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问题发展规律_民族问题论文

论民族问题发展规律_民族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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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概括主要是按特定的社会形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总结的,如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独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①“这两个历史趋向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必然导致各民族的日益接近,而资本的贪婪性和掠夺性,又必然加剧民族矛盾,引起各民族彼此对立和分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根本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但这两个趋向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则是一致的,它乃是各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自愿联合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②“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的繁荣发展,也就是说进入了各民族充分发展的时期,各民族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下得到健康的发展。第二个趋势是各民族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各民族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接近”③“这些认识历来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但由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研讨已有的关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认识。因为,就“规律”产生来看它一般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人们主观认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客观存在着的客观世界反映,即受客观世界的制约。从这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来考察我们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认识,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对象本身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矛盾趋于缓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进而演化为激烈的民族冲突。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大阵营,由封闭性的对抗关系发展为日益密切的沟通交往关系,由此国际间的民族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各民族自身的状况(内部社会制度等)对民族交往的阻碍性作用日益减弱,相互利用和吸收对方长处的趋势日渐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如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方面,由原来的国际主义原则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等;在国内民族关系的组织方面,其指导思想由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为“按效益和按生产要素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传统认识与社会现实之间已存在一定的距离,或者说,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在阶级分析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实际需要已不相适应。因此,深入研究民族问题发展规律是当前民族理论学术界进行民族问题基础理论更新的核心课题之一。同时其研究成果对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发展不平衡规律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关于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以往都认为:“大致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民族差别的存在。这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因素。民族差别主要的或基本的是指构成一个民族的四个要素,即民族语言、民族地域、民族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差别”。“产生民族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这是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因素。”④这一观点虽然注意到了民族问题总是以民族特点被歧视、侮辱等现象。但却无法解释在民族交往关系中,民族矛盾涉及的两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什么只有一方的民族特点被歧视、侮辱;并且一般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及其社会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的民族特点。这是否是民族特点自身决定的呢?如果是,那决定民族特点在民族交往中地位的,除了民族优劣论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所谓的民族问题只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至于对民族特点的不了解而引起的误解,我们暂不认为属于民族政治学的范畴),此外,另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根源已无法用“民族特点”的因素解释,从而打破了私有制社会与公有制社会在民族问题产生根源上的理论界线。为了修补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民族理论学术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另一种见解,认为:“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自然的因素,即民族的特征、特点的因素,这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民族之间在交往联系中,由于各个民族在其特征特点等自然特性(或民族性)上的区别而呈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别。这种民族之间的差别,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的因素,即由民族的性质引起的社会根源,也就是人为地违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问题。这里既包括剥削阶级对民族的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政策引起的问题,也包括革命阶级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对民族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的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等引起的问题,前者在私有制社会里大量地产生。所以,有时把产生民族问题的社会因素叫做阶级因素。”⑤如果说前一种观点虽然与现实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其理论还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之上的话(即民族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以社会制度形成固定下来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决定的)。那么这后一种观点则完全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因于人们的主观因素,这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我们探索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抛开社会存在的表象:一切民族问题的产生都是人们主观意志活动的结果。去寻求那只指配人们意志的社会存在之手: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用道德的标准“对”“错”来衡量这些主观意志——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观意志是错误的,民族问题是这种错误的意志指导实践的结果——是无助于问题解决的。并且“社会因素,也就是人为地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问题”这一观点本身值得商榷。因为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本身是民族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是民族人们共同体自身不断发展在空间上(不仅指在地理空间也指社会势力空间)不断膨胀,而与其他民族相遇、相对抗、乃至相交往的结果之一。

那么引起民族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从以下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在传统理论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一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每个民族都在上述诸方面(指民族的四个要素)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在这些特点上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各民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有彼此互相学习对方的特点和特长、共同发展进步的一方面,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特点和差异,又是造成互相矛盾的因素。差异就是矛盾,有民族差异就会有民族之间的矛盾的问题。”⑥在此我暂不讨论“差异就是矛盾”这一关键性的表述是否确切,先请注意这一表述是否回答了民族问题与民族特点之间的关系?或民族特点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从民族特点既可以是学习对象,又是造成民族矛盾的因素这一点来看,是否间接地做了如下回答:民族特点本身并不是引起民族问题的原因,而是借以表现民族矛盾的对象或载体,因为它在民族交往关系中总是受“外”在动因的左右,其本身却缺乏主动性,所以它才既可以是友好交往的媒体,又可以是矛盾的介质。由此可见,这一“外”在的动因是真正左右民族关系发展变化、引起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那这一外在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呢?从民族问题发生的一般表象:被歧视、侮辱乃至压迫的一方总是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实力较弱的一方。不难发现这一动因只能是民族发展不平衡规律,即民族问题的产生是民族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民族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所谓民族发展不平衡规律是指民族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一切社会形成中,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时的和共时的不同步性,即从静态的状况来看,在同一历史时期各民族人们共同体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有的民族发展水平较高,有的民族发展水平较低。从动态的状况来看,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发展并非是匀速的、齐头并进的过程,同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并非是匀速的,而是时快时慢的前进,所以在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并非处于领先地位的永远领先,处于落后地位的永远落后,而是不平衡的。因此,正是民族发展的这一规律造就各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决定了各民族在民族交往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进而构成了引起民族问题的根源,即一个民族的特点之所以被歧视、侮辱等,其原因不在民族特点本身,而在于该民族在民族交往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且这一地位,取决于该民族相对于对方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的社会实力的强弱。只有这一切才是决定处理民族关系的双方民族意志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所有企图歧视对方民族特点的愿法并非都能变为现实,而只有双方实力对比中具备一定的悬殊关系,足以使一方的民族意志凌驾于民族关系之上才能实现,否则只能在对抗中使民族关系形成制衡状态。综上所述,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民族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二、客观经济规律对民族关系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动力

要全面把握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要从静态分析引起民族问题的根源,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民族问题是怎样随着民族交往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即从动态来考察民族问题的发展。因为民族问题作为民族交往的结果之一,由于民族交往关系存在的领域不同(如国内、国际之间等),产生的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亦具有显著的特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我们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以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来讨论民族问题体制的转轨,调节社会物质生产体系的基本机制由人为的配置经济资源,转向由市场调节,由此客观经济规律开始通过市场这柄杠杆,自发地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同时也调节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影响着我国民族问题的发展。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些客观经济规律是如何影响民族关系影响的:

1、生产力布局发展规律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以往我们一贯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地下矿藏丰富)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优势所在,是民族地区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重要的历史契机。但从生产力布局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这个人们寄希望过多的“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因为,“现代生产力分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上显著的集聚倾向,或者说,工业是集中分布。”而“影响工业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工业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质交流,远远大于企业与原料地之间以及企业与最终消费市场之间的物质交流,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它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往往来自于另一家企业,同时它自己的产品也不是供直接消费,而常常要送入第三家企业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为节约运费、降低成本、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就要求各个工业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相互邻近,而不是毫无规律地散布于全地域中。”“工业的这种布局并不简单地直接受制于原料或市场的空间分布。”⑦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过程造就了目前我国工业重心区基本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分布的格局。由此可以预见,在市场调节经济资源的机制下,我国工业重心区分布的未来发展格局仍将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地大物博的民族地区,即使在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道路也只能是从原始原料采掘为主的原料输出工业,对已形成的工业重心区的分布格局不可能形成重大的改变。况且内地拥有的数量巨大的密集人口群,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市场重心,一个高就业需求中心等,这些都构成了这种工业分布格局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这一格局的持续发展必然导致国内东、西部地区间出现发展上的不平衡,以及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即国家投入较多的工业重心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同时收入水平亦较高,其他地区则与之相反。这一工业分布格局和不均衡关系,与我国的民族分布状态相结合,恰好工业重心区基本分布于汉族聚居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重心区之外。因此这种工业分布格局的持续发展必然影响各民族的发展进程,成为造成民族间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基本规律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从近现代世界各国发展工业所走过的道路来看,“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有一个农业哺育工业的过程”⑧受工业化过程的这一般规律的制约,我国在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问题时,亦采取“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转化为工业发展资金”⑨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垄断收购,来降低工业原材料成本和工资成本,又通过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从而形成一块超额利润,这块超额利润又通过财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迄今为止,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扭转过来”⑩。从对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影响均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工、农业重点分布区在重叠关系、以及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民族构成状况,都决定了这一重大的国家组织经济建设活动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各民族的发展进程。具体来讲,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农业地区,民族成员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在这一传统战略下,农业生产力因长期不能正常积累,而处于停滞状态”。“在人为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必须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来分配资源,同时严格限制产品的自由交换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农村,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市场价格连同市场一起被取缔;为了压低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同时为了控制城市低价福利分配的范围和有效性,采取严密的身份户籍管理制度,通过严格的城乡隔绝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外……”(11)因此这一工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国内各民族的发展进程,因为尽管少数民族人口在整个从事农业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但它们对国家工业体系建设所做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以本民族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外为代价的。这种状态的持续亦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联系来看,民族问题不是独立于民族关系之外的社会现象,它既是民族关系的结果之一,一定意义上说它又是民族关系存在状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且受民族关系自身特点的制约,这种表现形式又呈现出多样性,如潜伏状态、显露状态等。因此,经济规律对民族问题的作用,是通过民族关系这一中间环节发生的。

注释:

①《列宁全集》20卷10页

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1988年修订本93至94页

③⑤金炳镐著《民族理论通论》211页、165页

④⑥刘锷、何润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修订本)26、27页

⑦周文《美国工业城镇的空间集聚——兼论现代工业布局的原则》见《经济科学》1994年3期

⑧⑨⑩(1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战略转变》见《经济研究》199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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