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社会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论述了北京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尤其集中在：（1）城市社会极化及其动力机制；（2）新城市贫困现象及其原因；（3）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变化趋势等。
关键词 社会极化 新城市贫困 社会分异 北京
最近10年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社会空间分异日益增长。
1 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
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sation）最一般的意义可能是一个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就职于合资或独资公司的高收入职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随着这两个新的社会组出现，社会极化现象正在形成。“贫穷”的一端由流动人口组成，他们是一个无专长和低收入的社会集团；“富裕”的一端由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组成，他们是有专长和高收入的社会集团。这两极的出现和增长与两个要素相关：（1）涉及流动人口的是成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2）涉及有专长、高收入社会集团的是开放政策、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当然，这两组也显示了一些相关性，即它们的出现与西方世界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相一致。因为新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熟练的、高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刺激非正式的，低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加[1，2]。北京的社会极化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1 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
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业经济转变是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源泉。服务业和经济国际化是最近10年世界范围内导致城市社会极化两个基本的要素。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和全球经济重建既营造了城市化新趋势，促进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也导致了城市社会收入和就业岗位分配的极化[3]。
由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将职业划分为有高技术高工资类职业和无技术低工资类职业，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高技术业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社会极化是不可避免的。北京作为潜在的国际化都市，正在转变它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制造业中心功能结构，发挥服务业和高技术业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来，尽管北京的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要比中国的其它城市要高，但它的第二产业仍占城市经济的主体（表1）。北京曾经将重点放在第二产业部门，尤其是机械、化学、冶金、纺织和食品等制造业和建筑业，尽管最近北京的制造业部门开始转向钢铁、化工、汽车与通用机械、电子和文化、运动与教育产品等五个主要部门。然而，近10年它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尤其在金融保险、教育、研究与开发、文化、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一般服务业部门。正如表2所示，在1949年～1994年间，北京的就业岗位增加近10倍，即净增了4284882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部门（增加工作岗位占52.34%）；其次来自于制造业（占29.69%）。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饮食业增长最快（占9.37%），文化教育居第2位（占9.02%），社会服务业居第3位（占7.78%），研究与开发居第4位（占6.08%），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居第5位（占5.69%）（表2）。非常明显，金融保险业是近10年内北京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的部门。80年代后期在中关村地区开始兴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园区，该园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电子元器件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毫无疑问，随着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的增加，城市功能的国际化和工资水平差距的扩大，都将进一步导致社会极化。
表1 北京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52～1994）[＊]
Tab.1 The constitution of GDP in Beijing
*资料来源：①北京40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②北京统计年鉴.1992，1994，1995.
表2 北京就业岗位增长（1949～1994）*
Tab.2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post in Beijing
*资料来源：①北京40年（1949～1989）.
②北京统计年鉴.1992，1994，1995* 1.2 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
在1979年～1993年间，中国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约1100×10[8]美元，约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3。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60%投向了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和公共设施。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的89.6%投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较一般的城市要快许多。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分布，在北京一些老的制造业区出现经济衰退，一些新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区表现为经济繁荣。具体地说，朝阳和海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其经济状况出现持续的繁荣；而崇文和宣武则是两个衰退区，正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管理层的有技术高工资工作岗位和制造业的低工资工作岗位的同时增长，东城、西城、朝阳和海淀正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繁荣的扇形区；崇文、宣武和丰台等老居住区和制造区则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是一个老的衰退的扇形区。
1.3 巨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潮
北京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从农村向大都市区的流动人口潮。克拉克和葛特勒[4]在对美国1958年～1975年间资本与移民关系分析显示资本增长导致移民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迁移。他们依据两个互不相容的资本学派（thecapital-logic school）和市场竞争学派（the competitive-market school）提供了一个结构分析框架。资本学派认为公司对劳动力的迁移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沃尔科[5]曾经认为地方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完全满足，作为流动的专家层总是随资本流动。波罗斯顿和哈利森[6]也曾经认为在新劳动力地域分工过程中分散的生产可能需要一些外地劳工。资本增长肯定会刺激劳动力迁移。劳动力迁移总是与资本增长相伴随，尤其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更是如此。市场竞争学派则认为资本被设想为从高工资区向低工资区流动[7]。克拉克和巴拉德[8]运用新古曲主义和凯恩斯方法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我们能将1949年以来北京劳动力迁移过程划分为两个不同时期：（1）城市居民迁移期（1949～1984年）。在这一时期，北京几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所以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之中。在没有任何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按计划进行劳动力需求分配[9]。按照统计，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而且劳动力的迁移以城市居民为主。（2）农村人口迁移期（1985年～迄今）。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迁移流由农民为主体。尽管城市户口制度还没有被取消，这些农民却已经突破了种种限制，通过注册临时户口进入城市并且长期地呆了下来。1982年的粮食市场开放使这些农民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粮食得以糊口；私房制度重新确定（尽管土地还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城市公共住房商品化和住宅市场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农民能够通过租或买房找到栖身之处。尤其自1985年以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迅速。
2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变化趋势
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城市，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社会分异现象日益加剧，棚户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以及其它社会空间分异形式是西方城市的普遍现象。最近，类似的城市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城市分层与“下层人”，“城市贫困”和“社会极化”相结合形成社会空间的分异[10]。在中国城市，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曾经由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平等思想和新建成区的迅速发展而基本被消灭。然而，近年来，北京新的低收入的农村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建城市社会分层现象，并通过城市社会分异达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北京东北郊沿京汤路从亚运村到小汤山和北郊沿京昌高速公路两侧的别墅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富人居住区，而木樨园周围的浙江村则成为一个较大的新棚户区。我们试图运用遥感影像和GIS分析流动人口和棚户区的分布来描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
2.1 城市人口的不平衡空间分布
北京人口空间分布（1993）很不平衡，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87km[2]的4个内城区：即西城、东城、宣武和崇文。除朝阳以外的3个近郊区，石景山、丰台和海淀的人口密度均在10000人／km[2]以下，尤其三环路以外地区人口密度均在5000人／km[2]以下（图1）。在内城区有4个街道的人口密度大于43750人／km[2]。宣武区的椿树街道和崇文区的前门街道是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分别达到48182人／km[2]和44037人／km[2]；丰台区的老庄子，海淀区的四季青和朝阳区的黄港是北京3个人口密度最低的街道，仅为89人／km[2]、152人／km[2]和270人／km[2]（表3）。这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密度构成了流动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的基本框架。
图1 北京市人口密度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表3 北京各区街道人口密度分布（1992）（单位：街道数）
Tab.3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Beijing
2.2 流动人口住所类型
据1994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资料，60%的流动人口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临时住所，普查也显示一些雇佣流动人口的单位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住房，表4显示了流动人口的附属单位和住所间的关系，即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建筑工地、雇佣单位、农村家庭和旅馆。
表4 北京流动人口居住地类型及构成（1994）
Tab.4 Types and constitution of dwel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Beijing
资料来源：1994年11月11日流动人口普查。
2.3 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尽管1994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年流动人口数达287.7万人，但空间分布数据至今仍不可得。依据1995年北京统计年鉴资料（表5），约66.6%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朝阳、海淀和丰台3个近郊区。近郊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为1∶6，内城区为1∶10。东城和宣武是两个流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朝阳由于近年经济繁荣，无论流动人口总量还是密度都是最高的区。
表5 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1994）
Tab.5 Spatial distr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1995。
2.4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现象
按照1994年流动人口普查报告，80%从事小商小贩、公务服务、私人服务的流动人口分布在内城区；84%的建筑工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建筑工地。这两类人代表了社会极化“穷”的一极。新的棚户区由于这些人的空间集聚而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在“富”的一极，有些在外企工作的职员居住在2～3环路间的四星或五星宾馆内，有些供职于合资企业或外国专家则居住在较好质量的公寓楼（如亚运村地区）或大学的培训中心，一些生意人和暴发户则开始在远郊区建设他们的别墅。普查结果显示61.6%的新的富裕阶层居住区朝阳和海淀近郊区，19.88%居住在东城区。
2.5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趋势
当我们比较1988年和1994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时，我们发现北京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近郊区集聚（表6）。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与城市住房制度相关。由于现状城市住房制度的房租太低、住房投资不足和人口过快增长，城市住房始终处于短缺供应的状态。与此同时，在黑市上的城市房租要比正规市场上的房租高出许多，公房的房租高于私房的房租，内城区的房租高于近郊区的房租。此外，单位自管房必须在单位内部分配住房。由于这些原因，流动人口只得在老的内城区或城市外缘区找他们便宜的住所。尽管一些别墅区被建在远郊区，城市外围仍以单位自管房为主体。既然在城市边缘区有一些剩余且便宜的住房供出租，所以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这一地区集中[11]。
表6 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1988～1994）
Tab.6 Chang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alation in Beijing
*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1995.
** 资料来源：1994年11月11日流动人口普查。
*** 资料来源：首都规划委员会。
2.6 棚户和别墅区的分布
我们通过运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棚户区、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1994）（图2）。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老的废弃的村庄由于流动人口集聚正成为新的棚户区。
图2 北京棚户区和别墅区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ghettos and villa in Beijing
3 结论
城市社会极化是近年来北京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它主要受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涌入的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这两个组产生了城市社会极化现象。由于城市社会极化的日益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已经出现，它既包括相对城市贫困，又包括绝对城市贫困。除了传统制造业部门结构调整下岗、社会救济制度、公共设施和个人保险不完善等因素外，流动人口本身的教育水平低及在城市的不平等生活与工作权利，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的、无保障、非熟练的低薪工作。是造成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极化的深化和新城市贫困现象蔓延，这种变革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就社会结构而言，新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居住在那些拥有过剩廉价房屋出租的城市边缘地带，本樨园附近的浙江村已经成为较大的新棚户区；而在北郊新建的别墅区正在形成新的富裕阶层集中居住区。就空间结构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区位转移，尤其城市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中心集中导致内城区城市更新速度加快。总之，北京因社会极化正在重建它的社会空间结构。
*本文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E49331010和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教授研究基金资助。
来稿日期：1996-04；收到修改稿日期：19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