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替代市场还是市场的升级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0)09-0067-04
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近二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文献，同时也产生了若干的争论。本文就科斯、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等人有关企业本质的论述进行综述性的讨论，以期在澄清某些模糊认识之后，能对我国现行的企业改革提供一些新的启迪。
一、“替代”一词的沿用导致人们按照“企业与市场对立”的角度对科斯的思想进行解读
现代企业理论滥觞于科斯，重点讨论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等问题[1]。关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持这种观点的人声称其思想来自科斯。因为在科斯看来，企业和市场是协调劳动分工的两种不同的但可相互替代的方式，二者替代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权威配置资源形成的组织成本有可能低于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引起的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这两种成本的边际比较。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中，科斯明确指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市场和它的关系是“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
科斯的思想是反新古典的，是他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打开了企业这一“黑匣子”，突破了新古典企业的“生产函数论”；但科斯的方法却是新古典的，因为他沿用了新古典的“边际”和“替代”等术语。也许正是对“替代”一词的沿用导致人们对科斯思想的误读。“替代”是一个误导人的概念，它很容易使我们将“企业与市场”、“权威与价格机制”对立起来，认为企业是用非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市场力量。但是“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并不意味着企业是用非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市场力量；企业契约中虽然产生了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会导致企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科斯在其论述中也没有提出企业是市场的反面这一命题。其实，不仅“对立”的事物可以相互替代，同质的程度不同的事物也可以相互替代。如高级技术对低级技术的替代，二者不仅是同质的，而且高级技术有可能以低级技术为基础或包容了低级技术。后一种“替代”包含了“继承扬弃”的意思，故“替代”不仅有“对立”的意义，同时也有“继承扬弃”的含义。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是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替代”这一概念，科斯沿用了“替代”，但似乎又在“继承扬弃”这一意义上使用它，这从我们下面论述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长期市场契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过，科斯并没有指出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他的“替代”与新古典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种含混必然导致人们沿着“企业与市场的对立”这一路径对其思想进行解读。
关于“企业不是用非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市场力量”这一点，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其1972年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似乎就认识到了。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认为在买卖物品的契约与雇佣劳动的契约之间并无区别，通过市场的交易与企业内部的交易也并无二致；企业是一个班组，只不过是因为生产需要多人联合完成，但这多人之间的合作是契约关系。但是，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并没有从“替代”的“继承扬弃”含义这一角度来认识科斯理论，而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理解“替代”，因此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是站在反对科斯有关企业具有权威特征的论点的立场上。而笔者则从“替代”的“继承扬弃”含义角度来理解科斯，赞成科斯的企业具有权威特征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企业契约中虽然产生了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会导致企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权威”只不过是市场契约的一个结果或组成部分，而不象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理解的“权威与市场对立”。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论述。
二、“权威”并不会导致企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
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长期市场契约，其特别之处在于由于剩余权利的非对称安排导致权威的产生。科斯也指出，权威的存在是企业的基本标志。有人根据科斯所说的“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浮动的或固定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2]，将权威理解为企业家的单方面的指挥，认为市场既然是买卖双方按照价格信号的指示通过平等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显然“权威”是一种反市场的力量，并且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正是通过“权威对价格机制的替代”来实现的。这种理解实际上只认识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的确权威与价格机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但却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即权威与价格机制到底是什么，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根据前面的有关论述，我们又可以把市场契约划分为典型的市场契约和特殊的市场契约两种：典型的市场契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在这种市场契约中，不论是长期契约还是短期契约，其全部权利分配均由买卖双方平等谈判来解决，或者说，一切问题均由双方按价格信号的指示来解决；特殊的市场契约是指在这种契约中，一部分权利（即特定权利）由买卖双方按价格信号来平等谈判，另一部分权利（即剩余权利）则由某个权威说了算，从而价格机制也就不起作用了。最典型的特殊市场契约就是企业。笔者认为，在企业这种契约中虽然产生了“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会导致企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因为这种权威本身就是建立在市场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的，它构成了长期市场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一般会注意到科斯所说的“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句话，但往往会忽略紧随其后的“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这句话。实际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认识科斯此处的本意就是指“权威是建立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的”，否则，何以生产要素“服从企业家的指挥”，“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反而却受到了限定。由此可见，企业的权威本身就是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它的引入并没有使长期市场契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科斯在说企业代替市场交易时，他实际是说“用市场契约中的权威来代替市场契约中的价格工具”，也就是说“权威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实际上是市场契约内部的事。我们认识到“权威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这一点，但却没有认识到原来它们发生在市场契约内部，这导致我们把企业理解成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至此，我们似乎也能澄清对市场和价格机制以及企业和权威这两对概念之间的一些模糊认识：市场是一个、一种或一系列的契约，价格机制则是一种仅依靠价格信号就能使契约较易达成的机制；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契约，而权威则是这一契约内部得以运行的机制。两对概念各自之间显然是不相同的，但我们通常却将市场等同于价格机制，或者将企业等同于权威，这种混淆也许是我们将企业看作是市场反面的又一个原因。
科斯并没有区分“权威”与“指挥”的不同，科斯将“权威”看作是“企业家的指挥”，因此科斯意义上的权威实际上就是“指挥”。张维迎对“权威”与“指挥”进行了区分，但这一范式并没有否定科斯的思想，而是弥补和丰富了科斯的思想。利用这一范式进行分析，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科斯意义的“权威”也就是“指挥”所潜含的契约背景。
张维迎认为“权威”与委托权有关，“指挥”则与经营功能有关。“经营功能要求生产者‘服从’经营者的‘指挥’，例如去做什么，又如何去做等”[3]。而“权威”则是指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绩效，决定对代理人的奖惩、聘退的资格。由于委托权是与所有权相连的，故“权威”实际上是与所有权相关的。关于“权威”与“指挥”之间的差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病人对医生拥有权威，但医生却可以指挥病人”（同上），因为是病人委托医生看病，但病人要治好病，必须服从医生指挥。虽然张维迎认识到企业内资本家对经营者拥有权威，但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工人等生产者对经营者也拥有权威，甚至经营者本身也拥有权威。因为权威与所有权有关，工人拥有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它将人力资本委托给经营者经营；工人的人力资本也具有“资产专用性”，工厂的倒闭必须会导致工人“资产”的贬值，故工人有足够的理由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至于能不能监督则是另一回事。经营者也拥有权威，是因为他也拥有人力资本，只不过他是所有者与经营者身份合一，他对自己拥有权威。由此可见了，企业内不仅资本家拥有对经营者的权威，工人也同样拥有对经营者的权威。权威和指挥在资本家、经营者与工人间的配置只能是各方基于自己的投资通过平等谈判来实现的，这意味着无论是张维迎意义的“权威”还是科斯意义的“权威”（即张维迎意义的“指挥”）都只不过是市场契约的组成部分或结果。因此，权威的出现实际上不过是市场契约在企业内的延伸，经营者的控制（科斯意义上的“权威”）要受到资本家和工人等多方权威的约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科斯说“契约的本质在于限定企业家的权力范围”，这突出地体现了“指择”所暗含的契约背景，也说明了科斯意义的’权威”并不会导致企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企业只不过是市场契约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实际上是高级市场对低级市场的替代，即市场的升级演进
关于“企业不是用非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市场力量”这一点，科斯的思想也许是明确的，但他的表述却是含混的（科斯的行文历来如此），因为他没有指明他到底是在“对立”还是在“继承扬弃”的意义上使用“替代”这个术语。张五常则比科斯要直接了当得多。
在1983年《企业契约的性质》这篇著名论文中，张五常明确指出：“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看来张五常是在“继承扬弃”的意义上使用“替代”一词的。在这篇论文中，张五常以计件工资契约为例，通过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节约交易费用，这正如科斯所言，但在如何节约交易费用这一点上，张五常将科斯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深化为“要素市场（劳务市场）取代中间产品市场（如照相机里面的一个弹簧）”。中间产品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或产品的组成部件，要素市场则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对于某一组成部件来说，其本身不会有容易确认的价值，在专业人员和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就价格达成协议比在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或专业人员和消费者之间达成协议所花费的要少。一个生产组成部件的人对部件的认识总要比一个消费这种部件的人知道很多。”[4]因此，要素市场能节约定价成本从而取代中间产品市场，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比中间产品市场交易效率更高的市场。所以企业的产生也不过就是一个高级市场取代低级市场的市场升级演进。张五常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科斯“企业不是用非市场力量来代替市场力量”愿意的一个清晰表述。
四、分工经济中的企业与市场：劳动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
科斯和张五常上述企业理论的思想，被杨小凯和黄有光基于分工经济所发展的一个数学模型精细化了。在这个模型中，杨小凯和黄有光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三方面因素，将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形式化，并且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
在自己的模型中，杨小凯、黄有光突破了新古典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截然分开的假定，认识到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所以人们的选择存在于自给自足和劳动分工二者之间。由于自给自足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不存在交换，因而也不存在交易费用，但生产率不高；劳动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虽然生产率提高了，但由于交换的存在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和上升。所以只有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超过交易费用上升所带来的坏处，即存在分工经济时，人们才会选择劳动分工，否则人们将选择自给自足。
人们一旦选择了劳动分工，便面临一个分工的组织问题，即如何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来实现分工。杨小凯认为有三种分工的组织方式，并以一个例子加以阐明。他假定每个人都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衣服，一种是生产衣服过程中的管理知识。人们可以用自己生产的管理知识作为中间产品来生产衣服从而实现自给自足，也可以一部分人专门生产管理知识，另一部分人专门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服，这样就有三种方式来组织劳动分工：一种方式是管理专家将管理知识作为咨询服务卖给生产衣服的专家以换取他所需要的衣服；另一种方式是生产衣服的专家开加工厂，雇佣管理专家的劳动，并令其在厂内专门生产管理知识；第三种方式是生产管理知识的专家开工厂雇佣工人，并令其在厂内专业生产衣服。
第一种分工的组织方式意味有两个产品市场：管理知识市场和衣服市场。分工双方用产品换产品，没有劳力买卖，权威和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所以不存在企业。正如科斯所言，分工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自给自足是不需要企业的（不存在任何交易），但分工对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充分条件。后两种分工的组织方式中都存在权威和剩余权的非对称分配，即雇主拥有剩余权和使用劳动的权威，而雇员没有。后两种方式都是用劳力的买卖来代替中间产品（管理知识）的买卖。所以，如果劳动力的买卖比中间产品的买卖交易费用低，则企业就会出现，这实际上验证了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后两种分工方式虽然都产生了企业和劳力市场，但却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第二种方式是衣服生产者当老板，第三种方式则是管理专家当老板。由于管理知识的质量、数量不可测量，且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质量、数量也不可测量，而衣服的质量、数量测量成本很低，生产衣服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也一眼即可看出，故第三种方式比第一、二种交易效率要高。第一种方式要交易管理知识，第二种方式要交易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他们的交易费用很高，是效率不高的低级市场，而第三种交易的却只是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管理知识和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则通过产品出售后的剩余来定价。在经过以上的论述后，杨小凯总结性地指出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如此例中的管理知识）卷入分工，但同时却避免了这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5]。也就是说企业是一个交易效率较高的高级市场。
在杨小凯的企业理论中，人们的选择不再仅局限于企业和市场了，而是存在于自给自足、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而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劳动分工这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企业与市场二者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高级市场与低级市场的替代关系，企业的出现是市场的升级演进的必然结果。
从科斯的“一个契约对一系列契约的替代”到张五常的“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再到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和市场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不断深化的，即企业本质上不是市场的对立物，不是企业替代市场，而是高级市场替代低级市场，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市场的升级演进。如果要为科斯、张五常和杨小凯、黄有光的理论找一个核心要旨的话，那就是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低级）市场的直接定价成本（或市场交易费用），故有人将这一派理论统称为“间接定价理论”。
认识到企业本质上是高级市场对低级市场的替代，有利于我们突破以往将企业看作是市场对立物的局限，以新的思路来看待企业的存在、发展和改革。比如既然企业和市场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那么讨论企业和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的有关问题就应放在劳动分工这个背景下。又如杨小凯说企业是劳动力市场对中间产品的替代，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去探析我国企业特别是国企的改革问题，也许会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