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上世纪论文,认知论文,之交论文,中国人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5-0005-09
“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
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
这是乌目山僧黄宗仰《〈驳康书〉书后》一诗中的四句，该诗发表于1903年8月23日出版的《江苏》第5期上。诗句以豪迈的激情，讴歌刚刚跨入的20世纪将是亚洲崛起的世纪，在欧风美雨影响下觉醒的民众所激发出来的奔雷掣电般的巨大威力，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后世的政治家和学者预言20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时，曾被人讥为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岂知中国诗人黄宗仰早在刚刚迈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在预示新的世纪就是“太平洋世纪”了。
在19、20世纪之交，像黄宗仰这样对新世纪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今天也逢世纪之交，在人们纷纷预言21世纪将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是很有意思的。
聚焦新世纪
“世纪”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那时尚无作为纪年单位的用法。以“世纪”作为纪年单位始于西方。西方人为了简洁地表述年代跨度较长的时间，借用希腊文中的centuria(100)创造了century（世纪）这个词，100年即为一个世纪，这本来是年代学上一种方便表述的形式，并无特别意义。但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自然时间’的推移一旦与人类社会活动相映衬，就会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时间’。”[1]喜欢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年的人们，常常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世纪。于是世纪之交就被赋予了历史转折的意义，人们就有了在世纪之交对正在过去的世纪的回眸与总结，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展望与期待。同时，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天等于二十年”，并不只是用来形容的修饰语，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100年，历史长河当中微渺的一瞬，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纪不再仅仅是一种纪年的方法，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中国人使用的“世纪”一词，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史学著作时常常遇到century一词，西方近代史学著作中对长时段历史的论述，往往使用century的概念，日本人将其译为“世纪”。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日文版的西方历史教科书，也便学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类的词语。到了他们自己翻译西方著作和写作时，也就使用起“世纪”一词来了。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梁启超在文章中遇有中国人前所未见的词汇，亦即日本词汇，便加上自己的注解。如：“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西人以耶稣纪年一百年为一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实藤惠秀还指出：“世纪”一词是进入汉语的日本词之一[3](p290.328)。当时留日学生对“世纪”的认识常常与夏历搅在一起，有位笔名为“富士始一”者作诗一首《庚子阴历除夕述怀，时在日本》，诗中有句云：“冬十一月，岁辛丑，二十世纪初哉首”，是说庚子年冬十一月，是20世纪的开始（初、哉、首均有开始之义）。虽然他把夏历的辛丑年也根据公历错误地提前到上年十一月，但他把庚子年冬十一月作为20世纪之始却是很正确的，因为夏历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正好是公元1901年1月1日。
“世纪”概念的引进，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又扩大了时间范围，在“古代”、“现代”和“将来”等宏观概念和“年”、“月”、“日”等微观概念之间，又增加了“世纪”这个中观概念。人们认识历史，思考问题又多了一种视角。具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喜把新桃换旧符”古老传统的中国人，原来总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带来新的运气。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两年里是难以改变的，人们只好年复一年地仰天长叹。而有了“世纪”概念后，他们的眼光变得长远了，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百年里，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新世纪的热情关注。有的文章题目就是《二十世纪之新鬼》、《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二十世纪之中国》（已见两篇同名文章）、《二十世纪之太平洋》、《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主人翁》，有的刊物名称就叫《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之支那》，有的刊物还用“新世纪”来纪年，将1907年署为“新世纪七年”，有的作者笔名就叫“二十世纪男子”。20世纪已成为当时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既与作为新事物的“世纪”概念的引进有关，也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了新的角度有关，更与19世纪末本来就存在着的内外变化有关：在外部世界，东西方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加大了在世界各地竞争的力度，也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继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后，正在世纪之交的时刻，8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入侵中国，将中国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在内部，刚刚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清政府却祭起了改革的大旗，新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人们不能不关注的。上上个世纪之交，即18、19世纪之交，中国人尚无“世纪”的概念，时值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新的“世纪”或“百年”的来临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可以说，人们此时关注新的世纪，实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同时，中国知识界对20世纪的关注，也受到当时西方和日本言论的影响。
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正是“帝国主义”一词在西方世界里被愈来愈多地用于说明20世纪的时代特征之时，日本人受到影响，于是有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出版。这些书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影响，他们不仅将书翻译出版，而且把书中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引为同调[4]。日本社会活动家对于20世纪的关注自然也影响了中国留学生。幸德秋水尝言：“回顾过去的百年，实在是以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进步着。20世纪的进步将比它更加迅速。对此，我等深信不疑。恰如千仞飞瀑越接近地面，其重力加速度越大……因此今后的文明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华丽，何等的幸福，几乎难以想象。”[2]
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又恰遇1900-1903年经济危机，西方政界或学术界对新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他们的观点影响了日本人。如，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哥教司克曾言：“十六、十七二世纪为宗教争乱之时代，十八世纪为自由主义胜利之时代，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则为商工业界生存竞争之时代。”日本渡边国武在《太阳报》上发表《世界政策》长文，不仅引述了他的话，并且称赞说：“氏所言者，虽过于简略，然以大体观之，则诚可谓眼光如炬者矣”。
渡边此文在中国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湖北学生界》和《浙江潮》几乎同时译载该文；还有人不仅用渡边文章中的话来称赞渡边文章“洋洋数万语，蓬蓬勃勃如朝暾，如春花，光怪陆离，令人骇汗然”，甚至把渡边文章里的文字照搬来作为自己的意思，渡边说“若欲立于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舞台，其国力发展之主力，则有三焉：曰商工、曰海运业、曰殖民业。以外交政略伸张之，疏通之，以海陆军备发展之，保护之，本末轻重不误其权衡，是为实行世界政策唯一无二之关键秘诀也”[5]。该作者则说：“实行世界政策之唯一无二关键秘诀，工商业、海运业、殖民业是也。”渡边国武著作中转录了哥教司克上述那段话，该作者则称“奥国外务大臣哥教司克氏曰：‘十六、十七二世纪为宗教争乱时代，十八世纪为自由主义胜利时代，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时代，二十世纪则缩万国若比邻，登黄白于一堂，水陆并进，奇正兼备，世界大竞争之时代也。’旨哉言乎，斯诚眼光如炬者矣”[6]。
留日学生对20世纪世界特点的看法，似乎也是受日本人影响。如，《游学译编》第1期所译载的日人《世界之大势与教育之方针》一文认为“二十世纪，膨胀时代也，膨胀，二十世纪之特色也。”日人用来形容20世纪特点的“膨胀”一词，被留日学生的文章所吸纳，他们说：“二十世纪之膨胀，经济的膨胀也。经济的膨胀者何？商工业发达而殖产兴业之事盛也”[7]。杨毓麟在《新湖南》一书中论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时，也用了“膨胀”一词：“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这些看法，显然是脱胎于日人的“‘膨胀’论”。
并非中国留学生们不动脑筋，人云亦云，而是他们认为哥教司克的话和幸德秋水的书以及渡边国武等人的文章对20世纪的关注具有一定道理，对20世纪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有某种启发意义，所以接受了上述外国人的部分观点。然而他们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20世纪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如，《日本新闻》文章《太平洋上之竞争》云：“十九世纪末季，大西洋血风肉雨竞争之结果也，惊波怒浪，翻飞于太平洋上，又为产出二十世纪竞争之原因。”“泱泱哉，二十世纪之太平洋，其黄种膨胀之时代乎？恢恢哉，二十世纪之太平洋，其亚洲独立之基础乎？”中国留学生则写道：“于是前日大西洋之风潮，汹汹然、蓬蓬然转注于太平洋，其势如万马齐奔，万弩齐发，至今日而二十世纪独一无二之经济大舞台，遂以我支那为中心点，注矢之的也。”[8]日本人从反对西方势力东侵，以保全自己亚洲强国地位，和准备在亚洲扩张，实现霸权的两重目的出发，提出要联合黄种，提携亚洲，所以他们注目的是整个“黄种”，是整个“亚洲”，而中国留学生从保国救民的目的出发，注目的是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西力东侵，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到该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甚至走到要被人肢解的惨境，所谓“瓜分豆剖”，已迫在眉睫；而到最后一年，竟然被世界上8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铁蹄共同蹂躏。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是在战乱、灾祸与惶恐、屈辱中度过的，年复一年，不知伊于胡底。按照中国人对“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愿望，人们期盼20世纪能时来运转，国泰民安。然而，义和团民和所谓“祸首”的滚滚人头，“肇事”地方士民所受的严厉惩罚，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并未换来20世纪的平安。跨进新世纪的门槛，就只见大西洋扩张主义风潮向太平洋滚滚而来，北方俄事频频告警，南方法国虎视眈眈，中国前途未卜，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为20世纪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忧心？对20世纪的关注，就是对中国前途的关注。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康梁派的维新运动被扼杀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义和团民的“神功”被帝国主义的战车碾碎，自立军起事亦被绞杀，孙中山革命派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皆以失败告终，大明顺天国起事流产。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都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对所处时代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将直接关系到他们各自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这也是大家关注20世纪的原因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曾揭示过这一点：“二十世纪中我同胞对于支那者，其意见相殊，因而主义各异，其并立而角峙者，则急激与平和两主义是也。”于是，人们竞相发表自己对新世纪的观点，以期证实自己主张的正确性。
虽然关于20世纪的言论形形色色，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报刊在遣词造句上也存在微妙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他们对20世纪世界形势的预测，对新世纪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被20世纪历史进程所证实。概括起来就是：20世纪是世界激烈竞争之时代，是中国人民觉醒的时代，是中国在东方崛起的时代。
预言新时代
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内容极其丰富，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走向进行了分析，大体上揭示了后来成为20世纪历史潮流的三大问题，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中国国民性中非常缺乏，而又为当时形势非常需要的一种时代精神。中国知识界是在日本学习了西方历史和政治理论而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考察了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的历史和趋势，认识到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留学生们也是通过回顾19世纪世界历史后认识到“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他们说：“维也纳会议成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及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奥意战，而德奥战，而奥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英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之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9]他们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在统一全族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在19世纪执牛耳于生存争竞之舞台的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都是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建立的民族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爱尔兰、脱兰士、菲律宾、波兰、犹太，将为20世纪之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他们从日本的维新、义和团的斗争、菲律宾的独立，看到民族主义大潮将由欧洲而转移至亚洲，并将由19世纪末在亚洲的发动而发展至20世纪的盛行。《浙江潮》第2期上发表的余一的《民族主义论》指出：“民族主义发达之迹：其在欧，则十八世纪之末为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十九世纪，其在亚，则十九世纪之末为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二十世纪。”为什么20世纪亚洲的民族主义会盛行呢？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已经演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了：欧洲民族主义萌达于18世纪下半叶，全盛于19世纪；民族帝国主义萌达于19世纪下半叶，全盛于20世纪[10]。也就是说：19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这种帝国主义之原动力，“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故其风潮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帝国主义的潮流将在20世纪里直冲亚洲。亚洲国家“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不能保卫自己的家园[11](p632)。
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外的，即团结同种之力量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自己的国家，使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一是对内的，即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9]。其实，两层含义是相联系的。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使人民“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养成“国民”之资格，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达于统一，臻于富强。国家统一和富强了，就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避免成为殖民地而遭亡国灭种的命运。所以梁启超给民族主义下定义说：“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2]他还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10]至于“民族的国家”是汉族的国家，还是包括中国版图上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在20世纪初年是有不同看法的。这种分歧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就有“排满”和“保皇”的对立，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国人以上对于20世纪的认知表明，在他们视野里，新的世纪对世界来说，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一方面是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而对中国来说，面对帝国主义加强侵略的形势，民族主义旗帜将会高扬。于是“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03年6月13日《苏报》载文称：“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
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未来20世纪的民族国家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仍然像眼前的君主专制国家呢，还是别的什么国家？
从世界范围看，欧亚各大国经过19世纪宪政运动，进入20世纪的时候，仍然坚持专制统治的国家并不多了，只有俄国、土耳其等少数国家。俄国要求立宪的呼声此起彼应，社会革命党人正以激进的手段进行反对专制政体的斗争，社会民主工党也在谋求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沙皇统治。土耳其由新奥斯曼党人发动的第一次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又在酝酿第二次立宪运动，而且土耳其在19世纪末正在与宪政国家希腊作战。俄、土的专制政体都面临挑战。因此人们预言：20世纪是民权扩张的时代，“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若俄罗斯，若土耳其，虽残喘尚存乎？不及五十年，俄必变于民，土或变于敌”[13]。
在中国，满洲贵族进入中原后，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使人民遭受更为深重的苦难。昔日“扬州三屠”、“嘉定七日”的阴影和“文字狱”的噩梦尚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除，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的滚滚人头、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义和团的被出卖、沈荩的被杖毙，又增添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新的仇恨。不论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还是伏阙请愿的君子，均被一道道“圣旨”推向断头台。不论是主张皇帝让位、实行共和的革命还是要求皇帝让权、实行君民共主的改革，均在“谋逆”的罪名下遭到镇压。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常常是在“奉旨”的名义下进行。在西方民权早已得到张扬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在君主的淫威下痛苦地呻吟。
就在此时，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继赫胥黎《天演论》之后，卢梭《民约论》在东方大地上又掀起了一股思想启蒙的旋风。18-19世纪欧洲民权思想之风潮，越20世纪而入于亚洲，入于中国，像震雷一声，使天地昭苏，如阳春一转，叫万绿齐茁，于是民主、自由、平等、民权等名词，始映于中国人之脑海，人们如获至宝，如获妙药。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即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之地。”
在卢梭诸大哲民主思想的启发下，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被赋予新的意义。刚刚跨进20世纪门槛的时候，梁启超就从国家思想变迁的历史进程推论出，在20世纪，人民为国家主体，帝王或其他统治者由民所委任，对民负责任。他将孟子之言加以演绎，认为：18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18世纪末至19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世纪末至20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10]。
这是就西方而言，如果论及中国，20世纪应相当于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时，即需要扩张民权的时代，还不能以“社稷为贵”或“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
中国此时需要的是民权和宪政。当时进步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20世纪无专制政体立足地”[14]。“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权，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宪法政治者，真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也。”[15]“二十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16]。但未来的中国将要实现的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治，还是美、法式的共和立宪政治，则因论者的政治主张不同而有所不同了。保守一派仍然坚持康有为们在戊戌变法时的主张，认为20世纪的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内地的保守报纸《时报》宣称：“实行立宪，国家保其安全，人民增进幸福，然后二十世纪之中国，匪惟不即于覆亡也，且也粲文明之花，揭独立之旗；又匪特可媲美于日本也，而且将与东西各大国携手并立于竞争之新世界。”[17]具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则大胆预言，20世纪的中国将会出现共和制度：“旧染之污必去之净尽，而新国既立，人皆平等，更无人敢出而独揽大权，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13]。如果中国觉醒，于20世纪效法人19世纪之所为，全球震惊，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20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
如果说，中国进步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已认识到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上必然是民权主义发达的时代的话，那么，他们还认识到20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必然是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擅场的时代。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体制受到巨大破坏，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到19世纪末，中国经济形势是：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变得更加凋零，因为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地租、田赋和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日益严重，加剧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和破产；另一方面是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本国工商界人士的苦心经营，得到初步发展。有的论著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畸形状态，一极积累贫困绰绰有余，一极积累财富严重不足，以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存在软弱的特点”[15](p11)。解决土地问题，解决资本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先进的中国人已看到20世纪的世界将是经济竞争的世界：“19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20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民族主义时代之竞争在政治，帝国主义时代之竞争在经济。”“20世纪之世界，一经济割据之世界也。雄于经济者其国强，困于经济者其国弱，绝于经济者其国亡。”[2]中国要立足于这个世界上，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进步知识界所关注的“热点”。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楷模的西方，在19世纪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发生，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四处传播。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个“不远”，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眼里，实际就是指的20世纪：“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9]。“此社会主义者，必先于二十世纪中，大发达于白皙人种无可疑也。”[20]《新民丛报》从西方放任主义（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交互消长的历史，也预计到作为干涉主义之别名的帝国主义和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大陆报》刊文敬告中国之新民：“嘻，社会主义为前世纪以来最大问题，而实为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岂有如许行之说者乎？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实事，虽今日尚不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21]
先进的人们为了防患于未然，天真地希望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能进行社会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以避免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在中国重演，避免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将发生第二次革命。那位预言社会主义必先于20世纪中大发达于白皙人种的杜士珍高呼“吾再拜以迎之，吾顶礼以祝之”，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孙中山受到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1903年9月，他在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时，曾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交换过意见[22](p59)。他将其“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3](p802)他雄心勃勃地要在20世纪的中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虽然他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先于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从这一点看，孙中山也不愧为“先行者”。
综上所述，在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的中国人描绘出了20世纪的前景，预言：在世界上，是弱小国家以民族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抗衡，政治上民主宪政成为时代主流，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将会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承担新使命
自严复所译《天演论》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中国进步知识界的普遍认识。到世纪之交，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预言20世纪是天演之时代，“竞争至烈之时代”，“二十世纪为人类竞争之历史”。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特点，他们使用了许多形象的词汇，什么“二十世纪国际的大竞走场”、“二十世纪之竞争场”、“二十世纪运动场”、“二十世纪演剧台”、“二十世纪新舞台”等等。
他们还借译载日本人的文章称：“二十世纪为黄白二种竞争之时代”[24]。他们看到西方殖民势力开始大规模东进，世界大势趋于白种人之手，在“廿纪风云诸种战”[25](p405)中，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他们嗟叹“嗟我黄裔，畴昔之屈伏者可勿言，而今则白种人之势力，二十世纪之风潮，且麇集于葱岭以东，黄海以西之一方面，庚子之役，仅小试耳。”[26]
他们还看到，进入20世纪后，西方国家变换侵略手法，从从前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一变而为经济的侵略。他们称“二十世纪者，经济竞争之世界也”、“工业竞争之时代也”、“实业竞争之世界”。或曰：“十九世纪为欧人内部竞争之时代，被治者与治者争而自由，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争而独立，皆政治上之竞争。二十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觅无主权之地，夺有主权之地，皆经济上之竞争也。”[27]或曰：“十九世纪之世界，致力于实业不敌致力于军事；二十世纪军事竞争之舞台移之于实业，而实业遂有左右世界之力。”[28]
他们认识到在这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里，没有公理，只有强权。《江苏》第6期上有人写诗《题欧亚九杰图》云：“二十世纪竞争之世界强权强”。他们非常明白，谁有强权谁就逞强，“徒呼人道，奋空拳，不特二十世纪不行之，虽千百年后进步之世界未必行之。谚曰：‘虎狼当道，以力敌之’。我胜则食彼肉，彼胜则食我肉”[6]。
他们如此强调20世纪是竞争的时代，完全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因为他们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工业竞争之时代，工业不发达之国几有不能立足于地球之势。在20世纪经济战争之世界，苟“缺平和竞争之能力，无凌驾列强之物质，而立国于此最可危惧之世界者，其民族之澌灭，其家国之丧失，实无可逃之数”[29]。“自经济上言之，则二十世纪中，苟得立于经济界者，则其国兴，苟弱于经济界者，则其国亡。”[30]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更明确地指出：“今世界既入二十世纪之舞台，则第二等国以下必不能于地球上有插立国旗之地。”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综合国力问题。综合国力强大，则国际地位自然就高，别人必不敢来欺负。否则就要挨打。
然而当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如何呢？时人悲观地分析道：“二十世纪之时代，其中国存亡之界线乎？往者且勿论，即就现势而观，铄于外者，列强各挟其民族帝国主义麇集亚东之大陆，以恫吓、柔媚种种手段，吸我同胞之膏血，夺我同胞之权利，务使精疲力竭，死而后已。溃于内者，无贫无富，无贱无贵，大半皆混沌顽陋有如原人，其桀黠者，非仇教以召侮，即媚外以卖国，而号称血性男子，为中国四万万人中最难能而可贵者，亦不过为无意识之举动，舌焦笔秃，徒托空谈，而自以为一己之天职已尽焉。”[31]怎能有经济实力与列强抗衡？而且，由于列强本国工商业的发达和义和团运动给它们的沉重打击，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也从着重在军事侵略转变为着重在经济侵略，而这种经济侵略比之军事侵略更为可怕。因此20世纪之中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20世纪里，中国“胜则为全球主人翁，败则入自然淘汰之旋涡，而种族渐归澌灭”[32]。
面对这暗淡的前景，进步的中国人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做亡国奴。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方里二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余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处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本来就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33]的伟大国家将沦为列强的完全殖民地，他们不甘心。拯救祖国，使其免遭灭亡的厄运，是最先觉醒的那批中国人自己“揽到”身上的神圣使命。在他们那里，20世纪又有了新的意义，即，20世纪是东方睡狮觉醒并崛起的时代。他们的信心来自对时局的清醒估计。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的沉重一击，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几乎置于死地，但义和团和广大民众反抗侵略的斗争，又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显露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希望之光。随着西力东侵的还有西方的文明与启蒙思想，还有美国脱英羁绊而自立，日耳曼之建联邦，意大利之立新国，匈牙利之离奥而独立等榜样，将使中国人受到影响，受到鼓舞，迅速觉醒。人们把世纪之交视为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人民觉醒的新起点。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新陈嬗代之时也，故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34]“他们懂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永恒哲理，敏感地觉察到，在世界被列强搅乱得‘乌天黑地，云黯风号’的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盛极必衰的契机。”[35]《湖北学生界》就宣称：“今日者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也，中国而亡也，其必于斯，中国而兴也，其亦必于斯。斯时也，正天地所为造成最重最大反动力之时势，以待我之斡旋转移，而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也。”[36]
这“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的主角是谁？清朝政府和官吏已成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具”，不足恃以图存，只能将重任寄托于人民和学生。宋教仁大声疾呼：“四万万同胞，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37]但是没有觉醒，没有自立精神的民众只能是乌合之众，甚至只能是奴隶，也难以承担救国重任。于是“国民”问题被提出。《国民报》第2期上专门撰文《说国民》，把“民”分为“国民”和“奴隶”，两者的定义和区别是：“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该文作者认为今日中国有无“国民”，是20世纪之一大问题，中国有国民，则20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中国若无国民，则20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国民问题实际上就是国民性问题。在这方面，受到19世纪末日本出现的“国民性反省论”影响的留学生也很重视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说国民》中反省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如无权利、去责任、甘压制、尚尊卑、好依傍等等就是国民性中的弱点，而文章提倡的作为国民标志的权利思想、责任感、自由意志、平等观念、独立精神就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国民性。
如何才能造就具有以上国民性的“国民”呢？有人思之又思之，认识到“竞进者，二十世纪不二之法门”[38]，这就是说，在竞争的世纪里，只有具有竞争、进取精神才能敢于抗衡强大的对手，争取最后的胜利。所以中国国民“欲争存于二十周世纪中之竞争场也，必先贯注以竞争之精神、之血气、之热心、之魄力，而后可免于并噬。”[39]但中国民众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只有卸下这包袱才能成为自立自强的国民，故刘成禺说：“二十世纪为人类竞争之历史，旧历史之缺点不去，必不能养成国民”[40]。留日学生呼唤“国魂”的归来，就是要用积极进取精神、军国民尚武精神、爱国精神，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主义、英雄主义来重塑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出于历史使命感，认为青年学生可以承担重塑国民性的重任。他们豪迈地宣称：18、19世纪之历史为欧洲学生运动之舞台，中国学生则应成为20世纪历史舞台之主角。他们看到，中国现状，官吏则案牍之外无经营，士民则衣食之外无谋划，习焉而不察，由焉而不知，凡所事事，仅足以供人役使，完全是一种奴才或奴隶的样子，这些人需要“吾学生为之支配之，为之整齐之”[41]，“二十世纪之中国，必由吾辈（青年）支撑之、提挈之，以雄视宇内”。所以他们组织团体，创办报刊，译介西学，宣传群众；他们还在本省开展社会调查，各取方域之利病——研究之，以为国民发其智，通其情，兴其利，剔其害，使国民皆脱奴隶之习性而具主人翁思想，徐图救国之方[42]。
因此，世纪之交，青年学生是人群中最活跃的一群。真乃“廿纪英雄属少年”，20世纪中国光辉历史的序幕就是由他们拉开的。
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国先进人士对20世纪的认知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救亡运动必要的思想准备之一，它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在以上对20世纪认知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国人民产生了忧患意识，爱国学生产生了使命感。于是，在三民主义旗帜的号召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起而为实现自己的使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20世纪已经过去，要我们今天来回顾和总结这个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特点，我们还不一定能准确地作出回答。但100年前的先进的中国人，由于对19世纪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有着明确的认识，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有着总体的把握，对世纪之交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处境有着切肤的感受，已经比较准确地对20世纪发出预言了。虽然，他们的认知还有一些并不科学、并不正确，因为他们缺乏正确的历史观，不懂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时盲目地以西方人、日本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看法，有时又有很强的主观性，但是他们已经大体准确地预言了20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许多预言基本上或部分地成为了现实。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的竞争的确比19世纪要激烈得多，而且正是“非独兵力战争之世界也”，实“经济战争之世界”，虽然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里，但在100年里，战争时间毕竟短暂，且以经济利益，即争夺商品市场和重新瓜分世界为根本动因；多数时间里，经济竞争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战争和经济竞争中，弱小国家以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实现了民族的解放或独立。世纪之初，在日俄战争中，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俄国；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最终走上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另一个专制国家土耳其也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在东欧和亚洲崛起了社会主义阵营，虽然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社会主义暂时受到挫折，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在中国，当年先进的中国人关于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已初步实现。
收稿日期：2001-06-29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族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