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与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5-0177-06
一
首先要表述的是本课题研究的思路。显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以下简称“两个全面发展”)，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1]的高度上来研究，才能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对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虽然总的说目前还处于理解和消化的过程中，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如“以人为本”的含义，如何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等，还须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一发展观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从更广泛和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是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性转变和由此决定的一些基本观点的转变，因而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也是我们研究“两个全面发展”的根本指针。
例如：怎样认识“两个全面发展”的国情背景和现实需要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实际上也经常谈，但谈得比较一般，很少从发展观的高度上来反思，因而对问题的认识不很深刻，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也不很大。现在我们把问题放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来思考，认识就能更深刻，也更符合实际。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贫穷落后的现实和解决温饱的任务，因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物质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经过20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3年，我国GDP达10000多亿美元，人均GDP达1000多美元。这在我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既表明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根本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发展日渐暴露出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称得上是“世界之最”。如：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2年的基尼系数为0.454；中国目前也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算政府财政对城镇居民的补贴，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11倍，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是1.72；中国目前也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学者称之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中国沿海最富的地区上海与最穷的内地地区贵州的人均GDP差距，1978年是9.1倍，2002年是12.9倍。[2]另外还有生态环境恶化，生活环境不理想，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难以避免；而且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有一个过程，但这些问题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逼迫我们思考：在发展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是任由市场牵着鼻子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还是“统筹”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概言之，是“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显然，我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增长，更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不仅需要继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需要努力促进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道德情感、文明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这样看，在当代中国，“两个全面发展”就真正成为“时代的口号，成为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P289—290)
二
如果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正确分析国情的根本指针，那么它同样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外有关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指针。我们认识到，国外学者虽没有直接正面地研究“两个全面发展”，但他们对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实际都在揭示时代问题，都这样或那样地指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本课题的主体内容，也是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这样来看，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实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和发展趋势，因而国外的有关研究，实际也都这样或那样地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怎样发展的问题。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需要解决的是社会日益严重的片面发展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H·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借助技术形式的控制，因而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也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4](P32)如果说马尔库塞的批判还多少有些“革命”的色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哲学家对西方社会主导的工具理性和技术控制进行了更为冷静的思考。如M·海德格尔区分“存在者”与“存在”，追问人的存在之根，关注人的生存境域，倡导“人是存在的看护者”[5](P403)而不是“主人”的观点，无疑加深了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的认识。西方学者的这些批判和思考，大都并非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从正面提出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却从问题角度显示了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广大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在独立之后面临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探讨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一时间各种发展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实践证明，无论是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还是刘易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没有实现他们所设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反而使这些国家品尝了“有增长无发展”的苦果，如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滋长、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等。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受到批评和纠正，提出了一些富有实际意义的见解，如放弃追踪、搬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模式，把研究视角着眼于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实际，探讨其现实的处境、条件和发展道路；扩大视野，放弃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指标，强调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发展问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F·佩鲁的《新发展观》。他在这部著作中认为，增长论是“经济主义”观点，是一种“取消人、把人简化为无、把人仅仅视为作出自动反应的价格记录器的观念”；而他所强调的新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6](P51、52、54)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
还必须提到的是，苏东剧变后，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他们用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来探讨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与法制、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等关系。有的学者还特别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这方面的代表可以举出A·沙夫的名字。沙夫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虽因这一研究和宣传遭遇过原波兰共产党不公正的处分，但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后，在许多人以反马克思主义为时尚时，他仍一再向世人宣布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观点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又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对于当代人实践的导向作用上。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一观点来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用它来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而赢得人民的支持。[7](P495)显然，沙夫的这一观点极有见地。
国外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其中心话题。这些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话语，或直接或间接，或通畅或隐晦，表达的其实都是一个声音，即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外国的发展问题不同于中国的发展问题，但国外的这些研究毕竟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三
深入研究“两个全面发展”还涉及诸如“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等概念和观点问题。这些概念和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够完备，也不够清晰，因而也需要加以重新探讨和理解。
首先是关于“发展”的概念。从一般的理解看，发展这个概念既具有世界观的涵义，又有社会发展的涵义。从世界观的涵义上讲，发展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由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但我们认为，这个一般的规定只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才能理解。因为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在人没有出现以前，世界本身不存在发展或不发展的问题，只有在人出现以后，人类在实践中才认识到，世界，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有一个客观的上升和前进的普遍运动，并把这种运动称之为发展。
发展概念从社会发展的涵义看，它指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内在必然性决定的前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即指“社会发展”。它作为世界普遍发展的一个特定部分，遵循普遍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一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实践，它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P56)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8](P77)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辨证统一的运动过程。对这一过程，一般把它具体表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我们认为它也可具体表述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过程。因为这种表述方式可蕴涵更多的内容，它既含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含同一社会形态本身的发展；既包括某一社会形态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包括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本质上又是人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曾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9](P127)还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P131)因此，社会发展从主体的角度看，它实际是一个趋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即使将来人类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是为人的发展开创了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空间，而不是人的发展的最终完成。
因此，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与“人类”常在同一含义上使用。例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8](P5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8](P8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多次明确指出，社会，“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0](P226)这都是在说明人与社会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包含人的发展，反之亦如此。然而，肯定人与社会的统一，并不否定二者之间的差别。马克思在讲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时曾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9](P96)即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是把自己作为主体，把活动及其产物作为客体来看待的，二者之间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因此，从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人和社会可以作相对区分：“人”是主体，“社会”是客体；因而，“人的发展”属于历史过程的主体范畴，“社会发展”属于历史过程的客体范畴；二者之间互为前提和基础，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上述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我们探讨“两个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在基本观点上，我们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客体、把“人”看作历史主体来研究的；与此相应，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看作主体客体化的过程、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来进行研究。[11]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江泽民所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2](P44)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能代替我们的全部研究。它只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党中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研究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理论和历史，特别是研究我国“两个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贡献，研究这“两个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的实现形式和它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的条件，并从中得出相应的观点。
四
因此，在内容安排上，本课题主要围绕着“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中心来归整和梳理材料，思考和提炼观点，以使“两个全面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得到富有特征的揭示和阐述。
首先，研究“两个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为本课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理论基础方面，对国外学者的有关成果进行梳理，评述其理论得失；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理论进行提炼，揭示其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的思想特征。在经验基础方面，主要是总结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在“两个全面发展”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这里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偏离；异化与人道主义大讨论的意义等。过去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持否定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意义也只是在道德领域予以确认。这样的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情可原，尚属自然，但现在再坚持这样的观点就不合适了。从这么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看，特别是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看，我们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还是人道主义观点，均有其价值观的意义和作用；而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肯定并强调了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两个全面发展”清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
其次，研究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两个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总结党在发展观上的理论成果。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包括：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观，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两手抓”的方针，民主法制建设思想，大力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以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手段、方式等；江泽民在前人的基础上较全面系统地提出的“两个全面发展”思想，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辩证统一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这部分内容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因为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一步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具有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那样影响深远的意义。
再次，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探索“两个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的实现形式。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包括：“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概念；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等。这部分内容的重点在于怎样处理好几个关系问题。如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关系问题。“五个统筹”是五个方面的兼顾与协调，其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但市场经济的法则却是利益优先，利润第一。因而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又如坚持以人为本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好理解，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却可能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由重新把以人为本悬置起来，因而需要加以具体探讨，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统一。再如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问题，即通过制度保证，使科学发展观在政绩观中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深入研究，以使“两个全面发展”的研究成果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最后，提出推进“两个全面发展”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从概念上说，“两个全面发展”的题目很大，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在内容上就必须关联未来。但我们不能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只希望从现有的实际出发，提出几个在我们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使本课题研究带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问题包括：转变思维观念，坚决摈弃“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正确理解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标准，即把“惠及十几亿人口”作为检验标准，把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看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成败；加强素质教育，把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避免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单向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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