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混合经济的制度效率与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改革已进入到较为深入的阶段，对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乃至成败得失的判断也已冲破种种束缚，直接步入纯粹的“效率”判识阶段。混合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则从根本经济形态上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其内涵，且与传统的公有制形式相比效率特征尤为明显。全面展开对包括股份制等混合经济的效率实现问题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
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经济从多元并存到混合并存这是一个较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所有制的制度效率被压抑、扭曲到健康实现的过程。这种效率以纯熟的经济学语言可表述为制度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制度安排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我国较长期内的所有制多元并存，在它们并存的不同时段上曾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与运行紊乱。首先是所有制的公、私排斥。公有制经济成份长期强占着公有制经济无法实现的效率领域，使得公有制经济成份一直处在低效率运行阶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公有制经济才不得不从这些非效率领域被迫退出，并由非公有制经济去“拾遗补缺”，实现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性并存。但这时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仍在总体上处于低效率的多元并存，非公有经济仍未发展到它所应有的规模，边际效率的提高受到了种种抑制。为了提高制度效率，不同经济成份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孜孜寻求有效的途径。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中，试图寻找出充分发挥人的效率机制：非国有经济主要是充分利用资源与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软约束条件。如在公有制经济中所全面实行的“厂长承包制”、私营或个体经济中的环境损害与低成本消耗资源等。如此的制度效率集中在一点实为制度支撑的“资源”要素效率，而非真正本原意义上的纯制度效率，是制度演进刺激了这些资源要素的“活性”。而由于它与特定历史阶段上制度演进的效率变化有极强的连带特征，于是极易使人们误认为制度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支撑要素的效率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变动特点，更使得这种连带性制度效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象厂长负责制等这种从人的能动性中所激发出的效率而表现出的制度连带性效率甚至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效率变动有很大的随意性，是一定经济社会难以控制的。特别是这种连带性效率的变动又往往难以制度的力量加以扼止，如出现效率下降更显势不可挡。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必须能真正引导出它的制度效率，才能显示出改革的份量。
依据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只要改革（变）某种资源占有主体对资源的占有关系，而不会损害其他资源占有主体的利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就存在着一种资源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过程，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即各种资源利用和占有关系的变动最终应实现资源边际效率相等。它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为各生产部门或生产主体的边际技术转换率相等；在交换或消费过程中体现出产品和消费主体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统一应体现出上述的边际技术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
我国传统的多元所有制经济并存中的制度效率低下，关键是这种制度运行所依据的制度效率机制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我们知道，一种制度所表现出的运行力量，是由其后的产权关系所致导的；一种产权形式或财产占有关系，从财产的增值与运行过程看，它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产权运行前与各资源要素的亲和度；二是产权运行过程中的产权价值功能。产权是对特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使用、支配等关系的总和，产权的实际运行形成特定的社会产权制度。在产权存在过程上，它首先客观地形成与各种资源要素的亲和关系，一种产权形态可能要依赖于一种或几种资源要素而存在，离开了这些资源要素，这种产权形式就会失去它的实际意义。一般而论，产权形式所依赖的资源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劳动、信息、管理及经济政策等。产权运行的价值功能实际上就是产权利益的实现，或产权过程的直接经济结果。产权作为一个经济过程，它的直接经济结果大致应包括产权运行后的经济关系，如产权地位，市场或新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等。如果我们把产权运行匡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产权运行后的经济关系可直接看成为市场关系，如社会供给与需求状况等。产权运行后的经济关系还应包括产权价值的实现形式与程度及其物质载体（社会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前者与产权属性紧密联系，直接成为产权价值功能，后者成为产权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条件，这个物质基础和条件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于是我们又得到关于产权运行的过程含义：
二
我国的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它形成与发展的50—70年代，其产权与资源要素的亲和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劳动要素的亲和更为明显，在那个年代，人们以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为荣，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实际上就是以全民、集体、个体的就业方式和范围来划分的。但由于这种亲和与产权的价值功能极不对称，表现为诸多全民企业的产权价值功能萎缩，资产价价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因此，使得国有企业中的一些极为活跃的资源要素迅速逃逸产权吸引如技术与劳动要素等。由此更使得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占有力，产品质量及市场导向等的迅速弱化和锐减，产权效率亦随之低下，即：
这样随着产权运行的时间过程推移，最终导致出因部分资源要素与产权亲和偏离的资源缺短性“短边约束”，从而使国有企业产权效率完全被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所支配，如下图：
从右图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产权运行效率随时间变动而呈递减状态，其趋势直递边际效率为零点t[,0]。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产权运行的无效率终极。因此，国有企业如不改革最终将全面出现产权无效率状况、整个社会经济将出现因产权运行无效率而形成的瘫痪与崩溃。也就是说，在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国有）产权体系（封闭系统）中，面对产权效率下降的稳定性结构若不适时从外部引入有序变量或高品质资源流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自组织理论，必使该系统或结构内部增“熵”，最后系统走向“无序”或解体，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它也许就是一个实际的过程。不过，在这个系统趋向“无序”的过程里，从产权运行的效率看大致可有以下两种情况，即：
在左图中y[,1]t[,0]线，即产权边际效率（Ⅱ）表明国有企业产权运行效率绝对降低；y[,0]t[,0]线，即产权边际效率（Ⅰ）表明国有企业产权运行效率相对降低，从以上两幅图中可以看到：图1 的国有企业产权总效率为Ot[,0]y[,0]。在图2两种国有企业产权效率假定中，Ot [,0]y[,0]或Ot[,0]y[,1]， 无论哪种效率的实现结果其总效率水平都不及图1的总效率水平。这表示出国有企业产权效率的降低趋势含义。 特别是在图2中的产权边际效率Ⅱ存在情况下， 提高现有制度下的产权效率水平更显得困难重重，因为它正远离使该产权效率实现最大化的出发点，纵坐标的oy[,1]值已对其效率最大值实施严格的限定，说明其内在过程缺乏原本的效率冲动机制和动力，属产权组织的先天性不足而造成的产权运行效率低下，这种情况在国有经济的不同组织形式中可以找到相当的例子。
相对于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中的产权运行特征则应现出以下情况：
在非国有经济中，产权运行可能越来越面临着如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及资金规模作用、先进技术导入的困难，而在短期内它的产权效率也可能仍将处于上升态势，只有当它真正面临某种或某些资源“短边约束”的条件下，产权效率才会出现递减现象，即：
在右图，非国有经济产权效率变动以t[,x] 为时间分隔点表现出前后的递增与递减两个阶段。Ot[,x]的持续时间过程完全取决于非国有经济产权运行的资源要素对其亲和偏离所形成的资源短边的约束强度，而非它本身内在的产权制度演进过程。因此，这种产权组织形式因受外界影响因素的作用极不稳定，一当有大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波动，它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就大面积地利用外部力量使非国有经济迅速退缩在狭小的范围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萎缩并非缘之于其内在的产权制度演进过程，更说明其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和生命力，除了有外部力量作用外，一般不会出现自生自灭现象。这正是一个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力量的社会所可利用的方面。虽然如此，如上图所示，非国有经济产权效率总的趋势在t[,x]t[,0]阶段毕竟显示出边际效率递减的过程。可以说，非国有经济在其发展的长时序中，资源短缺的短边约束必将出现，而消除这种短边约束更是该经济系统所不济的，也必须从系统外部寻求高品质的资源渗入，以实现非国有经济的长期有序增长和产权效率的稳定。
三
现在我们可做这样的一些假定：社会经济仅存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大体系或两个系统，且两大系统在外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是可以渗透的，其道理就在于在产权效率目标上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且产权功能又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从国有经济中所排出的产权偏离性资源要素恰恰会成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亲和要素，如高素质的劳动者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的流动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可将两大产权运行的经济系统纳入“埃奇渥斯方盒”：
从左图可以看到，如果假定两个经济体系或系统是相互排斥的，各自的效率边界应是yy[1]线，也就是说yy[1]线是两种产权运行的效率极限，它们的实际效率值可接近yy[1]线，但无法达到yy[1]线。如果某一系统的产权效率强行达到yy[1]（或超过yy[1]线）自然会导致出经济系统运行的振动和混乱，如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国有经济在两大经济体系具有排斥属性的条件下，强行超过yy[1]线， 其结果不但损伤了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个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也使得国有经济中的产权效率长期处在低速状态，提高产权运行效率的目的与手段相悖，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图中的OO[,1]线是两大系统产权效率提高的走势线，沿OO[,1]线实现产权效率的增进，处处体现出产权效率的最优化。因此它是产权效率提高的有效路径或捷径。
在既定的产权安排下，两大产权体系所实现的产权效率与ot[,0]yo[1]加0[,1]y[0]t[1][,0]之面积。图中的空白则为产权效率的非侵入领域，也是两大产权体系效率提高的未来实现领域。它的大小完全由两大产权体系运行y[1][,0]t[,0]线与y[,0]t[1][,0]线yy[1] 线推进的力度所决定。显然较之于y[0]t[1][,0]线，y[1][,0]t[,0]尚有向yy[1]线推进的广阔空间，这与实际的产权效率存在形态也是对应的。这说明公有经济中的产权改革有着较大的时空范围。国有经济改革应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举措。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假定现行的国有产权制度安排缺乏产权效率增进的推动力，效率的提高唯有依赖于制度结构的调整，因此，改革则成了国有产权效率提高的直接动力。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国有产权的效率，关键是缺乏由沿OO[,1]线向E的内推力。 因为它正面临着产权运行前的劳动与资本等要素对产权亲和偏离作用下的边际效率递减和产权运行中的价值功能弱化之制约。反观非国有经济产权效率，也面临着产权运行前的资源环境、资金规模“短边约束”和产权运行过程中的市场份额与产品需求导向的强制。因此，从总体上看两大产权系统在其效率实现过程中，有着诸多产权约束因素功能的互补性，而从产权运行效率提高或实现产权运行效率的最大化目标出发，两者在产权的功能上是可以兼容的，从而实现产权效率目标。因此，从由产权制动的经济成份上讲，两者应该实现混合，即经济成份与产权关系的相互渗透以形成混合经济。
从两大经济系统的渗透与产权效率最大化目标的假定出发，在仅存两大产权运行系统中实现不同系统有序的变量只能存在于依存对象的系统内部，因此两个经济系统的产权效率功能虽为补充则实属自然，这可以“自组织原理”加以说明。由此我们也可引伸一步，即在两个互为渗透的系统中，产权效率必将各自沿OO[,1]线向E点推进， 以实现产权效率的最大化。但由于目前各产权体系存在的产业领域不同，产权效率边际形态不同，彼此效率推进的具体方向也会是不同的。这表现在国有经济成份中的产权效率提高主要以E点的吸引拉动沿OE直径上升， 产权的效率增幅较大，提高极为迅速。非国有产权的效率提高将趋向于yy[ 1]点，是分散化状态。这种情况似乎又以以下两点加以解释：第一，国有产权效率提高的方向集中与高速度，关键是由于国有产权主导着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与产业。加之过去国有产权的极端低效率向高效率转变，自然有个加速度，效率增进显得十分明显。第二，非国有产权效率提高的方向分散性特征主要是因为原有非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已抢先占据了一些具有迅速增效的产业或市场领域。目前的非国有产权制度演进必须在其已实现的产业或市场领域中重新开辟或扩张产权关系，或部分地进入国有产权非进入的市场领域，在产权效率功能上重新起到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