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沟”中的张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像地壳深处各种势能的挤撞与奔突令大地突然裂开一道沟壑，中国商业社会前二三十年发展积攒下来的各种能量，相互纠结与冲撞，在某个时刻，在大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也刻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很不幸，张茵和玖龙纸业在无知无觉中刚好走到了这道鸿沟开裂处。
有两个“无形契约”在消解、破裂。
一个是此前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神话所依赖的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模式，基本上被包括商界人士在内的各方认为是绝不再可取的。所有从既往老路走来并且还在路径信赖的大企业，必会遭到社会公众与资本市场的双重“抛售”。人们怀疑：大企业的利润创造、股东收益增长是在跟员工和社会福利的提升同步吗？
一个是“中国制造”国际形象受到贬抑。在2007年“毒大米”、“毒玩具”等负面消息爆发之前，大部分海外市场乐于不保留地接纳物美价廉的中国轻工产品。当然，现在世界仍然乐于接纳，但不管是国际品牌商还是海外消费者，都在实际运营中或舆论上，给“中国制造”提高了进入的门槛。事实上，关于“血汗工厂”、不环保的指责，最先就源于海外一些NGO组织。
前20多年创业的成功将中国“女首富”的桂冠一度戴在张茵头上。张茵很惶恐，IPO让她平添压力。但她起初以为最大的压力来自纯商业方面：如何快速扩充产能、在成本加大的情况下保持利润率，却没想到是在商业伦理上被绊住了脚，被斥为“点血成金”。张茵，一个生活在自信自我世界里又快人快语的女人，一时掉落于横亘在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信任鸿沟”里。
大公司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鸿沟”并不只在中国纵横。美国社会，大企业与社会公众间情感认知的对立，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期都尖锐过；日本公众也曾随着日本企业走向海外而本土空心化而指斥——大公司股东利益的日益丰厚不等于日本民众福祉的增加。商业气候突变、企业家公众形象不佳、某个思想潮流勃兴，甚至一个谣言的流传，都会加剧“信任鸿沟”。可惜的是，张茵在半年前，对这道“鸿沟”的认识与预知似乎还不够真切。
最新的消息是，在四川汶川爆发了5·12大地震后次日，张茵即让玖龙纸业认捐1000万元，是在此次抗震减灾捐款行动中行动最快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不过，很快又有相应说法，说她之所以反应那么快、也掏得不少，跟她急于洗刷“血汗工厂”的坏名声有关。
“鸿沟”以何填平？
玖龙纸业办公大厦顶层的摆设混杂着世俗与宗教的图腾。走出电梯，迎面是朵大理石雕刻的白莲，后面那间敞亮的董事长办公室门前摆了两个铜像，左面是关公，镌刻着“千古之英”，右面是财神，铭文为“招财进宝。”而穿过一个隐密的拐角能发现布置精巧的佛堂，供奉着观音菩萨和佛祖。
顶层的主人也混杂着多种气质：爽朗、情绪化、精明与草根气质。51岁的她个头不高，背微弓，圆脸，短发，目光明亮，挂着无拘无束的笑容，说话在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切换。站在她王国的最高点向下俯瞰，东莞麻涌镇尽收眼底。翠绿的香蕉林环抱着淡蓝的厂房，“斯太尔”牌大卡车鱼贯而行，一派大工业气象，这里是全球纸板生产设备最集中的基地。
玖龙纸业(2689.HK)创始人、董事长张茵是个饶有意味的企业家样本。2008年之前，她是迅速崛起的“女首富”、环保英雄。在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她故事中蕴含的商业眼光、意志和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但进入2008年，她突然成为一个完美的靶子，陷入一个又一个舆论漩涡。“提案门”一波未平，“血汗门”一波又起，媒体、公众甚至部分员工都将她视作敌人，玖龙纸业被斥为“血汗工厂”，她的创富故事被重新解读为“点血成金”。而资本市场投资者也“用脚投票”，表达他们对玖龙纸业公布的2007年中期业绩的不满，基金们的“洗仓”导致玖龙纸业股价于3月17日一日跌价40%！
从员工、公众到投资者，张茵和玖龙纸业在半年内顿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众矢之的。
张本人不是一个能高明自如、了无痕迹地把控自己喜怒情绪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躲避着媒体的追逐，声称不愿卷入“口水仗”；而在记者跟她的若干次照面、对话中，她却每每忍不住、迅速地陷到激动、愤怒的状态里。她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媒体与公众心态都有点问题，“搞房地产的受质疑，偷税漏税的受质疑，我一个拣破烂出来的，还是在国外拣破烂出来的也受质疑？老是以‘富人’、‘穷人’这样的语言，头脑简单地猛吵。”她有“受伤感”。何况舆论的指责传导到玖龙的投资者、客户处，给玖龙的经营运作带来了直接的压力——现实地来看，这是她最难承受和消化的。
但是在将玖龙评为“血汗工厂”的香港民间组织SACOM眼中，张茵与玖龙绝非真正的受损者。“近来港企经商环境艰难是事实，但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一直面对欠薪、工伤职业病、留守儿童等问题，现时因原材料和汇率上升造成的额外成本，没有理由再要由农民工承担。”SACOM负责人梁柏能博士在给本刊记者的邮件中写道，“香港商人需要以科技和管理优势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非以反对中央政府劳工立法的方式，把成本转嫁给农民工，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拦路虎。”
如果时光倒退仅仅5年，企业家和劳动者及公众间的“信任鸿沟”都不像今天这么巨大，双方不会像今天这样均有强烈的受挫感、被损害感。
对于张茵来说，这道“鸿沟”是从2007年底《劳动合同法》将要实施前，赫然陈列在她面前的。而其时她并不自知——当时玖龙暴露出来的麻烦，不过是在接下来半年时间里，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公众篇
“提案门”
2007年12月13日，上午8点，东莞麻涌玖龙纸业600名休班工人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在宿舍休息，而是情绪激动地聚集在厂门口公路上。导火索是一份新劳动合同，根据此合同，清洁、卫生等辅助型、非技术工人将整体外包给专业服务管理公司管理，工人过往工龄一笔勾销，另外，新劳动合同也将与劳务公司签署。玖龙在麻涌共有工人7000多名，受新管理制度波及的有2000余名，抗议者多来自原料部，那是一个在循环造纸工业中相对劳动条件最差的部门。
“搞房地产的受质疑，偷税漏税的受质疑，我一个拣破烂出来的，还是在国外拣破烂出来的也受质疑？老是以‘富人’、‘穷人’这样的语言，头脑简单地猛吵。”
12月14日，玖龙纸业(2689.HK)股票受罢工事件拖累下挫5.6%。张茵解释这是场误会，而降低薪水、解雇临时工则“纯属谣言”。之后玖龙又表明，仍会以公司名义直接与员工签订合同。
2007年元旦前后，东莞发生罢工的企业并非玖龙一家，而且当时有华为万人大辞职风波“肇事”在前，规模更大、目标更为显著，故玖龙的罢工风波很快平息，但它如同电影镜头里快速闪过的手枪，将在之后的剧情发展中扣动扳机。这件事对张茵颇有触动，“春节前我和东莞工会的一位领导打了招呼，希望节后请他来给东莞、太仓、天津、重庆四个基地的负责人讲课，看看按照《劳动合同法》我们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她告诉《中国企业家》说。
春节过后，张茵赴美国去看望儿子，呆了一个多月，直到“两会”前才归来，着手准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也许是三个月前的罢工事件令她记忆犹新，也许是耳闻目睹了周遭数家珠三角企业叫苦连天的状况，她在提案中建议完善《劳动合同法》，取消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以3-5年的有限劳动合同取而代之。此外，《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擅自提前解除合同的法律责任应有所规定。第二项提案是降低高收入者税赋，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第三项建议鼓励对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施，给予5-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论对资方和劳动者都是一种压力。一签合同，消极怠工的人你解雇不了他，有能力的员工你要跟他签长期合同，他也未必愿意跟你签。”张茵说。她在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料纸出口企业中南公司，在那里要解雇一个人，她只要给对方几个月的补偿金就可以了。“现在《劳动合同法》很大部分都是参考欧洲的，但中国情况与欧州还是不一样。”
张茵称，她准备提案时与丈夫刘名中和弟弟张成飞都商量过，刘、张二人也都是公司高管。对即将造成的轰动张茵毫无心理准备，“只是一个提案，给国家提个建议。政协委员上提案很正常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作为政协委员，你就应该去提些有分量的东西，要不然只是带一个牌去开几天会然后就回来？我觉得一个委员不应该这么去做吧？”她在行李箱里放上运动衣和球鞋，会要开11天，她和刘名中说平时难得休息，正好借这段时间早上起来运动运动，中午睡个午觉。3月2日临行前，与每年一样，她还就提案欣然接受了广东媒体的采访，然后进京了。
接下来的11天，她没有心情把运动衣拿出来。
这份提案击中了中国劳资界最敏感的神经。作为一个意在保护劳方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当时已在社会各界引起激辩。提案一经披露犹如火上浇油。因玖龙亚洲最大包装纸生产商的地位和围绕张茵“女首富”的耀眼光环，影响迅速发散，批评接踵而至。
一位教育界的女政协委员对张茵提出尖锐质疑，“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此后，张茵在舆论中被彻底摆到了劳方对立面
3月4日，政协会议开幕第二天，一位教育界的女政协委员对张茵提出尖锐质疑，“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此后，张茵在舆论中被彻底摆到了劳方对立面，这让她感到冤枉和愤怒，实际第一项建议中她还提出《劳动合同法》要加大力度保护低收入人群，制定并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在争论中这一条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期间她接受过几次媒体采访，力图澄清自己的立场是保证和平衡正常的劳资关系，并非出于个人利益，“玖龙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每一次反驳都引来更多口水。
一位参加政协会议的地方政府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会议上谈到张茵提案时气氛相当平和，“基于这个提案本身有争论，但很少有人觉得这样的提案不应该出现。”但在互联网上，张茵已成众矢之的。会期过半，广东省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公开宣言，愿意就《劳动合同法》和张茵委员公开辩论。“PK”这一随着超女流行的词汇被沿用至此，某网站留言栏里，支持孔祥鸿PK张茵的投票数达到3594票，反对数为0。
省工会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找孔祥鸿的，多数是广东省工人打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与玖龙纸业有任何关系，只是得知还有这么一个公开站出来替工人说话的人，激动之余表示感激。“很多工人已经退休了，抓住电话和我们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不肯放，边聊边哭。”省工会一位姓邝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家》。孔祥鸿，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张茵也是，但是她没有迎战，答复是“没必要也没时间”。不过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40天后，孔祥鸿的角色将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突发的风暴搞得张疲于应付，真正让她头痛的是基金开始抛出玖龙的股票，他们推测她可能会因提案招惹上很大麻烦，“你为什么要上这样的提案？！”每天，张茵都要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有投资者判断来自政府的力量会对张茵“秋后算账”，担心玖龙以后项目批文会被卡住，还有投资者听说张茵“已经被抓起来了”。她竭力告诉对方，“‘世界工厂’难道对你没有意义吗？中国20年来走到今天，维护它在制造业的竞争力会让全世界都受益。我的提案目的就是如此。”
“两会”期间，玖龙纸业股价跌了近10%，“两会”结束后3天就是公布年报的日子。她努力从焦点中挣脱，公司高管也劝她，“董事长不要再讲了。”3月14日，政协会议闭幕，《中国企业家》记者拨通张茵的电话，电话那端，她说：“今天上午我已经通过媒体做结束语了，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你看到我的结束语吗？觉得怎么样？”她说她马上要去为玖龙发债做全球路演，婉拒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
如果不是此后招来了SACOM对她及她身后的企业的高度关注，张茵在政协会议上的表现，其是非风波也就到此为止了，人们日后或许只会说：哦，张茵提案最大的意义，是它成为了中国政治日趋民主昌明的一个佐证。但“血汗门”风波又接踵而至。
“血汗门”
香港旺角一座租金便宜的居民楼里，聚集着几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他们就是香港民间团体SACOM，全称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个，余者均为义工。
SACOM之前的调查对象都是跨国公司，先后发布了《致佐丹奴的的公开信：要求改善和监察外判工厂工人待遇》、《致迪斯尼：找回米奇的良心》等报告，他们认为跨国资本在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有最大的议价能力，并赚取了最大份额的利润，应该检讨订货模式及付出成本来改善“血汗工厂”问题。
玖龙纸业是主动撞上枪口的目标。“2008年中国大陆要实行《劳动合同法》，这件事在香港引起了铺天盖地的讨论，但都是说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如何增加成本等等，我们觉得香港企业实在太过分，他们是珠三角最早的投资者，享受了多年的低成本，现在发展到一个程度，中央政府只是希望平衡一下劳工关系，他们怎么能这么无耻？”SACOM新闻发言人丘梓蕙告诉《中国企业家》，“香港从没有人关注过香港资本在内地的行为，既然张茵在两会时高调反对《劳动合同法》，我们就想到她的企业去看看她做得到底如何。”
最初，SACOM从网络上搜寻信息，看到了去年的罢工事件，看到了玖龙工人的不满，为核实真假，他们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一半是同学，另一半是调查中认识的工人，前后去过多次。学生无法进入工厂，主要靠在工厂周边访谈获得信息，工人还带出了大量在厂内偷拍的照片。“与其他企业工人相比，玖龙的工人更无奈，因为工厂控制力强。”丘梓蕙说，多数工人面对一些简单的问题，例如家乡在何处都不愿意回答。
4月12日，《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出炉，还有一个颇具杀伤力的副标题：“‘女首富’张茵的玖龙纸业如何剥削中国工人以及另外四间港资企业的恶劣工作条件——《劳动合同法》绝非可有可无！”，报告中说玖龙纸业工伤事故严重，“月月有工伤，季季有死人”；劳动条件恶劣，不提供劳保用品如手套、帽子、鞋子、防护眼镜等；经常巨额罚款，《员工手册》共有87条罚款规则等等，直指玖龙为“港企之耻”，认为张茵应辞去政协委员之职。
4月14日SACOM成员到玖龙香港办公室抗议，玖龙公关公司说张茵等所有高层都不在香港，无法回应。过了很久，才派一个自称玖龙员工的人出来接请愿信。SACOM希望能有一个沟通或回复的时间表，对方的答复是“会转达”。
东莞的每一家制造企业都面临着改善员工福利水平的问题
玖龙低估了NGO的力量。报告次日向内地媒体公开，4月17日SACOM还将报告塞到了玖龙主要客户和投资者的信箱，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王坚东，玖龙行政部经理兼工会主席，SACOM报告中的数项指责都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上班时他接到妻子电话“你看到报道没有？玖龙纸业怎么了？”他赶紧上网查看，第一感觉如吃了黄连。和他一样，当时整个玖龙都被报告“闷”在那里。
张茵的确在美国，且正在为新一轮融资路演忐忑不安。3月17日中午，玖龙纸业公布了截至2007年12月底的中期业绩，下午股价就大幅下挫，日跌幅达到40.28%。股价暴跌源于花旗、里昂及法国巴黎银行曾分别预测玖龙纸业的中期盈利可达到11.42亿元、12.5亿元及13.3亿元，结果实际盈利仍比最低预测少了约8580万元，而且毛利率与前年相比也有所下降。以受次贷风波影响的金融环境以及刚刚公布的业绩，能否成功实现中国民营企业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投资级债券，对玖龙来说是个未知数。同时，玖龙纸业正谋求收购越南一家名为正阳造纸厂的控股权，成为越南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
“那是风吹头发我都害怕的日子，”张茵语速极快地回忆，“这时SACOM一下子冲上来了。”在网上看到报告的全文，她一下就哭了。“从前离婚时我曾告诉自己以后再不能哭。这是第一次。”
“冤，太冤了！应该去和同类型的企业做横向比较嘛，‘血汗工厂’，怎么能这么定位我？！”
东莞麻涌每天都有数十个记者在工厂附近徘徊，还有人换上了玖龙的工装去工厂内部拍照。玖龙人心惶惶，张茵和律师商量后决定暂不对外界作出任何反应。“这个时候我发现不能去请人来澄清，你找到的人说话谁会信呀？”
SACOM也将报告寄给了全国总工会、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各相关政府部门，但没有收到回函，政府似乎在静观其变。这个微妙时刻，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又出现了。
“玖龙管理有漏洞，但并非血汗工厂。”孔祥鸿一字一句地对媒体说，几日后，他又重申，“玖龙绝对不是血汗工厂”。这是孔两次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据参与调查者透露，第一次采用了暗访形式，调查组成员没有通知玖龙，像记者一样换上工装进入工厂，第二次调查则正面联系了工会主席王坚东。
孔祥鸿的表态将批评引向了自身，他刚刚建立起的为工人仗义执言形象受到质疑。在省工会，孔祥鸿坚拒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要求，据孔的同事透露，孔性格直爽火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总工会是否传递了政府的态度？孔曾对媒体强调，要给企业机会让它整改，而不是一出手就要把它整死，他还认为“SACOM是有组织地诋毁内地企业”，而证据就是“他们把对企业的调查发给汇丰、NIKE等知名企业，目的是为了抵制内地企业的股票与货品。”让大工业企业能有机会和时间完善管理，不受到伤筋动骨的伤害，可能是官方希望看到的结果——毕竟，在整个春天，关于珠三角制造企业外迁、东莞企业用童工的消息与讨论令本地政府颇感压力，大至珠三角、小至东莞已前所未有的脆弱。
总工会表态后，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东莞市组成调查组，来玖龙“把鸡毛蒜皮的信息都拿走了”。
4月底，张茵归来，她已成功完成3亿美元融资，越南收购也几成定局。
4月28日。玖龙纸业在东莞总部开大会，张茵宣读了《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我非常痛心，万万没有想到‘血汗工厂’会加在我们身上……”随后，这封信被贴到各基地厂区中，要求职工学习董事长讲话，并写出学习体会。《中国企业家》记者在玖龙纸业重庆基地暗访时，见到了该基地热电部几个员工写的材料，有的写“在玖龙只感到身体的累，没有感到心理的累”；有的含蓄地表达了不满，如员工写道：“我在玖龙工作26个月后，公司终于为我缴纳社会保险了，让我终于体会到了工厂如家的温暖”云云；关于SACOM报告中提到的较严重的罚款问题，一部分员工说自己没有怎么被罚过，另外有员工认为，这说明“玖龙的制度设计很完善，罚款很严厉，那么员工就不敢犯错误了。”
几日后，省工会致电张茵，要来跟玖龙核对一些调查数据，这些数据证明玖龙并非所谓的“血汗工厂”。接到这个电话，张说她终于“哇”地一声哭出来，“眼泪哗哗的”。据她说，政协会议后她跟孔祥鸿所谓的PK后根本就没有照过面，在SACOM报告出来后，省总工会和孔祥鸿能做出那样的表态，她非常感动。在当时所有的报道里，“我惟一能看得下眼的报道就这个，看了无数遍、反复地看，这是对玖龙说了一句公道话的惟一报道，是雪中送炭。”
“这么大一个企业发展这么快，你总得给我时间，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再多给一点，有问题提出来，你让我去整改，我早有计划去整改的，但像SACOM这样拿炮轰我，我心里很难过。”在接受采访时，张激动地敲着桌面。
“如果是一个中型的工厂，我们也可以多理解一些，因为资本不足嘛。”SACOM的丘梓蕙说，“玖龙的特殊性是这么大一个企业，董事长是这么著名的企业家，它的用工情况和它的规模不匹配，张茵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玖龙纸业(2689.HK)股价走势图
商业篇
IPO的槛
对张茵和玖龙来说，IPO是个门槛。
2006年3月完成的IPO，令玖龙纸业一举融得38亿港元，张茵也因此以其时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首位。但是，对创业21年一直闷声发财的张茵来说，IPO对她商业智慧的挑战、对玖龙公司治理和管理升级带来的挑战，一直延续至今，两年都没消化完。
2000年，玖龙纸业二号及三号造纸机相继在东莞投产，成为百万吨级包装纸板生产龙头企业。大举扩张中张茵也动过上市念头，只是愿望并不强烈，一方面资金链不太紧，另一个原因据她说她担心上市后把自己全部贡献给企业也不够，从此再不能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而做私人公司的话，她还有退回家庭、保留个人生活的余地。
此后，她遇到了后来成为瑞银投行中国区主席的蔡洪平。蔡洪平和之前上门来找她的投行家都不一样，别人都来劝她上市，蔡却劝她先不要上市。张茵奇怪：“他干吗来了？”蔡的建议是此时上市等于“卖青苗”，玖龙成长很快，但概念还不丰富。他教张茵如何给投资者讲一分钟故事，“第一句话是，中国制造业正在崛起；第二句话，中国制造业集中在轻工业行业里面；第三句话，这些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第四句话，中国企业出口的不是波音飞机也不是软件，都是需要箱子包装的。如果你是投资者，我跟你说，有这么一家公司拥有上面两个基地，伴随着中国出口量每年30%的增长给企业提供包装盒子的原材料，这就是玖龙纸业，你买不买？”蔡对《中国企业家》回忆。
玖龙的工作生活条件，在中国同类企业中尚算不错
要让这个故事圆满，玖龙需要放另一条腿在长三角。蔡跟张茵说，大家都知道东莞那个地方污染很厉害，什么乱七八糟的制造加工厂都在那儿，都是港、台资的草根企业建的，这对你形象也不好，你一定要去长三角。当时张茵已有意在江苏投资建厂，蔡洪平说你加速建，建完以后我再帮你上市。从2000年至2002年间，玖龙在太仓和东莞又共购入3800亩土地，“2000年前后如此大规模拿地的造纸企业绝无仅有。”张茵说。2003年太仓基地投产，规模几近再造一个东莞玖龙。不过2004、2005财年玖龙总资产负债率均已高达79.5%，2005财年末玖龙的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少20亿元，上市融资迫在眉睫。
2006年3月3日，经7个月准备，玖龙纸业在香港成功上市。上市前玖龙没有引入私募，投行跟她建议过，但被张茵否决了，她觉得那没有必要，“我企业的潜力很大，为什么要私募？这么些年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资奉和银行走过来的，上市晚一点上也行，我又不是等着靠一笔钱进来救活。”IPO后，张氏家族控制了玖龙纸业75%的股权。
玖龙纸业从此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它与美国中南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十分突出。中南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废纸贸易商，为张茵和她丈夫刘名中全资拥有。该公司的废纸运到中国后，一部分在港口就被抢购一空，另有相当数量直接投放到玖龙纸业中进行加工，事实上，通过中南公司获得稳定廉价的原料供应是玖龙的一大竞争力。2004、2005年，玖龙集团的造纸原料分别有80%和78.9%来自中南。玖龙纸业上市后，尝试逐渐减少对中南的依赖，但目前仍占50%左右，张茵曾明确表示不会将中南纳入玖龙，原因是担心影响中南与其它造纸厂的正常业务。
上市加速了玖龙产能的扩充步伐。根据玖龙方面提供的数字，2008年玖龙设计产量将达到775万吨，到2009年会达1065万吨，如果国际上没有重大并购，它将成为全球最大包装纸生产商。张茵说：“我的布局基本到了一个段落，广东、江苏、重庆、天津，通过这几个基地，中国重要的地区玖龙已能全部辐射到。2010年中国市场基本上就会做到供需平衡，而我跟竞争对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是多品种，它们都是单一品种。”
“在亚洲市场，玖龙的工厂建好了，上游资源控制了，客户也掌握了，地位已经形成了，未来铁定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后来者不会有什么优势。”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第一副总经理褚新启对《中国企业家》说。
然而包装纸行业的转折期也到来了，张茵把2007年中期业绩不佳归因于各项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由于原料成本增加，公司整体毛利率由26%下降至23.6%，这也是全行业面临的困境。迅速向下游转嫁成本看来是解决之道，但摩根大通在5月初发布报告指出，占玖龙纸业盈利约60%的内地南方市场，预期将呈现制造业增长放缓。同时玖龙纸业近期每股盈利增长呈现缓慢态势，加上硬纸板市场开始出现供过于求，公司利润可能会受影响，此报告一出玖龙纸业应声下跌9.05%。张茵对此的回应是，“如果市场慢下来玖龙不会急于扩张，我也会慢一点，绝对不能快过市场需求。”
“目前造纸行业的调整阶段可能需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通过需求的自然增长才能消化掉目前这些产能，达到供需平衡后，企业方可通过涨价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空间。”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王峰说，“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玖龙也有责任，目前太仓还在新建2条生产线，将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当然也不排除玖龙的战略选择，故意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挤压一些小厂的生存空间，最后成为行业的整合者。
这是张茵放手一搏的时刻，她牢牢盯住原料、机器、市场和竞争对手，她说她也觉察到了上市后，特别是在快速扩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管理漏洞，她曾经要求管理层要整改。“管理层老说我管理严格且要求速度，但就我要求的速度也没有达到，以至于给今天带来这么大的后果。”
玖龙重庆基地的一个保安对本刊记者说，他每个月工作满26天可以拿到1600元，如果加班的话，每月可以拿到2000多元，但是罚款制度很严苛，比如被发现工作时间睡觉，一次性罚款500元到800元，一旦被罚，他的工资就相当低了。据太仓基地的褚新启介绍，2007年9月份，玖龙已在员工手册上做了调整，例如出台了一个关于罚款的政策，如果半年内没有重犯可以返还。但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调查，各基地对新手册的贯彻力度在“血汗工厂”事件后才明显提速。
张茵和玖龙的成功胜在她当年的战略眼光：回中国、大手笔在东莞投资建厂、率先在中国造纸业中高举高打，但玖龙的“后防”比如内部管理恐怕就没那么严密、精细了。对类似敏感问题，张茵常常要压抑住内心的不悦（不过时常压抑不住，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很容易就流露出来），她是一个不习惯甚至讨厌面对质疑的人。她只称：“我们大部分事情都做得很好……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东西……比玖龙大的企业多了，人家都能应付得了。”但玖龙的高层团队构成似乎没有让人感到其他人能在管理方面给予张茵强大支持。
张茵不愿意将玖龙跟所谓的“家族企业”扯到一起（尽管离董事长最近的两个高层管理者，一个是她丈夫，一个是她弟弟）。她说她兄弟姐妹共8人，她丈夫刘名中也有兄弟姐妹4人，两家足够组成一支足球队，但直接参与公司管理的只有刘名中（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和她弟弟张成飞（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中南的生意张茵已委托职业经理人打理。张茵说她井非任人惟亲，不过是量才而用。刘名中儒雅细致，曾经是位医生；张成飞与张茵相貌相似，圆脸，热情中透着几分憨厚。
作为一个强势人物，其他人在玖龙中的角色常为张的锋芒所掩盖，包括她那时常伴其左右、但言语少而温和的丈夫。说到她跟她丈夫多年来在企业里形成的分工，张茵的解释是，他曾经是个牙医，只是在她劝说下才弃医从商，来帮她，“在这个行业，我的念头比他多，就像如果我要去做他的诊所，他永远是主治医生，我是护士一样。”她很愤怒别人说她在玖龙事无巨细、大小事均需向她请示汇报，“我只是很关心别人的人，有时会多问别人两句，生怕不周到，我弟弟说我有粗的一面也有很细腻的一面。要是大事小事我都管，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不得早就累死了、你今天来看到的只是一具骨头架？！”
东莞临江的地理条件，是张茵选择在东莞建厂的一大原因
的确，张茵的注意力与影响不可能覆盖到玖龙每一个角落。不幸的是，那些她没有亲历亲为的方面，比如跟先进的玖龙生产线、中国最大的产能规模不相匹配的管理观念和水准，就成为被外界指责、批评的依据。五年前的中国社会，也许可以宽容和崇拜一个在商业上已然取得成功，而在其他方面也许不那么完美、到位的大企业。而现在，变了。
“和谐商业”的成本
黑色的传送带将一堆堆废纸送到刘绣身边，她迅速挑拣出其中的铁丝、塑料等杂物，耳边是繁忙操作的机器轰鸣。早晨7:30刘绣就站在这里，下午3:30另一个工人将接替她的位置。
刘绣是玖龙纸业东莞原料部697区域预处理生产线上的挑选女工，这项工作简单，并且“还不算太脏”，刘绣说，她来自四川，那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拿的是计件工资，底薪加提成，每个月平均能有1550元的收入，与同来东莞打工、在其他工厂的姐妹相比，已经多出300多元了。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活，儿子就在麻涌读书，令人惊讶的是，她说她居然每月能存下1000余元。
比她小十岁的张秀芹就不像刘绣这样满足，她也是四川人，也站在同样的生产线旁，在她眼里，这项工作无聊，并且“不算干净”，她刚来不到两个月，还没到发薪的日子，“不知道玖龙的钱啥样子的，就罚了50元，吃住还都不包”。
“以第一代打工者为主体的人群，对贫穷生活记忆犹新，获得劳动机会意味着相当程度上提高生活水平，改变生活方式，这对他们来说，是在纵向比较下来接受现实的。”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朱卫平说，他也是《广东省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总报告》持笔人，“新生一代打工者不再去进行纵向比较了，而是更倾向于横向比较。媒体也发达，他们接受的信息，形成的思想观念，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的追求，与前一代是不一样的。”
严格来说，35岁的刘绣并不是第一代打工者，只是张秀芹们正在成为珠三角产业工人的大多数，她们更年轻、眼明手快，但也具备更强的维权意识。
广东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比全国其他地区慢，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上涨了68元，其中东莞市新员工工资比长三角和珠三角660元／月的平均水平足足低了16.8%，近年来珠三角员工心理不平衡状态有加剧趋势。
政府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推崇GDP的时代帮助广东解决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难题，确立了广东中国大陆经济排头兵的位置。“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地方政府更看重招商引资，采用各种各样优惠手段，使企业能够到当地来落户。再加之过去劳动力不短缺，在那种供求状态下，政府对劳动力的保护、对劳动力的待遇确实关注得要少一些。”朱卫平说。广东省政府也很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工业化过程中支付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存在大量依靠廉价而不满的工人赚钱的企业等等，“转型”成为近年来广东官方文件中常见的字眼。
玖龙纸业产能构成（按生产基地分类）
2005年9月和12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两次高调公布了共计20家“血汗工厂”名单，这是中国劳动部门首次进行此类揭露
2005年9月和12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两次高调公布了共计20家“血汗工厂”名单，这是中国劳动部门首次进行此类揭露，外科手术式的行政手段虽效果有限，却释放出了广东省再造珠三角制造业的强烈信号。
令广东省造纸协会副会长吕永松印象深刻的是，造纸曾是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之一，“过去要上一个纸厂，加一条生产线很简单，通常报上去就批了，现在限制越来越多，天天讨论的问题是搞一吨纸需要多少的能源，消耗多少水”。
不仅是广东，注重商业与社区的和谐已逐渐在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主题。玖龙纸业天津工厂正在建设中，厂址位于天津市宁河县经济开发区。据宁河县当地人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玖龙纸业曾分别与天津武清开发区和汉沽区开发区洽谈。与汉沽接触大约是在2007年下半年，汉沽开发区原先有个濒临破产的“营域造纸厂”，玖龙想收购该厂，就在原址扩建，这在天津是件很轰动的事，但考察了半年最终没有成行。汉沽以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企业为主，计划在2009年年底之前建成环保型“生态城”，担心纸厂会有污染，与武清开发区没有谈拢也是因为类似原因，之后玖龙才落户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宁河县。
前往玖龙重庆基地的《中国企业家》记者发现，玖龙与当地政府关系不错，但是玖龙与社区百姓关系却未见得湿润、良好。现在在玖龙重庆工地（位于重庆江津县珞璜镇）上班的近2000名农民工中，有很多就是珞璜人。他们很多人认为，玖龙来这建厂，政府是受益者，他们虽在这里上班，却不是受益者，还有可能是受害者。首先，玖龙占地。当地老百姓说玖龙来建厂之后，珞璜镇顺江街道居民出行“直着走，要走半个小时，绕着走要走半天”，很多上学的小学生从玖龙开工的近2年时间里，需要在铁路桥上通行，很危险。但是，玖龙不同意当地百姓从公司通行。同时，下游的重庆港务局等对玖龙可能会造成污染也有微词。
此外，勃兴的社会组织开始频繁关注商业尤其是大企业运作对社会的影响。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学生丘梓蕙毕业前夕，听了有关国际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违规犯法的讲座，热血沸腾，恰好那一年迪斯尼乐园在香港落成，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说迪斯尼对香港经济的好处，却没有人考察支撑迪斯尼的中国工人生存境况如何，她与老师同学讨论后觉得应在香港提出大企业批判，给张茵带来麻烦的SACOM由此成立。他们借鉴了美国10年前的反血汗工厂运动，该运动也由大学生发起，从要求校方拒绝采购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开始，进而向品牌经销商施压，要求经销商提高代工厂工人的权益。
SACOM负责人梁柏能在给本刊的书面回应里写道，“SACOM从来不认为血汗工厂的倒闭能够解决问题，但我们愿意相信，被报告点名的有关企业负责人能够展现胸襟、勇气和智慧应对问题和做相应整改。”
“血汗工厂”，这个刺目的词最早产生于欧洲工业化期间，特征为工作时间长，如日均超过12个小时，大量使用童工，劳动条件恶劣，随意解雇等。而在《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中，不管是玖龙管理层还是玖龙员工，或者与玖龙无关的其他企业与专家，都认为，以玖龙员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远远套不上“血汗”的帽子。玖龙重庆基地某部一位技术人员说，他原来在建筑公司工作，一个月收入2000-3000元左右，去年应聘到玖龙，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一个人一间宿舍，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他过生日的时候，单位还会给他发10元钱。他对此还是比较满足的，“私人企业嘛，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他认为香港SACOM根本不了解中国。东莞数家民营造纸企业对玖龙此次受到的待遇亦颇为不平，一位临近东莞玖龙的企业主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如果玖龙算血汗工厂，我们要关掉一多半了”。
“对于SACOM报告所说的血汗工厂，我认为他们不了解造纸行业的情况。最有争议的一个工序——分拣废纸，整个造纸行业都是这样做。这个工种通常都是用临时工，时间也不固定，属于计件工资，如果要求这个工种也签订劳动合同，那企业的负担就太重了。”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王峰说，“我参观过很多造纸厂，都是这样。除了分拣废纸这道工序用人工以外，其它的都是机械化，有一套完整的设备。造纸行业是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行业。”
玖龙褚新启认为，改革开放前十几年中多数企业都处于资本金积累阶段，这时首要任务是求生存，基本上很少有企业去注重管理。“企业发展肯定有一个规律，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阶段管理的本身并不是完美的。”
废纸预处理车间，被SACOM视为玖龙生产线上最“血汗”的环节
完美的管理永不存在。考验玖龙和大量中国制造企业的是，其管理与文化是否咬合住了新时期下的商业生态。过去三十年里，政府、企业、工人与公众之间有某种“隐形契约”，大量资源承载、能源消耗、劳资纠纷等问题都没有记入企业成本，天平更偏向创造GDP的一方。而随着各类矛盾与企业财富同步积累，“隐形契约”出现断裂，大企业与企业家被置于更严格的评价体系中，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哪怕是无心之失），社会的宽容度正在降低。