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资本和土地配置市场化，推动中国经济第三轮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第三轮论文,资本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4）—06—0005（06）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开始，到1998年住房分配市场化，使国内经济增长提速，中国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进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目前出现的宏观经济局部过热问题，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标志。如何认识国内经济形势，如何解决目前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将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1998～2003经济增长的产业链
从1998年货币化分房体制改革开始，消费需求快速扩大，与城市化进程拉动的投资需求扩张相配合，中国基本完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的建设，逐渐形成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驱动的均衡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步入了新的阶段。
1.居民消费结构全面升级
在货币化分房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城镇推行福利分房制度，靠单位购房后再由职工论资排辈进行分配。1998年货币化分房改革以后，在银行资金的支持下，城镇居民商品住宅消费集中释放。在1998～2003期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11.25亿平方米，是1988～1997期间住宅销售面积总额的2.35倍。其中，2003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28503万平方米，是1997年的3.62倍，扣除1997～2003期间城镇人口增长（增长率为33％）的影响，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实际扩大3倍。而在汽车消费方面，在银行汽车消费信贷资金的支持下，伴随入世后汽车关税的逐步下调，国内居民汽车消费也出现了类似变化，个人汽车消费总量迅速扩大。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的迅速扩张也拉动了家庭设备用品及相关服务的消费。以电视机、冰箱的消费为例，2003年两者的消费量分别超过6500万和2200万台，分别是1997年的2.4倍和2.1倍。
总体来看，在1998～2003期间，住房分配市场化与私家轿车消费升温，推动全国逐步从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过渡，国内消费结构全面升级，内需快速扩大。
2.城市化进程加速，民营经济逐渐兴起
从1998年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在1998～2003期间，城镇人口增加1.3亿，达到5.2亿，比1990～1997期间多增0.4亿；城镇人口比例提高9.2个百分点，达到到40.5％，比1990～1997期间多增3.7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在1988～1997期间，在城镇人口增加0.9亿的同时，农村人口基本持平；而在1998～2003期间，农村人口下降0.73亿，即在第二阶段新增加的1.3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56％来自于农民进城或农村地区城镇化。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越来越活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以工业企业为例，在1998～2003期间，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在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总额中的比例从43％提高到53％，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国有经济。而在此期间，在同样口径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一直占有70％左右的比重。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以30％的厂房设备，完成了53％的工业增加值。
3.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迅速扩张，拉动整个产业链迅速实现整体扩张
消费结构的升级、城市化进程与民营经济快速崛起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各种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在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同时，直接拉动城市改造/扩建/新建、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建设投资的爆炸性发展。在1998～2003期间，全国基础建设投资达到92599.1亿元，是1978～1997年20年期间投资总额的两倍。其中，2003年当年完成22729亿元，是1997年完成额的2.3倍。
房地产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汽车制造业以及各类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的快速扩张，向上游传递，拉动各种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投资迅速扩张，产能迅速膨胀。以钢和水泥为例，在1998～2003期间，2003年我国钢产量、水泥产量分别为22234万吨、86200万吨，分别是1997年的2.0倍和1.7倍。
而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又直接导致采矿业、能源等上游产业满负荷运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以铁矿石和原油为例，两者的供给量在2003年分别达到40608万吨、4126万吨，比2000年分别增长43％、15％。但供给增加主要来自于进口数量的扩大，2003年铁矿石和原油的进口量分别是1997年的2.6倍、5.7倍，分别是当年国内供给的56％、161％。
总体来看，在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民营经济兴起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1998～2003期间的经济增长得到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张的强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国内产业链整体快速扩张，整体产能比前48年发展达到的水平扩张了1倍左右。
二、宏观经济大势研判
从2001年前后开始，国内开始争论是否经济过热，直到2003年下半年，各方才逐渐汇成主流看法，开始确认国内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出现局部过热。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判断，并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既要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又要避免目光短浅，不及深远，必须深入分析国内经济产业链的整体运营，用历史的眼光透视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变化。
1.资源瓶颈问题的出现是产业链开始全面盘整的信号
在1998～2003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迅速扩大，推动了经济产业链整体扩张。在产业链的上游，电力、石油、铁矿石等的供给已经达到国内相关产业甚至国际相关产业满负荷的最大产能，主要工业原材料对进口的依赖性增强，并引起国际国内相关原材料市场价格的上扬。以钢铁行业为例，2003年国内生产钢2.22亿吨，比1997年增加1.13亿吨；而自产铁矿石则与1997年基本持平，仅约2.62亿吨；铁矿石进口猛增到1.48亿吨。中国近几年钢铁生产能力扩张所需要的矿石基本完全依赖进口。由于目前全球铁矿石产能在10亿吨左右，扣除长期合同和合作办矿后，自由贸易数量有限，我国钢铁供给短期内将面临国际铁矿石供给弹性的限制。
在其他方面，经济产业链的整体扩张还将在短期内面临国内交通运输能力、土地供给等的限制。以土地供给为例，2003年耕地和粮食产量双下降，是我国土地资源供给紧张的先兆。与此同时，上游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扬，逐渐向下游传递，开始拉动价格水平整体上扬。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已经达到现有结构下的国家经济潜能极限，国内经济产业链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盘整阶段。中国经济如何摆脱逐渐收紧的资源约束，进一步推进产业链的升级，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将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
2.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情况下，总需求将出现泡沫，宏观经济将可能震荡调整
在1998～2003期间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拉动了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启动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成为本轮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未来，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是否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呢？
第一，集中释放效应消散后，如果没有新的推动力量，住房消费需求将出现泡沫。
在住房分配市场化机制确立后，国内个人住房消费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趋同：居民依靠银行按揭贷款购房，以未来的收入偿还银行贷款，边享受边还款。过去6年来，年龄分布在26～50岁左右、排队等候福利分房的人群，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实现了住房梦想，国内压抑多年的住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从数据上看，中国近6年完成的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5亿m[2]，占所有城镇建筑面积的39％。
像任何发达国家一样，26～30岁左右的群体在就业后有了收入来源，组建家庭而产生购房需要，是住房消费的主力人群。在住房分配市场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将不会继续延续26～50岁左右人群集中购房的现象。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在26～30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大约为1亿人，其中城镇人口约4000万。据此估算，过渡期结束后，每年住房消费主力人群将不超过800万，这个数值将远远低于目前每年为3000万城镇人口提供住房的供给能力，也低于目前每年为1200万人提供商品住宅的市场供给能力。
过渡期结束后，住房消费主力人群与目前实际住宅产能所需消费人群的差距要受到以下因素的修正：（1）城市化进程因素。城市化进程当中有两部分人，一是被城市化区域的安居农民。这部分新进入者因为出让土地使用权而获得住宅，占有较大比例，由于其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有限，难以成为商品住宅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另一部分为经营农民，具有一定资本实力，进入城市后有需求、也有能力购房，是城镇住宅消费的积极因素。（2）民营经济繁荣因素。随着更多的人进入创业大潮，中国将会涌现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主。这部分人有能力也有需要，是城镇住宅消费的积极因素。（3）挤出效应因素。目前城镇单位自建或个人自建提供的住宅建筑面积仍然较大，会对800万商品住宅消费主力人群产生挤出效应。（4）集中消费剩余因素。经过6年的集中释放后，有能力买房的已经买房，集中消费剩余需求可释放空间应非常有限，基本可以忽略。（5）换房因素。目前已经安居的人因换新房将会产生部分需求。（6）主力人群能力限制因素。在800万主力人群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能力购房，必定有部分人买不起房。
综合上述因素，就商品住宅市场而言，换房因素可以与主力人群能力限制因素对冲，忽略集中消费剩余因素；在中短期内，城市化进程中经营农民因素和民营经济繁荣因素将是对冲挤出效应因素，继续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力量。考虑到目前房地产市场高位平衡的现状，在过渡期结束后，如果商品住宅消费没有新的推动力量，目前的商品住房供给将可能存在300～500万左右消费人群的泡沫。我们看到，要防止出现商品住宅消费需求的泡沫，关键是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经济实力。
第二，非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化进程进入盘整，如果没有新的推动力量，基建投资需求将出现泡沫。
在1998～2003期间，城镇人口净增加1.3亿，相当于在6年间出现了130个百万人口大城市。由此拉动的基础建设投资，以及进一步拉动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数额非常巨大。同时，全国基础建设投资发生非常显著的结构变化：地方基础建设投资占比从1997年的61％迅速提高到2003年的80％，地方成为基建投资扩张的主导力量。
由于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进程拉动的大量基础建设项目为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批准立项并组织建设。对于追求政绩的政府机构而言，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创造GDP是立竿见影的手段。但我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集于政府管理部门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基础建设投资由此成为公共权力寻租的活跃领域，权力寻租利益团体围绕基础建设项目形成了强大的非市场力量。加之目前农村、城镇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缺失，制约非市场力量的经济力量或法律力量非常薄弱，非市场力量的圈地行为可以不受约束。而风险管理和资本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内银行业也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基础建设的非理性扩张得到了银行贷款的非理性合作，最终势必导致基础建设投资需求的非理性膨胀。
在国内经济产业链扩张面临的资源约束逐渐收紧的情况下，非市场力量驱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的非理性膨胀部分，会不会形成泡沫，泡沫能有多大，要由以下因素综合确定：（1）地方政府项目管理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监督的效率越高，项目运作的商业化程度越高，非市场力量驱动的基础建设投资就越少。（2）民营经济的繁荣程度。民营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将会产生更多的投资需求，从而为高速扩张后的投资需求提供市场支撑。（3）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趋势。中国城镇人口比例离发达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很远。能不能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将是基础建设投资规模能否得以维系的关键。在1998～2003期间，非市场力量驱动的基础建设投资需求的膨胀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量，但没有农村自发力量配合的城市化进程将面临进城农民被边缘化的问题，农民被动进城后，将很难具备相应的生存能力，多数会沦为城市里的边缘化群体，造成潜在的社会危机，加大城市化进程的阻力。（4）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土地使用权的定价随意性就越大，非市场力量的圈地行为受到的经济制约就越少，基础建设投资的非理性膨胀就越大。这4个因素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民营经济越繁荣，产生的投资需求就越大，就可以解决更多的城镇人口就业问题。民营经济越繁荣，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就可以更快形成，市场就会越透明，对政府的监督效率就越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与扩张性工业化力量相配合的农村城市化的自发力量就越大，对非市场力量的抑制就越强。
不管基础建设投资形成或会形成多少泡沫，与中国进一步城市化进程的潜在空间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不正视目前非市场力量驱动的基础建设投资非理性扩张问题，泡沫就会扩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
总的来看，随着上游资源约束的收紧，过去6年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难以继续发挥主力作用，中国经济面临着由于需求泡沫而导致经济震荡的危险。
三、建立健全资本和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推动中国经济第三轮增长
在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很多新问题，如资源约束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农业发展问题、非市场化经济力量的抑制问题、农民进城后的边缘化问题等。如何培植中国经济第三轮增长的主引擎，宜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资本配置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核心问题
近期我国宏观经济系列问题的凸现，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转型期的标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的经济潜能可释放空间已经有限，非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化进程蕴含的经济潜能急需后续支撑，民营经济和农业的发展面临资本匮乏的问题。其中，资源约束问题已经使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如果不系统解决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上就不会有我们的生存发展机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而被边缘化；没有民营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就无法在城镇和农村形成多元化经济力量在竞争中发展的格局，也就无从抑制城镇和农村的非市场力量，确立高效率的市场机制。而且，消费结构升级后需求集中释放扩大的住宅需求和城市化进程中非市场力量导致的基建投资需求非理性膨胀就会因为缺乏后续支撑而成为泡沫，大量农民进城后被边缘化的社会问题就会显现，中国经济发生震荡就可能在所难免。
因此，民营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是解决目前宏观经济系列问题，防止出现经济震荡的关键。众所周知，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和农业发展问题实际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资本积累问题。在城镇，资本积累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民营经济主体就无法快速成长，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就无法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就很难有竞争力。在农村，中国农业发展如果长期得不到资本的支持，在国际农业市场，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必将被边缘化，“三农”问题就无从解决。资本配置问题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2.完善城镇土地使用权市场是净化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前提
目前我国在城镇实行集中统一的供地政策，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土地储备中心单边垄断的市场。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只能转让给土地储备中心，企业用地只能向土地储备中心购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附属机构，垄断经营土地，没有有效的市场约束，可以任意定价。围绕土地使用权的非市场交易，必然形成强大的非市场力量，发生大量的公共权力寻租行为，土地使用权也成为非市场力量盘踞的重要堡垒。在非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各种缺乏充分论证的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产生大量的非理性圈地行为。这些非市场力量在风声紧时冬眠，和风细雨时兴风作浪，是长期以来基础建设投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根本原因。继续维持这一格局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不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立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市场约束。首先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产权制度，即在城镇土地国有制框架下，居民可以永久性持有土地使用权和依于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国家颁发永久性的、可转让的土地产权证书。在此基础上，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土地使用权市场向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开放，改变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单边垄断的格局。政府保护居民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权益（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依法管理土地市场，征收税费。依靠多边参与的、竞争性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土地使用权顺畅的市场流通，实现市场定价，遏制非市场力量的非理性行为，从根本上走出基础建设投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死循环。
3.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是农业资本积累的关键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三农”问题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农业发展由于没有资本的支持而疲弱不堪。中国农业发展长期得不到资本支持的症结何在？
在中国农村，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因为承包而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是临时权力，无法交易，客观上造成了农业资本没有持续的自我积累的渠道。在分散式农业经营模式下，不仅农民依靠自身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财政性补贴或信用社贷款等外部资本也没有着力点，农民主动引入外来资本就更加困难，更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和技术经济。这样，我国农业利润很薄，难以提供必要的经济激励，甚至出现了土地使用权向低生产率农户流转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集体的少数代表以集体的名义控制了农村土地的发包权，围绕土地承包权形成了强大的非市场力量。由于农业资本无法在农村集聚、整合，农村无法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力量。这样，农村行政官僚主导的非市场力量在中国基层的农村得以独霸一方，近于土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的利益，加剧了“三农”问题，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公信力。因此，在农村，土地是资本积累的主要载体，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要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长期面临的资本问题，必须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改革要点应包括：农村土地从集体所有收归国有。在农村土地国有制框架下，农民可以永久性持有土地使用权和依于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国家颁发永久性的、可转让的土地产权证书。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土地使用权市场向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开放。政府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权益（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依法管理土地市场，征收税费。依靠多边参与的、竞争性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土地使用权顺畅的市场流通，实现市场定价。这样，经营和组织才能优异的农民或企业家可以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开发利用大量的农地，创造规模经济和技术经济，实现农业资本的持续积累，持续提高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加快中国农业的产业化，提高中国农业、农民在国际农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成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自发力量，抑制农村的非市场力量，从根本上加速改变中国农村的局面。
4.完善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机制
中央已经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国家在21世纪初前20年的战略任务。但有关数据表明，在目前国内居民的金融资产组合当中，证券形式的财富占比非常低，绝大部分通过银行存款变成了追捧少量成熟大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即使是证券市场吸引的社会资本，也主要追捧主板市场的成熟大型企业。而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表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和近期发展》报告，2003年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530亿美元，高于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399亿美元），成为全球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一方面是数量如此巨大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嗷嗷待哺。而国内资本市场的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现状的对比则更加发人深省。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达的资本市场支撑下，企业发展超越了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依赖。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资本追逐知识，创新创造财富。每一个创新及其商业化都将得到全社会资本的支持，最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创新。只要有好的项目，好的想法，先进的技术，会有很多资本争相进入。而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知识追逐资本，最稀缺的是资本，企业的发展只能靠自身经营，像蚂蚁搬家一样聚沙成塔。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发达程度与全球资本对中国的追捧是不相适应的。如何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这将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净化资本市场，遏制非市场力量，培育理性自律的经济主体。在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主体的证券市场上，企业上市发行由监管机构审批或核准。围绕市场准入权必然集聚形成强大的非市场力量，发生大量的公共权力寻租行为，堵塞社会资本和急需资本的企业群体之间的通道，导致全社会资本流动不畅，降低资本配置的整体效率。资本市场由此也成为非市场力量盘踞的重要堡垒。证监会2004年推出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为监管机构从审批或核准制迅速过渡到督查制，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的监管者奠定了基础。市场监管者应不参与任何实质性的交易行为，与市场中的各类经济主体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唯一的任务就是通过事前规范，事中监督、事后检查来净化市场，建立对资本市场经济主体的刚性市场约束，保持社会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顺畅、高效流动。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必须以自己的资本实力来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接受市场竞争。什么样的资本实力，就进入什么样的市场，要防止小马拉大车。经营不善，资本实力下降，就要淘汰，要防止跛牛拉车。这样，企业是否上市，何时上市，发行多少，完全成为理性自律、且受到严格的市场约束的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力量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其次，做好市场体系的整体规划，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要建立创业资本市场。证监会近期推出了中小企业板块，这是历史性的，填补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巨大空白。中小企业板块的建立对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比主板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主板市场的发行者，大都属于大型优质客户，在任何条件下筹措资本性资金都没有困难，主板市场主要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市场约束机制上发挥作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商业计划启动阶段就需要创业资本支持，这只能依靠风险投资机构来提供支持。没有中小企业板块，风险投资机构的创业投资就难以兑现，也就无法进入正常的经营周转，最稀缺的创业资本就无法流动起来，也无法形成资本追逐知识，创新创造财富的市场格局。
最后，资本市场的加速发展问题与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选择问题。随着1999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限制的废除，混业经营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不容置疑的是，对国内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而允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混业经营的金融巨腕进入，实际上是给予国内金融企业非国民待遇，对于中国金融业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也不利于国内银行业改革。在国内监管机构逐渐引入先进的监管方法，国内商业银行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充实资本的情况下，允许资本充足率达标、公司治理结构健全、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商业银行率先混业经营，进入国际金融业中利润丰厚的资本市场，一可以迅速满足民营企业的资本需求，更快地启动中小企业板块，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速；二可以在外资银行完成本土化之前，完成国内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在最具有前途的创业资本市场上确保民族金融业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资本市场充分市场化后，在全社会资本支持下的创业大潮能够激发多少经济潜能，经济潜能的释放将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增加的社会财富集聚形成的社会资本又将支持多么庞大的创业大潮，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如何高效率地推动中国经济繁荣，将超乎任何精英的想象。
总的来看，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沿着邓小平同志确定的渐进式改革路径稳健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国赢得了第一轮经济增长，全国解决了温饱问题；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开放，与1998年住房分配市场化相呼应，中国赢得了第二轮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全国步入小康社会。更加坚定地、全面地推进资本和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民营经济、农业将在全社会资本的支持下加速发展，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新的主引擎，在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泡沫问题的同时，释放出空前巨大的经济潜能，赢得第三轮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将以更快的速度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实现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部分人士对资本和土地配置的市场化可能削弱国有经济或农民生计存在担忧，这就象担忧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国家粮食不够或农民吃不饱饭，外资进来赚钱国人没钱赚，住房分配市场化后老百姓没房住一样，纯属杞人忧天。资本和土地配置市场化，将实现稀缺的资本和土地资源向经济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和农业发展的资本积累问题，可以迅速把中国的产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城镇和农村的共同繁荣，城镇居民和农民生活的共同改善将有更加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将由此进入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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