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手论文,机制论文,案例论文,战略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1-0048-18
[修回日期：2013-12-20]
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对于联盟为何缔结、持续和瓦解的问题已经多有探讨。然而，关于一个国家在面对对手联盟时的政策反应和战略选择的探讨并不充分。当面对一个针对自己的联盟时，一个国家可以考虑削弱或瓦解对手联盟(即分化对手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考虑阻止某中立国成为对手的盟友，让对手联盟中的某些国家不参与针对自己的对抗而保持中立，甚至让对手联盟中的某些国家退出联盟后成为自己的盟友。由于分化对手联盟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从学理角度探讨分化对手联盟的含义、战略和机制，并辅之以现实案例的剖析，以便深化我们对这一重要国际关系现象和国家行为的理解。
一 关于分化对手联盟问题的既有研究
分化瓦解对手联盟的观念与实践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军事和外交战略的悠久历史中去。比如，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就提出了“亲而离之”的战术，其核心思想是，当敌人内部团结时，就对其进行离间，使敌人从内部瓦解。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也对这种理念有所论述，比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当一个国家进行外部制衡时，既可以增强和扩大自身的联盟，也可以“削弱和缩小敌对联盟”。①基于联盟可信性(credibility)的研究也表明，许多联盟在面临内部纷争和外部压力时可能出现联盟承诺不可靠的问题，一些联盟中的盟友在危机和战争发生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违背承诺。②然而，无论是在军事战略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于一国应采取哪些手段分化对手联盟以及需要怎样的条件确保其成功这些问题，都缺乏系统的论述，这一点从联盟政治领域的文献积累中得到反映。
在国际关系领域，如何应对甚至分化对手联盟的问题属于联盟理论研究的范畴。传统上，有关联盟政治的研究主要关注三类问题。第一类研究关注的是结盟的动力，尤其是联盟从产生、维持到瓦解的原因和机制。比如，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制衡(balancing)还是追随(bandwagoning)是联盟形成的主要原因存在长期的争论，并且至今尚无定论。第二类研究涉及联盟的内部管理，即联盟如何维系以及盟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比如，近年来一些代表性研究考察了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因素以及联盟内部困境对联盟行为的影响等。第三类研究考察的是联盟的后果，也就是联盟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以及国际政治的总体后果，其中关于联盟是否有利于体系的稳定性以及是否会促成战争等问题尤为受到关注。③尽管这些研究或多或少能够为我们理解分化对手联盟提供一些知识基础，但其中的论述是零散的、间接的，而不是系统的、直接的。尽管一些研究者也关注了联盟的瓦解和破裂，但是他们主要从集体行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考察联盟瓦解的原因，而很少注意到联盟的对手可能采取分化联盟的战略。④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大量的联盟政治文献中找到少数几项与分化对手联盟有关的研究。在《联盟政治》一书中，格伦·斯奈德(Glenn H.Snyder)对“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战略有所论述。他认为历史上的德国是这一战略最积极的推行者，主要措施是向对手联盟中的某个成员施加压力来表明该联盟的弱点，或者向对手联盟中的某个国家发出与之结盟的邀请。不过，斯奈德认为这样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⑤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在其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一个国家运用所谓的“联盟制衡战略(alliance balancing strategy)”来分化对手联盟、团结己方联盟的行为。泉川认为，“联盟制衡战略”是对奖励(reward)和强制(coercive)两种手段的运用，而一国到底是选择使用奖励还是使用强制主要取决于其奖励能力(reward power)和联盟内的安全依赖程度。⑥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时，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注意到了秦国使用“分而治之”战略瓦解反秦联盟的实践，她指出“秦国制定了‘连横’战略，通过威胁和贿赂的方式使其他诸侯国相互攻击，以阻止或拆散‘合纵’联盟，并进而以压倒性的力量各个击破”。⑦斯坦茜·戈达德(Stacie E.Goddard)研究了俾斯麦时期普鲁士规避制衡联盟形成的历史经验，她认为普鲁士的成功是因为它采取了所谓的“合法化战略(legitimation strategy)”，即在言辞上利用公认的规范和规则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⑧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Crawford)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可以采取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ies)”破坏针对自己的潜在或实际联盟。⑨楔子战略的目的是让对手联盟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加入自己一方、保持中立或者不直接与自己发生冲突。克劳福德认为楔子战略主要通过选择性安抚(selective accommodation)的手段实施，具体有绥靖(appeasement)、补偿(compensation)和担保(endorsement)等三种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要是历史学者)并不致力于提出分化对手联盟的理论，而是着重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比如，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曾对美国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有过专门分析。⑩
既有研究虽少，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启发。这些研究表明，分化对手联盟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能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当前联盟政治研究领域忽视了既定联盟可能遭到对手分化瓦解的现象。当然，从以上概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已有的数量有限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待这一问题的切入角度、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案例使用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此同时，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只有加以解决才能推进分化联盟问题的研究。
第一，既有研究提出了分化对手联盟的一些战略，但是这些战略缺乏必要的类型化，因此既不完整也不准确。比如，斯奈德所说的“分而治之”只是分化对手联盟的手段之一，而且如果考虑到欧洲国家体系以外的历史经验，其成效远比斯奈德的论述要乐观。泉川康弘将一国使用的战略区分为奖励和强制两类，这一分类在理论上非常粗略，在实践中也缺乏必要的操作性。克劳福德区分了选择性安抚和对抗两种战略，尽管他将前者具体化为绥靖、补偿和担保三种方式，但是基本否定了使用对抗手段(或强制性手段)的作用，由此使得他的研究忽略了许多重要的战略类型，比如颠覆和征服，而这些战略在历史上有大量的成功案例。(11)
第二，上述研究没有厘清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成功的条件，因此无助于我们比较这些战略的优劣及其作用机制。泉川康弘讨论的问题是一国倾向于使用何种战略，而非何种战略更有可能成功。由于研究主题的限制，许田波主要对战国末期秦国分化瓦解反秦联盟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并没有分析这些战略成功的原因和条件。戈达德指出了合法化战略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但是这些与其说是战略成功的条件，不如说是战略实施的表现。而且，她的研究关注的是使用言语层面的自我辩护来规避制衡的战略，没有考虑俾斯麦采取的具体军事和外交实践的作用。(12)克劳福德的研究简单地认为选择性安抚战略更容易成功，但是没有揭示这些战略为何成功以及成功需要怎样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第三，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多依据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经验，然而，由于这一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本身能够为我们展示的联盟政治经验并不丰富。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摆脱西方中心、扩展历史视野的呼声，(13)但是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这种努力还没有促成系统性的研究出现。实际上，在历史上的东亚、拉美和非洲等地区性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国家(或准国家)间联盟，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分化对手联盟的实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分化对手联盟现象，丰富联盟政治的案例库。
从上述回顾和评论可以看出，当我们在关注分化对手联盟这一现象时，需要回答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国家主要通过哪些战略来分化对手联盟？其次，这些战略为什么会发挥作用？再次，这些战略在怎样的条件下最有可能成功？最后，这些战略在怎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一国分化对手联盟的战略行为进行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解释框架；与此同时，为了验证这一解释框架的效力，我们既要考察分化对手联盟的成功案例，也需要考察分化对手联盟的失败案例。
二 分化对手联盟的战略和机制
面对对手联盟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一个国家可以采取主动措施，削弱、阻碍和分化针对自己的实际或潜在联盟，我们将这种战略称为“分化战略”(strategy of division)。那么一个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战略分化对手联盟呢？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综合运用各种战略资源、手段和行动。不过，从分析的角度考虑，我们在分析国家的战略行为时必须将一种战略与另一种战略区分开来。区分意味着建立类型化(typology)，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国家战略进行必要的分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逻辑上可能的战略类型，也要根据现实加以选择和缩减。(14)
(一)分化对手联盟的战略类型
当面对对手联盟对自身生存、安全和发展构成的挑战时，一个国家为了避免陷入孤立、最大限度地削弱主要对手，可能希望运用战略手段达到以下战略效果：第一，阻止对手的潜在结盟者加入对手联盟。第二，促使对手联盟的成员在对抗时保持中立。第三，吸引对手联盟的成员在对抗时转而支持自己。第四，吸引对手联盟的成员加入自己领导的联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个国家采取积极的分化战略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中的某一项，最低目标是阻止对手联盟因为吸纳新成员而变得更强大，最高目标则是削弱对手联盟的同时扩大自己的联盟，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向己方倾斜。
那么分化战略究竟由哪些具体的战略手段构成？回顾泉川和克劳福德所做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倾向于采取两分法来描述对手联盟的战略：强制与奖励、威逼与利诱、胁迫与许诺，简言之，大棒与胡萝卜。这样的概括简洁而清晰，然而国家在分化对手联盟过程中所施展的具体战略手段远比这种概括更加丰富。在此，我们先接受这一两分法，并且分别用合作性战略(cooperative strategies)和对抗性战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来重新表述。但是，仅仅这两组战略并不足够，因为它不能涵盖第三种在逻辑上可能、在现实中的确出现过的战略形态，即观望(wait-and-see)战略，也可以称之为“不作为(doing-nothing)”战略。无论是泉川还是克劳福德，包括其他研究联盟政治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战略的存在及其作用，因此我们先对这一新增战略加以论述。
观望/不作为意味着暂时缓解向对手联盟中的各方施加压力，等待该联盟因内部矛盾而削弱、破裂。观望/不作为是介于合作性战略与对抗性战略之间的一种战略形态，然而，观望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地等待，而是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战略。之所以采取这一战略，是因为外部安全威胁的凸显是联盟缔结和维系的基础，联盟内的国家虽然原本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会因为外部威胁的显现而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但是，当外部威胁消失或者显著削弱时，联盟存在的价值会大大减弱，而原本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会让联盟变得难以持续，至少让联盟义务变得脆弱。如果一个国家明白自己施加的安全压力是对手联盟保持团结的原因，而且又希望让对手联盟内部本来就很脆弱的凝聚力降低，那么它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缓解向对手联盟中的两个或多个成员施加的安全压力，或者完全停止具有挑衅性的行为，或者将战略重心转向对手联盟之外的第三国，让对手联盟的内部矛盾爆发出来。简言之，脆弱的对手联盟只是因为一个更加强大而紧迫的敌人联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联盟，与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不如放松对它们的逼迫。
除了增加观望/不作为这一不为既有研究所注意的战略类型之外，本文还试图对合作性战略和对抗性战略进行更细致的类型化，试图为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讨论增加新的知识。笔者认为，合作性战略和对抗性战略还可以根据战略实施和资源投入的程度分别划分为三种子战略(sub-strategies)：前者包括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缓和(rapprochement)和利诱(bribery)三种子战略，后者则包括威逼(compellence)、颠覆(subversion)和征服(conquest)三种子战略。
安全保证意味着满足次要对手的安全需求，保障其基本安全，具体实施方式可能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协议，也可以是以联盟的形式稳定双方关系。一国与他国缔结联盟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对于那些中小国家而言尤为如此。在以大国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只能在安全上依靠于某一大国。因此，当某个国家希望分化对手联盟中的较小国家时，可以尝试使用通过提供安全保证的方式将它分化出来，使其在自己与主要对手的竞争中保持中立或倒向自己一方。当然，安全保证战略能够成功的前提在于，自己与次要对手之间的利害冲突仅仅局限于安全，而通过提供安全保证能够完全满足对手的安全预期。如果次要对手加入对手联盟是为了获取安全之外的目标，比如领土和势力范围等，那么安全保证不一定能够将其分化出来。通过提供安全保证战略分化对手联盟的典型案例是，战国时期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对离秦国较远的国家实行拉拢，承诺不进行侵略，并且秦昭王派遣使者与齐国结盟，对周围国家却积极打击。
缓和是指与敌对一方达成谅解，具体表现为军事上采取消除敌对行动的措施(临时或长久的)，政治上相互承认对方、解决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从而削弱其继续留在对手联盟中的动机。缓和可能是一方主动采取的单方面措施的结果，可能是双方共同协商和谈判实现的，也可能是在第三方的斡旋和调解之下达成的。缓和潜在地包含着利益的让与和补偿，(15)希望缓和关系、将他国争取到自己一方的国家尤其需要主动采取补偿措施。当然，补偿只是缓和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因为缓和的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心理等多个维度，比如高水平的缓和意味着承认对方的存在，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公元前287年，苏秦召集齐、燕、韩、魏、赵等国联合攻秦，秦国为瓦解联军，答应废除帝号，将以往侵占的领土归还给魏、赵，从而导致攻秦联盟的夭折。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调解下缓和关系，从而使埃及退出了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联盟，这是通过第三方调解达到缓和关系、使某一国家不再加入反对本国的联盟的当代案例。(16)
利诱是指针对对手联盟中的次要对手进行让步和妥协，满足其利益诉求，包括给予领土、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以便使其暂时放弃与本国的对抗。如果说缓和包含着敌对关系的缓解，那么利诱仅仅是敌对关系的维持(如果不是继续升级的话)。利诱意味着安抚潜在和实际对手，使其暂时在与本国的对抗中保持中立，比如二战之前德国通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分化了可能针对自己的潜在联盟。
威逼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实施制裁来迫使次要对手退出对手联盟。使用威逼手段意味着用武力或制裁相威胁，以便使对手联盟的某一成员退出该联盟，或者至少在与自己的对抗中保持中立。这不是一种实际使用武力的战略。在对手联盟可能针对自己的情况下，向其中的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表明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和承受的代价，使之退出对手联盟，或至少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泉川所说的强制性离间(coercive wedging)和克劳福德所说的对抗都是指使用制裁与威逼的手段进行分化。
颠覆是指分化某一对手的国内政治联合(domestic coalitions)，支持与自身友好的力量上台，从而使其在竞争中站在自己一边。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关于国家无法及时有效地制衡严峻的外部威胁的研究表明，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即使是在面对外部威胁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7)一般而言，强弱国家组成的联盟中，处于持久安全威胁中的弱国国内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取决于与该强国的联盟关系，强国可以支持倾向于对自己友好或可以维持联盟关系的政权，反对与自己疏远的政权。颠覆这种分化瓦解战略针对的是目标国的国内政治联盟，它们可能是掌权派中主张与自己保持友好的力量，也可能是试图借助外部力量上台的政治反对派。美国无疑是使用这种手段最为熟练的国家，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美国提供了通过颠覆手段扶植亲美政权、瓦解反美联盟的众多案例，这些案例显示出实现目标的手段可谓多种多样：根据从隐蔽到公开、从间接到直接的程度排列，包括资助非政府组织和精英团体进行渗透活动、为对象国反对派赢得选举提供资金和培训、扶植和策动对象国反对派进行颠覆以及美国中情局采取秘密行动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多次在幕后支持的“颜色革命”，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等，推翻了目标国国内的亲俄政权，建立了亲西方的政权，进一步削弱了独联体的力量。当然，正如下文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俄罗斯面对美国的分化措施时也试图采取反措施，通过支持独联体国家的国内亲俄力量重新获得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征服是指在对手联盟对自己发动整体进攻之前用武力解除该联盟中的某个国家对自己的威胁，这是一种成本高昂、危险性大的手段，因为它意味着对可以争取的对手使用武力，如果不能使其立刻屈服，反而会促使其与对手联盟中的主要对手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主要对手会对次要对手进行支持，因此，成功的征服应该是在主要对手对次要对手提供支援之前进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曾经领导七次反法同盟，但是前六次都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反法同盟屡遭失败，是因为拿破仑通过战争手段实现了对反法同盟中的一些国家的征服和兼并，从而消除了部分国家留在反法同盟中的可能性。比如，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中，拿破仑很快打败了俄国和奥地利联军，从而迫使普鲁士与法国签订联盟条约，并向之前的盟友英国宣战。
至此，本文提出了分化对手联盟的主要战略类型，根据它们从合作到对抗的程度差异进行细分，如图1所示。在这些战略中，安全保证、缓和及利诱是合作性政策，而威逼、颠覆及征服是对抗性政策，观望则是一种中间选择。与此同时，上文的论述也表明这些战略在现实世界中都有着成功的案例与之对应。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手段的使用都可能不是孤立的，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国家为了达到战略目的可以综合使用多种手段。
图1 分化对手联盟的主要战略
(二)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成功的机制
区分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类型仅仅解决了研究问题的一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厘清这些战略成功的条件和机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有的战略成功，有的战略失败？为什么一些战略在有些情况下成功了，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失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才具有实践意义和政策价值。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假设一种简单的情景——A国面对的是B国与C国结成的联盟，其中，B国是主要对手，C国是次要对手。在竞争和对抗中，A国的优先考虑是将C国从对手联盟中分化出来，以集中精力应付主要对手B国。正如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一样，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到A国实施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效果，比如实力对比、地理位置、政权类型、联盟的凝聚力等。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将影响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成败的因素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手联盟的属性；二是战略实施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三是对象国的自身属性。从对手联盟的属性角度考虑，最有可能影响战略实施效果的是对手联盟的内部关系，即对手联盟是对称性联盟还是非对称性联盟，因为这种内部关系决定了次要对手退出该联盟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是双方实力差距较小的对称性联盟，双方都是相对自助和独立的行为体，安全依赖程度会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合作性手段分化的成功率会高于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成功率。与此同时，联盟内部的政策一致性也会影响到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致性较高的联盟的内部关系更为紧密，而对于一致性较低的联盟，其内部矛盾更可能为对手的分化战略所利用。
如果战略实施国与其对手联盟中的对象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性质是利害冲突，尤其是涉及核心利益的冲突，比如存在领土争端、威胁到彼此的政权生存等，那么分化对手联盟的可能性较小；而双方关系不涉及核心利益冲突，则分化的可能性较大。实施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主要由双方实力对比(power parity)、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以及历史上的敌对程度决定。
与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最相关的对象国的属性是国内凝聚力(domestic cohesion)，通常凝聚力低的国家比凝聚力高的国家更容易分化。国家凝聚力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比如政权脆弱性(regime vulnerability)、政权类型(regime type)、国家能力(state power)等。(18)考虑到分化瓦解对手联盟主要涉及领导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尤其是领导人获得的国内支持以及领导集团的凝聚力，我们可以通过对象国的国内政治联合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国内凝聚力的强弱，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不同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通常决定了国家的政策走向。通常凝聚力较低的国家存在多个竞争性的国内政治联合，利用这些国内政治联合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争取其中一些政治势力并且帮助它们上台是分化对手联盟的常用手段，这也属于利诱的一部分，只是针对的对象不是一国政府，而是该国的国内政治行为体。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联盟内部关系、实施国与对象国之间利害冲突和对象国国内凝聚力这三个变量都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对手联盟的内部关系取决于双方实力强弱，实施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可能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地理邻近性以及历史上的敌对程度决定的，而国内凝聚力则取决于政权脆弱性、政权类型、国家能力等诸多因素，但是纳入过多变量只会使研究变得复杂而难以把握。从本文研究主题出发，我们只考察与分化对手联盟直接相关的因素，而对于这些因素本身的决定因素，则会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进行论述。
以上对影响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由于这些因素之间本身也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需要对这些相互作用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以便区分其中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或者将它们整合到一个连贯的逻辑链条上。在上文中，我们列举了每种战略类型的相应案例，然而，对于这些案例中联盟瓦解或失效的具体原因，仍然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比如在一战前意大利退出与德国组建的轴心国联盟的案例中，意大利退出该联盟的主要原因到底是其本身不愿卷入战争还是英法对其进行利诱拉拢本身就存在争议。(19)因此，从案例本身来讨论我们很难判断该案例中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也难以判断哪些因素在影响战略实施的成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笔者曾对1816～1989年间双边联盟瓦解的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20)联盟瓦解的原因被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联盟维持条件，包括威胁程度、文化背景和冲突历史；第二类是抛弃联盟的成本，包括贸易水平、领导人声誉、联盟中是否包含超级大国以及政权类型；第三类是背景因素，包括国际结构、地理位置、战争经历、冲突经历以及违约记录。依靠“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简称ATOP)”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定量检验发现，最可能导致瓦解的因素有外部威胁上升、盟友中不存在超级大国、联盟在存续期间经历了战争或冲突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表明，当联盟无法给其中的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带来额外的安全，反而使这些国家在潜在或实际的冲突中担负较高的成本时，联盟最有可能分崩离析。
图2 分化对手联盟的机制
尽管分化战略仅仅涉及联盟瓦解的一个方面，不过对联盟瓦解的普遍原因的考察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分化对手联盟战略发挥作用的原因和机制。从理论角度考虑，之所以分化战略能够成功，有两项重要的机制(如图2所示)：一方面，国家具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也就是说，国家通常会选择带来收益、规避损失的战略，在损失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另一方面，联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的存在增强了这些国家的风险平衡意识，由于一些国家担心卷入到不必要的冲突中，或者在冲突中遭到较强盟友的抛弃，因此对联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会导致联盟在部分成员受到外部压力或诱惑时会变得松散甚至走向瓦解。
三 俄罗斯的分化对手联盟战略
考虑到分化对手联盟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寻找当下现实中的经验，以便表明这一战略的现实性及其成功的要素。之所以强调案例选择的现实性和当代性，是因为冷战后我们面对着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美国是体系中盟友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有能力吸纳盟友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对手联盟的难度极大，且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见。不过，俄罗斯在冷战后阻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加入北约的经验不仅提供了反面案例(分化战略失败的案例)，也提供了少量但重要的正面案例(分化战略成功的案例)。
(一)北约扩张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
冷战结束后，亚欧大陆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瓦解，中东欧地区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面对这一机遇，美国很快试图填补权力真空，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影响。在这一进程中，北约东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手段。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北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曾经引起过争论，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少有关北约为何得以维持的解释。(21)无论从学术上可以提供多少种有关北约为何延续和扩大的解释，美国维护和扩张霸权的战略考量无疑是难以排除的重要原因。当冷战结束之初北约何去何从的问题出现之后，美国为北约设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即从原来的军事同盟逐渐转变为军事政治同盟，扩大其任务范围并且吸纳新的成员国。(22)1994年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计划，核心内容是制定北约东扩时间表，启动北约东扩进程。1999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2004年，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七国随后加入。2009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成员国增加至28个。
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以及扩展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是美国力推北约东扩的主要原因。(23)显然，北约东扩对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压力。在推进到波罗的海三国之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已经荡然无存，俄罗斯的后院成为北约的前线，这使得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大大挤压。北约东扩使得俄罗斯丧失了近千公里的战略纵深，恶化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与此同时，北约东扩也削弱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09年以来，北约并没有停下东扩的脚步，而是将目光瞄准了俄罗斯的后院——独联体。对俄罗斯来说，只有守住独联体这个最后的屏障，才能阻止北约对它的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美俄对独联体国家的争夺愈发激烈，俄罗斯分化美国、北约与独联体国家潜在联盟的任务也非常紧迫。
俄罗斯为了阻止周边国家加入北约，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俄罗斯在外交上始终对北约东扩持强烈的批评立场，声称北约东扩威胁到本国安全。(24)其次，俄罗斯积极重整军备，加强军事威慑，提高战备级别。(25)最后，俄罗斯试图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拉拢，大力发展与独联体“核心国家”的战略关系，推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向军事政治同盟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具有离心倾向的“古阿姆”集团(GUAM，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成的区域集团)实施打压政策，积极推动“欧亚经济空间”，给独联体国家经济“输血”。在大国外交上，俄罗斯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外交，积极改善与美、欧的关系，同时加快构建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防止西方势力对中亚的渗透。(26)除了上述战略布局外，针对美国极力拉拢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俄罗斯更是采取合作与对抗相结合的战略，中止了两国加入北约的进程，成为重要的单极体系下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施展和取得成效的成功案例。
(二)俄罗斯阻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努力
在格鲁吉亚的案例中，俄罗斯主要运用对抗性手段来达到迫使格鲁吉亚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同时，这一手段改变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对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风险判断。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与黑海结合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独立后，俄格关系受到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领土争端、俄格领土争端、俄格经济矛盾等问题的影响。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成为新一任总统。萨卡什维利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态度，两国就撤军问题、经贸问题、“间谍”问题等进行了持续交锋。同时他极力促成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这与美国继续推进北约东扩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美国和北约在政治上支持萨卡什维利政府，鼓励其抗拒俄罗斯的压力，同时通过军事互访、反恐合作、军队训练和财政援助提供具体支持。由此，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步伐也日益加快：1999年，格鲁吉亚提出了加入北约的要求，并于2002年11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2006年9月底，北约决定将格鲁吉亚提升为“密切对话”伙伴国。萨卡什维利还表示格鲁吉亚将于2008年加入北约。
2008年7月，南奥塞梯的形势急剧恶化。同年8月，格鲁吉亚试图采取武力统一南奥塞梯，结果导致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引发了俄格“五天战争”。最终格鲁吉亚惨败，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这种结果是格鲁吉亚没有预料到的，为了报复，格鲁吉亚于8月18日退出独联体，并于9月2日宣布与俄罗斯断交。俄格冲突后，北约重申了吸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承诺，并敦促俄罗斯立即从冲突地区撤军。
但是，俄格战争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在这次战争之后，一些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也指出，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具有阻止其加入北约的强烈动机，而且也达到了这一效果。(27)这主要是因为，俄格冲突使两国领土争端激化，这与北约成员国不存在领土争端的规定冲突，而且俄格冲突使格鲁吉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安全的纯粹“消费者”而非“生产者”(28)。与此同时，俄罗斯早已设定了禁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红线，一旦北约接纳格鲁吉亚，势必会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对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美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这也是俄罗斯表达成为战略上的独立一极和保护自身势力范围的行动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对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也产生了分歧，导致这一问题至此搁置下来。
与格鲁吉亚的案例相比，在乌克兰的案例中俄罗斯既运用了合作性手段进行拉拢，也运用了对抗性手段施加压力。这一案例还突出反映了在分化对手联盟以及国家间关系变化中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因为乌克兰最终选择放弃加入北约的重要原因在于亲俄力量在乌克兰国内再次占据上风。
乌克兰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南邻黑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被视为五个“战略支轴”国家之一。(29)库奇马(Leonid Kuchma)执政期间，乌克兰实施东西方平衡外交，同北约的关系稳步发展。1994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中第一个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1995年乌克兰与北约宣布双方关系进入“深化和扩大合作”阶段。1997年，北约在基辅成立全球首家信息中心。同年7月，乌克兰与北约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宪章》。1999年，北约正式指定乌克兰的亚沃里夫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训练中心”。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中，亲美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通过“橙色革命”最终当选总统。在尤先科担任总统的六年期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步伐越来越快。仅在2005年乌克兰与北约就进行了三次高层会晤。2006年，北约秘书长称乌克兰可能于2008年加入北约。乌克兰对此回应称，乌克兰将在三年内做好加入北约的准备。2007年2月，北约提出，两年后格鲁吉亚、塞尔维亚、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可能的。同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同意支持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加入北约。2008年，乌向北约正式提出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Membership Action Plan)”的申请。尽管2008年北约峰会没能使乌加入北约，但北约表示将审议这一申请。
面对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积极拉拢，俄罗斯一开始采取了打压政策。俄罗斯利用能源和电力供应上的绝对优势，迫使库奇马在2000年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塔拉修克(Borys Tarasyuk)的职务。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普京先后两次在总统选举前访问乌克兰，公开支持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2006年，普京导演了“断气危机”。2007年更是在乌克兰议会与总统权力之争中与美国对抗。2008年，俄罗斯警告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俄可能不得不将战略核导弹对准乌克兰。而俄格冲突也被看做是俄罗斯警告乌克兰的方式之一。(30)俄罗斯更将着力点放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中，希望反对派能够战胜尤先科上台执政。2010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亚努科维奇战胜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成为新一任总统，他上任伊始就宣布乌克兰将继续与北约合作，但会奉行不结盟政策。同年7月15日，他签署了议会通过的《对内对外政策原则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本国的不结盟地位，从而排除加入北约等军事集团的可能性。
(三)俄罗斯的分化战略为何取得成功
尽管在北约东扩进程中，多数时候俄罗斯的处境显得非常被动，未能阻止大多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但目前来看确实中止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考虑到单极体系下美国及其盟友具有的强大实力和吸引力，俄罗斯在结构压力下能够取得些许成功也显得殊为不易。
在阻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过程中，俄罗斯更多地采用了对抗性战略，并最终通过军事进攻的强制战略取得成功。当然，俄罗斯也采取过合作性战略，希望将格鲁吉亚纳入自身的战略轨道，包括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同格鲁吉亚签署安全协议，在格鲁吉亚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并且促使格鲁吉亚加入了独联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31)俄罗斯也曾使用经济手段利诱格鲁吉亚，但是收效甚微。最终俄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格鲁吉亚变得老实”。(32)相比之下，俄罗斯较为轻易地分化了乌克兰同北约的潜在联盟。
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并且从上文所述分化对手联盟机制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成功阻止两国加入北约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和北约的安全并不依赖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双方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将这些国家纳入北约并不是出于防御性目的，而是扩大既有联盟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北约并不愿意在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中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因此，当俄格战争爆发之后，“北约并没有为格鲁吉亚提供集体防卫的意愿”。(33)甚至，北约认为这些可能成为俄罗斯打击目标的国家会增加其卷入冲突的风险，因此北约内部也对是否吸纳格鲁吉亚产生了分歧。第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存在着重大利害冲突，但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且地理上临近，因此俄罗斯可以非常容易地运用军事手段对其施加强制性压力。当然，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并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加上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在文化传统上渊源甚深，因此乌克兰公民加入北约的愿望并不迫切，反对的声音反而日益高涨。(34)第三类是从对象国的国内政治看，萨卡什维利任期内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遇到极大的麻烦，国内支持度不高，因此很难凝聚民心并与俄罗斯作坚决的斗争。就乌克兰而言，其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对立非常严重，加上尤先科政府政绩惨淡，亲西方派在国内的支持日益减弱，这为后来亲俄力量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35)此外，乌克兰国内对摇摆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通过地区安全合作、中立化或者“新欧洲-大西洋主义”都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36)
俄罗斯分化北约与东欧、独联体国家潜在联盟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而且过程复杂曲折。在这期间，俄罗斯既有成功的经历，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为我们研究联盟分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无论是格鲁吉亚案例还是乌克兰案例都清楚地表明，影响国内政治是分化对手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对方国内形成支持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对方才会坚定地站在自己一方，或者至少不会轻易转投到对立的阵营中。总之，要想成功分化对手联盟，需要根据双方战略利益和战略关系综合使用不同类型的手段的组合。
四 结论
在国际政治中，导致联盟破裂、瓦解或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共同威胁的消失导致联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盟友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导致内部分歧难以弥合而陷入争斗。同时，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联盟本身所针对的国家也具有相当的能动性，会综合使用合作、对抗和观望等不同手段加以应对，从而影响联盟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使自身在与该联盟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本文揭示了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基本类型、实施条件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从理论角度深入理解一国在面临对手联盟的情况下如何积极主动地阻止、破坏和削弱对手联盟显然是有帮助的。考虑到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文献较多关注联盟形成、维持和瓦解的外在因素，而对联盟/反联盟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成效缺乏重视，本文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激发更多的学理探讨。
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无疑也对思考当前中国的对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转型提出了各种理论思考。其中，有关中国是否需要缔结联盟的讨论尤为热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改变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战略，转向积极地提供安全保障和缔结联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避免卷入到结盟中去。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坚持不结盟的政策，在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完全抛弃既有的政策宣示，也不太可能公开宣布与他国结成军事安全联盟。因此，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放弃不结盟战略的讨论的政策操作价值比较有限。当然，中国崛起面临美国所主导的联盟体系(尤其是其亚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一个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的束缚乃至遏制。尽管本文关于战略类型和机制的理论研究不一定可以转换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学理讨论与政策处方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弥合。
(本文的前期版本曾先后在2012年5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联盟理论与东亚秩序”研讨会和2012年12月8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盟理论与中国联盟战略”研讨会上宣读，林民旺、宋伟、孙学峰、徐进、周方银和其他与会学者提出了宝贵意见，节大磊、王薇、左希迎在后续修改过程中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另外陈永、董柞壮、迟永和刘志等同学给予了有力的研究协助，笔者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①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p.118.
②Brett Ashley Leeds,Andrew G.Long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Specific Threats,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4,No.5,2000,pp.686-699; 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01-827.
③有关联盟政治研究发展的最新评述文章可参见Patricia A.Weitsman,"Alliances and War,"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10。
④有关联盟瓦解原因的研究参见Stephen M.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Vol.39,No.1,1997,pp.156-179;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2007,pp.1118-1132。
⑤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337-338.
⑥Yasuhiro Izumikawa,"United We Stand,Divided They Fall:Use of Coercion and Rewards as Alliance Balancing Strategy," Ph.D.Dissertation,Georgetown University,2001,pp.2-25; Yasuhiro Izumikawa,"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Vol.22,No.3,2013,pp.498-531.
⑦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68.也可参见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⑧Stacie E.Goddard,"When Right Makes Might: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3,2008/2009,pp.110-142,
⑨参见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55-189；也可参见Timothy W.Crawford,"Wedge Strategy,Balancing,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 Security Studies,Vol.17,No.1,2008,pp.1-38。
⑩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7-194; 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Wedge' Strategy,1949-1955,"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Wilmington:SR Books,1989,pp.157-183.也可参见此书中文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章。
(11)克劳福德认为强制性手段的效果总是适得其反的，即不仅无法将某一个国家从对手联盟中分化出来，反而会使它更加依赖于对手联盟。参见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pp.161-162.本文认为将强制性手段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在逻辑和经验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12)戈达德指出了合法化战略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释放自我约束的信号、让敌对国家陷入言辞圈套(rhetorically traps)、利用敌对国家的核心原则和规范为自己辩护。参见Stacie E.Goddard,"When Right Makes Might: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pp.123-126。
(13)一些学者做出了借鉴非西方历史经验来补充、修正或否定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努力。比如，康灿雄(David C.Kang)有关古代东亚体系的研究，可参见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7-85; David C.Kang,"Hierarchy,Balancing,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2003/2004,pp.165-180。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等利用古代历史经验对均势理论进行检验的研究可参见William C.Wohlforth,et al,"Testing Balance-of-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2,2007,pp.155-185; Stuart Kaufman,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14)关于类型化的要求和操作程序的研究可参见Colin Elman,"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p.293-326。
(15)克劳福德关于选择性安抚的论述中包含了补偿(compensation)。
(16)Avi Kober,Coalition Defection:The Dissolution of Arab Anti-Israeli Coalitions in War and Peace,Westport CT:Praeger Publishers,2002.
(17)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8)为了简化讨论，这里也借鉴兰德尔·施韦勒关于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施韦勒将国内政治变量归结为国家一致性(state coherence)，本文则认为使用国内凝聚力这一概念更适合。施韦勒对制衡不足的理论解释可参见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2006。
(19)Francesco L.Galassi and Mark Harrison,"Italy at War,1915-1918," in Stephen Broadberry and Mark Harrison,eds.,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76-309.
(20)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31页。
(21)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 Security Studies,Vol.3,No.1,1993,pp.3-43; John S.Duffield,"NATO's Func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9,No.5,1994/95,pp.763-787; Robert B.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1996,pp.445-475.
(22)Richard E.Rupp,"NATO Enlargement:All Aboard? Destination Unknown," East European Quarterly,Vol.36,No.3,2002,pp.341～362.
(23)国内外学者对北约东扩原因的阐述有以下几种：一是克林顿政府想要获得国内东欧裔选民的支持，二是北约需要新的使命来维持继续存在的理由，三是东欧国家的安全需求，四是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再次崛起。参见Robert H.Donaldson,"The Enlargement of NATO:Issues for Russia's Security,"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10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February 20,2010; Michael MccGwire,"NATO Expansion:'A Policy Error of Historic Import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84,No.6,2008,pp.1281-1301。
(24)R.G.Gidadhubli,"Expansion of NATO:Russia's Dilemm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9,No.19,2004,pp.1885-1887.
(25)刘桂玲：《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举措及俄美关系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6期，第31-33页。
(26)Robert H.Donaldson,"The Enlargement of NATO:Issues for Russia's Security," 2010.
(27)Brevy Cannon,"Politics Department Russia Experts:Russia's Attack on Georgia Was a 'Judo Move' against NATO Expansion," February 3,2009,http://news.clas.virginia.edu/politics/x15049.xml.登录时间：2013年10月8日。
(28)Travis L.Bounds and Ryan C.Hendrickson,"Georgian Membership in NATO: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Bucharest Summit,"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22,No.1,2009,pp.20-30.
(29)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30)Stephen Blank,"What Comes after the Russo-Georgian War? What's at Stake in the C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Vol.30,No.6,2008,pp.379-391.
(31)毕洪业：《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格鲁吉亚》，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第62-67页。
(32)Roy Allison,"Russia Resurgent? Moscow's Campaign to 'Coerce Georgia to Pe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4,No.6,2008,pp.1145-1171.
(33)Travis L.Bounds and Ryan C.Hendrickson,"Georgian Membership in NATO: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Bucharest Summit," pp.20-30.
(34)顾志红：《普京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35)朱适：《试析两次乌克兰总统选举与乌国内政治危机》，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第75-78页。
(36)Mykola Kapitonenko,"Between NATO & Russia:Ukraine's Foreign Policy Crossroads Revisited,"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No.4,2009,pp.435-444; Sergei Glebov,"Concerning 'Strange' Relation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Vol.47,No.5,2009,pp.5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