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广摄官考核与转正问题探究
武胜鑫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所，上海 200234)
摘 要： 摄官是宋代两广地区一个重要的非正式基层官员群体。两广摄官的考核与转正仿正官程序，但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摄官的印纸由转运司发放,摄官的转正程序等级化等。在两广摄官制度化的进程中，摄官的考核与转正程序呈现由简单到复杂化的趋势。这对宋王朝、岭南社会及两广摄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两广；摄官；考核；升迁；转正
摄官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非正式官员。中唐以降，藩镇势力日益把控了地方官员的任用，从而导致摄官选任的泛滥，这一直威胁着唐末五代各中央王朝的统治。到了宋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唐末五代所遗留的摄官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鉴于两广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宋王朝保留了该地区摄官的任用。不过，两广摄官在管理上形成了先由转运司考核，再经中央审批转正的管理程序。这一程序不仅关系到摄官自身仕途的上升空间，而且涉及宋王朝对两广基层社会的管控程度。因此，对两广地区摄官考核与转正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薄弱。[1]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对两广摄官的考核与转正问题作深入考察，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科研成果转化过程解析。通过对油田博士后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分析来看，从选题到启动研究到成果形成再到转化应用，最后见到效果，整个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化行为，其转化过程大致分解为研究、形成和应用三个阶段，应用阶段包括推广传播、组织实施和效果产出三个环节。如图1所示。
CYP2C19酶是细胞色素CYP450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主要参与药物在体内的羟化反应，许多外源性药物都经过该酶代谢 [2]。CYP2C19酶活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从而造成药物疗效方面的差异 [9]。CYP2C19基因座位于染色体区10q 24.1～24.3，由9个外显子和5个内含子构成。目前已发现CYP2C19*1-CYP2C19*25至少有25个等位基因，其中编码正常酶活性的基因位点是CYP2C19*1，CYP2C19*2-CYP2C19*8 为功能缺失或降低的等位基因，可导致CYP2C19酶活性减低，CYP2C19*17 为功能增强的等位基因[10，11]。
一、宋代两广摄官的考核
印纸类似于现代的履历档案，是宋代官员政绩考核的载体。两广摄官仿正官发放印纸，史载“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五月，诏：广南摄官并给印纸，令本州依正官例批书在任功过”。[2]不过，摄官的印纸由转运司发放而非中央发放。史载“诏应摄官三任解由全者，许投牒有司，即得引试录用”。[3]其中，解由就是印纸的意思。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卷六载:“诸州县阙官，而依法差罢任待阙官权摄者，并令本州取印纸，批书到任日月，替罢亦批有无不了事件讫方得离任。如无印纸，即取告敕、宣札，于背后谨慎批书，当职官具衔押用印。”[4]可以看出，摄官与正官交接职位时，必须取印纸，进行衔押。由此可知，朝廷对摄官印纸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那么，印纸在摄官的考核转正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印纸主要记录摄官在任期间的政绩考核状况，据史载“海北摄官差往海南减一年，犯公罪展摄两年，监当亏少课利罚半月俸，添摄一任，罚一月俸者添摄两任”。[5]可见，摄官的印纸是其转正考核的依据。那么，收回摄官的印纸也是对其犯罪的一种惩罚。例如赵宋王朝曾规定“广南路摄官犯藏罪杖以下，虽会赦追所授牒，后不得复摄”。[6]可见，摄官若无印纸，就没有做官的凭证和资格。
乾道九年(1173年)九月二十六吏部状：准都省批下广南东西路转运司奏，并据广南东路转运司、提刑司并提举常平司申，保明到正额摄官前监南恩州阳俸县陈勋，任满减三年解发，通共四年，改授正官。
一是由转运司职责造成的。转运司的职责主要是地方财计，而非官员的考核。史载“转运以军储、吏禄、供馈、支移为己责，而视差注为末务，往往付之主案吏胥定拟，而签厅视成书判而已”。[7]二是宋代地方行政属官的选任权收归中央后，转运司的属官数量大大减少。苗书梅教授研究指出：“在宋代，地方幕职诸官由数十人、十数人减为不超过五人，诸曹官由六曹参军且每曹不止一员减为五员以下，一般各在四员以下。”[8]由于转运司属官的不足，加之转运司的主要职责是地方财计，就会产生转运司属官无暇顾及摄官考核的状况。在此背景下，转运司的属吏成为摄官考核的主体。
登录 GEO（http：//www.ncbi.nlm.nih.gov/geo）下载水稻芯片数据（GSE21651、GSE58603），两组数据都是选择研究盐胁迫下水稻叶片基因的表达。水稻品 种分 别 为CSR11、PL177、IR64、VSR156， 其 中IR64、VSR156 为盐敏感型水稻，CSR11、PL177 为盐耐受型水稻[8-9]。
综上所述，印纸是摄官考核记录的载体，是其转正及升迁的重要依据。这也反映出宋代官员“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印纸，验考批书”[11]的管理特点。此外，由于转运司非差注职责及属员不足的双重因素，转运司的属吏成为对摄官考核的主体，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广摄官考核的腐败问题。
二、宋代两广摄官的升迁
由上所述，印纸是两广摄官考核的依据，而转运司属吏是对摄官进行考核的主体，这是对摄官进行考核的外在条件。与之同时，在摄官管理程序化的过程中，两广摄官逐渐形成了“待次”“正额”“解发”的内在升迁秩序。但这一等级化的升迁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长时间发展过程的。
本贯封州封川县，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八月又诏绍兴二十九(1159年)年九月内，两诸到封州文解，并于隆兴二年三月内试补额外摄官，又于乾道二年(1166年)四月内试补充待次摄官，已于乾道四年(1168年)四月内补正额摄官。初任监韶州洲头津盐税成一考，替无不了事件，任满依崇宁五年(1106年)十月指挥减三年解发，通共及四年。
到了仁宗中期，侬智高之乱对两广地方官僚体制造成重大破坏。史载“自侬智高反，宿军邕州岁漕不足，乃多治船，设赏罚而食以有余，待摄常数十百人一员阙”。由此得知，侬智高之乱后，两广摄官人数激增，“待摄常数十百人一员阙”[3]。其中，“待摄”当为“待次”之意。可见，侬智高之乱促进了两广摄官等级化的进程。
潮州长史卢侗，行实朴茂，学术优深，久在岭南，众所称伏。皇祐年中，蒙恩充补长史，先与差摄。至和二年(1056年)，就摄已满两考。转运司保明解发，赴铨除注。铨司准。
至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宋王朝对西南继续开边，摄官“又增五十人号曰额外注授”[15]。到此，摄官的等级化升迁程序已基本形成。然而两广摄官制度没来得及完善，北宋就灭亡了。不过，摄官等级化的遗留问题在南宋高宗、孝宗朝得到了解决。在高宗绍兴年间，史载“两广去京极远，祖宗时置摄官，以曾请两举省试下人就转运司，试刑法，取合格者，始以待次补之，又而升至正额。正额须历四周年，无过犯，方从转运司解发赴部改授为真”。[16]同时，朝廷规定“广南路摄官待次、正额各以五十人为额”。到了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两广摄官名额又做以“待次、正额各以三十员为额”的调整[17]。可见，在高宗、孝宗时期，两广摄官已完全形成了“待次”“正额”“解法”的升迁秩序。总之，在南宋前期，两广摄官等级化的升迁秩序彻底形成。
本路正额摄官今来事宜之际，各差押运粮(斛)，阙少摄官，差那替起，正额摄官赴本司差官分试公案，今来广西事宜未定，上下官司所差分头干事官员人数不少，不唯正额摄官见在任者，无人权替，至额外官亦恐，遂急差使外，见在人数不多。所有广南东西两路分试公案，欲令候事宜宁息日施行。从之。[3]
该史料中出现“正额”摄官的选任程序，即正额摄官需赴转运司分试公案才可差摄地方官阙。但因“广西事宜未定”，两广摄官不惟分试公案即可差摄。“广西事宜未定”指熙宁八年(1075年)北宋与交趾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到神宗熙宁时，在两广摄官的升迁程序中，宋朝廷已经对正额摄官的考核管理严密化。 虽然朝廷因与交趾间的战争而暂停正额摄官分试公案的选任程序，但明令正额摄官“候事宜息宁”继续施行。这至少说明在此之前，两广摄官已有“待次”“正额”的升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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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两广摄官的转正
虽然宋代史料没有系统地记载两广摄官的转正年限，但摄官的转正年限与其升迁秩序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在对摄官的升迁秩序明晰的基础上，可据仁宗时摄官卢侗和孝宗时摄官陈勋的转正案例，梳理出宋代两广摄官转正年限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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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摄官卢侗的转正程序
《端明集·乞推恩卢侗状》载：
此外，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时，广南东西路转运司曾言：
嘉祐四年(1059年)六月条贯摄官须得三周年为一任，以此厘革。缘侗解发在未降新敕以前，合依旧条施行。侗久居京师不能自陈，栖栖南归，绝仕进意。臣知侗最，久仰其学行。昨于杭州遇侗，臣不欲盛时，以毫末之恩，失一贤士。遂与侗俱来，伏望朝廷下流内铨与注一官，庶使寒悴之人上沾恩命。[18]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卢侗自皇祐五年以长史的身份差摄岭南摄官[1]，摄满两考，已由“转运司保明解发，赴铨除注，铨司准”。但是嘉祐四年(1059年)，朝廷对摄官考核转正年限做了调整，“须得三周年为一任”。因为卢侗“解发”在新的条令颁布之前，所以不能转正，久居京师，幸得于蔡襄举荐而转正。由此可见，嘉祐四年之前，摄官的转正年限为二年，之后为三年。
而摄官三年的转正年限至少延续到哲宗时期，史载“广南摄官凡两经解发，摄簿尉一任无过，遂得正授。若重加举数，亦可少其滥”。[19]不过从中也可得知，哲宗时期，朝廷已认识到两广摄官转正升迁过快，采取“重加举数”的措施对其进行限制。到了徽宗时期，摄官转正年限又有所调整。不然，南宋绍兴年间不会很快就形成“待次摄官历两任无过，漕司再给公据印纸为正额，又历两任无过，漕司解发吏部，补迪功郎，自是行仕路矣”[20]的转正程序。由于缺乏徽宗时期相关史料，在此不做细致考证。
(二)摄官陈勋的转正程序
《宋令要辑稿》载：
由上所述，摄官的印纸由转运司发放，按道理应由转运司的属官进行考核，但对摄官考核的人员却是两广转运司的属吏。史载“士人补摄官，铨授无法，权在吏。悉记其名，使待除于家”。[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该研究的访谈对象为两所学校所调查班级的任课老师和每个班好、中、待转的3名学生，以及其中一所中学的英语教研组长。笔者设计了老师学生各6个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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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淳化年间，朝廷要求“岭南管内州县阙官处未有正官，即与本管差摄，宜令两路各于摄官内选二十五人以备承乏”。[12]此时，两广摄官没有等级区别且名额共为五十人。这种规定一直持续到仁宗朝前期，史载“元准诏存(两广)摄官二十五人差遣……内有年满乞解人，已磨勘出寄文解，发遣赴铨去乞，欲望特下铨曹依例施行，从之”[13]。又如“广南东西路依旧差补摄官，以曾摄人充。每司各留二十五人”。[14]
已行引试陈勋所业律义三道，见得法律精通，别无违礙，保明是实。寻检到伍时绎无补官奏钞检目，并经本部陈乞，出给印纸乞。照得所坐条法指挥与陈勋事体一同，今指定条关司勋，从之。[21]
以上材料表明，陈勋在绍兴二十年和绍兴二十九年通过两次转运司的考试取得了封州文解，隆兴二年充任额外摄官，紧接着又于乾道二年担任待次摄官。此后，在乾道四年陈勋升任正额摄官，监韶州洲头津盐税。因为陈勋担任正额官期间政绩突出，便“依崇宁五年十月指挥减三年解发”，提前转正。从而可知，此时摄官转正已经形成“待次”“正额”“解法”的升迁转正程序，其转正年限为八年，而政绩突出者转正年限为五年。
胥吏在宋代的社会地位低下且没有俸禄，同时，摄官也非正途出身。所以胥吏对摄官考核时会谋取贿赂，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史载摄官“注阙之高下，视贿之厚薄”。[9]所以，两广摄官会遇到属吏刁难的情况，如“昔者有杨摄官者，是参加南选，随例见于铨吏，吏不加礼，杨怒，拔手版击吏，取绿衣、摄牒焚之而去”。[10]其中，铨吏就是转运司的属吏。可见，有骨气的杨摄官可“取绿衣、摄牒焚之而去”，而大部分摄官只得向铨吏行贿，以取得较好的考评。
由上可知，仁宗时期，卢侗处在摄官转正年限由二年向三年变动时段；而陈勋处于摄官考核转正的定型期，这两个案例反映了宋代两广摄官制度化的进程。由此，为了更好地展现两者的转正程序和转正年限，笔者将其转正程序做一路径图，如下：
图 1卢侗转正程序与转正年限
图 2陈勋转正程序与转正年限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北宋时期仁宗嘉祐四年之前，摄官转正年限为二年；嘉祐四年之后，摄官的转正年限为三年；南宋时期，摄官转正则需八年，政绩突出者的转正年限为五年。若摄官任职期间政绩不佳或者有不法行为，其年限将要延长。
综上所述，摄官的等级化升迁转正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南宋前期，两广摄官最终形成了“待次”“正额”“解发”升迁转正秩序。因此，随着摄官升迁秩序的等级化，摄官的考核转正程序也日益繁琐化。
针对以上差异较大的中国热带北界的建议，我们从中国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布格局及中国热带植物区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探讨生物地理上的中国热带北界。
四、宋代两广摄官考核与转正的影响
如上所述，两广摄官的考核评定虽然仿正官例的程序，到南宋时期，已逐步形成了等级化的升迁转正秩序。这对摄官自身、岭南地区乃至整个赵宋王朝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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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摄官考核转正的制度化，加强了宋王朝对两广地区的统治。两广地区虽自古以来是我国南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远离政治中心、地方民族成分复杂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情况复杂，难以管控。赵宋王朝在总结唐末五代治理两广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将摄官的考核转正权纳入国家官员管理选任层面，另一方面又给予地方转运司一定的选任权力。这不仅节约了国家的行政成本，也实现了对两广地区的相对有效管控。由此，摄官这一制度符合了当时的历史条件，[1]促进了两广地区的开发。
二是南宋以后摄官考核转正呈现繁琐化趋势，这缩小了摄官仕途的上升空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仁宗嘉祐四年以前，摄官一任二年即转为正官；嘉祐四年以后，摄官一任三年可转为正官。由此，两广摄官再经“三任七考”即可入录事参军，若“有举主四人或有合使举主二人”并许通注县令。[22]可见，摄官入仕是官职升迁捷径的一种选择。然而，随着摄官的等级化，两广摄官的转正年限也延至八年，若注录事参军或县令则需十五年；如政绩突出转正可减少三年，差注录事参军或县令至少也需十二年。那么，摄官的仕途将在选人阶层沉浮，况且摄官初入职多为县尉、主簿等八、九品基层官员，想要进入京朝官阶层更是难于上青天。因此，南宋时期，大多数两广摄官看仕途升迁无望，多利禄之谋。正如王承文先生指出“(摄官)只能在岭南本地担任州佐县官等中下级官职。而这些官员又缺乏向上的正常流动渠道，也缺乏仕途不断进取的动力，往往蝇蝇苟且”。[23]
总而言之，宋代两广摄官考核与转正虽仿正官程序，但在其制度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升迁转正秩序。从而，两广摄官被纳入了整个宋王朝的国家官僚管理体制中。通过摄官考核与转正程序的制度化，赵宋中央间接控制了两广摄官的选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岭南地区有效的管控。这不仅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也体现了宋代地方管理制度的务实性和灵活性。不过，两广摄官的考核与转正程序的繁琐化及其仕途晋升空间的压缩，给岭南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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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fficial Agency of the Liangguang Region in Song Dynasty
WU Sheng -xin
Abstract :The agency officer was an important group of informal grassroots officials in Liangguang region of Song Dynasty. The evalu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ency officers are the same, but the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the agency officer's printing paper is issued by the transport division and the agency officer's conversional procedures are hierarchical, etc.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angguang region, the procedures of the evalu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agency show a tendency from simpleness to complexity. I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ong Dynasty, Lingnan society and the anency officials of the Liangguang region.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iangguang; anency officer ; the assessment; promotion; being formal conversion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武胜鑫，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宋史。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 D6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 2019) 03-0016-07
责任编校：孙咏梅，裴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