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事业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5-0014-08
近代博览事业是近代文明发展和近代化的产物，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劝工会、工艺会、渔业会、物产会、博览会等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之为“赛会”。但其涵义与古时之迎神赛会或庙会又有不同，通常与近代商品经济相联系，虽侧重于出品的展陈，但也兼有促进销售，扩展市场之意。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近代博览事业还涉及到着重于教育功能的博物馆、展览馆等。
作为近代著名的士人和实业家，张謇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中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系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惜过去限于资料，对张謇在这方面的贡献着墨不多，实有补缺之必要。
一、张謇与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
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
在效法西方举办近代博览会上，日本远远走在清代中国的前面。1877年日本首开国内博览会于东京上野公园，持续3个多月，参观人数达45万多人。其后，又于1881年、1890年、1895年先后在东京上野和京都冈崎召开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国内博览会[1](p127)。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从1903年（明治36年）3月1日至7月1日在大阪市天王寺召开，参观者多达530余万人，占地10万余坪，设工业馆、农业馆、林业馆、水产馆、通运馆、机械馆、参考馆、教育馆、美术馆、体育馆等，出品数达22万余件。日本天皇及其他政要如前首相伊田博文、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等均曾赴会参观[2]。
张謇作为晚清最重要的绅商人物，自然受到日方的重视，被邀前往参观。此为张謇首次访日。从5月28日抵日到7月26日返国，张謇前后在日本共停留了约两个月。这两个月中，除在大阪参观博览会外，张謇的行踪南至九州长崎，北至北海道，参观、考察了数十个工厂、农场、学校和其他机构，首次对日本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实际知识，也主要是通过这次日本之行而获得的。可以说，癸卯东瀛之行乃张謇近代博览思想和事业的实际起点，对张謇以后的实业活动和地方自治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东游访日的动机，张謇曾明白无误地说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划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此时即拟东游考察……今年正月，徐积余自江宁寄日本领事天野君博览会请书来，乃决”[3]（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张謇日记的记载，张謇一行抵达大阪的次日（注：张謇系于阴历五月初一日由神户乘汽车到达大阪，下榻高丽桥清宾馆，该宾馆系由当地华商集资租赁，专门接待前来参加博览会的中国官员和绅商。），即前往天王寺参观博览会。顺次参观了美术工艺、矿冶机械、教育、卫生数馆。认为：“机械、教育出于学校生徒制者，最可羡慕。美术以绣为最精，画平常，不足张也。”从张謇第一天参观的日记看，他对中国参与此次博览会的情形甚为关注，留意到这次博览会专门设有参考馆，陈列各国的出品。中国置办物品前来参展的仅有江苏、湖北、湖南、山东、四川、福建六省，但展品多为古董，如“鄂品有汉瓦当、唐经幢”等，张謇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些古董应当摆在博物院供人参观，而不应当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劝业以开来，而此以彰往，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张謇还对中日展陈情况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不如日本，指出：“日人自明治十年，始以官帑经理民间农工实业为第一会，此后十四、二十三、二十八年续举二、三、四会，增长发达。自二十八年始，皆先于各府、县、郡设小会，以摩砺之，非精能者不以入大会。良工不示人以朴之道也。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时隔一天，即阴历初五日，张謇又前往博览会参观，专门考察博览会中的农林馆。他注意到，日本农业进步甚速，所产赤豆、黄豆、大小麦都有“大倍于华产者”。在参观北海道开垦图时，张謇特别将他在通州、海门的垦殖事业同日本人伊达邦成、黑田清隆在北海道的垦殖事业作了一番比较，颇为感慨地议论道，“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致力于北海道也最有名。然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宁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者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是则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福命，为不可及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类似的感慨，在张謇的此次访日中还不时有所流露，他感到在中国提倡实业，发展工商经济，其难度真是远大于日本，很少得到当权者的实际支持，一般士大夫也不屑一顾，“如张单弦适旷野，因未有屑听而悯我一日之劳也”[4](p115)。又说：“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之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日本，不仅官商之间分工明确，且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尽管在政商关系问题上，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殖产兴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成功地召开一次又一次劝业博览会，不能不说与明治政府开明的产业政策有极大关系。
通过参观博览会，张謇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留下了最为集中和深刻的印象。标志当时科技进步水平的电和电灯对清代中国而言还十分稀罕，但在日本已很普遍，大阪博览会非常突出地展示了日本在工业动力革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张謇日记在这方面也有生动的记载：十一日“……饭后与伯斧观博览会机械馆。是夕为日人金曜日，会场内外电灯尽张，士女阗塞衢路，履声如万竹齐裂。水帘亭以七色镜旋转，现虹霓之色，于光学颇有发明。村井兄弟市孔雀标纸卷烟，有声架一楼四层，自上澈下，电灯约千计”[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关于日本在工业方面取得的进步，日记中记载：“复至博览会观工业馆，织业最良，制箴最精，箴即华人所谓蔻。他如织席、舂米、制面、榨油、炼糖、卷烟、吸水、造磷寸之机无不具者”[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从张謇日记中不难看出，张謇在日本参观博览会时，除抱有全面了解日本政经、工商和教育发展情况外，始终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更为有力地推进在家乡南通所推行的乡村自治和各项建设事业。在这方面他的观察可以说是非常之细致，用心也特别良苦。如第一天参观博览馆，他就对南通的一些优良物品没能拿到此次博览会上来展出，感到非常遗憾，“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不有朝鲜，不知孰殿”[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日）。五月十五日再游博览会水产馆，又联想到南通记道：“午后看博览会水产馆，通州可参酌仿行者，唯十胜川之鱼篽。滨名湖之鹜池，若养蛎法采自厦门，不知宁台之产也。宫城之盐，其第一等与余吕东同，不逮吕四也”[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为了发展南通的盐业和农业，张謇还于五月二十八和二十九两日接连前往博览会水产馆和农林馆考察，关于日本的盐业，他记录道：“其有模型可见者，一兵库县姬路市大野町，一香川县木田郡泻元村，一爱媛县越智郡令治町，一广岛县松永町田沼，一冈山县浅口郡玉岛町。独味野村有盐品而无模型。欲尽观之，以广参考。”在农林馆，张謇主要是想为南通的农垦事业购置一些农工应用器具，“拟购大犁、中犁、小犁、及耙土、播种、割麦、脱粒、薙草、翻草器具各一，工具中拟购织布、缫丝、织绸、织席、绹绳、吸水、精米、造烛器各一具”[3]（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1903年在张謇的实业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自1894年以“大魁天下”的状元身份“下海”以来，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已初现端倪，借开博览会之机东游日本，不仅使张謇对博览会这一西方文明的产物有了切身的了解，而且以此为契机真正了解了日本社会，见识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实际发展。稍微作一统计，就可以发现在短短两个月内，张謇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日本各地，看到了许多他急于了解的新事物，获取了许多他急于得到的新知识。除博览会上的各种见闻外，张謇认真考察过的还有：东京、大阪等地的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农商实业学校；大阪的工厂、造币局、港口、铁工所、银行；静冈造纸厂与凿井事业；东京活版制作所；北海道制麻工场、育种场、牧牛场；仓敷盐田，等等。
张謇在日本所关心者，实际也就是他在国内又特别是在家乡南通所正在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各项建设事业。这些事业在1903年至1911年间陆续兴办的有：1903年创设的盐业公司、渔业公司、垦牧公司分场；1904年创设的铅笔公司、日本式试验盐田、轮步公司、内河小轮公司、印刷局；1905年创设的工人艺徒学校、商船学校、初等小学校；1906年创设的冶铁公司、酒厂、农事试验所、铁路学校、法制讲习所、土木讲习所；1907年创办的大生分厂；1908年创建的玻璃公司。还有历年所创办的各种初等小学堂，等等。可见，张謇在日本期间的所见所思，多与他在南通所要实现的地方自治和乡土建设的宏伟蓝图有关。东游日本参观其国内劝业博览会，成为张謇实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张謇与190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
渔业赛会属一种专门性的国际博览会，与包罗万象的万国博览会有所区别，其功用主要是交流、传播各国在养殖、捕捞和鱼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知识。晚清中国参加国际性渔业赛会共有四次：1906年意大利米兰赛会中的渔业分会；1906年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渔业赛会；1907年在比利时的安凡士举办的渔猎赛会；190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万国渔业赛会。张謇所参与策划和指导的正是中国首次参与的意大利米兰赛会中的渔业分会。
先是意大利驻中国使馆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请中国派人参加该国拟在米兰举办的渔业赛会，照会中说：“本国于1906年拟在秘拉喏（即米兰）地方设立赛会，会中特有渔业分会，今接本国政府谕请转咨商部并海关总税务司，通知各省及通行水路各地方官出示劝谕，或渔业公司渔人，均行参加”[5](p63-64)。商部接到外务部转送的照会之后，发函与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办理。结果，在南洋大臣周馥的举荐下，由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张謇出马策划参与此次渔业赛会（注：《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2-20-8-1（该档案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謇根据1903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后，对此次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政策的转变。
其一，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张謇认为过去中国商人参加历届博览会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委派洋人操办，政府很少参与，难以调动民间参赛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赛会自光绪二年奥国维也纳之会始，继是有费尔特之会，巴黎、伦敦之会，皆任税务司为之，不措意也。至西历一千九百年巴黎大会，乃于会场自建会亭，费帑十五万，仍任洋员为之。”（注：“自光绪二年”始有误。中国参与各国赛会实际上始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后来民间士大夫和政府稍加留心，效果便大不同，“光绪二十九年大阪之会，安南、东京之会，士大夫乃稍稍措意，京师之景泰兰得超等文凭一纸于东京。三十年美之散路易斯会，政府重视，特派伦贝子往”[3]（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所以，张謇竭力主张此次渔业赛会一定要合官民之力，“七省设一总公司，各省置二渔轮，不分殄域，彼此往来”，参考各国的作法，“先由总公司规仿章程，量为变通，分渔界、渔具、渔船、鱼类、水产、水产制造为之类别。将此表分寄直、东、浙、闽、广、皖、鄂、赣、湘诸省，饬该关道及商务局派员按表调齐送吴淞渔业赛会汇集出品公司陈列”[5](p64)。
其二，张謇提请清政府一定要注意此次渔业赛会所暗含的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利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宣示中国海权。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早在1904年，张謇已向商部建议将海权和渔业结合，使中国渐有“渔界所在，即海权所关”的观念[6]。经过仔细考察各国兴办渔业赛会的历史，张謇认为，自1862年英国举办渔业赛会以来，各国竞相扩张，“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美、俄、义、奥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之关系”[5](p64)。而中国因渔政久失之故，尚不知有所谓海权。因此，应趁这次召开渔业赛会之机，绘制海图，以表明渔界，同时表明领海主权。
清商部遂接收张謇的建议，以郑孝胥为总理，筹组“七省渔业公司”。同时，商部、南洋大臣周馥令陈寿彭县令、邱宝仁海军副将，设局绘制“江海渔界全图”。1906年2月，在英国海军绘制的海图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总图二幅、沿海七省分图七幅，不仅附有经纬线，并以中、英文作详细注释。该年七月，又完成海图三幅，其中一幅由南洋官报局刊印出售[7]。
在张謇等人的策划和指导下，此次渔业赛会准备和举办均比较成功。1906年4月江浙渔业公司向渔业监督呈报准备情形，谓：“本年义国秘拉喏渔业赛会，叠奉宪台承准部照，令本公司代办赛品，并札委员会先赴义国经理会场、造屋事物。查中国渔业见于古者已尽沦湮，存于今者大多涣散，此次赛会自以渔海全图渔业历史为要。去年南洋督宪暨宪台派员测绘编次，山东、江苏、浙江海产，亦由公司知照渔会收集，此外各省并由公司知照各绅商代为买致，天然品若珊瑚、若麟介、若海菜，人造品若腌制、若干鲞、若罐诘、若酒精、若药水制，至外海内江鱼市场及各种渔船、网具，或制模型，或制摄影，大略粗备”[5](p67-68)。在上述征集展品的基础上，江浙渔业公司又于4月上旬在上海设展览馆，将展品陈列三日，前往参观者每天达数千人。“驻沪义国领事及各国西商，亦皆络绎前来。”展出完毕后，遂装船运往意大利参展。结果，闭会后计得奖牌、奖凭百余张，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5](p70)。但张謇对清政府支持国际赛会的力度仍感不满意，认为政府方面出钱太少，口惠而实不至，“今秘拉喏之会，表以振兴渔业之发端，里以存表见海权之至计，而政府不筹一钱也。责之未成立之渔业公司，百计绸缪，合沿海七省仅筹钱二万五千金而已。轻重失宜如此，可胜叹耶！”[3](P569)
这次赛会的另一项成果，是首次依照同年颁行的《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8](p462-463)，由官方和民间联合自行举办国际赛会，中国终于初步摆脱了由海关洋员把持赛会的旧格局，使筹办赛会朝制度化方向发展。这在中国博览会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张謇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张謇与1910年南洋劝业会
清末，除参与国际博览会外，中国也开始自办赛会。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在北京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以为比较改良之张本”[9]。同年，成都召开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主办“天津劝工展览会”，一月之内，远近客商报送货物共近30万件[10]。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发起“武汉劝业奖进会”，设五个陈列室展览本省工商行销产品，另设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劝工院等七个特别陈列室，会期共45日，起到了“奖励本省之工商各业，而助其发达进步”的作用（注：有关武汉劝业奖进会详情，参见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1910年发行。）。即使偏远如四川省从1906年至1911年先后在成都召开了六次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每开会时，各属物产，节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11](p267)。
而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这次劝业会持续了近五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展览馆，英、美、德、日各国也有展品展出。全部展品估计达10余万件，各地前来参观的人达20余万人次，获奖展品共达五千余件。
在清末这次最重要的博览会中，以张謇为首的一批东南绅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这次全国性博览会的实际组织者。南洋劝业会的组织机构以劝业会事务所为中枢机关，设正会长一人，先由端方自任会长，后改为张人骏担任，主任副会长由郑孝胥担任，其余几位副会长则由当时的江宁藩司、江宁学司、江安粮道、金陵关道和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虞洽卿担任。劝业会事务所设于南京，由陈琪任坐办。事务所下辖董事会，设在上海，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董事中大半为上海绅商。为保证展品征集和运送，劝业会之下又在各省设有协赞会、物产会、出品协会等组织。张謇在1909年8月被委任为劝业会审查长，负责主持审查展品（注：张謇与晚清著名的刺绣工艺大师沈寿女士相结识，便是在筹备南洋劝业会期间，商部派时任绣工科总教席的沈寿前来参与审查各省送展的刺绣工艺品。张謇对沈寿在刺绣上的高超技艺极为推重，1914年特聘沈寿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新设的绣工科主任，1920年另行组建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仍由沈寿主其事。沈寿创作的珍品曾在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美国旧金山博览会获“卓绝大奖”，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南洋劝业会的开幕典礼上，张謇曾代表江苏咨议局致词，对南洋劝业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据称，其发言“情足动人”，颇受好评。南洋劝业会正式召开后，张謇又领导发起成立劝业研究会，以李瑞清为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拟“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该研究会在六、七两个月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美术、机械和通运八个馆的展品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多为专题性质的，如莫竹筠的《中国农业品之种类与外国农业品之比较》、江瘦生的《宁缎与杭缎之比较》、陶先进的《江西瓷与湖南瓷之平论》，等等。劝业研究会的研究方法，先是各自研究，提出报告；其次为共同研究，“证勘疑义”；复次再请专门人才提出改良办法，最后将全部研究成果编辑出版[12]。劝业研究会的成立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国产品的改良提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上所述，张謇早在1903年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时，对博览会这种促进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形式已获极为深刻的印象。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更使他能实地考察如何成功地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手段移植到中国。他十分认真地参观了劝业会的各展览馆。五月二十七日，他专门参观了直隶馆，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颇觉袁（指袁世凯）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3]（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张謇认为，在机械与新式纺织品方面，直隶较江苏更占优势。
劝业会期间，全国绅商云集一地，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凝聚力，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会上，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上海、江宁和苏州三个商务总会联合发起召开苏属商界联合大会，集中讨论了如何在江苏全省实行裁厘认捐的税制改革。1910年10月，在上海、天津等商会和实业界代表的发起下，各地绅商酝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以“联络实业各界调查全国实业，研究进行法，以发达国人之企业能力”为该协会的宗旨。成立会上，选举李平书、向瑞琨为理事，陈琪、虞洽卿等5人当选为会董，并公请张謇等人及各埠商会、各大实业机关首脑同入会董行列。该协会设事务所于上海[13]。张謇还在南洋劝业会上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工业演说大会、报界俱进会等全国性社团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由张謇任干事长的劝业研究会发起，宗旨为“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实际上是各省农会的联合体。全国农务联合会刊行农务联合会杂志，张謇为之作序，云：“于会明农，于农蕲通，则杂志之作不可以已也。士大夫皆知其不可以已，则输彼之说以牖此，征此之说以饷彼。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证合发明，辗转相益，岂非联合士大夫之责乎？”[14]
这说明张謇一类绅商的社会关怀度是非常广泛的，他们虽身在商界，又不止于商界，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均十分关注，这也是他们能够超乎于猥琐求利的市侩之商的地方，而劝业会这样的盛大场合对提升张謇这类绅商的精神境界，实现其人生抱负，似乎又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南洋劝业会促进了中外实业家和商人之间的交流，日本和美国都曾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日本实业代表团由团员12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15]。美国实业代表团由团员23名、同行夫人17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前洛杉矶商会会长威廉·H·普慈(William H.Booth)，但核心人物系大赉轮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大赉(Robert Dollar)[16]。南洋劝业会期间，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乘美国实业代表团来访之机，积极开展了所谓“中美国民外交”。由于美国实业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大赉对通过民间商人交往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在华投资抱有极大兴趣，因此，张謇所说的“中美国民外交”，很大程度上是指从民间立场出发，同大赉资本集团商讨有关经济合作、交流事宜。
美国实业代表团于1910年8月12日抵达上海，8月20日转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8月22日，张謇在江苏咨议局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大赉一行，到会的还有16省咨议局代表。张謇在宴会上致词，说：“一、中国事事方在递蝉蜕化之时，贵国耳目之所接触，必皆已见其概；二、名为实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事不与相涉，非在同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三、今日之略可指为功效者，謇能举一例以告贵国，即吾人欢聚所托之咨议局也”[17]。从张謇的致词看，中美实业界人士的接触，其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与交流，更在于通过工商实业界的参政议政，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美商代表朋汉(George Burnham)所致答词，也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大意为：“中国政治进步日著，必以民选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尤属首屈一指。深望咨议局他日与弗兰费亚（即费城）之自由厅相颉颃”[18]。
经频繁的磋商和最后正式谈判，中美双方商人就合办实业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合资开设银行，资本中美各半。(2)在中美两国分别举办商品展览。(3)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博览会（注：张謇于1913年出任民国农商部总长职后，曾负责主持中国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筹办事项，使中国成功地参与了1915年召开的巴拿马博览会，获奖为历次参加国际博览会之冠。有关民国期间张謇组织、参与博览会的情况，限于资料，尚不能作深入的探讨。）。(4)双方对互相进口货物采取互惠原则。(5)两国商人相互访问（报聘），增进相互了解，以推动中美贸易发展。(6)中美合作建造一艘货船，资本双方各半，悬挂中国国旗（注：《大赉访华日记》（英文复印本）第62页。张謇于1914年致陈锦涛的一封函件中，对中美实业界在南洋劝业会期间所谈合作事有追述，言：“所拟办者为银行、航业二事。”《张謇全集》第276页。）。
正如在南洋劝业会上所发挥的实际组织者作用一样，在晚清中外商人的交往中张謇也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
四、张謇与南通博物苑
博览会与博物馆属两种不同的会展形式，前者一般规模宏大，有一定展出期限，后者则规模稍小，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中长期展出。但就两者通过展陈来发展社会教育，提升公众文明程度，促进科技文化交流而言，又具有共通性。博览会上的精美之物，往往又会收藏在博物馆中供人们长期观览。所以，广义的会展业通常也将博物馆纳入其中。
张謇起心创办博物苑，是因1903年日本之行参观各地博物馆而受到启发。1905年，他根据在日本的考察所得，先后上书学部和张之洞，建议仿照日本在京师设立帝国博览馆，并逐渐推广到全国各行省。他指出，广设博物馆、图书馆是各近代文明国家的通常作法，旨在彰显本国文化，博采各国精华，开化社会风气，意义十分重大。“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参观。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其中日本东京帝国博览馆的设立又别具一格，颇值得中国效仿，“而日本帝室博览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可及。盖其国家尽出其历代内府所藏，以公于国人，并许国人出其储藏，附为陈列。诚盛举也。我国今宜参用其法，特辟帝室博览馆于京师”[19](p273)。基于在通州创办教育的经验，张謇还特别指出，创设博览馆、图书馆，可补学校教育难以普及之不足，使更多的人可享受到大众教育，提升国家的整体性文明程度，他说：“窃为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然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材，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19](p272)。
但以实干著称的张謇并没有等到清政府的支持和答复，便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1904年张謇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并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是为南通博物苑的前身。次年，张謇在此基础上开始规划、营造博物苑，拟“中建三楼为馆，以储三部（天然、历史、美术）之物，而以教育品附焉”。历史部“拟求官府寺庙唐宋元明之碑，旧家金石车服之器”；美术部“拟求老师先生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遗”[19](p278-279)。这一粗具规模的南通博物苑乃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张謇对南通博物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将自己家中的收藏品悉数捐献给了博物苑，并多次亲拟启事，为博物苑广征展品，希望“收藏故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张謇对博物苑的营造和收藏关心得非常之细，《张謇全集》中收入的博物苑修建过程中张謇致管理人员宋跃门五通函件中，便处处体现出张謇办事的细致入微。如“十一月六日舟中”一函，对博物苑苑门葡萄棚的修建，张謇指示：“苑门向西路上之葡萄棚，高九尺或八尺半，令杨贵做。苑门外藤棚上竹棚，令徐恩做。做法已告杨、徐”[19](p329)。二十二日函中又叮嘱：“北馆拟改为楼，下高一丈一尺，上一丈。所添者楼板、楼
大料耳，免得将来再做三番……起落窗令上海匠做。楼梯在东西边间之靠壁，宽占屋之半。”三月二十七日函谓：“博物苑工程速办（做博物馆、测候所基地，上博物苑柱内之石榜）。细量苑地，画图，南面不平正处，能复量改墙，使平正尤好。若太费事，则于东头另图转弯处修改。”[19](p239-330)为博物苑添加收藏品，张謇也是颇费心思。在致李拔可的二通函中，所谈皆为收集藏品事。一曰：“……往在劝业会见闽馆榕根几坐及人物假山，有取势至工者，此等雕刻器是否福州产？平时价格若何？有可托购之人否？祈示一二。（拟物色一旧刻榕根人物高三四五尺者为博物馆陈列品）。”另曰：“奉惠建窑瓶炉并寄藏李顽石画，谨为博物馆陈谢。”[19](p331)
在博物苑的用人上，张謇也是知人善任，认为在博物馆的陈列管理上，“博物繁难于图书”，“非博物好古丹青之渝之君子，又能精勤细事富有美术之兴趣者，莫克于此”[19](p282)。他起用通州师范的优秀学生孙钺作博物苑的主任，此人在博物苑工作近30年，工作非常出色，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博览馆事业。在苑务管理上，张謇主张一定要用学有专长或有专门技艺的人，分任各事。“博览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会场。非参研学理，确有规则，见者且非笑之。”[19](p275)“管理工作者，于园丁非但无去取权，即驱使权亦不能十分作主。果如是，则苑亦何必有管理！”[19](p284)
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自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据同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记载，天然部包括动物类460号，植物类307号，矿物类1103号；历史部包括金类439号，玉石类86号，瓷陶类51号，拓本类45号，土木类16号，服用类49号，音乐类4号，遗像类5号，写经类3号，画像类2号，卜筮类2号，军器类9号，刑具类7号，狱具类4号；美术部包括书画类101号，瓷陶类113号，雕刻类43号，漆塑类10号，绣织类8号，丝类2号，编物类6号，铁制类1号，烙绘类1号，铅笔类1号，纸墨类8号；教育部包括科举、私塾、学校三类，共87号；四部总共2973号。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一个私人创办的县一级博物馆能达到如此规模，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了[20](p342)。
张謇手创的南通博物苑和图书馆、体育场、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城南五公园、唐闸公园等社会文化事业，同他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等经济事业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使昔日不起眼的南通成了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首善之区。南通博物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张謇病逝四年后的1930年，地方报纸报道：“该苑总理季直先生下，设一管理员，及数司事而已。南通各校，凡讲关于动、植、矿物，常由教师率往参观，因之人多称为南通各校专设之标本室也。外来参观者，须有参观券，否则无论何人，概不得擅人。”又注云：“南通近来各项事业发达，他地人士来参观者接踵，因之而常苦应接不暇之慨，故印有参观券寄托于淮海银行，分普通参观及特别参观。如参观博物苑、军山气象台、观音院及大生纱厂，皆须取参观券，故谓特别参观。”[20](p342)
显然，通过创办大生纱厂、博物苑、图书馆等经济文化事业，张謇的名字已永远与南通连在一起。张謇因南通而传世，南通因张謇而显名。
章开沅教授曾如此评价张謇：“严格地说，张謇的性格与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性格是有所区别的，他是一个务实的然而又有理想的事业家。”[20](p349)此乃知人论事之见。在同辈人当中，张謇之所以能较早注意到博览会、博览馆等新事物在推动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作用，并殚精竭力、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实践之、推进之，“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胡适语），就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士绅和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事业家”，一个有着强烈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儒商”。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张謇之从事近代博览事业，其着重点，亦不在于经营和获利，而更为看重的是这一事业的巨大启蒙和教育功能，所谓“父教育而母实业”。惟其如此，他才能不计功利、不计成败，愈挫愈奋，成为近代中国博览事业的少数开创人之一。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的传记作者曾尊其为“公益的追求者”，移之于张謇，不仅同样适用，或更等而上之亦未可知。
收稿日期：2001-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