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话语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4-0041-07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代表中国现代小说吹响了对封建文化反抗乃至消解的号角，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癫狂书写的新纪元：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混合体应运而生。更进一步，类似的癫狂书写，甚至是“狂”与“死”的复杂呈现随之此起彼伏；哪怕只是以五四运动时期前后为例，庐隐、郁达夫、冰心、王鲁彦等等各有千秋，而彼时各种文学流派／团体亦颇有类似书写争奇斗艳，可谓相当醒目①。
由是反观，若要考察20世纪文学史上的癫狂话语形构，鲁迅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开启者和可能的集大成者。考察既往相关研究，论者则更多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及其对传统文化、现实的反抗作用②，或者考察其疯子意象和当代文化的象征隐喻③，或者将之置于五四小说的整体语境中观照④；也有论者论述其疯癫意象的隐喻意义，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层面⑤。
毋庸讳言，上述探索深化也增益了我们对鲁迅小说的认知，但坦白说，却也预留了新的论述空间。我们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俄罗斯作家果戈理(Nikolai Gogol,1809-1852)的同名作有着神似之处，当然也有发展⑥：鲁迅的作品善于“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同时，更“忧愤深广”。整体而言，我们可以发问的是，西方学理中的癫狂话语和鲁迅小说有无深层交叠？更进一步，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形象，是否可能潜藏了更复杂的文化悖论？比如，“狂人”到底该居于怎样的文化位次？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前人对鲁迅小说中“癫狂”的定义有其不合理之处。比如，最集中的表现则是把所有异于传统的异质性都定义为“狂性”，进而几乎所有具有一点革命性／反叛性的人物统统纳入狂人家族⑦。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泛化也虚幻了癫狂话语的性质。而本文则从更严谨的意义上进行窄化：这里的癫狂必须是言之有据的，或来自于小说中人物的实际癫狂表现特征，或来自于别人的命名和批判。为此，在通览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3部小说集后，发现符合条件的作品主要有《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祝福》、《药》等。
一、癫狂话语的简略谱系
癫狂(Madness)或许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而且，不难想见，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与社会往往对疯癫有着不同的界定与认知。当然，如果从叙述的角度进行思考，如何用理性的言语描述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癫狂并且为其立言，则同样可能吊诡重重。
提及癫狂话语(Madness discourse)，毋庸讳言，最为经典的论述（之一）则是来自法国思想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通过考察16世纪末到17、18世纪（所谓古典时期）的癫狂史，福柯并没有否认疯癫作为一种精神及其行动现象的客观性，但显然，福柯并不认为疯癫就是等同于一般医学意义或者常识判断宣称的相对低级、非理性甚至是反人性的特质，而恰恰可能同时也是人性的构成部分。反过来，他更强调或侧重其积极的层面和与理性纠缠的丰富性：“疯狂甚至成为理性一种形式”，“无论如何，疯狂只有在理性之中，才有意义和价值”⑧。
更进一步，福柯更想指出的是其被压抑的沉默话语，尤其是面对理性关于疯癫的强势独白，疯癫如何表述这种沉默。更为关键的是，福柯通过癫狂话语的形构过程既呈现了此间的权力关系，点破了个体“生命权力”(Bio-power)的存在与吊诡，同时又点明了二者交流(exchange)的可能性。整体而言，福柯的提问方式、分析方式，其“基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微观分析的方法，给予我们耳目一新的陈述和认识”⑨。
福柯这本巨著中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在于对沉默的癫狂的叙述问题。毋庸讳言，癫狂的叙述内在地与文学密切相关。依据福柯的观察，癫狂其实就是“生产的不在场”(l'absence d'oeuvre)⑩。同时，福柯通过对本国前辈大师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对疯子的判断和叙述分析，读出了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因为在笛卡尔看来，疯子会对理性认为确凿无疑的事物加以否认，疯子因此代表了一种错误的认知。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则对福柯提出了质疑。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有关如何叙述疯癫的问题，他认为福柯的操作同样也难免方法论上的悖论，也是以理性的方式诉说疯癫，也是一种叙述暴力；同时，他也对福柯对笛卡尔的解读进行批判——德里达认为，笛卡尔并没有如福柯所言，区别对待梦和疯癫(11)。但无论如何，二人的论争却让我们更加关注小说(fiction)如何叙述疯癫的可能操作。
与福柯不同的是，泡特(Roy Porter)却对疯癫进行了历时性的相对详细的梳理，写出了《疯癫简史》一书。在此书中，他相当有条理地归纳出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疯癫的认知以及可能的对待。比如神魔之辨(Gods and demons)、被理性化的疯癫、白痴、锁住狂人、心理学的出现、精神分析等等。显而易见，这是一本对疯癫发展历史进行扫描的书，同时也着力分析了不同时期与疯癫相关的处理、救治方式的变迁史。耐人寻味的是，该书也批评了福柯相关论述的简化和笼统(simplistic and over-generalized)。他批评道，17世纪法国之外的地区并没有一个如福柯所描述的对疯癫进行体制化的勃发以及自动化处理(automatic solution)(12)。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层面：泡特意在叙述历史，而福柯却更是借题发挥，论及疯癫话语形构中的权力关系。而其另外一本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13)同样也是描述了医学话语的形构谱系与过程，属于类似话语考古系列的又一力作，反过来它也可让我们更详细地看清福柯的野心。
值得关注的是，撒思(Louis A.Sass)却力图探索癫狂与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关系，他的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癫狂中所内涵的丰富意义与可能性，尽管这种呈现可能吊诡重重。在和福柯有关联的叙述中，他指出，在疯癫领域，好比在现代主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提升思想、去真实化(derealize)、世界的唯我主义(solipsism)和一种剥夺作为知识、力量超越性中心角色主体的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密切交织。易言之，在精神分裂与现代知识型(episteme)之间共享同质的悖论(14)。
恰恰是立足于考察书写(writing)与癫狂之间关系，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得出了对癫狂的独特界定。众所周知，福柯认为，癫狂是不可界定的，是流动的概念。菲尔曼则有不同，他认为癫狂既不是最后的不明或发散的所指(signified)，又不是拒绝破译的终极能指(signifier)，它更应该是一种韵律(rhythm)：不可预测，不可计算，不可说，但是，作为一个对过度充实与虚空意义读数进行降低的故事，它却是可叙述的。每个读数都是一个叙述，这个叙述的节奏由无法说明的它与文本、文本癫狂性关系的修辞来决定(15)。
二、鲁迅小说中癫狂话语的形构、作用与后果
纵览鲁迅小说，探查癫狂话语的形构语境，我们不难发现，鲁迅造就的癫狂话语和西方语境理论观照下的对应物既遥相呼应，又略有差异，但在整体意义上，可谓殊途同归。
（一）癫狂话语的形构：张力下的打压
从某种意义上说，癫狂话语更是张力中的产物，而这个张力尤其呈现在传统文化及其作用下的现实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中。毋庸讳言，这种关系密布了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关系。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在癫狂话语的营构上有其苦心孤诣的一面，他丰富和细化了癫狂话语的形构层面。如下则根据打压对象分层处理张力指向的相关操作。
1.觉醒者：瞒和骗的技艺再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长明灯》中的“疯子”无疑都是觉醒者，也可理解为鲁迅著名的“铁屋子”意象中睡醒的人们。对付他们，旧有文化及其既得利益者操控的现实社会可谓处心积虑。因为这些觉醒者或为亲人，或有一定的出身背景，所以不方便按照一般人物的方法处置：比如，直接打死。
但也恰恰因是之故，我们得以窥见癫狂话语的更多形构策略：(1)命名或贴标签。或者由医生，或者由统治阶层的公众。他们对觉醒者相当恐惧，所以首先进行权力意味浓烈的命名操作，这样对尚未觉醒的大众进行瞒和骗。(2)欺骗／收编。面对觉醒者的清醒质疑、反问甚至是反抗，他们更多地选择欺骗，或者是用固有的文化逻辑收编他们，使他们变成共谋，这样的癫狂就变成了安全的表演性抗议或者无伤大雅的撒娇政治学。
2.读书人：异化的牺牲。在古代中国，简单说来，癫狂与中国读书人的个人节操以及济世抱负关系密切。它是读书人无法实践大我，又不甘局促于小我的“参政护身符”(16)。除了对付聪敏锐利的觉醒者，统治阶层也会利用自己的文化进行愚民，而某些读书人也因此成为教化的牺牲品。《白光》中的陈士成可视为此中代表。在风雨飘摇的昏黄帝国岁月中，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使得他的精神恍惚，从而追随眼前出现的“白光”企图发财，最后命丧水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一种反讽的诱惑，陈士成的癫狂无疑是被体制异化的结果，而当他无法通过体制提供的途径平步青云时，其扭曲的精神也自然会吊诡地指向了考试的功利性与物质性——发财。但说到底，其癫狂完全是封建科举制度压抑和规训下千千万万牺牲者代表的必然生成。
3.妇女：多重压迫与集体谋杀。《祝福》中的祥林嫂变成精神失常的女丐完全是集体谋杀的过程呈现(17)。其命途多舛之下的曾经挣扎与不得不顺应无疑显现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高度共谋，其最后的癫狂却是更深层的源于有限神权参与的被无情禁止以及迷信传说的骚扰（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精神骚扰恰恰是来自相当八卦的同阶层妇女柳妈；另一面，她也是封建糟粕文化的受害者，此处却也是凶手之一），尽管她为了重新获得祝福祭祀中打下手的点滴权利竭尽全力——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的虔诚上。从此角度看，鲁迅丰富也深化了福柯意义上权力话语中的共谋关系。
4.革命者：不可沟通的另类扫除。对于真正起来革命，力图采取暴力手段分享利益的革命者，既得利益者们素来不手软，采取坚决消灭身体从而消除影响的手段。但鲁迅复杂的一面在于，他恰恰说明了很多时候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反倒是其影响所及的民众——革命的拯救／解放对象帮助对付革命者。《药》中的夏瑜作为企图拯救下层民众的革命者，在锒铛入狱后还苦口婆心，力劝统治阶层的打手——狱卒们意识到“天下为公”的理念，结果被他们视为异端而挨打，但他却不悔改，终于意识到民众的可悲可怜。然而愚昧的民众却将这种“可怜”的评价视为身陷囹圄中人的“发狂”。不难看出，癫狂话语的形构恰恰是来自革命者与民众的无法沟通，这也间接批判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脱离群众，但同时却又指出了癫狂话语形构的复杂性。
（二）癫狂话语的作用及后果
在癫狂话语的呈现、形成过程中，至少可以探勘出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现实社会与个体的张力，而反过来，作为这种张力的载体或凝结，癫狂话语也有其独特功用。
1.现代性的追求。如果努力挖掘福柯意义上的癫狂的积极性，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小说中癫狂话语有其独到的现代性追求。《药》中夏瑜的癫狂虽有其被误读的一面，但同样却又呈现出革命理念的先锋性——民族国家主义(nation/state)开始逐步渗透，这对陈旧而落后的帝国体制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体制替换和更新。《长明灯》中的“疯子”恰恰呈现出一种对吉光屯古老传统的象征——长明灯的重新审视的锐利，他发现了它的破坏性和弊端，并坚定地要熄灭它，甚至是“我放火”。而这种强烈的反传统(anti-tradition)精神，对不思进取的强烈批判背后却是对一种新理念／理想的渴求。这其实是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整体倾向上是一致的(18)。
毫无疑问，《狂人日记》中的癫狂话语现代性意味强烈，它首先呈现出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犀利本质总结（或许可视为一种文化权力层面的逆写）——“吃人”。他恰恰是通过对周围语境的敏感反应逐步累积发现的。有论者为此指出，中国现代性恰恰是在癫狂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而狂人的困境，恰恰也是现代性所面临的二重危机④。其次，它更展望一种新生的可能性。小说结尾“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可谓同样振聋发聩，这其实和鲁迅的“立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至少这种追求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遏制和消除的呼唤。再次，这种癫狂书写颇具现代主义风格。小说正文的13小节的叙事流动其实可视为改良的意识流呈现，它是以狂人的所见所想作为叙事的推进主线，这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相当不同，甚至可以称为“鲁迅式的现代性”(20)。
2.再现权力逻辑暴力。癫狂话语的积极性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求，而且我们也可由此发现主流话语的权力逻辑结构及其暴力操作。《白光》中的陈士成作为封建科举制度忠实的信奉者，却屡屡名落孙山，而遭受异化的他最后一步步走向了癫狂、死亡，这恰恰可以反衬出这种落后文化的必然暴力逻辑：绝大多数介入者其实都是牺牲品，而所谓的升官发财只是对少数人的利益诱惑和拉拢利用。
《祝福》则呈现出更复杂的权力逻辑与文化杀伤力：祥林嫂的被逼癫狂恰恰论证出，一个力图“过平常日子”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封建文化的天罗地网中无处遁逃的过程：无论她反抗或顺从，还是如何努力。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施暴者和凶手不仅仅来自统治阶层或暴力的文化执行者——鲁四老爷，也同样来自其衍生物——祥林嫂同一阶层的可怜的被压迫者，比如，那些八卦的妇女们；甚至，在她沦为乞丐、精神上还保留一丝希冀时，也有以“说不清”作为借口逃脱启蒙义务的读书人的责任摆脱以及落井下石。
3.癫狂的后果。考察癫狂话语形构后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无一例外的悲剧性。这和鲁迅小说整体上一贯的悲凉基调是吻合的，包括貌似“虚浮不实”、轻快戏谑的《故事新编》。大致而言，癫狂话语中的主人公不外乎有如下结局：被限制至无害、堕落和死亡。
《长明灯》中的“疯子”虽然有其锐利性，但却是最终被限制住，压缩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内。小说结尾孩子们随口编排的童谣对其理想“我放火”的包含其实更是一种戏谑的操作，他如此坚定／坚韧的追求已经被无害化。《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看起来颇具杀伤性，但其实不过是过去时。现实中的他“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显而易见，曾经的觉醒者已经堕落，并且清醒地和现实合谋。
而死亡则是大多数反抗者的必然结局。《药》中的夏瑜被砍头，鲜血成为华小栓肺痨痼疾无望／徒劳的药方，作为华家传人小栓的必死和夏家夏瑜的惨死，恰恰隐喻了当时中国（华／夏？）及其国民的无药可救。而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也可化为切实的恶果：《白光》陈士成癫狂后溺水身亡，大概落水死亡前夕才真正变得清醒，因为“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但已经为时太晚；而《祝福》中，祥林嫂恰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寒交迫中悲惨死去。
三、“狂人”的位次：反传统的传统主义或进化论中的异形？
鲁迅小说的癫狂话语中，所涉及的主人公往往存有深意，而其中“狂人”形象尤甚。当我们将“狂人”置于中西方相关文化的平台上进行丈量时，便不难发现其丰富性和悖论性。
（一）反传统的传统主义？
毫无疑问，《狂人日记》从意义上可视为是一篇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攻击的宏文，但实际上，若要细究起来，其“狂性”也绝非无中生有，而恰恰反过来吊诡地和它所热烈批判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21)。
1.吃人的悖论。《狂人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是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痛快淋漓的揭露，而这种发现也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中得到贯穿：中国文化吃人，中国人也吃中国人。比如，《孔乙己》、《白光》等说明了文化的吃人特征，而阿Q、祥林嫂、夏瑜等等的被吃则反映了国人的吃人性。而“狂人”也有相当的自省精神，比如怀疑和意识到自己的吃人性。但同时，“狂人”又指出，“你们可以改了”。意思是说，吃人的习惯是可以改掉的。背后的深意是，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22)。不难看出，在面对当时中国的惨淡现实情况下，鲁迅仍然选择奋然前行，对国民性的改善抱有一定的信心。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由于传统文化及其遗留物的复杂性，鲁迅的“吃人”观也是变化的：为了防止反革命的反扑和破坏，要因此痛打落水狗，而费厄普赖(fair play)也要缓行。易言之，吃人是不对的，但吃“吃人”的人则是可以允许的。来自于旧阵营的“狂人”恰恰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对付旧势力。而不同的则在于“狂人”有他的为了大众的“正义感”，而旧势力则是为了他们小集团的利益。
2.谁的“先知先觉”？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楚狂人接舆和孔子的交涉是相当著名的一段文化佳话。《庄子·人间世》中详细记载道：“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而《论语·微子》记载其事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不难看出，这个近乎是源头的狂人和儒家的交往更多是神似的，虽然他们直面现实后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统治文化的儒家文化似乎日薄西山，五四运动时期似乎更成为众矢之的。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儒家的关系则更是显得相当紧张。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对人性的野蛮和残暴显然有着深度的敏感，其人性恶的观点似乎和荀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荀子在《性恶篇》第二十三谈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当然，这里的人性更多指向人的兽性和动物性。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狂人无疑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这似乎并非偶然的和孟子的“先知先觉”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孟子《万章上》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狂人”的觉醒以及为后人发现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无疑呈现出先知先觉的特质。
更进一步，“狂人”还指出，人性的野蛮和粗糙很可能源于不正当的教育：“这是她们娘老子教的！”但同时，他所期待的拯救却恰恰也是从儿童开始，因为儿童有“赤子之心”。而这个观点其实和孟子又是不谋而合，《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换言之，如果从传统思想角度探寻鲁迅对儿童的高度希望和信任感，则和“赤子”的理念密切相关(23)。
不难看出，“狂人”反传统的举措其实仍然和传统密切相关，作为旧阵营的叛逆者，他自然葆有传统中的合理成分，并以子矛攻子之盾，这本身就是一个吊诡。当然，如果回到狂人身上的复杂文化元素来看，则更可能吊诡处处。整体上说，鲁迅其实是一个反传统的传统继承者(24)。
（二）进化的复杂谱系与“狂人的位次”
鲁迅思想中的进化论其实也是有非常复杂的谱系，而“狂人”显然在进化论结构中有着独特的位次，但此中也不乏善意的误读。
1.谁的进化论？毫无疑问，鲁迅，尤其是早期的鲁迅，深受进化论影响。但值得反问的是，到底是谁的进化论影响了鲁迅？还是鲁迅同样改造并生成了自己的进化论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影响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是一种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25)，这种达尔文主义其实是对达尔文《物种起源》所倡导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则的曲解。毕竟，达尔文更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而且，达尔文也多次强调了物种的平等性。韦尔森(Edward O.Wilson)指出，如果人类的进化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应该是基因的机会、环境的必要性，而非神，制造了物种(26)。
从前辈严复、梁启超(27)那里开始变得声势浩大的进化论无疑对鲁迅有着很强的冲击，但不难想见，这和他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一拍即合，为此，他情愿将达尔文主义从自然史变成社会理论，也变成了他拯救国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理论依据之一。但这其实是有矛盾的，若是基因决定论，那改变是不可能的；若是社会影响学说、文化决定论，则似乎只有集体革命。
对鲁迅的进化思想有着独到研究的普赛(Pusey)指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有关自由意志的言论是儒家的，它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而是赫胥黎式的、尼采式的。他同时还指出，鲁迅其实一直在两种人性理论间徘徊：一种决定论，一种自愿论（虽然带着决定论的一面）；一种悲观论，一种乐观论（虽然带着悲观的一面）。它们都是由(with)达尔文主义支持，但却不被(by)达尔文主义支持(28)。不难发现，鲁迅的进化论其实更是带着相当的自我色彩，他也一直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进行自我调适。
2.“真的人”或“超人”？1935年，鲁迅指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29)这句话，透露出哪怕是临终前一年鲁迅也念念不忘国民性改造的效果。而超人(superman)作为尼采思想中的核心词之一，和鲁迅的“狂人”之间也是有着幽微的关联，甚至也成为鲁迅效法和叨念的榜样(30)。
回到癫狂话语中来，鲁迅小说中的狂人／疯子值得关注。《狂人日记》中“难见真的人”似乎并不太容易理解。但据我看来，这里的“真的人”应该就是鲁迅“立人”思想中的标的。他首先要摆脱吃人文化的毒害和浸染，而且在思想和精神上是一个先知先觉的战士，有自己的“主人道德”（尼采语），也是一个热烈的启蒙者。但“狂人”究竟该居于怎样的文化位次呢？我们毋宁更视之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物”。
一方面，他是旧阵营的反叛者，是沉睡的铁屋子中的先知先觉，是超人和“真的人”理念的雏形或者先驱。他一方面猛烈抨击传统的罪恶，不满现实，但同时却又认为可以通过启蒙等手段改善人性，使他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另一面，他也只能是过渡时期的中间物。作为旧阵营出来的战士、觉醒者，他的身上难免旧阵营的痕迹，比如可能的吃人劣根性、鬼气和毒气等，他自身就是悖论的产物，不新不旧，既新又旧，这也决定了他相对的脆弱性和存在的可能短暂性，很难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产物。
结论：将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置于中西方文化交接的平台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其实和西方话语有着神交的一面（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多论述者——文化大师们远比鲁迅年轻），但同时，鲁迅对这些话语却又有更具化和丰富的一面。癫狂话语的形构既是对传统文化逻辑暴力结构的批判，同时又是对被压抑的可能性和新的现代性的称羡。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重新审视“狂人”形象，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形成中的吊诡之处，他既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和拿来主义者，又是对西方话语进行改编的本土进化论的先知先觉者。
注释：
①④王润华：《五四小说人物的“狂”和“死”与反传统主题》，《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第141-150页。
②如彭定安：《论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第158-179页；张鸿生：《从狂人到魏连殳——论鲁迅小说先觉者的死亡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第275-282页。
③王世诚：《试论鲁迅小说中的“疯子”意象及其当代文学象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70页。
⑤梁迎春：《疯癫与隐喻——论鲁迅小说中的疯癫意象》，《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77-79转101页。
⑥王润华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一文中曾提及二人的关联，具体可参王润华：《鲁迅小说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61-76页。
⑦比如最为典型的表现则是来自于朱淑华的《对鲁迅小说中“狂人”家族的认识》，《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64-65页。
⑧福柯著：《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0页。
⑨具体可参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28-32页。
⑩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Paris:Plon,1961，初版“前言”。
(11)有关对他们论争的精彩评述可参Shoshana Feiman,writing and Madness,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lversity Press,1985,pp.35-55；汪民安：《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页。
(12)Roy Porter,Madness:A Brief Histor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93-94.
(13)福柯著：《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14)Louis A.Sass,Madness and Modernism:Insanity in the Light of Modern Art,Literature,and Thought,Cambrid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38.
(15)Shoshana Felman,writing and Madness,p.254.
(16)有关论述可参Ho,Shu-wei（贺淑玮），"Madnes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Yu Hua and Can Xue",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台湾《中山人文学报》），Vol.11,October,2000,pp.97-118.
(17)朱崇科：《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第15-20转34页。
(18)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9)黄悦：《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文史哲》2005年第6期，第85-93页。
(20)具体可参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94页。
(21)林毓生教授对鲁迅的这种反传统和传统的显性和隐性的表现差异以及其矛盾性分析得相当精辟。可参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22)有关介绍可参阎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3)有关早期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综述，可参李城希：《鲁迅中国传统文化——偏离接受回归》，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关儿童话语的形构可参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80-185页。
(24)有关辨析可参杨枫：《鲁迅“反传统”辨析：对西方后殖民主义鲁迅观的反诘》，《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3期，第23-27转41页。
(25)相关解释可参Peter Dickens,Social Darwinism:linking evolutionary thought to social theory,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或彼得·狄肯斯著：《社会达尔文主义》，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Edward O.Wilson,On Human Nature,New York:Bantam,1979,p.1.
(27)梁启超显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改造，由自然选择变成了人自主选择以及要革命等等推论。具体可参见James Reeve Pusey,Lu Xun and Evolution,New Yro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pp.10-11.
(28)具体可参James Reeve Pusey,Lu Xun and Evolution,p.93和p.98.
(29)《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
(30)有关研究可参姜玉琴：《两种文化的隐喻——鲁迅的“狂人”与尼采的“超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第193-205页。或者参看Chiu-yee Cheung张钊贻，Lu Xun :the Chinese "Gentle" Nietzsche,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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