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特质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学界，对传播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时有争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因为欧美是将它归类在社会科学。传播学是西学，它舶入中国，确实有一个学科定位的问题。尽管传播学已进入中国20余年了，但它的学科定位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遇到的是它和传统新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问题。一个由外植入的学科，如果它的学科定位都没有解决好，何谈对它的深入研究？何谈它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实际上，传播学是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许多学科都对人类传播现象展开研究，因而，就必然导致这门学科的边际模糊。1980年，被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施拉姆还感叹说，传播研究不过是各方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合场所”①（P107-113）。他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有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起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②（P9）这就说明，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不仅在中国是一个难题，在世界也是一个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美国的“传统学派”或“经验学派”，欧洲的“批判学派”，不论它们是着眼于微观还是宏观，都是把传播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社会成了实验场，人成了一种媒介，一种工具，一种元素，一种实验的对象。这受到欧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欧美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对人类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承袭和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从而使“科学”与“人文”逐渐剥离，学术文化形成“科学”与“人文”两个壁垒。这种分离，使“科学”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深刻领悟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探索产生隔膜，重物质追求而忽略精神升华，重技术进步而忽略人格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成了“超自然”、“超人力”的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人成了“科学”的奴隶，导致了人对文化的反动，人的“异化”和“物化”。西方的社会科学的建构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野无疑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和影响。社会科学效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试图精确地研究人类社会。它们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等，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而人文学科主要是研究价值问题的学问，关注的是人的尊严、涵养和思想境界等等，是作用于人的教化的。基本学科有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语言学等等，人文科学不是以量化的方式研究世界的，所以它不具有社会科学的那种“公度性”。事实上，这种分野只能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边缘学科越来越多，方法的运用也在借鉴打通，特别是人类的发展命运问题，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各类学科关注的焦点，因而不光是社会科学越来越具有人文色彩，即是自然科学也越来越渗入了人文精神。“天人合一”，成为科学研究的至高境界。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学科，西方将其归入社会科学，并用社会科学的范式来进行研究，照顾到了它某些学术特质，但忽略了它的人文特质，忽略了它的文化秉性，却不能不留下某些缺憾。
从中国的学术研究源流来看，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漫长，皇权至上、官本位等价值观主导社会，导致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萎缩，自由意识脆弱，文化人缺乏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因而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社会科学也相当匮乏，但人文方面的学问却因维持社会基本人伦秩序和统治的需要，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史学、文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等，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当西方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迅猛发展并逐渐构成体系的时候，中国依旧在闭关自守的历史环境中停滞不前，因此中国近代以来所产生和形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类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舶来、然后在中国的土壤上安营扎寨、得到发展的。
然而中国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环境是一脉相承的，几千年的沉积形成了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独特形态和质地，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思维习惯，形成了他们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独到的理解，也形成了中国文化人独特的学术思维。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也保存着本土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发生两极震荡，或全面西化，或固守国粹。但民族文化的惯性是难以遏止的，民族文化的魂魄是泯灭不了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及对其他学科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依然可见其传统的伟力。传播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到中国，是迟到的西学。它来到中国文化场，必须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尊重中国的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科特质将更为突出。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虽然有了根本性改观，但人治的影响还很深刻地存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学问”大都是琢磨“人”的，尤其是琢磨如何“治人”和“治于人”的，如何“役人”和“役于人”的，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文学独特的质地和意义。儒家文化融贯其中的中国人文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人”的学问，但它们都是以服从皇权统治和宗法统治为基本标的的。这种社会和文化的传播无疑也以此为核心，为标的。因而，研究中国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更应以“人”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传播，破解中国传播的文化密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的传播学。
探讨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构成西方文化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使西方的人文学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性解放精神。传播学形成于美国的20世纪40～50年代，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媒介的特有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探讨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学科的关系疏于社会科学，因而它的学科属性就更多地属于社会科学。它的工具性、技术性、公度性、模式化的研究范式就成为基本的研究范式。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是一种比较忽略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化。传播本质上是文化的传播，文化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传播的驱动力，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播，以人伦为本的中国文化必然导致以人伦为本的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社会的传播就无时无处不要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传播的质量，规约着传播运行的方向，决定着传播的结局。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伦理等级的人际因素在其中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如果一味地套用西方传播学的原理和模式，对中国传播的阐释总会残缺不全，总会停于浅表，只能在书斋坐而论道，而于实际无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播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是一门研究人伦关系的学问。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中国社会的传播质量，提升中国社会的传播层次，建立中国传播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播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下面就主要的几种表现作些分析。
首先，是形成了低俗化、人情化的传播质地。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是一门关于“关系学”的学问，从上到下，从官员到黎民百姓都尽力铺织自己的关系网。在中国社会，笼络人心，拉帮结派，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乃至朋比为奸，结党营私，都是人际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封建官场最讲“权术”，从皇帝到官员都必须熟谙此道，否则就难以存活，“玩权术”是中国封建官场人际传播的一种基本手段，官场成为社会最黑暗最龌龊的处所。在中国历代的历史典籍中，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都真实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的传播技巧、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而《红楼梦》和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则用文学形象描绘了这些现实场景。传播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也表现突出。市井是各色人等的集聚之地，鱼龙混杂，社会关系更为复杂。中国市民质量不高。古代市民有着农民或小生产者的灵魂，市民文化价值观虽然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但主流和本质还是孔孟的、宗法的、农本的，中国古代的城市由于受小农经济基础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只能成为封建政治和文化统治的中心。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小市民”还是市井间的居民主体，因而传播的层次和质量还是保持着相当多的旧的成色。王安忆在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对上海弄堂流言的传播有这样的描写：“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鲁迅先生十分痛恨流言，他曾身受其害，他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③（P151）这就证明“流言”这种形式不光是“市井”，在中国社会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传播形态，只是“市井”更甚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进行的，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河床上推进的。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时代中，假如我们党和政府不根治传统文化带来的弊端，放松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这种庸俗传播、人情传播及由此建立的人际关系将会瓦解掉我们的事业。传播低俗化、人情化同样影响着大众传播，因为大众传播是由人来操作的，是社会的一个重要部门和环节，人际传播是它的前提和基础。现在存在的有偿新闻现象、传媒寻租现象屡禁不止，传媒公信力缺失，有与其关系密切的文化背景。展江分析说：“中国媒体要警惕‘双重封建化’，什么是双重封建化？它是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媒体‘再封建化’的概念引申出来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去封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初期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却降临到它们身上。在一些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外乡人为乐。……不少记者招待会变成红包会，私利集团冒充公众利益在媒体出现。我们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④（P4-9）不管“双重封建化”这个概念提不提得科学，专家所分析的这种现象却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其次，是形成了皇权至上、权力本位的传播机制。传播质地是由传播机制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专制的传播机制，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皇帝是为所欲为的家长，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皇帝的自由。黑格尔曾从他的实体精神和个人精神相统一的原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家庭的精神”，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⑤（P126-131）这种专制机制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上行下效，下行上效，如一个模子所铸，各级行政长官，乃至每一个家族的“族长”，每一个家庭的“父亲”，都成了专制的传播主体，握有属下不由分说的话语权。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皇权至上、权力本位的传播机制。这种传播机制没有民主的因素，缺乏自由的精神，于是就缺乏尊重他人和自尊的人格，缺乏社会责任感，依附成风，裙带成风，欺上瞒下，形成一种主奴根性。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可怕的是“文字狱”，“祸从口出”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诫条，“犯上”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株连九族之祸。况且皇帝常常朝令夕改，自食其言，因而“伴君如伴虎”也是几千年中国人演绎不尽的教训。有据可考的一部中国历史，文祸从来没有断过，朝朝代代绵延不绝。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对司马迁实施腐刑，司马昭杀嵇康，北宋的庆历党争与乌台诗案，清雍正文字狱，近代康梁文字之禁与《苏报》案，等等，都是典型的案例。还有许多“莫须有”的案例，更是荒唐暴虐至极。汉武帝时大农令颜异死于“腹诽”即是一例。所谓“腹诽”，就是有不同看法不必有语言表达才算“诽谤”，只要表情有不满就可以指为“诽谤”。帝制被推翻后，现代中国社会在袁世凯、蒋介石等独裁者的统治下，文祸更为惨烈。现代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被害，都是“文祸”所致。当代中国在极左肆虐的年代里，封建的沉渣泛起，“文祸”也因之不断。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反彭德怀，尤其是十年“文革”，都是“文祸”，这说明彻底改变封建的传播机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封建的这种传播机制在中国现代大众传播中也残留着影响，十年“文革”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每张报纸的报眼都登一则“最高指示”，文章中的“最高指示”全用黑体字标出，大众传媒体现了充分的话语霸权，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虚拟的“红海洋”。从本质上说来，现代的新闻传播事业所秉承的价值观念和它应遵循的规律与封建的传播机制是不相融的，相抵触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艰苦较劲的博弈关系。现代新闻要求真实，客观，迅捷，要求像雷达一样地监测社会；而封建的传播机制则必定导致欺上瞒下，假话连篇，唯上唯官，阿谀奉承，吹牛拍马。1958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大众传媒就体现了封建传播机制的潜在影响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影响还残存未尽。比如在2003年关于“非典”的报道中，早期发生过重大失误。《人民日报》2月15日的报道《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大部分病人痊愈出院》就是一则假新闻，实际情况是如《羊城晚报》5月4日所报道的：“2月6日非典型肺炎已进入发病高峰，全省发现病例218例，当天增加45例，大大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2月12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宣布至2003年2月9日，全省报告病例305例，死亡5例；2月28日全省累计发生病例789例。”又如新华社2003年4月4日报道：卫生部部长张文康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止到3月31日，其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北京12例。而事实真相是：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⑥（P31-37）这些虚假新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
再次，是形成了以传者为本位，漠视受者，缺乏有效反馈的单向的、线性的、居高临下的传播向度和传播过程。以人伦为本的文化构成了层层叠叠的金字塔式的人际关系，形成了等级森然的人伦秩序，尤其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于是就形成了特有的传播向度和传播过程。从最高统治者来说，从古代的“圣旨”到当代的“最高指示”，都不容“臣民”有任何的异议，一旦表示异议，就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古代不用说了，就是当代的张志新、遇罗克，乃至刘少奇、彭德怀都难逃厄运。而各级官员也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君主”和“家长”，对上他们是“臣民”，必须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对下则独裁专断，为所欲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没有百姓说话的余地。这种传播向度和传播过程几乎体现在中国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中。大众传播也不例外，大众传媒只是人的“喉舌”、“耳目”的“延伸”罢了。在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中，能够像邹韬奋一样把读者作“上帝”的报人是不多的。即是在当代的新闻传播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几种现象比较突出。一是居高临下，训诫式的传播，如十年“文革”的传媒就是这样做的，似乎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受众永远是愚民，是机械的靶子，传媒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两报一刊”以及由“四人帮”控制的“梁效”、“初澜”、“石一歌”、“万山红”等署名的写作班子就是典型。新时期的新闻媒体，凭借着选择信息和理解信息的权力，凭借着节目内容的重大性和报道方式的严肃性，也一贯是保持“俯视”受众的态势的。二是胡编乱造，公然欺骗受众的传播。“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新闻传播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三是千报一面、千台一腔的传播。不去考虑受众的不同需要和不同要求，而是重复信息，浪费版面，一样的信息去面对各各不同的受众。四是媚俗的传播。媚俗，似乎是迎合受众的，实际上是为了传者的利益，为了发行率和收视率，而对受众缺乏责任感。尤其是色情凶杀之类的新闻传播，过滥过多，对青少年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传播向度和传播过程，缺乏反馈的环节，而没有真实、迅捷的反馈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传播，失控的传播。古代的皇帝闭目塞听，成为“孤家寡人”，比较有作为的则通过“采风”、微服私访等途径去了解民情，但也相当有限，一个王朝的覆灭常常是由于皇帝昏庸，耽于享乐，不知民情和国情，对整个局势失控所导致的。当代由于信息反馈还是薄弱环节，教训也是很多的。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假大空盛行，人们报喜不报忧，那些耀眼的新闻，那些统计的数据没多少是真实的，与实际相差甚远，凭这些反馈信息去决策，失控就是绝对的。在教育传播中，“满堂灌”教学中学生到底听了没有，听懂了没有，教师并不了解，这样的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家庭教育中，家长不尊重孩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等到孩子已经十分“仇恨”你了，甚至于要杀你了，还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用心良苦的，孩子这样做是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新闻反馈则是一假二慢，1958年大跃进、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的新闻，就是造假的典型，新时期发生的君子兰热、炒股热、炒地皮热、传销热、法轮功、“非典”等，也有新闻传媒推波助澜的因素在内。因而，建立科学、真实、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是改变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向度、完善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过程所必须做的工作，是提升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质量、提高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效率、实现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由上面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人伦为本的中国文化对中国传播的深刻影响，如果排除人文因素对中国传播进行研究，则不得其魂魄，不得其精髓，不能鞭辟入里。传播学进入中国亦有20多年了，但还很难有纵深的发展，还没有自己本土的学派和学术代表，这与它没有抓住中国传播的人文学特质密切相关。而没有抓住中国传播的人文学特质，它在本土就还没有一个落足点，就还没有一个附身扎根之地。因而，确认中国传播的人文学特质，无论是对于它的理论建设还是现实实践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认识中国传播的这些特点，使我们能有的放矢地深入地批判清理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丰厚遗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独特形态的文化，那么中国的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以往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或从媒介的角度，或从符号的层面去展开，结果是只在表层，只在现象，而不能看到中国传播内在的驱动力，它之所以形成如此质地的“遗传密码”。在研究中国传播的时候，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在某些角度和某些层面上可以借鉴，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更能运用于某些深层次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我们的统摄全局、直逼本质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
其次，认识中国传播的这个特点，能使我们合理利用中国传播的丰富资源，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比如中国现实的传播究竟存在什么长短优劣？其根由在哪里？了解中国传播的人文学特质，既能标本兼治，从长计议，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又能激浊扬清，克服陈腐的、落后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方式，而保留和发扬某些精华部分，对中国传播看得更清更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中国的现实传播中，低俗化、人情化，权力本位，传者本位，漠视受者，缺乏有效反馈，单向线性，居高临下的权势落差，等等，还是十分严重地存在着。我们绝不能视腐朽为神奇，不要再为它们推波助澜。《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说：“《焦点访谈》是让社会保持痛感，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了。”⑦这是讲得很沉重的话。让社会保持痛感，在中国社会并非易事，倘若社会麻木到连痛感也没有，就已存在着相当大的危机。对中国传播的长处和优势，我们更要挖掘和利用，比如“和”的观念，整体观念，假如经过现代的洗礼，就能变成科学的传播理念。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们强调儒家思想的合理因子与现代因子的融合重构，既不失民族本位又吸收现代文化的精华，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在传播方面也给我们许多启迪。
再次，认识中国传播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传播体系。中国的文化以人伦为本，中国的传播也以人伦为本，但“以人伦为本”并不是“以人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悖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以人为本”则必须彻底抛弃“以权为本”、“以钱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观，以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为所依之本。应当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一切从“人”出发，把“人”作为传播的终极服务目标。传播的现代化只有与人的发展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使其与人的本性与发展相吻合时，才具有价值和意义。还应当改造“人”，提升“人”，以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自由个性”的思想作为价值准则，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传播机制和传播体制。中国的传播做到了这些，一切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传播也才会回到作为“符号的动物”的人的本位，科学的中国现代传播体系也会形成，中国社会将以更加聪敏、迅捷、通达而展现无限生机的崭新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