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水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纠纷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6-0097-08
近年来关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水利纠纷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关于水资源不太丰富的山陕及附近地区的水利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先后出版了不少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①此外，江南地区、两湖地区、浙江湖区的水利纠纷问题也颇为学者重视。②对广东地区水利的研究，起步较早的是日本学者。20世纪60年代，以森田明为首的日本学者开始探讨珠江三角洲的桑园围及其组织。1987年，李龙潜发表《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对广东水利开发史做了基础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对珠三角的水利组织、水环境展开了相关研究，③但是对该地区围绕水资源利用而产生的水事纠纷④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图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探讨清代该地区的各类水事纠纷，进而分析其原因，阐明民间与国家解决水事纠纷的内在机制，以求抛砖引玉，初步搭建与其他地区水利及相关问题研究对话的平台。
一、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珠江原指流经广州的一段河道，现在则作为西江、北江、东江及其他支流组成的水系的总称。珠江三角洲总体即是由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组成的复合三角洲，地势低平，河涌纵横，西、北、东三面由山地、丘陵围绕，南面向海，构成一个马蹄形港湾形势，以多汊道及积水洼地为特色。⑤
自明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堤围建设、陂塘水利及海坦围垦取得了重大成就。终明一代共筑堤180多条，总堤长22万余丈。⑥清以后，随着围垦海坦的大规模进行，三角洲的范围迅速扩展。沿海的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包括今中山、珠海市和斗门)等县的滨海地带，沙坦随潮淤结，栉比鳞连；大涌、白蕉、乾雾、坦洲、民众等一带沙坦相继淤成，大南、万顷、灯笼等沙坦迅速浮露，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范围已接近今貌。⑦堤围方面除对前代堤围不断进行加高培厚、维修巩固，新筑堤围继续从西北江三角洲顶部向中部和南部河网地区拓展，并逐渐向各江河口延伸。这一时期，东江和北江下游也修筑了一些堤围。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的堤防系统已基本形成。
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由于受到河网纵横密布、众多岛丘错落的复杂地形所限制而相互隔离。各处围基和堤段之间多数没有相连的利害关系，其捍卫面积和影响范围相对于长江、黄河的堤防而言显然小得多。因此具有修筑容易、见效快、耗费资金不太多而又可在局部地区内进行的特点，既适合于特有的地理自然条件，又可以利用一县一乡一族，甚至几户人家的力量去进行。这种情况，使农田水利建设变得相对容易。三角洲河网地区是以引潮灌溉为特色，堤围上筑有涵窦与水闸。围内农田分布着许多排灌沟渠，利用潮流壅高河水，通过窦间引入围内灌田。有些河溪坡度陡，则沿河分级筑陂开渠引灌，陂的结构以木桩夹石为主，也有用石块砌筑。
二、珠江三角洲水事纠纷的类型
清代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地方社会对水资源的争夺也日益激烈，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纠纷不断。一般而言，在珠江三角洲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水事纠纷：
1、堤(基)围的修建与管理纠纷
在珠江三角洲，堤是指顺河道水流方向修筑的单向大堤防；围是圈筑成封闭状的小堤围。但小围可以发展为沿河大堤防，而大堤防亦可延伸到各支流小河的支堤，使堤防又闭合为围，故当地人往往堤与围混称，亦有称基围者。⑧如光绪《四会县志》载：“吾粤凡筑土遏水，大者曰围，小者曰基，或概称围、称基。”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堤围修筑，一般是由各乡村按田亩派捐，自修自堤。如光绪《高明县志》记载：“堤之劳费，百倍于陂，且利害尤巨焉，有岁修，有抢救，向悉派自民间。”然而这种“按亩起科，集捐修筑”堤围的方式，在具体操作时往往因部分豪强之户拒交，或是围长等在派捐时勒索围民而起纠纷。史料中常有“每遇修筑，捐费常多争讼”的记载。⑩光绪年间，四会县隆伏围连续四年崩决，连年维修堤围使派捐亦繁，于是围绅与围内民户发生纠纷，一边是围绅禀“围内塘户不肯出椿木、米饭，背碑违例”，另一边是围内民户认为派捐时有“藉端重索”等情，要求官府下达禁索令。(11)关于由谁来承担堤围的修筑也往往产生纠纷。兹以清代南海县大富围为例。据清康熙年间南海的《存院围基图碑记》云：“围基之设，原以防西潦，御东江，各堡自行修筑，由来远矣。”(12)即按通行的惯例，各处堤围是由所在的村堡负责修筑，“各修各基”。但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引发了一场纠纷。南海存院围的北围，属大富堡大富乡，因此又称“大富围”。是年，大富围的谭氏，因不堪重负，向官府呈请“通围协修”，要求全围共同承担大富围的修筑任务，试图打破成规。但是遭到了以佛山堡为首的周边各围的反对。佛山的地方权势力量还联合上控，如记载：“(佛山)偕同文武两社绅士，集诸八图里者，联控上宪”。(13)
2、农业灌溉的“区际争水”与陂圳纠纷
由于水资源的相对匮乏，在利用陂圳进行农业灌溉时，往往会发生“区际之间的争水”，即上下游区间由于分水不均，或是上游为更大程度上占有水资源，故意阻塞水源而引发争端。如番禺县西华村周、彭、梁三姓因争夺大塘陂水而起纠纷。时因彭姓长房与周姓税田居上游，彭姓次房与梁姓税田居下游。康熙五十八年(1719)，上游周、彭塞窄陂口，致使流往下游的水量减少，由此导致彭、梁不满而发生争讼。(14)再如番禺县夏(下)良、园下两村共用社塘陂，“缘下良与园下两村相望，田亩稍连，向有圳水一道，阔一丈，分灌两村田禾”。(15)由于下良村田亩稍高，在圳左右，园下田亩微低，于是在下良村外社前设障堵水，分为三道：南分水一道，阔一尺，灌下良圳左田亩；北分水一道，阔二尺，灌下良圳右田亩；中分水一道，阔七尺，直流顺注园下田亩。虽然两村自明代就达成了三、七分流的惯例，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却时常发生纠纷，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二十五年(1760)先后因分水不均互讼。
陂圳的修筑是为了蓄水，当陂圳妨碍或阻断了他处的水源，也将引发区际间纠纷。如清乾隆年间，番禺枫下村陈氏在圳口的上游筑陂坝绝水源，以致溪水无法下流，从而影响到下游刘氏的灌溉用水，两家发生纠纷。(16)番禺县的五股陂为夏良乡、柏塘乡、北村乡共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于柏塘乡用松桩木筑新陂，蓄水夺流影响到其他村庄用水，最终被勒令拆除。(17)
此外，还有关于农田排水系统的纠纷。如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高要县头溪围附近的官涌，被梁某、杜某等“将围里官涌横筑基步，闸箔装囊，网取鱼利”，并“霸占官涌筑湖种草，以致水道淤塞”。(18)头溪围沿围田地地势低洼，一遇雨或涨水，“田禾淹浸”，其中的积水主要靠官涌消流。因此，围内的官涌是作为本围田地的主要的排水设施。梁某、杜某等在官涌筑基，设囊网鱼，阻碍了农田的排水，影响了农民栽种晚禾，于是遭到该围业户与乡绅的反对，并引发诉讼。
3、水上交通运输的纠纷
珠江三角洲一带河网纵横密布，水运系统极为发达，地方社会常常因互争水道、人为阻断河道，以及滥索船户而纠纷四起。
清道光年间，南海、三水、清远、英德等县河面，“遇有客商贩运竹木、柴排过境，附近营汛巡船兵役、水练以及烂崽、疯疾人等，每每拦截勒索。稍不遂欲，动辄斩排放火，肆扰不休。”(19)此举严重影响了商旅往来。清嘉庆年间，珠三角不少民船因不堪地方官吏、兵差、地棍的勒索，而上控于官。据碑刻记载，嘉庆十年，封川、德庆、高要、三水、南海、番禺一带河路，“胥役私设船馆，遇有差使需船一只，则滥封十余只，吓诈银钱，满其所欲，方予释放；如不应付，即竟日羁留，或更不用空船，故掯载货之船，以致船户藉词增昂雇价，商民均受其累。”同年，因地方棍徒勾结衙门，勒设官船、私立名色等，勒索船户，致使疍民等呈控于官。(20)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花县莲溪村因上年毕村、三华村在上游筑围基，束紧水源，妨碍水道。于是试图筑围基，将三华村等海口堵塞，另挑新涌，改易水道。此举遭到毕村、三华村的反对，上控于有司。(21)光绪二十五年(1899)，香山县外埔、那洲两乡也发生了互争水道事件。那洲乡水道不通，船运皆通过外埔，并用外埔工之艇载运。因不满外埔垄断居奇，那洲乡民试图自行开凿河道，此一举动遭到外埔反对，双方发生纠纷。(22)
4、水污染纠纷
清以后，水资源环境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各种水污染行为必然引起纠纷。如清乾隆四十九年，有商人承办高要县麒麟硝厂，企图在佛山栅下河旁设厂，遭到佛山人的反对，以致“讦控纷纷”。佛山士绅认为设厂煎硝，残坭堆积，田面必成土岗，河道愈加浅窄，不仅导致谷船难以通行，而且也容易遭受水患。于是佛山人多次控诉，要求迁走硝厂。(23)
清光绪年间，佛山组织全镇力量多次清浚涌道。不少“贪利之徒”占筑团塞，在涌内洗擦排泥、擅倒瓦渣粪土、淘沙洗挖，又有观澜街抄纸店，在铺后涌段当流建纸塘，日逐浸化字纸，使潮长退漂去墨迹。上述各种行迹不但污染水源，而且淤塞涌道，有碍船只过往，故遭到佛山士绅控告。(24)
5、水产资源的经营管理纠纷
入清以后，珠三角各地对水产资源，如鱼苗、鱼埠、禾虫、虾蚬等的经营也是争夺激烈，纠纷四起。兹举高要县鱼埗为例。
在高要县上至梅子汛，下至羚羊峡，共有七十二鱼埗。清乾隆元年(1736)，国家将鱼埗赏给高要县迎塘、新江、杨柳、笋洞四水疍民装涝鱼苗，藉资生计，名曰资生。自此，鱼埗由四水疍民经营。然，对该鱼埗的明争暗夺却未停止过，获得鱼埗的疍民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此，乾隆三年(1738)，四水疍民向地方政府申请，“情愿认纳高要县内，有无征壕租银三百一十七两八钱零”。(25)然而，此举并未阻止各方对鱼埗的争夺。乾隆六年(1741)，先是周边的三水县疍民越占土名小洲、都播、银河三埠，接着是各寺庙僧人“藉香灯之名收租”，以及岸民苏、谢各侵占十四埠。四水疍民只得联合向官府控告。最后，经官府判定，小洲埠在三水界内，归三水疍民装涝。都播、银河则仍由四水疍民管业。寺庙僧人收租属违例，四水疍民作为妥协，愿捐银一百二十两作为岁修学宫、抢修围基、地方公事之用。苏、谢则系冒升河税，各埠仍归回疍民。此案终告一段落。(26)
三、水事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综合上述各类水事纠纷，本文认为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生态环境的变迁、三角洲人民的小农意识，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等。
1、生态环境的变迁
清代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人口迅速增加，沿河一带的筑堤与围垦进一步发展。江河两岸低洼地和河口滩地也不断被开发利用，遂使各江出海水道逐渐变窄与延长，泥沙堆积日益严重，其结果导致洪水位抬高和水流流速减慢，洪水的持续时间延长。(27)据道光《新会县志》记载：“沙坦之承垦，必筑石坝；石坝之争筑，必碍下流；下流淤塞，水势泛滥；决防之患，在所不免。乾隆间，沙坦报垦尚少，西潦未大为患。及今承垦愈多，石坝愈多，水患亦愈烈。沿海居民，西潦一至，田庐尽废，禾稻不登，民有其鱼之叹。南海、顺德、新会、香山、番禺、东莞等县地方皆然。”(28)明代珠江三角洲内三个县以上同时发生水灾的有44次，平均6.27年一次。入清以后，水患日趋加剧，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的103年间，珠江三角洲内三个县同时发生水灾为30次，平均3.43年一次。水灾的波及面愈来愈广，由干流扩展至各支流，由三角洲内部扩展到沿海地带。例如原来河涌纵横、洪水宣泄较顺畅的顺德县，在“乾隆前水患未甚”；到嘉庆以后，也成为“大率无三年不被淹浸”的县份。(29)为防御水患，三角洲人民修筑了大量堤围，而一旦被大水冲毁，不仅造成巨大的危害，而且水灾过后，又要再筑堤围。因此堤围的修筑与维修遂成为当地人民沉重的负担。于是关于堤围的修建与管理更是纠纷四起。
2、小农意识
三角洲民众也具有浓烈的小农意识，往往只顾及眼前利益，无视对公共水利设施的维护，这也是导致水事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上述关于陂圳的纠纷，多数是由于上游民众为获得更多的水利资源，而不顾下游的利益，肆意拦水，阻挠下游地区的用水而引起争水纠纷。而不少污染水源的行为，如擅倒瓦渣粪土于河道等也多出于一己私利，而不顾公众利益。同时，在传统时代，像水资源、水利设施等一些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也必然加剧各类水事纷争的发生。
3、经济利益冲突
更多的水事纠纷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为更大程度地取得经济利益，人们盲目围垦、筑坝以夺得沙田的利益，据记载，香山“坦田多，为顺德、新会暨番禺士大夫豪民所夺，谓之寄庄户，粮至万余石”。(30)不少豪族因沙田致富。据记载，1753年至1818年共承垦5300余顷，到19世纪后期咸丰、同治年间再溢亩承升8000顷。(31)而上述肆意围垦直接导致了水患加剧，并进而引发各类水事纠纷。
珠江三角洲水道纵横，河涌交错，形成了发达的水运体系，良好的水上交通又形成了庞大的商贸体系。因此，涌(河)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清代时期，关于涌道的争夺与纠纷案也时有发生。如清顺治年间，佛山一带的商民联合阻止邻近村堡开凿涌路。他们以破坏风水、引发水灾、海寇等为由，请求官府禁止周边各处私挖涌源。(32)而其根本性的原因则在于争夺对涌道等水上商路的控制。此外，诸如上述的争夺水道与垄断水上交通，争夺水产资源等，都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引发的。
四、水事纠纷的民间、国家解决机制
珠江三角洲的各类水事纠纷，其最终解决往往是依靠民间与国家的共同努力。清代以后，随着基层社会“自治化”趋向的不断加强，民间完全有能力自行处理一些纠纷事件。不过，总体而言，大部分水事纠纷仍必须依赖国家力量化解。
1、民间解决纠纷机制
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自行调解”。对发生于邻里、乡族、村际之间的水事纠纷，多由地方权势人物，如士绅、族长、堤长等出面协调，达成双方的共识，化解矛盾。如四会县在堤围修筑时常起争议，民户找借口逃避捐科，这时往往需要地方权势人物出面来解决收费问题。据县志记载：“全赖该村公正绅士恺切晓谕，势力又足以压服村人，乃可相助为理耳。”(33)
当矛盾双方经调解无效时，民间社会往往会选择两种途径来解决：一是诉讼，二是械斗。前者是一种常态方式，也是水事纠纷最为常见的解决方式，后者则属极端方式。不过，广东素来民风强悍，械斗之风甚炽，珠江三角洲的械斗常发生于乡族之间，如上述香山县那洲与外埔乡互争水道，两乡发生械斗，互殴并烧毁对方的房屋。再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香山县上栅、官堂两村因争界、争涌而发生纠纷。先是上栅人在村前所属海旁沙环种植树木，以卫风水。官堂人见后立即在此沙建设社坛。上栅人设防，官堂设社，目的可能在于“异日影射侵占”周边海坦，以及控制涌道。于是绅士劝官堂毁社，官堂村人“则谓上栅种树，是以立社”，不肯毁。上栅人则欲拆毁社，双方釀成械斗。此后，经官府与局绅同两村绅耆到案调解，要求官堂将社额中的“官堂湾”、“本沙”等字凿去，改换“锡福保安”字样，平息争斗，双方“情愿具结，止斗息争，约束子弟，不敢滋事，听候公断”。(34)官府派委员下乡，协同都绅择地竖立碑石。本来此案到此本应告一段落，然而上栅人竖碑时，官堂村人卓子和、余其深二人却“多方支展，乃谓地方不合，而不肯竖立石碑”，以“地不宜”为由，抗阻竖碑。二人仍试图将来藉社占地，并欲影射埗头前后左右沙坦。他们还蓄谋煽惑，鼓动本村人发动械斗。最后，官府不得不“案差本役，立即前往官堂村，传出卓子和、余其深两人，带赴本县”。同时要求官堂村“竖碑息事，责成约束乡人，不得再讲釁图斗。”(35)此案先后发生两次械斗。调解只取得局部成功，最终还必须依赖国家强制性手段来加以解决。
还有一些争水纠纷事件，由于官府处理不当，最后变成国家控制区域的“灰色”地带，成为地方痼疾，每旱必争，民间皆以械斗方式解决。如史料记载：“番禺慕德里司大元洞山泉，流注茶山之麓，久为石湖、南村两乡灌溉所需，向皆相安。自百年前偶天时亢旱，各有争竞，逐渐兴讼酿斗。历由官判失当，贻为历阶，祸悬未已者，诚有故也。”(36)此案遂成历史遗留事件，终清一代，国家似乎也无力化解该纠纷。至民国时该地的乡族械斗更是愈演愈烈，“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而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横于野，生者失所”。(37)一旦国家力量不足以化解纠纷，或其解决方案无法使双方都满意时，乡族往往选择械斗来解决双方的矛盾。
2、国家解决纠纷机制
面对不同类型，又由各种原因引发的水事纠纷，国家采用多种手段来加以解决。
一是建构堤围组织。堤围的日常维护一直是地方官颇感为难的事情。如《四会县志》记载：“吾邑围工最难办者，在按亩起科，而强户不肯照捐，每至禀官追缴，仍复延欠。旧捐未清，工程又起。新科所及，每籍口于旧科之不缴，而围工愈难集事矣。更有围户属邻县者，如丰乐围业户多系高要莲塘村人，追缴尤难。”(38)针对上述情况，自明代以来，地方官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处堤围都设有围长、围总、堤长、圩长等，多由本地绅士、富户充当，以负责堤围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如道光三年，四会县地方官根据本地各堤围工程“全在各围明理衿士倡率，居民自谋奠安、共资保卫”，于是提出“就本围所人举办本围公事”，规定“各择围内殷实诚谨数人作为约正”，(39)由约正等分司管理，负责堤围每年的维修工作。上述这种由官府任命的约正、围总等，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差役的性质。因此，地方上也常发生官员、胥吏等以查催基工为名勒索围总的情况。如道光年间，高明县发生“圩总因陋规，被俞官迫索斃命”事件，引起地方社会的不满。最后，官府下达了“革除陋规告示”以平息此一事件。(40)清代以后，为有效地管理堤围，在官府的主持下，珠江三角洲设有另一种严密、完整的堤围工程组织，由地方公举绅士组成，并订立详细的管理条例。如南海县桑园围的修建，实行“帑领于官而事统于绅”的方式。乾隆五十九年(1794)建立施工总局，设总理四人，另设协理四十七人和公推首事若干人。嘉庆二十四年以后，该堤围组织进一步扩大。在河神庙设总局办事，全围分为七段，每段借祠宇分立公所，设首事二人，由各堡公举“公正谙练者”充当，负责维修、监督管理等事宜。(41)清代后期，珠江三角洲各地堤围相继成立围董会，具体负责管理各处堤围。围董会组织相对独立，一般都有较详细的组织办法进行管理。(42)
二是经行政诉讼审判后，制定相关法规，并颁布禁令、竖立碑刻。如同治间，高明县周田、细周上下坑陂圳发生争水事件，经知县勘断后，“勒碑在县头门”，规定“分双单日轮引水灌田”。(43)关于此类碑刻不胜枚举，本文不再赘述。直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大量关于官府审判的水事纠纷的碑刻竖立在乡村。
三是采取“恩威并重”手段，通过强制性的军队威慑，并加以调解来解决。如清道光五年(1825)，佛山士绅组织力量清理涌道时，与蔗围村民唐应昌等发生冲突。在官府的协调下，双方也达成协议，由佛山士绅买下唐氏田产。然而，唐姓所在村庄之村民，在乡老何道祥的带领下，以此地为庙产为由而不肯出卖。双方久持不下，几酿成械斗。在这种情况下，官府立即采取强制性手段，先是将唐氏缉拿，称“唐姓另犯别案”，接着下令“无论是否唐姓众匪所抗，速即传集绅士会同厅营，多带兵役，立限通濬。如唐姓有出抗者，全行拏解，究惩”。(44)然而此种威慑与强行手段，似乎并未立刻见效。乡人仍然不肯相让，一场官、民间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最后，佛山士绅同意除出资买下此田外，还认纳了唐姓部分田产的税粮，此案才终告一段落。面对素以“强横”著称的蔗围村众，官府只得通过“恩威并重”的手段，加以说服原告方做出一定的让步才得以解决纠纷。
四是颁布相关水利法规。清代以前，在珠江三角洲，由政府发布的水利法规还较少见诸记载。入清以后，各地单个工程管理法规制度逐渐增多。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堤围如桑园围和景福围等，都制定颁布了管理章程。嘉庆二年(1797)，广州知府颁布南海桑园围《详订章程》，嘉庆二十三年(1818)南海知县又颁布桑园围《明定章程》，道光十四年(1834)颁布桑园围《核订章程》。(45)这些章程主要规定了桑园围岁修、防汛、工款、灌溉、排涝、基段分管责任制、围基日常维护等内容，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桑园围的日常维护与岁修。高要县的景福围，在光绪年间制定有《堤围管理办事章程》、《管理沿堤果树章程》等。再如清光绪五年(1879)，清远县知县示谕石角围管理条例共14条。(46)通过上述的相关法规，调解用水秩序。限于篇幅，关于其具体内容，将在另文详述。
地方政府在采取诸多手段解决各类水事纠纷时，往往会遵循以下的几条原则来处理：
一是均衡原则，即均平用水。如开平县，城西有两水埒相接，上游为陈姓谭碧埒，下为谢姓学田埒。光绪二十八年，两姓因争水而讼。知县率同绅耆勘测后，判令上埒陂门照旧平栏放水，上下游均匀公用，毋得堵塞。(47)清代后期，开平县发生多起因旱争水事件，官府都是以“分流公用”或“平水分流”为原则来处理。当然均平用水，并不是平均分配水资源，而是根据税田多少来分配。如番禺五股陂，即按税田多寡，将水分成五股，其中夏良村占二股，柏塘占二股，北村占一股。(48)
二是参照本地水资源管理习惯，即在充分考虑民间习惯法、乡规民约的基础上进行判案。如上文所述清康熙年间南海的大富围纠纷案。按照本地俗例，各处基围一般由各乡村按田亩派捐，自行修筑。南海县令虽表示尊重俗例，但也认为大富围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如果完全按照过去的“各修各基”方式进行日常维护似乎不妥。他根据周边各堡、各村与大富围之距离远近，及其本身所承担修基责任之轻重，重新确定应该协修大富围的各村堡范围。此一案例说明在处理水事纠纷时，官府会充分考虑乡规民约，但也不会盲目遵循，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协调各方利益后再做出判定。
三是根据实地勘测情形来判案。由于各乡村不仅地理、地形情况复杂，而且各有历史成因与利害关系，而原被告双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进行辩护。因此，为做出公正的判决，官府往往在判案之前，会进行实地的勘探，根据亲身见闻做出判断。我们在许多关于水事纠纷的碑刻或史料记录中，都可以找到诸如政府派员“勘察”或“勘测”、“踏看”、“查勘”等字样。而在关于上述的大富围事件的记载中尤为详细。在受理此一案件的过程中，巡宰与邑侯先后“踏勘通围”。南海县令还根据勘查情况，特别绘制了基围图，详细指明了大富围周边的地形水势，以及大富围的存在与周边各堡的安危、利害联系。(49)最终，都察院也正是根据这份实地勘测的基围图，重新划定承担围基修筑责任的村堡，而没有完全遵照乡规民约来处理此案。可见，实地勘测对政府做出的判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全面发展，水利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堤围修建、海坦围垦、农田水利发展迅速，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地方社会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也是纠纷不断。在调整水资源利用秩序及其排解水事纠纷中，民间基层社会的“自行调解”发挥了部分作用，乡绅、家族等地方权势人物在其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可能是部分纠纷的挑起者；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能够与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调解各类纠纷。与清代水利设施的建设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不同的是，在水事纠纷的解决上，国家似乎不仅是监督者，更是主要的排解纠纷力量。为妥善处理地方矛盾，控制事态恶化，地方政府也较为谨慎，在勘测之后，还往往会遵循均平原则，并会较多地考虑民间习惯法，以及地方权势力量的对比，各种社会力量斗争态势，综合做出判决，以“化干戈为玉帛”。在处理各类水事纠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管理水利设施与水资源利用，这些举措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官府的处理不当也会加剧双方的矛盾。终清一代，地方的争水械斗事件也时常发生，尤其是晚清以后，械斗更是愈演愈烈，逐渐脱离了国家法制，成为国家无力控制的“灰色”区域。
注释：
①如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钞晓鸿：《争夺水权、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历史人类学学刊》，第5卷第1期，2007年4月，第33-78页；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均收于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第153-165页；[日]好并龙司：《近代山西分水之争》，《山西水利》，1987年第3期，等等。此外，法国远东学院与国内学者合作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为此区域水利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基础。
②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钱杭：《利、害博弈与历史恩怨——萧山湘湖社会史的变迁轨迹》、杨国安：《塘堰与灌溉：明清时期鄂南乡村的水利组织与民间秩序——以崇阳县〈华陂堰簿〉为中心的考察》、周荣：《本地利益与全局话语——晚清、民国天门县历编水利案牍解读》、邓永飞：《近代洞庭湖的湖田围垦与水利纠纷——以沅江白水浃闸堤案为例》，以上均刊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5卷第1期，2007年4月。
③[日]森田明：「广東省南海縣桑園圍の治水機構につぃて」、『東洋學報』、1964年第47卷；[日]片山剛：[珠江デル夕桑園圍構造と治水組織」、『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93年第121册、第137-165頁；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唐富满、周兴樑：《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水环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④本文在此并没有用“水利纠纷”一词，主要是由于本文所讨论的纠纷问题，不限于由水利设施而引起的纠纷，而是包括对水及其水资源利用而产生的纠纷，所以用“水事纠纷”似乎更能表达此一涵义。
⑤珠江水利委员会等编：《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⑥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卷二《堤围和围垦发展史》，1976年版，第33页。
⑦珠江水利委员会等编：《珠江水利简史》，第151页。
⑧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⑨陈志喆、刘德恒修，吴大猷纂：光绪《四会县志》编四《水利志》，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⑩邹兆麟修，蔡逢恩纂：光绪《高明县志》卷一○《水利》，光绪二十年刊本。
(11)陈志喆、刘德恒修，吴大猷纂：光绪《四会县志》编四《水利志》。
(12)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3)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9页。
(14)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茅岗分水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0页。
(15)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县志》卷一八《建置略五·陂塘》，同治十年刊本。
(16)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奉宪给示碑记》，第1182页。
(17)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五股陂水利禁护碑》，第1209-1210页。
(18)《钦命肇罗道耿大老爷铭示》，该碑为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吴才先生提供给笔者的，在此谨表谢意。碑现存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桃二村委会。
(19)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53-154页。
(20)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严禁滥封民船以安商旅示谕碑》，第1184-1185页。
(21)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严禁私筑围基阻碍水道示谕碑》，第1210-1211页。
(22)谭棣华、冼剑民等编：《广东碑刻集·县示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23)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83页。
(24)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09-210页。
(25)谭棣华、冼剑民等编：《广东碑刻集·鱼埗归疍民资生告示碑》，第661-665页。
(26)谭棣华、冼剑民等编：《广东碑刻集·鱼埗归疍民资生告示碑》，第661-665页。
(27)珠江水利委员会等编：《珠江水利简史》，第142页。
(28)林星章修，黄培芳纂：道光《新会县志》卷二《舆地》，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29)珠江水利委员会等编：《珠江水利简史》，第142页。
(30)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40页。
(31)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41-42页。
(32)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6页。
(33)陈志喆、刘德恒修，吴大猷纂：光绪《四会县志》编四《水利志》。
(34)谭棣华、冼剑民等编：《广东碑刻集·上栅村告示碑》，第216-218页。
(35)谭棣华、冼剑民等编：《广东碑刻集·上栅村告示碑》，第216-219页。
(36)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九善堂碑》，第1162页。
(37)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九善堂碑》，第1162-1163页。
(38)陈志喆、刘德恒修，吴大猷纂：光绪《四会县志》编四《水利志》。
(39)陈志喆、刘德恒修，吴大猷纂：光绪《四会县志》编四《水利志》。
(40)邹兆麟修，蔡逢恩纂：光绪《高明县志》卷一○《水利》。
(41)李龙潜：《明清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42)唐富满、周兴樑：《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59-60页。
(43)邹兆麟修，蔡逢恩纂：光绪《高明县志》卷一○《水利》。
(44)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27页。
(45)何如铨等纂：《重辑桑园围志》卷一一，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46)广州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水利志》，第187页。
(47)余棨谋等修：民国《开平县志》卷一二《建置略六·水利》，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48)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五股陂水利禁护碑》，第1209-1210页。
(49)冼宝干等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七《乡禁志·禁修基越派碑示》，民国十二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