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试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概括了“东亚模式”的特点，即集权统治与自由化相结合；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灵活的经济政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体系。本文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为那些正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非“西化”的现代化模式。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东亚国家和地区仅用30年就走完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与欧、美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并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骄人的增长实绩引起了全球的普遍关注，专家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奥秘。其中，世界银行于1993年10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调查报告，首次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对此概念，中外学者理解不同，表述各异，未有明确的界定。笔者以为，“东亚模式”涵义有三：其一，政治上的集权统治与经济上的自由化相结合；其二，制订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行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其三，共同遵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体系。
对“东亚模式”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长历程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成功的经验，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化”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制度，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东亚奇迹”的出现便是最有力的反驳。
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东亚模式”作一深入分析，并对其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做出客观回答。
一、权威政治与经济发展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而言，可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权威政治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如前苏联；二是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如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除外）；三是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如印度；四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如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这四种类型很难以一言论优劣，每一种类型的选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
一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把握得当，就会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如果处理不好两者关系，就可能阻碍经济建设，影响国内政局稳定。对那些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除外）通过走一条建立权威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它们在处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为了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自然资源，整合民众，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权威政府，实行集权统治，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权威政府、集权统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处在制度创新与变迁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其经济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若依然推崇权威政治，不做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助长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下降，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它的经济起飞始于1961年朴正熙上台。朴正熙军事集团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实行集权统治。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权威政府的存在是普遍的，但有些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同，其实际运行效果也大相径庭。韩国在朴正熙的领导下，加强政府权威，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然而，非洲和南美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因建立了权威政府，就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出现了内战不断、政府频繁更迭、腐败盛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恶性局面。与这些国家相比，韩国的成功经验大致有三：
第一，把发展经济置于核心地位。朴正熙上台后，一改上届张勉政府制订的追求经济发展和建设民主政治同步进行的方针，而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变成了单一的国家目标。在朴正熙执政的20年里，先后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62-1979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2%，人均国民收入也急剧增长，196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7美元，到1977年则超过了1000美元。[①a]
第二，把反腐败作为大事来抓。朴正熙在发动军事政变当天的《朝鲜日报》刊登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六点誓言，其中就包括“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重振颓废的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1975年3月，朴正熙政府又发动了著名的“庶政刷新”运动，目的是提高政府效率，消灭官场腐败，消除社会浪费和不公正，进行价值观和精神革命，来达到“民族复兴”[②a]。这两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被开除、判刑的官员达数万之众。但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与企业和商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这一顽疾并未得到彻底根除。
第三，在加强政府权威促进经济加快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以后，再开始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60年代，政府做出了一些民主的姿态，如1963年10月“归还民政”的总统选举，允许不同党派的实质性存在，专制体制下有一些自由发表言论的渠道，基本维持着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形式。当然这些民主是有限度的。到了70年代，当朴正熙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便重新加强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
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省与韩国的经历相仿，它们也都是加强政府权威，优先发展经济，同时增强打击因政治民主化滞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腐败的力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确立，市场经济已比较发达之后，再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既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维持了国内的政局稳定，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或正在经历的因政府权威弱化而引起的政权频繁更迭，进而导致的发展战略、经济政策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引发的经济大起大落剧烈波动的局面。
二、制订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行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
毋庸置疑，东亚经济的起飞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美国为了遏制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扩展，通过美元援助、军事保护等手段把东亚地区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在“朝战”和“越战”期间，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军需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巨额的收入，从而满足了它们经济扩张对资本的需求。另外，亚洲“四小龙”把国际贸易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和战后20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高速增长，国际贸易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分不开的。
尽管“东亚奇迹”的取得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利于当时的外部环境，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事物的内因。从战后亚洲“四小龙”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经历来看，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处于“黄金时期”的60年代，还是不断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近20年，例如，1974-1975年石油危机，1979-1982年经济危机，1990-1992年经济衰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的高位，实属罕见，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它反映了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不断增强，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在降低（目前东亚地区内部贸易比重已达40%，超过对美贸易），经济自主能力在提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东亚经济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是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执行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的。
第一，发展外向型经济。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历过短暂的进口替代阶段，接着相继制订了“贸易立国”的方略，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到了70年代后期，它们及时地抓住了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将产业发展重点转移到重化工业、电子工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范围广、程度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比如，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调整产业政策，把握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制订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证市场经济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利用利率、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这些均体现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
第三，重视农业。6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关系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一种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以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发展的道路，一种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对工业化的追求是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之上。事实证明，东亚的道路是成功的，工业和农业相互依托，互为市场，进入了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相反，如果抛开农业这一基础，一味追求工业的超前发展是行不通的，其工业化最终要失败。因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化一定要以农业的现代化为前提。
第四，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从长期看，投资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大高于投向物质资本。亚洲“四小龙”对教育的投资占到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并且投资结构偏重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而初、中等教育有助于培养大批熟练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又带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东亚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普遍崇尚节俭，储蓄率一般高达35-40%（西方社会平均储蓄率一般在20%以下），而且，大部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于是经济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加快，劳动者收入提高，又带来储蓄的增加，新一轮的投资也在扩大。因此，整个东亚经济便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循环之中。
三、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模式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即所谓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而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是现代化的羁绊。但在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东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断给世界经济带来强劲的冲击波。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韦伯命题的错误呢？又如何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呢？
理论界对此看法有二：一种是“制度决定论”；一种是“文化决定论”。前者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纳了西方式的现代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和政策，文化对现代化不起作用，甚至会起阻碍作用。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受韦伯命题的启发，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儒家文化动力说”，认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种解释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又存在着各自的困惑。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战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拉美、西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出现经济奇迹，后者则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化首先发端于西方世界，而曾经强盛且拥有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却直到二战以后才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呢？
我以为，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用辩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历史表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是按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顺序依次实现的。而东亚社会则完全相反，是按照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程序依次演进的[①b]。由于文化的变迁极其缓慢，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不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诱惑，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尚无准备的情况下，首先推动的是经济现代化。由此可以看出，促使东亚进行现代化的动力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所以，我既不主张“文化决定论”，也不赞成“制度决定论”。因为，如果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因素便可看作是隶属大系统的子系统，它们彼此独立，但又不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当某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封闭走向开放时，必然要从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吸收先进的制度、观念和技术，社会内部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巨大变革。由于在诸多子系统中，文化的变迁与革新是最缓慢的，因此它将对转型社会长期发生作用，特别是那些曾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东亚社会便是一例。尽管东亚社会从西方那里学习和借鉴了许多先进制度，但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片面强调制度因素，忽视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正确的。
儒家文化诞生于农业文明，它依存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价值体系内自然有不少阻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实现现代化的因素。但这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然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毕竟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它必须通过一个“中介”才会对经济产生作用，而这个“中介”只能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即经济行为的主体——人。因此，当东亚社会在外力推动下，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现代化得以启动之后，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便会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而产生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文化强调的等级制度，有利于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亚洲“四小龙”正是利用了儒教中的等级秩序，建立了权威政府，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推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积极学习先进技术，善于模仿创造。儒家文化圈下的劳动者有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购买、引进、模仿等方式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能够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领域，从而使后进国家有可能实施赶超战略，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迎头赶上先进国家。
第三，重视家族集团主义，强调人际关系团结和睦，提倡个人对集体的忠诚、奉献和敬业精神等，有利于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职工对企业有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使职工对未来的保障和安全无后顾之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使东亚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重视教育，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贤能是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五，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是儒家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的高储蓄率正是和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普遍面临资本匮乏的问题，而国内的高储蓄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牺牲当前的消费，增加积累，用于生产建设，以求取得经济的更大发展。
总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东亚经济成就的取得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东亚的经历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经验，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道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即“东亚模式”已经形成。人们关心的是，这种“东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对那些非东方文明下的拉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参考借鉴之处呢？我认为，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特性或个性，不具备推广的可行性，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所采取的体制、制订的政策则存在共性和普遍性，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当然，应根据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辩证地看待“东亚模式”。
注释：
地理学上的东亚是指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东亚经济则指中国、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本文所探讨的“东亚模式”仅指日本和亚洲“四小”。
注释：
①a 刘鹏辉等主编：《韩国—雾幕后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②a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①b 〔日〕金一富中：《东亚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礼俗社会》，载《日本国际事务评论》1995年第9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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