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十大原则——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十大论文,世纪之交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从1901年严复译出《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迄今已有近100年了。但我们在考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时，能很清晰地理出其从古典经济学，经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脉络，并把握其内在方法、思想、理论的发展性（丁栋虹1995）；而当我们考察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史时，内在思路十分模糊乃至错位，除了少许愤激出的真知灼见外，最多的就是事过境迁、不再具有什么可读性的文字堆了。科学之为科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可重复性（即可证实性）和系统性。但与此相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历史地不具有可证实性和系统（发展）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迄今尚没有独立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社会科学！
为了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国的经济学首先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革与发展。在此，我们提出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十大原则，以就教于广大的同仁。
一、主体性原则 经济的主体性是指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因素的存在，即是说，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经济主体性的提出包括以下几重涵义：(1)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都是人的实践。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通过人的意志和具体的实践活动间接表现出来的，人的主观性以目的性的形式规定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大方向。(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接受的费尔巴哈的命题：“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在这里，经济就变成了从属于人的东西。随着人的需要的增长，作为规定实践内容和方向的目的也不断向前发展。这样，实践负载着人的目的不断向前发展。(3)一切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任何物的因素都不能代替人的创造行为。现实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是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后果。(4)人只有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关系异化了，人的主体地位就必然丧失。在铁的经济关系下，个人只能消极旁观和无所作为。强化主体行为，从根本上说，社会必须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把个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建立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5)人是经济研究的对象。经济学不是单纯研究物质财富的科学，而是研究如何增加财富并利用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科学，是研究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研究如何关心人、培养人的科学。(6)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
无主体的经济学研究及经济运作是导致建国以来乃至改革以来客观的实践演进过程与主观的思维逻辑脱节甚至背离的重要原因。传统经济学并不缺乏逻辑力量，但这种逻辑只是研究者的思维逻辑，而不是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忽视主体研究的结果就导致：(1)用目标代替过程；(2)只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不知道只能怎么办。抹杀主体的经济运作通过强制手段虽然短期内达到目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被迫违背自己的认识和意志；但从长期看，一切经济逻辑都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对改革者来说，无主体经济运作的结果只能是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
通过主体的研究意味着一种理解的方法。理解，这意味着，对观察者来说，是企图通过一种对行为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对于调查者来说，这种策略是试图使行动者和他的动机一致起来，并且通过行动者的眼睛而不是他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行动过程。这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研究方法的要点是：(1)环境的变化通过什么信号构成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刺激；(2)主体自身处于何种状态，从而具有何种反应可能性空间；(3)主体实际对刺激作出哪一种反应，形成哪一种经济后果。
二、整体性原则 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经过几个世纪的充分发展，这个观点认为，我们应该首先从整体上理解世界，而不是先观察其各个部分，然后把它们加总。在二十世纪中，这个历史的观念被许多领域接受。作为对传统的狭隘观念的反叛，它提倡一种宽宏的、综合的世界观，而不是狭隘的、分解的世界观。
经济学过分的局部研究常常导致不得要领，存在失实的危险。传统经济学解释经济的实际运行的能力看来是极其片面和有限的，其原因在于过于局部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全部传统做法是不断排除“外界因素”，把这些因素只作为“已知的”，并且不断加强“内部”分析与精密观察，致力于建立逻辑的以及常常是数学的模式以谋求完全人为的和相互毫无关系的各种“体系”的最优解。诚如罗宾逊(1985:18)所说：“孤立进行的局部研究……将使技术上的兴趣代替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于是，注意的中心转移，而一些只有技术意义的概括，将伪装作经济学的姿态而出现。这是致命的弱点。”在这种孤立的、局部研究的情况下，不同的立足点和不同的目标，导致研究结果常常偏于某一单个要素；研究者在未能把握主导因素的情况下，同时未能彻底地分析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导致研究失实。
经济问题属于社会系统问题。社会系统是个多因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或因子相互间的因果联系，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具有非线性和直观不可知性的特征。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系统问题的总和，就不能解决好任何一个局部的个别问题。而实践也多次表明，孤立地解决任何一种问题的企图不仅是短命的，而且会损害其他方面。整体研究的特点就是把研究的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大环境中，强调各个子系统或因子之间的联系。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我认为，经济学家要使经济学获得新生，就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向目前好象完全处于他们自己选定的专题之外的问题，转向我称作的‘超经济学’（张培刚 1984:39）。”
这种整体性的经济研究必然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对较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态度。总的讲，凡经济现实中存在的较大问题，不论是爆炸性的还是非爆炸的，经济学都不应回避，特别是对咄咄逼人的现实问题，更不能采取驼鸟式的态度。第二，对问题进行研究的态度。舒尔茨(1988)借用同行的话指出：“使我产生疑问的不是分析技巧的优劣，而是给出的判断的质量。无论分析如何精巧和详尽，如果它只是建立在短期考虑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分析与在流沙上建楼阁毫无两样。”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只有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大背景的宏观把握才能获得理解。例如，就农业来讲，为什么四十多年来，我国农村一直存在顽强的人口增殖冲动？为什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耕地资源破坏惊人？资源丰裕与经济贫困并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变量在哪里？从部门角度考虑，究竟是农业还是工业？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局限于农业乃至农村所能回答得了的。同时，脱离这些重大的本质问题的导向，妄谈农业或农村的发展规律，多有隔靴搔痒乃至误入歧途之虞。
三、历史性原则 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应用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同的阶段中出现一些共有的趋势或特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能否采取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来揭示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趋势——这种共同的一般性趋势不是出现在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中，而是出现在不同国家的相同阶段上，即如马克思（1975:序）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这种一般趋势的研究，就是将理论模型建立在一般均衡的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的实质是：一方面，承认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尽量使用比较少量的精确定义的经济变量来构造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科斯1990:1）。”罗宾逊夫人也曾说过（勒帕日1985:26）：“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最好的假设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具有尽可能大的解释与预见能力的假设。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阶段性特征，任何实证研究只会形成一些历史资料的数量积累，而得不出任何理念的认识。另一方面，承认这种阶段性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在经济史的分析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即不仅看一个问题的现在，而且要考察它的过去，努力发现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人们不应该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而应该从自封建社会以来，制度及所有权体系缓慢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原因。正如保尔·芒图(1983:388)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它犹如一条并非经常以同样速度向前流着的河流，有时流得慢，有时流得快，在某些地方变得很窄，以后又大大地铺展开来，有时分成许多分离的支流，有时显得弯弯曲曲好像流回头似的。要描述这条河流，单单作出一张它所经过各地的名称表是不够的，必须按照它的不规则的、迂回曲折的、但是连续不断的、好像一种迫使它流向目的地的斜坡那样的进程绘制出来。”
经济研究要有历史感。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也是包括现代在内的历史现象；割断了历史的联系，便无法深刻地理解现实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前任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在谈到非洲的饥荒问题时指出：“非洲的问题不是暂时的，其原因深深地埋藏在这块大陆的历史中(FAO 1986:5)。”同样，我们只有在理解中国过去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中国的现在。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迄今，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历史意识不够，人文科学本身具有内在的及技术性的困难，使理论与历史不能密切结合；经济学者要将经济学建立为一种科学，所以只求小心努力以达到理论的纯一性，而不惜牺牲其假设的现实性，使得旧时代的许多“尾巴”一直延续到今天，妨碍了改革事业的发展。
四、规范性原则 所谓规范经济研究，或规范性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是研究事情“应该是怎样”。规范经济研究是分析如何决定经济政策，并批判某种经济政策或措施的合理性或利弊得失的取舍问题。它注重价值的判断，设立了一个特定的目标（有关事物内部关系的原则、主张、理论或者概括），指出何为好，何为不好或应该如何好。
当代经济学规范性研究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学术研究型，是对某一学派或某一学科的系统研究；这是目前国内博士论文规范研究大多采用的方法。例如左大培的《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1988)。这种方法的应用要求作者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占有比较充分的专项学术资料，采用精辟的演绎方法。其研究成果对于处在对外开放阶段的中国应具有较强的信息价值。第二种是应用研究型，是对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是目前国外博士论文实证研究的主导形式。例如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1984)。这种方法的应用要求作者对现实问题具有深入的理解能力，对政策运作有充分的了解，对研究命题有清醒的把握。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制订应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第三种是理论研究型，是对某一前沿命题的开拓研究，这是目前国外博士论文规范研究的主导形式。例如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这种方法的应用要求难度最大，既要求作者具有全面的理论素养和深厚的专业功底，又要求作者对专业理论与方法的新近发展有准确的把握和洞察，同时能够明了实践演进的历史轮廓，并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其研究成果对于专业学科的发展应具有较强的继承性、包容性和创造性。
不管是上述那种类型，规范性研究都必须构成一个具有下列各要素的完整的理论模型。
首先，构成一个理论模型，必须先有前提，或基本假设。这项前提或基本假设，或者是无法进一步证明的由直觉或观察而得到的概念，或者是无须证明的客观事实，或者是其他理论模型检定的命题，在本理论模型中加以接受而作为前提。例如在投资理论中，假定投资者的动机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即是由直觉而获得的概念；而假定某种项目的成本不变，即是一项可能的客观事实。
构成理论模型的第二个要素，变即所要分析的经济变量。在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有关的变量常很多，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之为内生变量，亦即这些变量的性质与变化，须要由本理论模型加以解释；另一类变量可以称之为外生变量，此类变量不需要由本模型加以解释，其性质或数值为既定现实，或已知数。当然本模型的外生变量，可能是另一个模型的内生变量。仍以投资理论为例，在投资分析中，投资者对各个项目可能的投资额即是内生变量，为了决定投资额，假定其他有关的数量不变，例如各种材料的价格、投资者的资本拥有量，即为外生变量，而此种外生变量可能是其他理论模型的内生变量，例如，每种材料的市场价格，即是该材料市场规律的理论模型内的内生变量。
构成理论模型的第三个要素，是表示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变量本身不能表示任何意义，必须通过结构，才能表示其间的关联。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表示结构的数目，常须与内生变量的数量相等，否则无从引出结论。这种结构所表示的，可能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例如投资理论中表示投资者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函数；也可能是某种技术性的函数关系，例如生产理论中的生产函数；或者表示一种制度因素，例如投资与产权间的关系；或者仅是一定义或一恒等式；或为一均衡条件，例如市场规律中的供给量必须等于需求量。
构成理论模型的第四个要素是推理过程。由结构所表示的仅是各变数间隐藏的关系，要将这些关系明白地表示出来，必须有待分析者的推理过程，将结构中隐而不显的相互关联，表示为具体的结论。推理过程是分析者的思维活动，是整个理论模型的灵魂，亦可以说没有推理过程即没有理论模型。在推理过程中必须应用一定的逻辑法则。逻辑法则的选择，视结构的形态，或用演绎法，或用归纳法，或用数字推论法，或用统计推论法。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关键在将结构中原已存在但隐而不显的关系，明白地表示出来，以作为本理论模型的结论。
构成理论模型的第五个要素，即是结论，此为理论模型的目的所在。此一结论，实际即是一待检定的命题，其是否能成立而被人接受，仍须进一步加以检定。凡是经检定而被接受的命题，在没有新的命题能将其取代以前，此命题可以成立，而且可以作为其他理论模型的一部分，进一步建立其他理论模型。
五、实证性原则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后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个个逻辑上异常一致的体系，阐发了为经济分析必不可少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现代的经济世界——这个产业主义的、有着各种新型社会阶层的、带有经济波动的和各种改革运动的世界。“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戴维斯、诺斯 1991:267）由经济学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结论通常是一项（组）待证伪的命题，必须通过证伪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
在学术理论的证伪中，一般所采用的准则有三：第一项准则是理论模型所依据的前提，是否与实际经济现象相一致。如果前提能与实际现象相一致，则该命题可能成立，否则则不能成立。例如在投资理论中，对投资者的动机假定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利润，而如果多数投资者动机不是为了求得最大利润，则由此确立的命题即不能成立。证伪的第二项准则是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如果构成一理论分析的前提与实际的经济现象相一致，而推理过程亦正确，即合乎逻辑法则，则分析的结论可予接受；反之，虽然构成理论分析的前提与实际的经济现实相一致，但推理过程不正确，即不合乎逻辑法则，则所获结论或命题即不能接受。例如，十九世纪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均按边际生产力支付报酬，则生产过程中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必在参与生产的生产因素的所有者之间分配殆尽，而不可能还有剩余作为利润。这一结论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正确，实际上，仅有当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函数时才能成立。若生产函数为其它形态时，则不能成立。显然，这一命题的获得，在推理过程中，逻辑法则即有错误，其命题除非加以修正，否则不能接受。证伪的第三项准则是所获得的命题，能否对经济现实作正确的预测。如果所获命题能对未来经济现象作正确的预测，则该命题即可予以成立而接受，否则该命题不能接受。这一准则尤为重要。实际上，大多数理论分析的前提与实际的经济现象多是不一致的。例如多数理论分析中均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是不存在的，然而这无碍建立于完全竞争之下的理论分析，能对经济现象作正确的预测。
由以上三项预测，如果某一理论分析能完全通过这些检定，则此分析可接受性最大；如第一项准则未能完全满足，而第二、第三两项准则能予满足，则该理论分析被接受的可能性也较大；但若第二、第三项准则不能满足，则分析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事实上，此一命题应予放弃。
六、继承性原则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现实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在愚昧和迷信的暗淡时代奠定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奠定起来的，在这个新时代里，比在先前任何时期，人类的权利都得到了更好的了解和更明确的肯定；对于追求社会幸福的人类心理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经过多年劳动所获得的宝贵知识，已摊开为我们利用；我们可以心情舒畅地运用他们的智慧的大成，来建立我们所主张的经济制度。“在一个‘终结’的时代之后，一切思想、知识、制度的界线都被拆除了，一切过去的知识都将转变为现实的知识，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解现代的知识都将成为我们思想的资源（旷新年 1998）。”经济科学进步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的发展应该具有承前启后的积累性。实际上，只有包容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历史成果，在完全公正地对待经济的结构复杂性和历史发展性的经济模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迄今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上表现出来的最大怪圈，就是非线性的轮回性：后续的“成果”不是先前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而常常是同水平的争论乃至低水平的否定。也许是由于经费有限，或国内文献检索工具落后，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多年来不太重视国内外重要文献的掌握，多为现起炉灶，不知不觉地重复前人的劳动。另一方面是推理不严谨。许多同志常较为肤浅地理解经济学概念，没有现代工具和深厚基础，就标新立异、大发宏论，以为前无古人。因此，在经济学改革的内容当中，首要的和关键的是在方法上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既有全部成果接轨，力图彻底改变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套用的却依旧仅仅是十八世纪的个别研究结论的教条主义现实。
七、创造性原则 任何规范化的理论研究都是从创造开始的，创造也是任何理论研究的核心。欧肯（1995:德文第二版序言）指出，“科学总是同时是两个东西：它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就它彻底地提出问题并且必须这样提出问题来说，它是革命的；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不允许抛弃那些说过很重要的东西的人们所提出、所解决的问题。在经济科学现在的状况下，鉴于它面对重大二律背反而破产的事实，我们必须彻底地提出问题，重新分析各种事实状况，而不能简单地继续已有的东西。……我们越是彻底地探究事实并且暂时放弃简单地继承现有的学说观点，最后就越能与精神传统中真正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东西密切地联系起来。”身处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始终以怀疑、批判的态度俯瞰历史上一切权威，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把一切直觉的理性强行推上实践验证的天平加以衡量；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人类制度的潜层次——风俗、习惯、传统发动攻击。
实际上，每一个好的经济学家都是传统观念的挑战者。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信条。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一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者曾经道出：“科学入口处，地狱入口处，细思量，是一处。只要主义真，何惧棍与斧？有志者，热血尽为苍生注！”中国社会在未来有没有前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学术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和超越对人身依附关系的依赖，能不能成长造就出那种敢于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富有创造个性的强大的“孤独者”群体。
八、理性原则 人类的行动受历史上形成的一套制度的约束，这套制度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完全偶然的缘由，部分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生存的需要，部分是技术发展的必然，部分要归功于人类的创造设计（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设想）。这样，历史远非按前定模式展开的，它实际上是开放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实的工作了（刘再复 1986:375）。”一般说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我们冷静地思考，绝不能感情用事。近代西方崛起的理性，不仅推动、促进了科学的迅猛发展，而且也把中世纪对神的信仰转变为对理性的信仰。理性本身的发展，又推动了人们对理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最初结果，便是经验世界和先经验世界的理性分层。改革，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改革需要规则，改造社会需要理性的指导。一个无理性的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无追求目标的社会。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要维系自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要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并据此为理论参照；其二、要有一个科学的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以及达到此目标的手段。这两者都（应该）是经济研究中理性应用与发展的结果。
九、学术性原则 今日中国经济学者，大都在思考着国家经济改革的前途，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思考与从事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在最近的经济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者大有回避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价值观分析的倾向。部分青年学者，则把学术当桥梁，把政治当归宿，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理想和信念追求，往往被忽视和淡忘了。但在经济研究中，具有这种理想比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工具更为重要。事实上，没有理想的模式学往往十分盛行。正如歌德(1978:101)在分析青年画家时所说的，我们的许多作者“所缺乏的是心胸和精神。他们的作品没有说出什么，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画的不能切割的刀、打不中靶子的箭，使我不免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仿佛已完全消失了。”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思想家，都从狭隘的个人考虑上升到以公众的杰出思想为生命的源泉的状态。他应该是世界的眼睛，他应该是世界的心脏。他保存和传达着英雄式的情怀、高贵的传记、音乐般的诗章和历史的结论，借以抗拒那不值一击的世俗潮流。
十、开放性原则 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独立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在封闭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一种恶性循环的闭锁效应：外界环境的束缚（如政治压力、学术垄断、信息闭塞），致使新的观点被窒息，陈腐的观点反复被烹饪，因此缺乏分析的理论指导，实践也裹足不前，反馈于理论，激起陈腐理论的不断再造。在思想封闭的情况下，“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民族运动的整个民族，会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马克思语）。”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尼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马克思 1972a:2）。”“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代表的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的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 1972b:26）。”今天，世界在18世纪的自由理想和19世纪的民族理想之外，已添上了我们20世纪的国际联盟的理想和21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一个经济学者要深刻地洞悉中国，就必须了解世界，而一个经济学者要了解世界，也必须基于中国。
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达到多大程度，她就在多大程度上把世界拥入她的怀抱。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得这样迅速和动荡的世界里，是人类有生以来千百万年所未曾见过的。今天自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明天可能会被证明为是错觉，人们据以生活的许多真理，在一个新的参考系统中也许不得不承认是一种幻觉；虽然我们在使自己的神经系统适应不同的环境方面可能会感到困难，但是现代的世界的确正在不断地改变旧的参考系统。经济学家若不能透过国与国间的偶然分离，或不能忘怀各国不同的制度，去研究经济学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绝对不能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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