15%的被访者，其因子得分的数值等于或超过1。我们对每个被访者在35个文化类型上得到高分(＞1)的次数进行累计，得到的指标即为文化资本多样性。文化资本多样性指标的均值为4.9，意为受访者在这35个方面平均有大约5项文化内容有较多的涉及。标准差为3，说明大约70%的被访者，在2个到8个文化类型或趣味上涉及较多，个人间的差异应该讲不算太大（见表2）。为描述方便，我们将其转换为0到100的得分。均值在29，标准差为17。
与已有研究对高层文化资本的测量方法类似(DiMaggio,1995,1990,1982)，本文将高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操作化为高雅文化和行为的涉及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品味偏好(taste)、知识(knowledge)、行为(activity)。具体包括：
(1)有高雅的品味偏好，包括喜欢经典音乐、看文化类书籍、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等；
(2)关心时事政治，读官方大报，有丰富的时政知识等；
(3)参与高雅的休闲行为：包括书画类活动等。
将这三方面的指标纳入因子分析，仅得到一个因子(λ＞1)，认为该因子即文化资本。因子得分是一个标准化系数，为便于说明，将其转换为最小为0，最大为100的分值系数。该指标的意义是对高层文化资本量的大小进行直观的评估，最高为100分，最低为0分。平均数为44，标准差19。表明它是一个基本正态但略带左偏的分布（见表2），最低的15%得分低于25分，最高的15%也只超过65分。其余的在25%到65%之间。
高层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在成因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上层的文化，它在不同阶层间存在明显的分化，具有阶层指示作用。不同阶层的高层文化资本量应该是不同的，阶层地位越高，文化资本量就越多。而文化多样性仅指人们在各种各样文化类型上涉及的广度，它忽略文化类型间“高雅”与否的差异，强调的是所涉及的文化类型的数量。因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形式和趣味，所以文化多样性这个指标不会与阶层归属有较多的关联。文化多样性的差异不会表现在阶层之间，而应该更多地表现为阶层内部的差异。
表2 高层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指标的构成及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文化多样性4.9
3.0
017
665
文化多样性（调整后）
28.9
17.4
0100
665
高层文化资本
因子负荷
文化类书籍的阅读 .69
时政知识 .67
阅读官方大报频率 .63
对古典文学的认知 .56
参与书画类休闲活动.60
喜好经典音乐
.53
已解方差 37.76%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高层文化资本0
1.0
-2.26 2.90
635
高层文化资本（调整后）
43.8 19.40
100
635
表3 高层文化资本与文化多样性的回归分析
高层文化资本 文化多样性
非标准
标准
非标准
标准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常数(Constant)
-5.9823.49
天津 4.85
.11***
.34
.01
武汉 7.63
.18***
4.16
.11*
深圳 1.18
.02 .38
.01
阶层归属b
管理人员
7.29
.15***
3.83
.09
行政文秘人员 8.88
.13***
5.67
.09
文化专业人员 4.91
.08
2.17
.04
经济专业人员 5.12
.10*
4.57
.10
私营业主
5.02
.04
5.45
.05
个体户
-5.13
-.07
-1.71
-.03
商业服务业工人-.19
.00
-1.44
-.03
教育程度c
4.60
.37***
.87
.08
性别（0为女性） 7.32
.19***
3.48
.10*
收入(Log)
.03
.00
1.04
.07
年龄
.60
.28
-.12
-.06
年龄平方
.00
-.18
.00
.03
政治面貌（0为非党员）
2.23
.05
.68
.02
F检定值 25.02*** 3.49***
决定系数（调整后）
.38
.06
样本数 617
646
***P≤0.001 **P≤0.01 P≤0.05
说明：a.城市的比较基准是上海；b.阶层的比较基准为产业工人；c.教育程度：是否大专或以上文化程度。1是，0否。
表3以个人的社会经济指标来预测高层文化资本量和文化多样性。结果如我们的预期：
(1)个人的高层文化资本量的大小与教育、性别和阶层归属显著相关(P＜.001)。整个模型的解释力很强，削减误差比例近40%。考虑到教育和性别都是个人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从根本上讲，高层文化资本量的大小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属于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这些职业类别的，其高层文化资本量就多。同时，它也体现出对于经济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被访者的高层文化资本量的多少与个人收入无显著关联(P＞.05)。
(2)同样是这些个人社会经济变量，文化多元化的回归模型解释力下降许多，差不多只是前者的七分之一（仅为6%）。而且在模型中，社会地位变量均失去显著性(P＞0.05)。只剩下性别仍然保有影响力。这表明，相对于高层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较少受到阶级阶层的影响，差异只存在于性别间，男性有更多的文化多样性。也就是说，代表着文化趣味的多元化程度的文化多样性，它与地位高低、收入多少、教育多寡均没有显著的关联。从生活经验上讲，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偏好，但在文化类型涉及的广泛程度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构建和测量了家庭社会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本总量以及三个社会网络结构指标，这里仅作简要的说明。网络资本总量（简称网资总量），是测量家庭或个人社会网络中所蕴涵社会资本的大小。因为职业和单位类型是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结构因素，这个资源是从这两方面去考虑的：家庭社会关系网成员的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而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的高低是用各个职业和单位类型的声望评价来测量的。将每个家庭社会网的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的声望评价得分累计，得到该家庭社会网的资本总量。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也是依据相同的原则计算出来的，在该家庭社会网中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的声望评价得分最高的交往者即为该家庭的网络顶端，将职业和单位声望评价最高者的职业声望评价得分减去评价最低者的声望评价得分，便得到该家庭社会网的网络位差。而网络规模就是测量网络中人数／家庭数的多少（详见边燕杰、李煜，2000）。
统计分析的结果
我们使用路径分析模型来解释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以此辨别他们相互影响的路径和机制（见图1）。
图1. 网络结构与高层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模型如此设计的目的是，（一）验证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总量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即他们是通过影响网络规模、网顶和网差三个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网络资本总量的；（二）验证我们前文所述的网络规模、网顶和网差三个中介假设。
为此模型包括三个方面的自变量和四组路径。三个方面的自变量，首先包括高层文化资本和文化多样性，它们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其次包括网络规模、网差、网顶等网络结构变量；最后是网络资本总量。初始模型所设置的四组路径是：（一）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直接到网络资本总量的2条路径，代表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总量的直接作用；（二）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分别到网络规模、网差、网顶，共有6条路径；（三）网络规模、网差、网顶到网络资本总量的3条路径。（二）、（三）两组路径代表高层文化资本及文化多样性通过网络结构变量对网络资本总量的间接作用；（四）网络规模、网差、网顶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共3条，表示网络结构变量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网络规模的扩大，往往带来网络异质性的增加，网络的位差的加大。而网顶较高的人，其社交面可能宽些，交往的人数可能也多些。这三个路径亦作为假设纳入模型。
另外在调查中，网络指标均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网络结构和资源指标。所以相对应，在路径分析模型中，高层文化资本量和文化多样性指标也转化为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的指标。具体而言，按照“就高”的原则，取家庭中夫妻双方取值较高一方的数值作为家庭文化资本指标。
模型用AMOS软件计算，略去没有显著性(P≥.1)的路径后，得到的路径分析如图2：
N=333
*P≤.1;*·*p≤.05;***p≤01
图2.高层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网络指标的路径分析结果
网络规模中介假设曾预期文化多样性高的人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导致网络规模的增加，网差中介假设预期文化多样性的提高会促进跨阶级的交往，增加网络的异质性，提升网络位差。文化多样性通过对网络规模和网络位差的正向作用，进而实现网络资本的聚集。但路径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对网络指标变量的三个路径没有一个是显著的。换言之，规模中介假设和网差中介假设均被证伪。这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的积聚，无论是通过影响网络规模、网差，还是网顶的间接作用，都没有显著作用。同时，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总量存在微弱的直接作用，其标准路径系数仅为0.076。
在高层文化资本量对网络资本聚集效用方面，其直接作用也是很微弱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089），但高层文化资本量对网顶、网差作用的路径均显著(p≤.05)。高层文化资本量在不同路径上对网络资本聚集效用的分布情况如表4：
表4 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总量的路径影响效应分析表
网络结构变量网络资本
网顶
网差
网络规模
总量
高层文化资本
直接效应 .467
-.120
.128
.069
间接效应 —
.358
.142
.211
通过 网顶
—
.340
.142
.071
通过 网差
—
—
— -.058
通过 网络规模—
.018
—
.034
通过 网顶和网差
—
—
— .166
通过 网顶和网络规模 —
—
— .038
通过 网络规模和网差 —
—
— .010
合计 .467
.238
.270
.280
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结构的三个变量，均存在正向的效用。其中以对网顶的贡献为最大，路径系数为0.467，其次为网络规模和网差，合计路径效用分别为0.270和0.238。意为高层文化资本量越高的人，其交往所能达到的关系网层次越高，交往的规模越大，关系网成员间的异质性也越大。
2.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累积的效用可分为两个方面，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如上所述，直接效用部分虽然统计显著，但十分微弱，仅0.069。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累积的主要贡献在于其间接作用，间接作用的效用系数达0.211，占它对网络资本总效应的75.4%。
3.在对网络资本的间接效用中，通过网顶间接作用于网络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071。这说明较多的高层文化资本量的确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进行社会交往，提高网顶，进而使得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增加，即网顶中介假设得到证实。不仅如此，高层文化资本以网顶为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网络资本还有两条路径，一是从高层文化资本通过提高网顶，而网顶又能对网差有强烈的正面影响，通过网差进一步对网络资本有正面的贡献。这条路径的效应系数是所有间接效应中最大的一条，达0.166。另外一条是由网顶到网络规模再到网络资本，这条路径的效应不大，系数为0.038。上述所有以网顶为中介的路径，累计的效应高达0.275，分别占网络资本各路径总效应的98%。表明网顶在高层文化资本和网络资本之间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起到核心的作用。
4.原来我们并未预想到，高层文化资本对网差和网络规模还会有显著影响。从它到网差的路径系数为-0.12，直接的效应是负值。考虑到高层文化资本通过网顶和网络规模到网差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358，两者相抵后仍然为正值0.238。说明虽然高层文化资本量增加，但如果不能有效地结交更高地位的朋友（提高网顶），或是未因此扩大社会网的话（增加网络规模），高层文化资本量越高，他的交往圈子可能反而局限在较窄的范围里，只是与一些同质性高的朋友来往。一旦他运用高层文化资本，给他带来更高的网顶或更多的朋友，那么高层文化资本的间接作用将弥补直接作用的负面影响，带来更宽的网差，进而带来更多的网络资源。
5.通过网差和网络规模的间接效用不高。经由网差而发生的效应系数和为0.118，其中最重要的路径是上文提到过的高层文化资本到网顶再到网差到达网络资本。高层文化资本经由网络规模对网络资本的作用较小，总效应系数为0.082。
综上所述，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的贡献十分小，而且是直接作用。关于其间接作用的网络规模中介假设和网差中介假设均被证伪。高层文化资本的作用假设中，网顶中介假设被证实，而且发现高层文化资本亦可以通过作用于网络规模和网差对网络资本的积聚起到正面作用。但通过网顶为中介是其最重要的作用途径。
结论
回到本文初所描述的两种文化资本效用理论，“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未被证实，因为其所衍生的网络规模中介假设和网差中介假设均不成立。“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被证实，而且在我们的数据中得到一些修正。
图2的路径分析图描述了网络变量与文化资本变量间的关系结构，从中我们发现文化资本扩张网络资源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直接作用外，有6条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程度上对网络资本的积聚发生间接作用。其中网顶中介假设，即高层文化资本通过网顶扩张网络资本这个假设成立。但功效最为显著的路径并不是它，而是高层文化资本通过提高网顶，进而扩大网差，最终达到扩张网络资本。这一方面证实了迪麦哲所言，高层文化资本的功效在于它有助于与社会上层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因而使得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增加。另一方面也修正了网顶中介假设，高层文化资本对于网络资本的作用主要并非是借由网顶发生作用，而是通过网顶扩大网络位差，进而实现增加网络资源的目的。我们知道，网差是网络资源最重要的结构变量（边燕杰、李煜，2000），网顶中介假设的修正意味着，网顶的作用更在于它是高层文化资本和网差间的桥梁，一个社会关系网资源的提高，仅仅靠提升网顶是不够的，其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充分利用提高网顶所带来的更加广泛、丰富的潜在社会关系，结交更多的、各个阶层的朋友，高层文化资本对网络资本的贡献才能发挥到最大。
路径分析并否定了文化多样性能有效地增加网络规模和网差的预期，发现文化多样性并不能对增加网络资本有太大贡献。而埃里克森根据北美的研究指出，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使其能有更多的机会结交更多的朋友。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还能带来一个多样性和异质性较大的社会网络。但这一过程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的样本中发生，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仅存在微弱的直接作用，其对网络各结构指标（网顶、网络规模、网差）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一差异，可能是与中国社会网的特点有关。在美国，社会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讨论网”。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遇到问题都习惯于自主、自立地解决，但仍然需要找朋友了解信息、商量，或求得帮助，即需要“讨论”。经常被邀请参与讨论的人，就形成某人的“讨论网”。讨论网构成美国人社会关系网的主要组成部分(Marsden,1987)。在这种以“讨论”为基础形成社会网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就有了用武之地。文化多样性高的人也是见识广博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参与话题，在社会交往上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别人的“讨论网”中。这时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使用的结果是能更好地建立和增强其社会网络。而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的特点是费老所说的“差序格局”，由家庭出发，由亲到疏一层一层向外延伸。所以，在中国人的关系网中，家庭的血缘、姻缘关系往往是整个关系网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对社会网络资本的积聚没有太多的贡献，也就顺理成章了。
更进一步，北美的社会网之所以能以“讨论”为特质，而中国的社会网仍然停留在以家庭等初级群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状态，是因为二者各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上。在北美高度工业化社会，社会组织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崇尚独立和自由，家庭、亲族的功能日益削弱。而中国社会还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亲族的功能虽然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十分重要。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在中国，社会成员所体现出的情感需要，及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对家庭、家族功能的依赖要远多于北美社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美国人活在社会里，而中国人还是活在家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