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谭嗣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对封建伦常关系的黑暗有切身体会。他曾六次参加南北乡试，均未中举。曾游历全国十余省，察视风土人情，结交天下豪杰。谭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注：梁启超：《谭嗣同传》。）受1884年中法战争的影响，他开始有了学习西方船炮技术的观点。1895年清朝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对谭嗣同震动很大，使他迅速抛弃了封建保守观念，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积极提倡新学，在湖南创办算学会，1896年到北京，结识梁启超，极为赞赏康梁的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回湖南后，积极参与新政，如筹办内河轮船，设立时务学堂，发起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等。推动了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与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直接协助光绪筹办变法事务，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拒绝出逃，英勇就义，成为著名的为变法维新流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中外通商思想
谭嗣同极力称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称颂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
谭嗣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以太”这种极小的物质微粒构成的。这就决定了万物的本质是相同的、相通的。他说，他所创立的“仁学”，就是以“以太”这种万物的本原为根据的。“仁”的根本内容就是通：“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29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说：“仁之为道也凡四曰：‘上下通’。……曰‘中外通’。……曰‘男女内外通’。……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民之所以为仁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64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谭嗣同看来，通商是“中外通”、“人我通”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是他的“仁学”原则在经济上的具体实施：“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所以，他极力肯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肯定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谭嗣同认为，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通商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其产品必然会有不足和缺乏的时候。与外国通商，正可以外国货物，来弥补本国物产的不足。尤其象中国这种生产落后的国家，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商，更会大受其益。原因是很多先进产品自己不能制造，正好可以通过通商从外国获得，从而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如果不通商，中国就不会拥有这些产品。中国由于生产落后，拿不出丰富的产品与外国以货易货，只能用金银支付外国的货款。谭嗣同认为金银是无用之物，以无用之物换取外国有用之货，这无异于用金钱雇佣外国人为中国干活，显然是一件占便宜的事：“以无用易有用，利莫大焉。是不啻以资佣彼之工为我长作，佣彼之商为我走隶。阳厚其值，实阴役其力也。”（注：《创办“矿学报”公启》，《谭嗣同全集》（上）266页。）再说中国金银矿藏十分丰富， 只要广为开采，决不会因通商而导致金银穷竭。另外，仁是相互的。通商中的交换是等价的，外国用先进的产品供给我们，我们也必须用等价的外国所需要的产品或金银供给他们，这就在外国“仁我”的同时，我们也能“仁彼”，给外国人以利益。而要真正做到“仁彼”，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发展我们的生产事业。这就可以催我们上进，逼我们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和商务的振兴，成为我国走向富强的契机。这显然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谭嗣同的结论是：“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7页。）
谭嗣同对封建闭关锁国思想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一个不大的星球，世界各国人民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好象是一乡一村一家族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应该强分彼此，强分中外。且“中、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者，据我所处之地而言。我既处于此国，即不得不以此国为中，而外此国者即为外。然则在美、法、英、德、日、俄各国之人，亦必以其国为中，非其国即为外。是中外亦通共之词，不得援此以骄人也。”（注：《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全集》（下）401页。）闭关锁国，强分彼此，隔绝中外，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实际上也办不到。他说，现在中国的江苏和湖北，是古代的蛮夷，从河南、山东的角度去看，也很象国际上的中外关系。如果现在中国南北隔绝，断绝商品交流，“日用饮食，各取于其地，不一往来焉”（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显然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之间，也同此理。况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交通通讯事业发达，世界各国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企图闭关锁国，中外隔绝，是根本不现实的：“况轮船铁路电线德律风之属，几缩千程于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户阈，初无所谓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乌从而绝之乎？”（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所以， 那种主张“闭关绝市”，主张“重申海禁”的观点，不仅是“不仁”、“不通”的行为，而且也是昧于天下大势的表现。
谭嗣同还指出，对外通商是资本主义列强在经济上掠夺落后国家的基本手段。因此，振兴中国商务，实行对外开放，发展中外通商，也是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客观需要：“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0页。 ）这就把中外通商提到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的高度来认识了。
二、发展大机器生产的主张
谭嗣同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通商中日益富裕，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使用了技术先进的机器。大机器生产力的使用，使这些国家“货财阗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见富饶；并邻国之金钱亦皆输辇四至。”（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因此，中国只有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 才能在中外商贸竞争中取胜，“保利于民”（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成为富国。
谭嗣同指出，机器之所以会成为提高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的手段，首先是因为机器可以成百成千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单位时间内商品的生产数量。他说：“假而有货焉，百人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余，是货百饶于人也。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一日为之有余，是货百饶于日也。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饶十则富十倍，饶百则富百倍。虽不识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劳，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货物以广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时不给。今用机器，则举无虑焉，其有功于民何如哉！”（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其次，机器的使用， 还可以极大地节省劳动时间。谭嗣同认为：“货财之生，生于时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他说，生产一种产品，如果用一年时间，利润率即使是10%，其年收益也是很低微的。如果现在一天时间即可把这种产品生产出来，其生产率就等于提高了365倍，其年收益就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之制与运也，岂有他哉？惜时而已。惜时与不惜时，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机器之不容缓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他说，使用现代大机器生产力之后，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时间的节省，“一世所成就，可抵数十世，一生之岁月，恍阅数十（千）年。志气发舒，才智奋起，境象宽衍，和乐充畅，谓之延年永命，岂为诬乎？故西国之治，一旦轶三代而上之，非有他术，惜时而时无不给，犹一人并数十人之力耳。《记》曰：‘为之者疾’，惟机器足以当之。”（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9页。）又说，“国贫由于不得惜时之道， 不得惜时之道由于无机器。”（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 ）所以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现代大机器生产，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达到富强的目的。
谭嗣同尖锐地批判了保守派宣扬的“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当时那些反对学习西法，反对使用机器生产的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如果采用现代机器生产，就会破坏中国百姓的生计。例如，使用织布机器，就会使中国手工纺织业破产；使用火车，就会夺去广大人力车夫的饭碗；使用轮船，就会使民间帆船船工失业，等等，所以中国应该固守一切陈旧落后的生产方法，决不可采用西方先进的现代大机器生产力。谭嗣同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现代大机器工业一旦在中国发展起来，不仅可以夺洋人之利，而且可以使中国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由于使用机器可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的生产规模都将随之扩大，这就会为贫民百姓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根本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所以，使用机器不仅不会夺民之利，恰恰相反，是一件对广大人民极为有利的事情：“轮船似争船户之利矣，然任外国轮船往来江海，以刮取民财，吾不自造轮船夺回一、二可乎？又如招商局有民间之股分，各轮船所用民人以千计，各码头之商务繁盛，其利非仍归于民乎？铁路似争车夫之利矣，然应用之人当百倍于车夫，铁路所不到之处仍须车运，是车夫之利且将日盛，而民间笨重不能运之顽铁怪石，遗秉滞穗，至此皆可易钱，其利民尤不胜计。汉阳铁政局似争铁匠之利矣，然所造皆铁匠所不能造之物，所雇工役又皆即铁匠，余杂役及煤铁各矿山所用人以千以万计。财既散于民间，亦以分外洋铁器之利。武昌机器缫丝局似争蚕妇之利矣，然自此育蚕者将日多，且雇用女工以千计，使武昌不产丝之地忽增此厚利，而所缫之丝又以售于外洋，争有大于此者乎？凡地方一设机器局，肩挑负贩必数倍于平日，此亦利之浅而易见者也。”（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219。）
因此，谭嗣同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在中外通商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国家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和发展现代大机器生产：“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
三、变法改革理论
谭嗣同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大机器生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要适应和赶上这一潮流，必须变法改革。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谭嗣同思想还比较保守，主张维护中国圣人之道，反对西学西法。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保守观点，迅速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改革维新派思想家。
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求动、求变、求新。动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运动是“以太”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世间万事万物必须不断变革维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也。君子之学，恒其动也。……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19—321页。）“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注：《报贝元征书》，《谭嗣同全集》（上）2页）他批判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的“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的观点。认为道是依于器的。当今的世界，器（生产力、经济制度）已经变了，道（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也必须随之改变：“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他认为，西法和中国圣人之道并不冲突，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学习西方的新制度、新思想，正是为了维护中国圣人之道：“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02页。）改革变法， 是圣人之道的内在要求：“革而当，圣人之所许也。”（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十三》，《谭嗣同全集》（上）129页。）
顽固保守势力以洋务派十几年洋务活动的失败而否定学习西方，否定变法改革的必要性。谭嗣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人把一切来自外国的东西，或一切比中国新的事物，都冠以“洋”字，加以排斥。实际上，人们所说的这种洋务，“皆中国应办之实事”（注：《治事篇第一·释名》，《谭嗣同全集》（下）435页。）， 不仅抵御外国侵略需要办洋务，即使没有外国侵略，中国也必须大办洋务，这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洋务派的失败，错不在办洋务，而在他们没有抓住洋务的根本，又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虽然搞了些“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摩帑项而已。”（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8页。 ）所以才遭到破产。由于洋务派的失败，就反对洋务，反对学习西法，那无异于“因噎废食、惩羹吹齑”，（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8页。）显然是错误的。
谭嗣同认为，在西方列强已经深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如不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变革，外国人就会“代为变之”。（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5页。 ）外国侵略者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中国人将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最后亡国亡种：“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5页。）“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 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7页。）反之，中国一旦进行变法改革，不仅可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亡种之祸，而且可以走上振兴之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6页。）
谭嗣同主张从根本上变革中国全部陈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破除全部陈腐的封建传统观念，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要修铁路，造轮船，开公司，立保险，建银行，创邮局，设商部，集商会，兴学校，开议院，慎科举，改官制，等等，总之，要在中国“尽变西法”。谭嗣同的“尽变西法之策”（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8页。）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全面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谭嗣同特别重视教育改革，把改革封建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校看作变法改革的根本大计。并把西学作为教育和科举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说：“论变法之次第，则根本有所宜先，而未容或紊，如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不应规仿西法，亦无待今日而始知其然。然而某人果精某艺，某事宣任某人，瞻望徘徊，未知所属，则万不能不广育人材，为变法之本。固不能不变通科举，为育才之本也。……拟请旨饬下各直省学臣，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必须果真精通一门，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注：《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谭嗣同全集》（上）237—238。）明确地把改革教育和科举，把培养和选拔精通西学的人才作为变法改革的突破口：“故必变科举而后可造就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矣。”（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59—160。）
四、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经济思想
对阻碍中国发展和走向富强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谭嗣同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亡秦的暴政。二千年来的封建法制，都是为了维护暴君的统治而压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而封建的三纲五常、封建的伦理道德，也是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钳制人心的工具。正是这一大堆封建上层建筑，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使中国不能振兴，难以发展。封建君主“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39页。）整个封建国家机器， “统政府台谏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0页。 ）而封建法制则是对人民进行“酷烈钳制之法”。（注：《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下）463页。）“其所以待官待土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疐，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47—348页。）谭嗣同认为，中国如不摆脱这些封建枷锁，只能日益衰亡，甚至会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中去，根本谈不上发展和富强，如果“仍守中国之旧政。伈伈伣伣，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则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余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44页。）相反，如果通过变法改革，破除封建专制统治，变君权为民权，使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和平等，那么，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轴繁而悬鹑之衣绝，工作盛而仰屋之叹消。”（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就指日可待。
封建顽固势力攻击改良派讲工商以求利，倡变法以求富，是违背了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的经济思想原则，圣贤治国只应讲礼义，不应讲利害。谭嗣同驳斥说，真正的圣贤没有不关心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关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他认为，讲礼义，正人心， 首先应以百姓生活富足为基础：“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不讲富强之术，空谈礼义教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在道器、义利之间的关系上，谭嗣同认为器、利是第一性的，道、义是第二性的：“即欲正人心又岂空谈能正之乎？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而岂能遍执四百兆之人而空责以正心乎？”（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谭嗣同指出，顽固派自命为圣贤、土君子，但他们“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他们所谓不计利害的观点，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时刻，却“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不一讲求维持挽救”（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3页。）之道的腐败无能的本质。
谭嗣同还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传统的崇俭黜奢思想。他指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崇尚节俭论，是一种守财奴思想。聚集大量财富的地主分子，却节衣缩食，生活吝啬，只知利用手中的钱财去剥削贫民百姓：“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粜籴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页。）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起义造反， 结果他们囤积的财富最终也保不住。所以崇俭黜奢的结果是：“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页。）
因此，谭嗣同主张提倡奢，即鼓励高消费，认为奢即高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为贫民百姓开辟就业门路，奢虽可能害一身，但却可以利百家：“夫岂不知奢之为害烈也，然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锦绣珠玉栋宇车马歌舞宴会之所集，是固农工商贾从而取赢，而转移执事者所奔走而趋附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3 页。）另外，如果富民把自己的钱财用于生产性消费，用于投资兴办现代工商业，那么，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不仅于富人本身有利，而且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凡辟山、通道、浚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咸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糠咸视此。大富则为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 ）所以谭嗣同的结论是：“故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
五、对资本主义弊端的认识
谭嗣同热烈赞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大机器生产方式，主张破除封建政治障碍和思想障碍，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的财富积聚空前膨胀，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谭嗣同看到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弊端。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惟富有财者始能创事，富者日盈，往往
于国家，甚乃过之；贫者惟倚富室聊为生活，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其富而奸者又复居积以待奇赢，相率把持行市，百货能令顿空，无可购买；金镑能令陡涨至倍，其力量能令地球所有之国普受其损，而小民之隐受其害自不待言，于事理最为失平。于是工与商积为深雠，而均贫富之党起矣。”（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250页。）
资本主义虽然造成了贫富不均，激化了阶级矛盾，但谭嗣同认为，当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创业和起步阶段，在这种发展阶段，即使发展造成了贫富不均，发展成果为数富人所独占，也应当容忍，只有容忍这种情况，“大有力”之人才会为利所趋，创办各种经济事业，从而推动国家的振兴。西方国家就是这样迅速富强起来的：“西人于矿务、铁路及诸制造，不问官民，止要我有山、有地、有钱，即可由我随意开办，官即予以自主之权，绝不来相禁阻。一人获利，踵者纷出，率作兴事，争先恐后。不防民之贪，转因而鼓舞其气，使皆思出而任事，是以趋利若鸷禽猛兽之发，其民日富，其国势亦勃兴焉。此欧洲各国政府倚为奇策者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页。 ）中国现在正需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夹乎各大国之间，欲与之争富强，舍此无以求速效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所以在中国，“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 ”（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
但是，谭嗣同认为，贫富不均的社会决不是理想的社会。他认为，没有贫富贵贱对立的社会才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67 页。）“然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一法。”（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 页。）贫富现在虽然不可均，将来则必须均。因此，他提出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创始”即创业和起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怕出现贫富不均，不怕利归少数人。这个阶段主要是求发展，不是求平均。第二步是“守成”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解决发展问题，而是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这一阶段在欧美各国已经出现，而中国则尚未到来。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始之才，欧美现在需要的是守成之才。中国现在的功臣是创业之人，而欧美各国现在的功臣则是均贫富之党即社会主义党：“凡办事有创始之材，有守成之才，……创始当节目疏阔，重予人以利，而不多为启闭之法，但期风气速开，而事速以举，不问流弊如何，一于勇往直前，虽利归一二人，致召不平之怨怒，有所不恤，此欧、美之所由也。气势已盛，守成者出，乃始渐渐调剂其盈虚，周密其法度，过者裁抑之，不及扶掖之，始足以日臻于治理。欧、美颇昧于此，故均贫富之党出而警醒之。虽时时倡乱，为世诟病，实欧、美之功臣也，不可少也。”（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
主张把中国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把中国落后的手工劳动转变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把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谭嗣同这些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主张。但是，谭嗣同并没有把贫富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人类的理想社会。相反，他主张中国经济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应继续向消灭贫富对立的大同社会推进，并且在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主张中，力求为实现大同社会创造条件。例如，他提出的矿业商办主张，“专主散利于民，绝非垄断于一二家之私办可比”，（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49页。 ）“不欲令一二家垄断其利，亦不欲分入于官，而归诸一县之公事，亦隐寓均贫富意矣。”（注：《报唐才常书》，《谭嗣同全集》（上）250页。）可见， 谭嗣同的两步走思想的实质是：第一步，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中国经济，尔后，第二步，用社会主义方法，使中国走向大同社会。并且在走第一步的时候，就要考虑第二步的发展。这些思想表明，谭嗣同不愧为中国19世纪末走在历史潮流前头的进步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